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指的是什么时间？

在欧洲历史上，一般来说，“中世纪”指公元5世纪到15世纪，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到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的灭亡、文艺复兴运动和大航海时代之间的时期。

按照西方传统，欧洲历史可以分为“古典时代”、“中世纪”和“近现代”三个阶段。而中世纪历史自身也可分为前、中、后期三段。

中世纪的学者和作家大多按照圣奥古斯丁的观点，认为人类是处于历史的第六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即《圣经·启示录》里预言的“末日”。

公元1330年左右，人文主义者及诗人彼得拉克将之前的基督教时代称为“古代”"antiqua" (或"ancient")，将他所处的时代称为“新时代”"nova" (或 "new")。

李奥纳度·布伦尼是第一位在他的《佛罗伦萨人史》（History of the Florentine People (1442)）中使用三重分期法区分历史时期的历史学学者。

布吕尼和之后的历史学学者对于意大利在彼得拉克时期是否复兴有争议，并因此在彼得拉克划分的两个时期之后增加了第三个时期。

因此从逻辑上来讲，一个“中世纪”已经形成。1469年，“中世纪”(media tempestas 或"middle season")在拉丁语中首次出现。

在早期的用法中，中世纪这个词拥有包括最早记录于1604年的medium aevum 或"middle age"，和最早记录于1625年的media saecula或"middle ages" 等多个变体。

另一个术语"medieval"(偶尔被称为 "mediaeval") 则来源于medium aevum。

在德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塞拉利尤斯(1638–1707)将历史分为古代（Ancient），中世纪（Medieval），近代（Modern）三部分后，三重分期法成为标准。

中世纪最常见的出发点在476年 ，这种断代方法被布吕尼首次使用。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结束日期，但1500年通常被认为是中世纪的最后一年。根据时代背景，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首次美洲航行，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或1517年的宗教改革都被用过。

英国历史学家大多使用1485年的博斯沃斯平原之战来标识时代的终结。而西班牙的史学家经常使用的日期包括斐迪南二世的去世日期1516年，卡斯蒂尔的伊莎贝拉一世的去世日期1504年，以及征服格拉纳达的1492年。

来自罗曼语国家的历史学者倾向于将中世纪分为两部分：早期的“盛期”（High）和后期的“衰落（Low）时期”。

英语国家的历史学者遵循其德国同事，一般将中世纪分为早期"Early"，盛期"High"和晚期"Late"三部分。

在19世纪，整个中世纪经常被称作“黑暗时代”（Dark Ages）。19世纪初，浪漫主义运动转变了这种对“黑暗的时期”负面一边倒的趋势。它给出了一幅祥和的图画：社会和环境的和谐，扎根于大自然的生活。

同时也回应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以理性完全超越感性的作法，以及由正在兴起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环境破坏与污染。浪漫主义者对待“黑暗时期”的观点，仍可以在今天的一些庆祝那个时期文化活动与节日中，通过所展示出来的风俗与发生的历史事件中看到。

浪漫主义运动后的19世纪下半叶，考古学取得很大的进展，许多不为以前的学者所知的历史文献与文物被挖掘和整理出来。

而1939年发现的公元625年左右的萨顿骺宝窟，及著名中世纪研究学者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研究，使得“黑暗时期”看上去不再是合适的词。20世纪中叶以后，在英语国家中的专业学者文献里，“黑暗时期”这个词渐渐地消失。

查理哈斯金写道：

“历史的连续性排除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这两个紧接着的历史时期之间有巨大差别的可能性，现代研究表明，中世纪不是曾经被认为的那么黑暗，也不是那么停滞；文艺复兴不是那么亮丽，也不是那么突然。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前，有一个类似的运动，即便它不是那么众所周知。”

所以，原来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现被改为专指公元410年（或455年）到公元754年（或800年）这段欧洲历史。

扩展资料：

词源

“中世纪”一词是从15世纪后期的人文主义者开始使用的，最早使用的是欧洲考古学家弗拉维奥·比翁多。

在最经久的分析欧洲历史的方案之中，中世纪是欧洲三个主要历史时期—古典时代（classical civilisation）或古代（Antiquity）；中世纪；以及近代—之一。

文化

基督教文化占据了中世纪文化的主要地位。泥金装饰手抄本、格里高利圣咏和哥特式建筑是中世纪文化的代表。

中世纪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卡洛林王朝的卡洛林文艺复兴[85]和神圣罗马皇帝时的奥托文艺复兴。

14、15世纪意大利产生了文艺复兴运动，并扩展到欧洲很多国家。这时涌现出了许多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像但丁、薄伽丘、列奥纳多·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拉斐尔、马基雅维利、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哈维、弗兰西斯·培根等等。

经济

中世纪时的经济主要是封建制的庄园式自然经济。出现了一批商业城市：巴黎、里昂、图尔奈、马赛、科隆、特里尔、斯特拉斯堡、汉堡、威尼斯、热那亚等等，形成了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的贸易区。

16世纪以后，兴起了工场手工业，最初是佛罗伦萨，随后是佛兰德，而圈地运动使英国迅速发展。这种经济模式加速了贸易，从而产生了地理大发现。工场手工业也使战争武器得到了不断革新，火炮和火绳枪逐渐代替了骑士的刀剑，也使旧式的城堡丧失了其防御能力。

而工场手工业也催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到中世纪中后期，各种手工行业由个别经营，渐渐演变为成立公会，“专业”这个概念在这时期萌生。

参考资料：

下面我将扼要阐述一番早期现代的思想史背景，为什么关注早期现代问题，是基于中国视角的一种对于现代政治的理解。我不像时下的学人那样，把现代社会的中心放到现代性这个问题上，而是相反，我愿回到西方早期现代的思想史背景之中来考察作为现代政治、现代社会发育的一些前提性问题。在我看来，这样一个早期现代政治与现代社会的发育、演变与成熟的过程及其机制，与中国现代社会的构建具有历史逻辑的同构性。这里所说的历史逻辑不是指自然时间中的逻辑，而是历史的政治逻辑。“early modern”在中文一般翻译成“现代早期”，我为了突出现代的早期与中晚期之区别，我在自己的文章中将其翻译成“早期现代”，从时间上来说，它大致是指西方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叶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前后大致三百年。在这个历史阶段，西方主要的早期国家（及其新的帝国谱系），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从封建制的政治丛林中逐渐构建起来，担当起现代政治的发动机。说起来，早期现代的内容纷繁复杂，我仅扼要谈一个大概，分为如下七个方面的问题：民族国家的发育与建构

伴随着漫长的中世纪社会的演进，早在十三、十四世纪，欧洲就进入一个社会巨变的酝酿时期，尤其是经过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一个世俗王国出现在人们面前。就政治层面来看，查理曼帝国解体之后的欧洲，大致发育出三个初步孕育民族国家的地域板块。第一块是法国，雨格·卡佩王朝的法兰西王国，直到大革命才改朝换代；第二块是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其中九曲轮回，这个德意志王国直到十九世纪才由普鲁士帝国接续告终；第三块是相对边缘的英格兰王国、苏格兰王国，以及荷兰、丹麦、挪威等，这一块虽然看似边缘，但在早期现代却发挥了顶天立地之功。此外，东方还有小小的俄罗斯，南部还有土耳其等东方帝国。按照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说法，以巴黎为圆心，以五百英里为半径，画一个圆形，就可以把这个时期的欧洲精华全都囊括其中了。我这里不是谈历史，而是通过历史来谈一个现代政治的关键问题，即民族国家的政体制度问题。可以说，早期现代的最核心问题，是民族国家的生成，为此，就需要一些相关的政治与法律理论，如何处理这些逐渐发育起来的国家特性与封建制度的政治、经济、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早期现代思想中的一条主线。为此，出现了马基雅维里、博丹、霍布斯等人的主权学说，出现了共和主义的罗马思想的复兴以及人民主权的激进共和主义，出现了保守的普通法宪政主义等等，这些思想理论的兴起与发扬，无不与早期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发育和构建有关。总的来说，在这个时期，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先后逐渐崛起，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构成了我们理解早期现代思想史的政治基础。新教改革中的现代政治

西方社会自古典城邦制解体之后，便与基督教产生了不解之缘，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基督教有关，至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结构以及王权—神权的二元政教关系，乃至现代社会的形成与演变，也都与基督教有关。具体一点说，影响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罗马天主教与新教改革的张力性关系，如何处理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构成了早期现代思想史中的一个中心问题。由于罗马天主教与新教又都与早期的民族国家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与法律等诸多方面的密切关系，而其中新教又分成三类：路德新教、加尔文新教、英国国教。所以，这个时期的欧洲现代政治，异常复杂多变，西班牙的天主教及其政教国家（神圣罗马帝国），与新教的关系，加尔文新教在日内瓦、荷兰的扩张，法国的天主教政教国家与胡格诺教的关系，英国的国教与天主教、清教的复杂纠纷，路德教与神圣罗马帝国诸侯国的关系等等，是我们考察早期现代思想史的重要背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原先“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的封建制时代相对平衡的政教关系的二元机制被打破了，新教国家的出现，使得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就为现代社会的凸显，为未来欧洲的政教分离，尤其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独自扩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开放领域。海洋政治与《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隐秘关系

在这个时间段中，欧洲发生了三十年战争。虽然它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打的，但无异于早期现代的世界大战，此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奠定了早期现代的国际政治秩序。其中的吊诡之处在于，英国虽然并没有积极参与这场战争，也没有派代表签署合约，但在我看来，这个合约却为以英国为代表的海洋政治的介入提供了一个通道。因为在这个合约中，西班牙和荷兰已经深度介入其中了，除了年鉴学派所提出的地中海的因素之外，从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史的视野来看，西班牙和荷兰之所以能够凸显，并激发了法国和后来德国的民族主义与绝对主义的君主制，是与一个新的世界通道——全球海洋相关联的。在当时，英国虽然还没有强大到纵横捭阖于欧洲大陆腹地的地位，但这个合约所奠定的世界秩序，却为自由海洋的全面扩展，特别是为英国后来超越西班牙、荷兰成为海洋霸主提供了强有力的国际法支撑。在此，我们应该感叹格劳秀斯的深邃洞见，他构建的基于海洋法权的新政治理论，为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提供了理论的蓝图，鉴于此，我们看到，在这个以大陆三十年战争为缘由而构建起来的国际秩序中，隐含着对现代政体意义上的海洋世界的开放。正是沿着这个路径，荷兰和英国很快在早期现代的政治格局中上升为欧洲强国，此后的美利坚合众国，接续这个海洋政治的衣钵进一步扩展，从而塑造出现代政治的英美主导的国内与国际双重的法律与政治秩序，直到今天，这个格局与大势依然没有隐退或败北。对于这个海洋政治，我们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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