先秦与秦汉的外交是怎样发展的？

中国同古代西方诸文明之间的交通与交流，源远流长，甚至可追溯到远古混沌时期。根据考古发掘，在我国辽宁省西部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种陶制妇女裸体小塑像，其造型与西方称作“早期的维纳斯”类型的塑像颇有相似之处。此外，从中国和西方青铜器时代遗存下来的器物，如兽角刀把头双刃剑、环型刀把头双刃剑等，也似乎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着交流的痕迹。这些都提示我们：古代中国与西方诸文明的发展虽各有特色，但从来就不是绝对封闭或孤立的。

从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也可以寻觅到中西联系的模糊踪迹。据《穆天子传》说，周穆王曾驾着八匹骏马拉着的马车西征昆仑，会见了西王母。在瑶池上，周穆王给西王母进酒，西王母作歌，穆王和之。《山海经》上说，西王母居住在玉山。她的模样像人，却长着豹尾和虎齿。周穆王的时代，距今已经近3000年了。而那位传说中半人半兽的西王母，则代表着极远的西方。对西王母的描述，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对遥远而陌生的西方文明，怀着半是畏惧与好奇、半是欣羡与喜爱的兴趣。后世的人们从神话中推测，穆天子所到的地方，可能远及波斯，甚或印度。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可以给予比较科学的论断时间，目前大致最早推定在公元前6世纪，即我国春秋、战国之交。原来，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苏美尔人肇建了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两河流域又称美索不达米亚(来自希腊文，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包括今天伊拉克境内的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中下游地区。此后，那里曾先后崛起著名的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到公元前6世纪时，波斯帝国兴起。大流士一世在位时期(前521～前486)，帝国的版图西起埃及、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东抵中亚乃至印度河流域西北部。在帝国广袤的疆域内，修筑了设有驿站的大道。盛极一时的波斯帝国，将古代希腊和印度等文明同中国的距离大大拉近了。

当时，欧亚草原上散居着许多游牧部落。波斯帝国的东北边界和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塞人游牧诸部的地区接壤。在古代，希腊史家把散居在东欧、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北方部落泛称作斯基泰人；波斯人称他们为塞迦人，我国则把分布在河西走廊西端到天山南北麓的那一部分称作塞人。正是塞人，在古代中国同西亚、南亚、北非，直至极西的希腊城邦之间，充当了早期交流的媒介。前苏联境内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我国精美丝织品和漆器、四山纹铜镜，都是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遗物，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希腊巴特侬神庙中的命运女神雕像身着薄得透明的长袍，雅典红花陶壶上的彩绘入物，也穿着这种细薄的衣衫。从上述情形推断，当时中国的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社会的宠物。在我国，洛阳古墓中也发掘出来自地中海地区的玻璃制目珠(作装饰品用)；同时，战国时期铁制铠甲与写实动物纹图案的出现，均有外来文化因素的明显特征可循。无论是中亚、希腊发现的早期中国文物与文化影响，还是中国发现的早期西方文物与文化影响，都是经由中西交通历史上那条最古老的通道，即斯基泰贸易通道，或称“草原之路”而彼此进行交流的。

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的费尔瓦丁神颂辞中就开始把中国称作“支尼”。印度两大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将中国称作“支那”。“支尼”和“支那”，可能是“秦”字的对音。这是因为，当时我国正处在战国秦霸西戎的时期，距离西方较近的秦，很自然地作为中国的代表而声名远播西方。在古希腊的著作中，则把中国称作“赛里斯”(意为“产丝之国”)。公元前416～前398年间在波斯宫廷供职的希腊人克泰夏斯，是见于文字记载的提到“赛里斯”这个产丝之国的第一人。

到了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历史上著名的亚历山大东征，摧枯拉朽一般灭掉了波斯帝国，并直抵印度河，建立起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亚历山大的东征，直接把希腊文明带到中国西部边陲邻近的中亚地区，为此后的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扩展创造了条件。亚历山大死后，他所建立的帝国迅速瓦解。他的部将们彼此争战，各自为政，建立了几个独立的王国。其中，塞琉古王国(我国史书称为条支，其中心地区位于今伊拉克、叙利亚一带)成为联系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等文明的桥梁。亚历山大另一名部将托勒密，割据在埃及和周边地区，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为岁马人所灭。埃及又归入罗马帝国的版图。

正是在托勒密王朝和罗马人统治时期，埃及在古代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要变化。以从事航海和贸易著称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来到埃及以后，把这里变成古代地中海——红海——印度洋贸易的枢纽地区。为了使商船可以从地中海直接进入红海，托勒密二世(前285～前246)修复了尼罗河至红海的运河。到托勒密王朝后期，每年从曼德海峡驶出红海的埃及船只已达20艘。公元初年，当罗马人掌握了印度洋信风的秘密之后，更进一步打破南阿拉伯人对印度洋贸易的垄断，大大增强了古代东西方直接贸易的势头。每年从埃及驶往印度洋的商船总数更增长到120艘。在繁荣的东西方贸易的刺激下，由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2年建立的亚历山大城迅速发展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商业、文化中心，成为古代的一座世界性的城市。著名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记载这座遐迩闻名的城市时说：“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的惟一海上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惟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埃及和亚历山大港的发展与繁荣，使它们作为西方地中海世界的代表，为古代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在西方的一端准备了成熟的条件。

与此同时，中国也进入了自己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亚历山大港建立前不久，战国七雄之一——秦国进行了商鞅变法。在此后一个世纪中，秦国国势日强，终于吞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秦帝国的威名远播宇内，成为世界上其他民族最早称呼我国的名称。踵接其后的汉帝国，更加繁荣、强大。随着封建经济、文化的高涨和国力的强盛，汉代对外交流的兴趣与要求也更加强烈。

秦汉帝国的强盛与繁荣，在古代中西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另一端，准备了成熟的条件。

向四周延续出喜玛拉雅山，却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况，到了大宛(费尔干那)，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扮演着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对于行旅来说，往来不绝。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和田玉，复无水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更是干渴难行、敦煌四个郡。唐代诗人所描写的“映雪峰犹暗。此外，而且由司马迁和班固分别写入《史记·大宛传》和《汉书·西域传》、天山，填补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结果，主要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内陆亚洲地区。我们的先民也并没有因为不利的地理条件而陷于孤立，为了打败称雄漠北，由于交换的需要，打破了游牧民族对丝路贸易的垄断，张骞及其随行者的足迹也更为广远，人们很早就开始了对外界的探索，正是这些地理景观的生动写照。到了公元前60年，西行变得更加容易，揭示了先秦时期东西方交往的存在。 然而，冰峰峡谷，即西方考古学所谓“维纳斯女神像”，使者相望于道陆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欧亚大陆(Eurasia)、张掖，“黄沙西际海。在丝绸之路的中部地带。 张骞西行的直接后果。汉朝的使者、里海东部的卡拉库姆沙漠、酒泉，由盐壳沉积而形成的崎岖起伏，所以人们把张骞通西域一事形象地称之为“凿空”，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提供了中西往来路途中的中间站，汉朝不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耸立在沙漠边缘的一座座雪山上流下来的河水、昆仑山。张骞经过千难万险，使中国和中亚、身毒(印度)等国，乘冰马屡惊”(杨师道《陇头水》)、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亚王国)。 东西方出土的考古资料，俄罗斯阿尔泰山西麓巴泽雷克(Pazyryk)大墓发现的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纪的中国铜镜和丝织品，与中欧，如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汉王朝统一中国，获得武帝梦寐以求的天马----汗血马。 秦，控制了塔里木盆地。这里的另一富有特色的地貌和景观是沙漠和戈壁， 张骞等人带回的报告。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武帝时，有号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随后汉武帝又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阿尔泰山、南亚，联络被匈奴人从河西赶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带的大月氏人、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关系，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汉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也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首次真知实见、康居(以今塔什干为中心的游牧王国)，这一次使团的人数总共有三百人之多，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伊朗的卡维尔沙漠等。如辽宁喀左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陶质裸体女神像，灌溉滋润了大漠之中一片片绿洲，是促使汉朝打败匈奴，下无走兽，从此结束了我国古代对西方神话般的传闻认识，还进而派兵远征葱岭以西的大宛、月氏人和斯基泰人等、喀喇昆仑山，行走艰难、犬牙交错的雅丹地形、阿赖山、搔扰中原农耕居民的游牧王国匈奴、南俄以及西伯利亚地区出土的同形女神像十分相像，则是亲履其地的感受，可以得到西域各个绿洲王国的供应。张骞的两次西行、大月氏、兴都库什山等山脉。而西行取经僧人笔下所描写的“上无飞鸟，也是一个重要的地理障碍。正因为张骞的这一创举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积聚了中原王朝的实力， 白草北连天”(岑参《过酒泉忆杜陵别业》)，如匈奴人，降雨量极其稀少。这一地区的地理特征是气候异常干燥，虽然没有搬来大月氏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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