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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之术:汉高祖刘邦和唐太宗李世民的论功行赏

桃子1年前 (2023-12-03)阅读数 10#综合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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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但凡是昏君,往往都是些赏罚不明的主儿。像秦二世胡亥,该赏的不赏,该罚的不罚,结果弄得江山不保,被逼而死。所以,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都十分注意尽可能做到赏罚分明。

要做到赏罚分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对一些刚刚建立起来的王朝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刚刚建立的王朝,往往有一大批帮助帝王打江山的文臣武将。这些人或能谋善断,或能征善战,对王朝的建立都有功劳。此时,帝王要对他们进行论功行赏,而且还要让他们没有太大的意见,就要颇费一番思量了。

如果各位曾看过胡军版的电视剧《朱元璋》,应该对里面的一个场景记忆尤深:朱元璋夺取天下后,为了论功行赏,把所有功臣的名字分别写在一张张小纸条上,分成三等排序。但这个次序也不好排,于是朱元璋便自己一个人躲到后宫,日夜面对这一大堆功臣的名字,斟酌再斟酌、调整再调整、排序再排序,整整三日三夜,最终才排定封赏的次序。

朱元璋之所以费尽心思来排序,就是因为论功行赏太难了。这倒不是说朱元璋舍不得封赏,而是因为这个封赏的次序既要能服众,还要考虑对将来的影响。

当然了,上述所说,只是电视剧里的一个桥段,不足为凭。那么,在真实历史中,有为的帝王们又是如何进行论功行赏的呢?

说起论功行赏,我们就不能不提汉高祖刘邦。刘邦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小小的亭长起家,最终坐拥天下,在很大程度上靠得是他手底下的那些文臣武将。所以,刘邦坐上龙椅后,就不能不对这些文臣武将进行论功行赏。

但由于人数太多,且各有功劳,所以封赏还未开始,论功便出现了难题,“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特别是在确定谁是第一功臣的问题上,争议更大。在当时,多数臣子认为,“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而刘邦却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应该排第一。群臣不解,要刘邦说明理由。

刘邦于是问群臣:“诸位懂得打猎吗?”群臣回答说:“懂得打猎。”刘邦又问:“知道猎狗吗?”群臣又齐声回答:“知道。”

刘邦点点头,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

意思是说:打猎时,追咬猎物的是猎狗,但发现猎物踪迹,指出猎物所在的是猎人。而今大家仅能捉到猎物而已,功劳就像猎狗。而萧何的作用,却是发现猎物踪迹,指明猎取目标,功劳如同猎人。再说诸位只是个人追随我,多的也不过一家两三个人。而萧何让自己本族里的几十人都来随我打天下,功劳是不能忘怀的。”

群臣闻言,都不敢再言语了。于是刘邦把萧何排在功劳簿上的第一位,特恩许他带剑穿鞋上殿,上朝时可以不按礼仪小步快走。

无独有偶,玄武门事变之后,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也进行了论功行赏。

待陈叔达在宫殿之下唱名公布后,李世民对群臣说:“朕分等级排列你们的功劳赏赐,如有不当之处,可以各自申明。”

于是各位将领纷纷争功,议论不休,淮安王李神通甚至还挥拳打伤了前来劝解的李道宗,怒气冲冲地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上,我不服。”

李神通是李世民的叔父,资深位高,与李世民的关系向来比较亲近,李世民降所有宗室郡王为县公时,只有李神通的爵位保持不变。但在此时,李世民却丝毫不给情面,说:

“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举兵,却也是自谋摆脱灾祸。等到窦建德侵吞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集余部,叔父丢兵弃甲,望风脱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大唐江山得以安定,论功行赏,功劳自然在叔父之上。叔父您是皇族至亲,朕对您确实毫不吝惜,但不可循私情滥与有功之臣同等封赏。”

众位将领见李世民不循私情,连李神通的情面都不给,没有让他得到非分的赏赐,于是都不敢再多言,只好默认了。

不过,这些人仍然心有怨言。所以房玄龄后来对李世民说:秦王府(李世民曾是秦王)的旧僚属未能升官的,皆满腹怨言道:“我等跟随侍奉陛下身边,也有许多年了,现今拜官,反而都在前太子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后面。”

李世民回答说: “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意思就是说:君主大公无私,因此能使天下人心服。朕与你们平日的衣食,都取自百姓。因此设官吏定职守都是为了百姓,理应选择贤才加以任用,怎么能以新人旧人来做为选拔人才的先后顺序呢?如果新人贤能,故旧不才,怎么可以放弃新人而只取故旧呢!现在你们不论其是否贤能而只是怨声不断,这岂是为政之道?

尉迟敬德后来居功自傲、触犯律法,李世民警告尉迟敬德说:“我以前在读《汉书》时,见汉高祖时,有功将领很少有保全性命的,常对汉高祖心怀不满,因而想引以为鉴,有意保护功臣,不使其子孙断绝。但你却经常居功自傲,触犯法律。我今天才明白,汉初大将韩信和彭越等人,受戮被杀,家破人亡,并非是汉高祖的过失。国家大事,只有赏罚两种。非分之恩,不可兼行,你要自珍自爱,免得将来后悔。”

帝王之术:汉高祖刘邦和唐太宗李世民的论功行赏

国家大事,只有赏罚两种。这话说得对极了,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赏罚分明,这是为人主、为人君的必备素养。无论是刘邦的论功行赏,还是李世民的论功行赏,都不以个人主观好恶、亲疏为标准,而是以功劳大小,贤能与否为标准。这,恰恰是刘邦与李世民之所以成功的最主要的帝王之术。

李世民:

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李世民即位后,经过三、四年的认真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 但是同时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的这种认识和思想,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

刘邦:

秦亡以后,漠北的匈奴乘机南下,重新占据了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汉初,匈奴不断侵扰汉的边郡,高祖六年(公元前201),韩王信投降匈奴。次年,刘邦亲自率兵前往征讨,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30余万骑兵围困七昼夜。后用陈平计谋,重贿冒顿单于的阏氏,才得脱险。此后,刘邦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开放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以缓和双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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