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山·中岳庙有什么交通方式

嵩山·中岳庙交通指南：郑州、洛阳等地长途汽车站均可乘车至嵩山脚下的登封；可乘坐市内2路公交车，2公里，5分钟车程即到景区

中岳庙，位于嵩山南麓的太室山脚下，距登封县城东4千米。它背倚黄盖峰，北依黄盖峰，面对玉案山，西有望朝岭，东有牧子岗，群山环抱，布局谨严，规模宏伟，红墙黄瓦，金碧辉煌，总面积11万平方米，为中州祠宇之冠，也是五岳中现存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古建筑群，也是河南省规模最巨、最完整的古代建筑群。如此宏大而又幽雅庄严的庙宇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它们仿佛是一群历史老人，静谧的肃立着，对游人诉说中国辉煌的古代文明。中岳庙历经2000多年的沧海桑田，风吹雨打，多少代人不懈地修建，才得以完好地保存到现在。

中岳庙的前身为太室祠，始建于秦（公元前221－207年），为祭祀太室山神的场所。历史上的汉武帝，对于建设全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因时代的局限，到了晚年，热衷于神仙方士之说，渴望自己能够同传说中的轩辕皇帝一样，成为神仙。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游览和礼祭嵩山，在登上太室山时发生了奇迹：随从的官员在山上听到好像有呼“万岁”的声音，其实，这是方士们为博得汉武帝欢心，投其所好而设的一个骗局。但晚年好大喜功，贪恋长寿的汉武帝听后十分高兴，于是下令叫祠官增建太室神祠，禁止砍伐山上的树木，以山下之百产封给神祠作为供奉之用，使中岳庙地位更加巩固。同时，太室山也被封为“嵩高山”，简称“嵩山”，正式与中国原有的四岳并列，称为“中岳”。

北魏时，祠址经过了三次迁移后，定名为中岳庙，从此由道教管理。唐代中岳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武则天于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登嵩山封中岳时，加封中岳神，改嵩阳县为登封县。武氏对中岳庙的“情”有独钟，使它的声望日益兴盛，八方传播。唐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仿照汉武帝加增太室祠的故事，对中岳庙大加整饰，扩建殿宇，是中岳庙的鼎盛时期，为之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宋太祖金妆神像，岳神的冠戴衣着沿袭至今。以后又绘饰壁画，遍植松柏，不断为之增添光彩。元末由于战乱庙宇倒塌严重。明清两朝对中岳庙又多次整修，特别是乾隆时按照北京清故宫的建造方法，对中岳庙作了一次大规模的全面整修。又设宜道会司，以掌管全县的道教事务。从此，中岳庙飞甍映日，杰阁联云，梁画栋，金碧辉煌，整个庙宇的布局制式都与故宫相似。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十月初一，清高宗（即乾隆）至中岳庙致祭，当夜御制《谒岳庙》诗二首，其一为：“正正堂堂地，巍巍焕焕京。到来瞻气象，果足庆平生。惬我长年愿，陈兹祈岁情。忽闻鸾鹤韵，疑有列仙迎。”

中岳庙“得宠”于历代帝王，由此可见一斑。庙内主要建筑，从南向北，由低至高，顺次为中华门、遥参亭、天中阁，配天作镇坊、崇圣门、化三门、峻极门、峻极坊、大殿、寝殿、御书楼，前后共11重。最北以黄盖亭为终端，站在亭内可俯瞰中岳庙全景，远眺苍翠群山。中轴线两侧建有太尉宫、火神宫、祖师宫、神州宫、小楼宫等。殿宇、楼阁、廊庑等共400余间，气势恢宏。庙内古柏参天，碑碣林立，珍存着许多文物瑰宝。

中岳庙既是祭祀岳神的场所，又是重要的道教宫观。道教虽然兴起于东汉时代，其来源却是我国远古时代的巫术，后来继承了秦、汉以来的神仙方士之传统，历史渊源较长。中岳庙是道教在嵩山地区的最早基地，原是为了祀奉中岳神而设的。道家尊中岳庙为“第六小洞天”，他们认为这里是周朝的神仙王子晋的升仙之处。王子晋又名王子乔，传说是周灵王（公元前571~545年）的太子。他喜欢吹笙作凤凰鸣声，游于伊水和洛水之间。那时嵩山有一个道士叫浮丘公，接他上嵩山。几十年后，有人在山中见到他，他说，告诉大家，七月七日，在缑氏山头等我。那日，果然见他乘白鹤，盘旋数日后才离去。于是后人在缑氏山和嵩山的顶上都建立了神祠纪念他。嵩山峻极峰以东的白鹤观，背负三峰，左右皆绝壁，即为纪念王子晋而建。

据《道学传》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曾在嵩山修道九年。南北朝时，又有著名道士寇谦之在此改革“五斗米道”，创立“新天师道”。峻极门东侧的《中岳嵩高灵庙碑》就是当年刻立的，碑文记载寇谦之修中岳庙和传道的事迹，是关于这位名道最早的记录。

此后，历代还有不少知名道士在这里主持过道场。峻极门东侧还有《五岳真形图碑》，这一高3米的碑石雕刻着象征五岳的图象，为明代万历年间所刻立。据道教经典《云笈七签》说，五岳真形图是道士入山辟邪的护身符，一切妖鬼虫虎都不能近。如今河南道教协会就设在中岳庙，每年农历三月和六月庙会热闹非凡，这一习俗至今不衰。

中岳庙的中轴线是一条由青石板铺成的大甭道，共十一进，全长1.3华里。沿中轴线从南向北，由低而高，依次为中华门、遥参亭、天中阁、配天作镇坊、祟圣门、化三门、峻极门、高高峻极坊、中岳大殿、寝殿、御书楼。庙的东路和西路，还分别建有太尉官、火神宫、祖师宫、小楼宫、神州官和龙王殿等单独的小院落，现存明清建筑近四百间，金石铸器二百余件，汉到清的古柏三百余株。正是这些亭门宫殿，构成了中岳庙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

中华门外，有两座四角亭分立于神道左右。亭内，为东汉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雕刻的石人翁仲，高约1米，平顶大脸，腰系大扣纽带，古朴大方，虽经风雨侵蚀，但衣着服饰仍很清晰，是研究汉代雕刻艺术和衣着服饰的宝贵资料。

据史书记载，翁仲姓阮，为秦朝大将，英勇善战，死后铸像于咸阳宫避马门外，后来历代沿用，把铸刻的无名的铜像、石像都称为翁仲。中华门前的翁仲，还有个有趣的传说。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乾隆皇帝游历中岳，随驾群臣内，有一翰林院大学士，走到翁仲跟前。乾隆指翁仲故意问道："爱卿，这是何人？"翰林忙答："仲翁"。乾隆见其将"翁仲"说成"仲翁"，微微一笑，遂写了一首打油诗，故意把每一句的后两字写颠倒。诗曰："翁仲为何读仲翁？可知平时少夫功（功夫）。岂得在朝为林翰（翰林），打到江南作判通（通判）。"

中华门中岳庙的前门，原名"名山第一坊"，为木建牌楼，1942年改建为砖瓦结构的原庑殿式牌坊，更名为"中华门"。门额内外分别写有"依嵩"、"带颍"、"嵩峻"、"天中"八字，简要地说明了中岳庙所处的地理位置。

中华门北有一座八角重檐亭，即“遥参亭”，是古代过往行旅拜谒岳神的地方。檐坊和雀替上面透雕戏曲故事，形象优美，精巧异常。穿过遥参亭，迎面就是天中阁。天中阁在明清之际是中岳庙的正门，原名黄中楼，明嘉靖年间改为今名，面阔五间，重檐绿瓦，雕梁画柱，飞檐凌空，风格独秀。门上虎头大钉紧扣，门外两个石狮守卫，栩栩如生，为清代雕刻的代表作。东侧雄狮口中，有直径为15厘米的石雕圆球，西侧雌狮前蹄按一小狮，工艺精巧，独具匠心。石狮之后，是辟有三个门洞的高台楼阁。台高7米有余，上面有面阔五间、进深一间的重檐歇山式建筑，覆以绿色琉璃瓦，四周筑有女儿墙。游人至此，举目四望，东有牧子岗，西临望朝岭，南接玉案山，北依黄盖峰。

出天中阁沿甬道拾级而上，其后便是木结构配天作镇枋。它原名叫"宇庙坊"，古时称中岳为土神，意思是以地配天。枋起三架，庑殿式屋顶，斗拱雀替，雕琢华丽。正楼额书"配天作镇"，左右配楼分别书"宇庙"、"俱瞻"。配天作镇枋后为松柏掩映的崇圣门。此门为过往门庭，因中岳神曾被封为"中岳天中崇圣大布"而得名。

崇圣门东有古神库，创建于北宋。在古神库周围有四个高大的铁人，四大铁人铸造于北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高3米许，重约3吨，握拳振臂，怒目挺胸，形象威严，栩栩如生，是我国现存形体最大，保存最好的四个"守库铁人"，同时也是北宋铸造的艺术珍品。

崇圣门前甬道东西两侧，有宋代石碑三通、金代石碑一通，因为四通碑的撰文者都是当时状元，故称"四状元碑"。碑的内容都是叙述中岳庙的历史沿革及修建情况。其碑制宏大，书法遒雅，苍劲有力。

化三门取名于道教的"一气化三清"，是中岳庙的过往门庭。化三门后西侧，有无字碑亭。亭内立有清代石碑一通，碑上只有线刻花边，没有文字，故称"无字碑"。立此碑的意思是说岳神之德，大得难以用文字形容，故立空石，以示纪念。

化三门之北是峻极门，因中门两侧塑有一丈四尺高的两尊将军橡，故又名“将军门”，是中岳大殿中心院的山门。此门创建于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明祟祯年间毁于大火，清乾隆时重修。左右两侧为东西两掖门。现在制式为歇山屋殿，绿色琉璃瓦，面阔五间，进深六架，殿内的梁材、斗拱上都用沥粉金线、丹青石绿绘出清雅古朴的高级彩画。门内两侧塑有两武士泥像，高达4.5米，执斧秉钺，气势威武。

竣极门附近有许多珍贵文物，还有魏碑、唐褐、宋幢、金狮、庙固等。峻极门前东侧四角亭内有《中岳嵩高灵庙碑》，刻于北魏文成帝太安二年（公元456年），是嵩山地区最古老的一通石碑，碑高为2．82米，由整石雕成。碑文传为嵩著名道士寇谦之所书。字体结构严整，笔调朴实健捷，仿似汉碑古制，是研究魏书书法和中岳庙宗教历史的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康有为把它列为北碑十家之首，称其“沉异奇古”。现在字迹已大部剥落，仅存首尾数百字。

峻极门前甬道两旁为四岳殿，按顺时针方向众峻极门开始依次是东岳殿、南岳殿、西岳殿、北岳殿，加上中岳恰是五岳。古人称中岳庙为土神之宫，五行土为尊，所以中岳为五岳之首，配之以四岳殿，表示"五岳共存，五行俱全"的宗教观念。

峻极门外台阶下东侧，有一座《五岳真形图碑》，刻立于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碑上按照五岳的座落方位，雕刻着五岳图，图下刻记着关于五岳的传说。《五岳真形图》是根据"华山如立、泰山如坐、北岳如行、南岳如飞、中岳如卧"等不同特点绘制的代表五岳的象形碑。

嵩高峻极坊屹立于峻极门内，又名"迎神门"，坊起三架，上下两层，额书"嵩高峻极"。正楼和次楼分别施九彩和七彩斗拱，黄瓦盖顶，雕梁画栋，剔透玲珑，式度秀丽，是清代木结构建筑的精品。

跨过嵩高峻极坊，在高大的石栏月台上，坐落着中岳庙的正殿一峻极殿，或称“中岳大殿”，是高山规模最大的建筑。此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重檐庆殿顶，上覆**琉璃瓦，椽飞斗拱，梁枋天花，皆用清代最尊贵的和空彩画。这种规格的大殿，在明清之际仅1次于皇宫和皇陵中的主殿。清初殿外还悬挂有宋人颜体“峻极殿”三字匾。

大殿前筑有3米高的月台，周围有石雕栏杆，月台正面有三道石阶。中间的台阶分二路，二路间镶有垂带式"御路"一石，上面浮雕着精美的图案，上截为"独龙盘踞"，中间为"双龙戏珠"，下边为"群鹤闹莲"等纹饰。月台下面为拜台，左右为两座秀丽的御碑亭，东为"御捍亭"，内立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的御碑，西为"御帛亭"，内立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的御碑，其字乃草书，笔势如箭，挥洒淋离。

走进中岳大殿，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彩绘天花板上的盘龙藻井，是用精致的小型斗拱层层叠造而成，盘龙居井心，龙口中原来系有宝珠，当地人呼之为“老龙盘窝”，是一组珍贵的艺术品。藻井的雕刻艺术极为精湛，蛟龙卷须昂首，盘绕升腾，玲珑可爱，巧夺开工。

关于藻井，还流传着一个生动的神话故事：从前，在修建中岳庙时，来了一个衣衫褴缕的木匠老头，领工的很看不起他，怕做坏了材料，只给他一个柏树根疙瘩，叫他去锛。老头天天锛锛砍砍，谁也没理会他做的什么。数日后，他笑眯眯地对领工说："做好了，你看中不中？"工匠头心想：一个柏木疙瘩能做个啥，有什么看头！准是这老头不想在这里干了，不过看看也没啥，就跟着老头去了。远远看去，柏树疙瘩依然复存。走到跟前，工匠头用脚一踢，"哗啦"一声，柏树疙瘩变成了一个舯龙藻井，装在大殿上正合适，他忙回头找那个老头，不见踪影。后来人们说这是鲁班显圣巧造了盘龙藻井。

大殿正中央是一座雕琢华丽的大型神龛，神橱上悬有康熙帝御书“高高峻极”四字横匾。龛内塑有高3米多的天中王像，左右站立的为老少使臣及茶童塑像。龛外侧塑有高达6米的执锤侍立、姿态雄伟的镇殿将军，左为方弼，右为方相，是嵩山地区最大的泥塑作品。东殿角木架上，悬架着明万历元年9公元1573年）铸造的千斤铁钟。大殿神龛后壁立有阴刻宽迹的"三"字样的"坎"字碑一通。传说中岳庙后的黄盖峰西有座火焰山，坎属八卦中的水象，树立此碑，是以水灭火的意思。

峻极殿的后面，是一座单独的院落，主要建筑为岳寝殿。它是一座歇山式建筑，黄瓦覆顶，斗拱飞翘，面阔七间，进深三间，传说为中岳大帝与帝后起居之所。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重建，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重修。殿内神龛里，有"天中王"和"天灵妃"的塑像，两端有两个大型紫檀木透花雕刻的"龙榻"，榻上有天中王睡像，东榻上睡像为檀木雕刻，西榻上睡像为彩色泥塑。

出寝殿拾级而上便到御书楼。中岳庙最后一座殿宇，原名"黄_殿"，是储存道经之地，创建于明万历年间。后来清代乾隆皇帝游中岳时，曾在此殿题碑书铭，故又称"御书楼"。现为硬山庑殿式**琉璃瓦楼房，为民国所建，两侧顺山房是储存祭器的地方。

出中岳庙后门，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小道，便可到达黄汉元封元年武帝刘彻游嵩山时，见黄云盖其顶，预示吉祥之意，故名"黄盖峰"。现有清式八角重檐黄瓦琉璃亭，石栏三重，古雅别致，在亭上可俯瞰中岳庙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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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粟裕是我军双子星座，两人军事指挥特色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

牌楼，与牌坊类似，汉族传统建筑之一。最早见于周朝，最初用于旌表节孝的纪念物，后来在园林、寺观、宫苑、陵墓和街道均有建造，北京是中国牌楼最多的城市。一种有柱门形构筑物，一般较高大。旧时牌楼主要有木、石、木石、砖木、琉璃几种，多设于要道口。牌楼曾作为多届世博会中国馆的门面建筑，吸引了世人的视线。其中一八六七年世博会中国馆牌楼使用木、竹和麦秆等材料，造型简单，令人赏心悦目；一八七六年美国费城世博会，中国馆以一座精心雕凿、涂饰的全木牌楼为正门，浓郁的民族特色吸引了参观者和各国参展官员；一九零零年巴黎世博会的中国牌楼外形仿造国子监琉璃牌楼，气势恢弘。

牌楼和牌坊的区别在于牌坊的横梁上不起楼。

在蒋军的“五大主力”部队中，有两个是被东北野战军消灭的（新1军和新6军），有两个是被华东野战军消灭的（整74师和第5军），另外一个第18军得算是中野在华野的支援下共同消灭的。这五大主力被彻底吃掉以后，也标志着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要特别注意下时间点。

新1军和新6军是在东北剿总廖耀湘第九兵团编成内，于辽沈战役期间的1948年10月底，在辽西被围歼的。此时，东北野战军在兵力和火力上已占绝对优势，东野炮纵和其它各纵炮兵在攻击锦州时，仅75毫米以上大口径火炮就动用了600余门，战场火力完全碾压范汉杰和廖耀湘的部队。

同样，陈诚的老本第18军是1948年12月在双堆集被歼的，而第5军是淮海战役的收官阶段，于1949年1月初被歼灭在陈官庄。也就是说，这五大王牌军的四个，是在解放军夺得战略主动权以后的大决战中才被干掉的，而唯独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74军）是1947年5月16日全军覆灭的，并且是在周围蒋军10个整编师的眼皮底下。

张灵甫兵败身亡的时间节点，那是蒋军对我山东和陕北根据地发动“重点进攻”的阶段，敌人在整体上还有一些军事优势，而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硬是在战略防御态势下，将整编第74师隔裂围歼。是故陈老总说这是“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的”勇气，而主席则评价：“整74师被歼，有两个人想不到，一个是蒋某人，一个是我”。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1946年春孙立人新1军和廖耀湘新6军投入东北战场起，就一直是东野的大敌，期间交手若干此，东野虽吃掉过两个军的一部，但始终未能给予毁灭性打击，东野干部战士中流传的“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6军”的口头禅，一方面是表达求战的勇气，其实另一方面也透露出稍许无奈，因为周旋两年多仍不能得手。

有没有在野战中寻歼这两个王牌军的机会呢？有的，1947年的三战四平战役，以及1948年元月的后“彰武战役”阶段，新6军都是主动来援或者来战，但是林彪都没有选择与其决战。四平战役后期当新6军等援敌接近时，东野选择了脱离战斗，而彰武战役之后，面对三路敌人的尾追，林彪选择了吃掉其中最弱的陈林达新编第5军。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之和已不低于70万人，而东野首次全歼敌人一个整军的记录，即产生于1月4日的公主屯战役，新5军自军长陈林达以下20000余人全部就歼。而新1军和新6军这两个劲敌，仍然在东北战场上担负着机动作战任务，直到辽沈战役尾声阶段才灰飞烟灭。

所以说林彪用兵实在太谨慎了，没有绝对把握的战役轻易不会下决心，比如辽沈战役打响前，对西柏坡要求东野以主力迅速南下、置长春和沈阳之敌于不顾、坚决攻克锦州封闭东北大门的命令，在将近两个多月时间里顾虑重重犹豫不决。而攻锦部署完成后，又因为敌人增兵塔山的突发情况，战役决心一度动摇，西柏坡为此是发了脾气的。

注意，甚至连西柏坡也清楚，林彪绝不是怯战，而是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战场态势下“不赌”，这样的用兵方式可能会错过一些战机，但是不会出现大的失误。之后无论是平津战役、宜沙战役、衡宝战役莫不如此，没有第一时间揪住宋希濂和白崇禧的主力，主要还是战役部署求稳，兵力没有全部展开时不发动总攻，偏偏宋、白都很滑头，发现情况不妙撤的飞快。

粟裕将军可不同了，一般在战役筹谋有六分把握的情况下，就敢于进行大兵团决战，所以在1948年之前，仅有30万人上下的华野，已经连续吃掉了整74师、整26师、整65师、整57师、整46师、整73师等不少于六个敌人军级建制，确实把华东敌人打疼了，“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是主席军事思想的精髓，所以粟裕用兵敢于斗狠和“行险”。

事务都有两面性的，行险也同时意味着有马失前蹄的可能，比如南麻、临昫战役、沙土集战役、豫东战役第三阶段等等，都是在我军战场兵力不太宽裕的情况下，最后打成了“夹生仗”，部队也遭受了较大伤亡。华野在这几次战役的撤出战场阶段，其实是有点狼狈的，所幸粟裕指挥沉着有方，没有出现成建制损失的情况。

而林彪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只有四平攻坚战失利和青树坪因为失去联络被围一个师的意外，其它战役都是完胜或有序中止作战，没有八成以上把握轻易不会出手。顺便说明一下，1946年4月第一次四平保卫战失利是不能算的，那时候的“东北人民自治军”还没有彻底完成整合，来自若干解放区的部队并未形成整体战斗力，林彪原本也不打算死守，更不是做决策的东北局一把手。

在三大战役的“大决战”时期，东野的总兵力约70余万人（单指野战军，南下时增加到88万余人），而华野的总兵力仅有42万余人，就歼灭敌人正规军的数量而言，东野约计歼敌正规军150万人（渡江战役之前），华野约计歼敌正规军180万人（渡江战役之前）。所以单就数字来说，确实是粟裕的战绩更大一些。

但是又得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手里的牌不一样，出牌的套路也就不同，林彪实力雄厚碾压敌人，则排兵布阵较为厚重，一点点压垮敌人；而粟裕经常在兵力上不占多少优势，则习惯于剑走偏锋，在运动中调动和割裂敌人，再寻歼其一部。如果比喻成为两位剑客的话，前者是势大力沉，力求在整体上彻底压垮对手，而后者是轻盈飘逸，善于发现敌人的弱点而一击而中。

综合前述战史，笔者个人的看法是，不太同意题目中“异曲同工”这个词的形容，更准确的诠释应该是“各有千秋”。林粟都是我军优秀的大兵团作战高级指挥员，也分别主持两个最重要战略区的军事主帅，他们从劣势走向优势的过程，也代表着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逐步转入战略进攻，最终为全国解放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作战指挥水平的排名无分先后。

林彪只能算是战术家。是在中央的指导下制定战术。起点高中央的战略目标是东北。才能得到苏联的帮助。把八路军的精英都调给他。还有海南岛也不是他指挥的。是他的部下指挥的。为什么金门会输一方面朝鲜战争暴发还有将介石在台湾没地方退了肯定会拼死抵抗。海南岛不一样。有琼牙纵队帮助还有那时的国民党已经穷途末路了。无心念战了。守不住就退。粟裕就不一样 起点底。新四军是地方部队。本来在中央心中就是只要不败就行了。没有寄以厚望。是粟裕用他的战略战术打出的名气。边中央都主意到他。后来把山东兵团划给他指挥。起初为什么山东兵团有些指挥官不服主要还是你地方军指挥我中央军。后面打几仗下来没有一个不服的。林彪身边有罗荣桓 刘亚楼等一纵高级帮手。粟裕的战略战术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粟裕。因为他解放战争至少提前两年。如果当初粟裕率三个纵队南下。中原战场兵力那么熊厚。谁来打都不知能打成什么样。林彪的百万大军下来都不敢打。必竟将介石的老巢在那。

粟裕在战绩上，军事指挥才能远超彭总和林彪，只是在影响力和地位不如彭总和林彪。林彪军事才能进不了前四名，林彪打仗主要是打优势仗。硬仗难仗林彪显得力不从心。

林彪的指挥风格是用兵谨慎，讲究稳扎稳打，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会动手。

这点从他在打锦州战役的时候可以看出，一会担心长春沈阳之敌，一会担心西线葫芦岛的援兵。犹犹豫豫，始终下不了决心，为这事主席没少发火。

后来朝鲜战争的时候，林彪之所以不愿挂帅出征，一方面是他身体的确不好，另一方面也是他用兵谨慎惯了，跟美国人交手，他心里没底。

而粟裕的指挥风格是大胆用兵，一场仗哪怕是五分把握，甚至是三分把握，他也敢打。

就是这种风格，才能让他打出孟良崮战役这种虎口拔牙和淮海战役这种大手笔。用刘伯承的说法，淮海战役就是一锅夹生饭,最后愣是让粟裕活活吃下去了，党内有胆量打这种仗的，也就他了，后来连林彪自己也承认过自己打不出来这种神仙仗。

没有，林彪与粟裕指挥风格完全是两个方向。

林彪比粟裕缜密多了，粟裕则比林彪天才多了。

这里不是批评粟裕大将，而是说林彪与粟裕将军作战风格是有本质不同的。

关于林彪指挥风格的问题，大家可以看看杨成武将军当年写的《林彪师团长教我当师长》这篇文章，里面把林彪指挥风格表现的淋漓尽致。

林彪指挥最大的特点就是缜密，他在开战之前会尽可能收集多的情报，多方面汇总信息，甚至还会自己亲自去第一线掌握情况，为的就是能尽可能准确判断敌情。

另外，如果林彪生活在现在，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大数据达人”，林彪对数据非常敏感，对各部战报要求非常细致，甚至细致到俘虏了多少军官，多少士兵、击毙了多少，俘获了多少、长枪缴获了多少，缴获火炮具体型号……统统都要具体上报。

正是因为林彪死抠细节，所以他才能在辽沈战役后期通过胡家窝棚战斗中缴获的短枪与长枪的比例、击毁的小车与大车的比例、俘获和击毙的军官与士兵的比例这些细微的差别准确判断出敌军野战指挥所位置，一举击溃敌军俘虏廖耀湘。

换言之，林彪指挥不是靠灵感，而是靠数据，或者说相比灵光一闪，林彪更相信数据。但是也往往由于过分依赖数据，容易贻误战机。

而粟裕大将指挥更看重“灵光一闪”，不是说粟裕将军不重视数据，只是相比数据，他更相信自己的灵感。

当然这也和粟裕在关内战区，四面皆敌，很多时候条件不允许粟裕将军收集到足够多的信息就要立刻做判断。

这个时候将领个人的天才就更重要了。

所以我们看到粟裕将军果断的把淮海战役从“小淮海”变成“大淮海”，几乎没有过多的犹豫，就凭借有限的信息很短时间就下定了决心。

但是，实话实说，这种指挥风格也容易导致失利，因为一个将领闪现的灵光不可能永远正确；俗话说得好，久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比如南麻临朐战役以及在山东与范汉杰兵团较量中，粟裕将军都不算占上风；甚至范汉杰兵团在一定时间段还隐约压制住了粟裕将军。

也不要说华野装备差什么的，1948年1月粟裕将军亲口说过“我们一兵团的一、四、六3个纵队，装备火力并不比蒋军的头等主力差。”

当然，总的来说两位将军指挥各有千秋，也都同时被放在了最适合自己的战场；如果粟裕将军在东北，林彪在关内，恐怕两人的发挥都不会比 历史 上更好。

必须要说的是林彪与粟裕的军事才能都十分卓越，他们对解放战争的影响也极其深远。众所周知，国民党军有五大主力，而蒋介石在解放战争初期还幻想着用五大主力横扫全国，彻底剿灭我军。结果其中两支主力亡于林彪之手，又有两支主力葬于粟裕之手，还有一支则是被华野、中野联合消灭。林彪、粟裕分别在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两开花，确实堪称我军的双子星。

那么二人在军事指挥上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呢？其实很难这么去说，因为二人的风格差别着实是有些大。林彪打仗非常求稳，几乎不怎么打无准备的仗。也正因如此，很少见林彪会吞下什么大败。林彪往往能指挥军团在稳扎稳打中取得最终的胜利，辽沈战役就是最佳的例子。林彪始终洞察八方，尽量在规避风险。

不过林彪的这个风格也是把双刃剑，林彪本人多次犹豫不决，甚至差点贻误战机，令中央相当苦恼。其中关于打锦州问题上，林彪与中央甚至产生了分歧，最后在毛主席的不断催促下林彪才做出了最终决定。林彪后来讲到自己之所以养成这样的风格，是因为长期担任着保卫中央的重担，所以打仗比较慎重，不愿意打风险大的仗。

相比之下，粟裕则显得大胆许多，不仅仅敢于在敌人包围圈中不断穿插，在胜算不高的情况下就敢于调动大兵团与敌人决战，可以说是十足的军事冒险家。不过粟裕的军事才能毕竟是相当过硬的，他往往能够赌赢战争，他的这种指挥风格把国民党军打得七荤八素。但不得不承认，粟裕的这个打法显然也有缺点，那就是部队战损较为严重，而且许多战斗中最终没能吃下敌方，比如沙土集战役等等。

林彪同样分析过粟裕的指挥风格的养成原因，他认为粟裕是因为长期远离中央，并且还要在敌人包围中作战，很多时候不得不去冒险，从而养成了这一特点。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我军的优秀指挥官，指挥风格虽有巨大差异，但确实是各有千秋。

实在要说出他们异曲同工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都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贯彻中央的战略思想，最终实现了全国的解放。所谓“全国一盘棋”，战略思想还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军最大的制胜法宝。蒋军其实也不缺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但他们根本没有受到成体系的战略思想的指导，这也是蒋军最缺乏的东西。

我军双子 星座 是彭德怀、林彪二位元帅，毛主席军事上的左膀右臂，粟裕只是一个大将，根本不够层次，一个野战军副司令，陈老总手下战将，连陈老总都没法和彭林相提并论，粟裕更不行了。

作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双子星，粟裕和林彪两人的对比，一直都是经久不衰的话题。如果说两人有共同之处，那就是都为解放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两人的作战风格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各有千秋。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粟裕的指挥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最明显的特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运动战能力强，捕捉战机能力强。粟裕没有上过军校，完全是在战争中培养和成长起来的将领，尤其是在三年南方游击战争中，粟裕虽然只率领着千把人的队伍，但也是独当方面，独立生存和发展，又是在敌占区活动，所以对战机的把握非常重视。

用毛主席说桂系的话说，这个时期粟裕的队伍盘子小，很灵活。重点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是和敌人争一时短长，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同时还要在消灭敌人的过程中壮大自己。因此，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不会放过，是坚决要打的。如果发现战场态势变化，对自己不利，也会坚决撤退，不会犹豫不决。

所以，粟裕打仗往往是五成把握，就敢打。比如与东战役，林彪认为就只有五成把握，但粟裕就坚决打了。尤其是在黄百韬兵团已经突破阻击线，战场态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粟裕不仅没有马上撤退，反而企图直接来一把大的，把黄百韬兵团就地报销。这种战场应变能力是非常出色的，敌变我变，一旦下定决心，就不会轻易动摇。

第二，善于在敌我对比对我不利的态势下作战，而且能够捕捉战机，不断消灭敌人的机动力量，不断削弱敌人。这同样是他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形成的作战指挥风格。无论是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粟裕所处的环境始终是非常恶劣的，是敌人处于绝对优势的环境，但粟裕仍然能够不断的创造战机，捕捉战机，消灭敌人。

比如解放战争时期，粟裕的作战区域在华东，无论是苏中地区，苏北地区还是山东地区，都是敌人精锐云集、重点进攻的地区。解放战争之初，按照一般的战略眼光来看，这个地区距离敌人腹心地带太近，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已经不适合继续内线作战，只能分散游击，袭扰敌人，但粟裕仍然斗胆直陈，创造了内线作战苏中七战七捷的奇迹。

第三，擅长在大兵团运动战中捕捉敌人主力，打歼灭战，整建制的消灭敌人。这也是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红军作战指挥的基本要求，但粟裕始终坚持这一点，而且可以说把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每战都不是以击溃敌人为目标，而是要成建制的消灭敌人，同时还可以通过缴获来补充自己。

解放战争时期，粟裕始终坚持的就是要成建制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且经常是出其不意的违背我军十大军事原则，在敌人多路进攻的时候，不是先打弱敌，而是先打强敌。这其中最经典的战例就是孟良崮战役，在敌人十个整编师的战线中，突然把敌人的核心主力整编七十四师从战线中挖出来全歼，国共两党***都没想到，但粟裕就敢干。

所以，整建制消灭敌人精锐和主力部队数量，在解放战争前两年中，华东战场是最多的。东北战场直到1948年初才整建制的消灭了国军军以上单位，但粟裕不仅早就开始整建制消灭敌人的整编师或者军，而且在莱芜战役、鲁南战役中已经能够一次性消灭敌人两个整建制整编师以上的部队，单次战役消灭对手五万人以上，迫使敌人改变战术，一个军已经不敢单独行动了。

第四，虽然围点打援是早在红军时期就形成的战术打法，在解放战争中，粟裕也不是第一个采用这个打法的，而是刘伯承在上党战役中先采用的，但粟裕无疑是把围点打援战术发挥到极致的一个。无论是苏中战役，豫东战役，还是淮海战役，实际上都有明显的围点打援的特点，甚至济南战役也是企图围攻济南，吸引邱清泉兵团来援，然后围歼。

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粟裕指挥作战不遵守一般的条条框框，而是非常机动灵活的，完全是根据战场态势随时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的，能围点打援则围点打援，不能围点打援，也会采用其它战法。比如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就都不算事围点打援，而是在敌人分路进攻的时候，突然的声东击西，通过大兵团运动和兵力转用来创造战机。

第五，因为粟裕长期在远离中央直接指挥的环境下独立生存和发展，所以粟裕养成了能够独立思考的习惯，不唯命是从，而是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向上级提出自己的想法。当然，这也是因为在北上抗日先遣队时期，乐少华、刘畴西等人过于机械的执行中央的命令，导致部队连战连败，最终几乎全军覆没的刺激，粟裕特别重视实际情况。

因此，在解放战争之初，中央实际上已经有意放弃苏中根据地的情况下，粟裕提出了内线歼敌的思路，结果打出了七战七捷。最大胆的则是在中原始终无法打开局面的情况下，中央要求粟裕率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袭扰敌人后方，但粟裕综合考虑之后，斗胆直陈，请求暂缓南下，在长江以北打大歼灭战，改变了中央决策。

相比之下，粟裕虽然也打过败仗，但作战指挥特点非常鲜明，而林彪则是显得过于谨慎，始终坚持不打无把握之仗，哪怕是只有七成把握，都会表现得非常犹豫。比如在辽沈战役中打锦州还是打长春的问题上的争论，以及打锦州已经开始了，听到廖耀湘兵团增援的消息，一度决心动摇，企图又回头去打长春，这是兵家大忌。

这种犹豫不决，如果是在和对手旗鼓相当，或者是实力相差不远的情况下，对手如果不犯错误，就很难创造和捕捉到比较好的战机。比如说，如果把粟裕换到东北去指挥，可能辽沈战役会提前就打，但如果把林彪换过来指挥淮海战役，结果可就难说，还能不能打成都很难讲。毛主席和刘伯承都承认，淮海战役是一锅夹生饭，粟裕就敢干，以林彪的性格，就不一定敢打。

林彪和粟裕二人在我军的战争舞台上战神地位是举世公认的。对战场和战役的指挥把握也是异曲同工的。

一，两人都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两人加上邓华是我军仅有的指挥过百万大军的三名高级将领。

二，两人都善于运动战，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

三，解放战争中，两人所辖的部队是我军歼敌人数最多的两支部队。

四， 两人的差异在作战指挥的思路和风格不同。

林彪在作战时努力做到算无遗策，一般不喜欢冒险，他指挥的战例很多都是以多打少。

粟裕的指挥作战往往出奇制胜，大多是以少胜多，是我军最能打硬仗，恶仗，险仗的将领。

正因为 两人具有成熟的战争指挥艺术，所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俩是志愿军最高首长的第一第二人选。

粟裕，属于自学成才那一种，从南昌起义是班长，到解放战争能指挥几十万，一步步走出来的。看看对他的评价就知道了。

1946年2月，粟裕在组织大兵团作战中，他用兵灵活，不拘一格，被陈毅誉为“愈出愈奇，越打越妙”。

1946年8月28日，毛泽东发电报《华中野战军的作战经验》：“粟裕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

1949年，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

1949年，刘伯承说：“粟裕同志智深勇沉，非常优秀，百战百胜，有古名将之风，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是中国的战略家”。

1955年8月27日，粟裕被评为“十大大将”之一。

1988年10月，粟裕被中央军委评为“中国***36位开国军事家”之一。

1992年解放军出版社王希先发表文章《浅谈粟裕的军事思想》说：“粟裕是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

林彪呢，黄埔军校四期毕业，也是一步一步成长。蒋介石都评价他打仗厉害。虽然是第四期学生，指挥能力却不差。可以见得，林彪有多厉害。两个人各有各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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