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室寺钟铭拓记

11月初，雷军在京拍得越园藏《宝室寺钟铭》拓一幅，价不菲，传图与我鉴赏，强求之。

宝室寺钟是唐代最有名的两个钟之一，当然最有名的还是碑林的景云钟，亦称景龙观钟，其次便是宝室寺钟。据《雍州金石记》载：“清康熙年间，河水泛决，出于土中，土晕钢花，青翠可爱”。宝室寺钟通高155厘米，口径50厘米，钮高15.5厘米，重3000公斤。宝室寺铜钟，桥钮，肩部近钮处为仰莲瓣图案。钟沿为六连弧形。钟体用花蔓草界隔为18块图案。从上而下，依次分为三层。每层均有三面为斜十字交叉，饰以四乳钉纹的图案。第一层其余三面铸有飞天，飞天右手托钵，前举过头，衣带飘扬，翩翩飞舞。飞天右侧及足下，为如意云纹三朵。第二层三面均铸有古代称之为“四灵”之一的朱雀，昂首挺胸，气宇轩昂，足踏四朵如意云纹。第三层除一面铸有钟铭外，其余两面铸有青龙图案。青龙翻腾跳跃在五朵如意云纹间，龙足为三爪。铜钟铭文共318字。铭文行书。此钟铸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是我国存世最早的唐代铜钟，比景云钟还早82年，弥足珍贵。

宝室寺钟铭拓背封面有余绍宋题专，上：宝室寺钟铭；下右：唐贞观四年；下左款：越园，印：樾园（朱）上。樾园为余绍宋早年的号。

据2009年12月上海博古斋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记录，当时宝室寺钟铭等九种打包拍卖，除了宝室寺钟铭，还有华师祖妻孙氏造像、唐法藏禅师塔铭、齐拓报德像碑、隋宋仲墓志、东魏大留圣窟题字宝山石刻三十七种之一、西魏安武县开国侯张保洛残刻、任颛墓志、杨君夫人翡氏墓志等。这些拓片均经余绍宋等旧藏，另有余绍宋题专。

宝室寺钟铭拓片上下折成四方，又折成本。余绍宋在拓片左侧题专，左：唐宝室寺钟铭；右：贞观三年；下印：宝胡堂鉴赏（白），此为余绍宋早年用印。此拓墨色纯古，除对折处稍有小裂，其余完整，虽不能断何时所拓，但依余绍宋早年用印推断，至少应在民国早期前所拓，上海博古斋断为清末拓，且拓片经老裱，尤显珍贵。

宝室寺钟铭全文如下：

盖如如实际，性相平等，念念虚假，缘业万殊。是以导之以解脱，礼乐未之，洎诲之以究竟，象系所不言。鄜州宝室寺上座罗汉等，漏兹独善，俯宏六度；不舍群生。服膺四摄。以大唐贞观三年摄提在岁蕤宾御律景丁统日己巳司辰，用铜三千斤，铸锺一口，法天地以为炉，假飞廉而扇炭。克饬侔造化，巧丽若神工。感蜀山而自响，拟汉殿而远闻。莛弗能发，理切含宏。扣而斯应，义均虚受。聿警四部，式遵六时。未假于箭漏，靡资于鸡鹤。忏诵顾而有节，精进因而无怠。方诸几杖，小大之用既殊；譬以盘盂，洪纤之理多裕。辄缘斯义，乃为铭曰：

眇眇三界，悠悠四生。爱染有着，沉没无明。法轮觉梦，慧炬照冥。大空罔得，微妙焉名。无为不往，有为不尽。去彼常乐，来深慈湣。然头拯救？摩足汲引。且戒且禅，或檀或忍。爰造洪锺，晨昏取则。和会攸仰。礼忏无忒。并航欲海，俱游净国。开物成务，是镌是勒。

大钟主赵夷，大…杜茂，大钟主上大将军张神安。

是为记，藏之。

2020年12月2日晚

关于寒山寺的钟

意思是：以前的事清楚明白，后人应引以为戒，保持警醒。发誓永远牢记，祈愿世界和平。

出处：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仪式上公祭鼎上刻的160字铭文。

寓意：

鼎深古铜色，以显庄重与肃穆。鼎上颈部和两耳侧面纹饰以所在地南京市常见绿色植物的枝叶为图案元素，象征着绿色和平、生命重生。铜质底座部分铸有南京标志建筑城墙图案，象征首次国家公祭在古城南京举办。

鼎颈部纹饰为传统雷纹，鼎足上端采用犀角纹，足下端为象腿足形，两足在前，一足在后，圆睛张目，粗犷有力，象征中华民族在历史记忆中觉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扩展资料：

历史意义：

1、铸鼎铭史强化历史记忆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诸多暴行中最集中、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一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巨大创伤，是中国人永远无法忘记的历史之痛。古之以鼎记事，今之铸鼎铭史，设置国家公祭鼎并永久陈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无论对历史记事，还是凝固社会记忆，都起到积极作用。

2、铸鼎纪事纪念国家公祭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逢有重大政治和社会事件，有勒石刻碑、铸鼎纪事的传统。设置国家公祭鼎纪念设立国家公祭日和举行首次国家公祭活动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符合传统礼制，更能表达公祭活动铭记历史、警示未来的现实意义。

刘金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张继《枫桥夜泊》

前两年就听到有人对这首诗中的“乌啼”“江枫”“愁眠”作了考证，初听觉得很新鲜，同时也对自己过去望文生义的理解感到惭愧。然而听得多了，不觉产生了一点疑问：这些考证是可靠的吗？是必要的吗？它究竟是提高了这首诗的艺术价值，还是贬低了它？

我以为，这首诗之所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不在于如考据家所认为的在两句诗中罗列了三座桥和一座山，而在于诗人以匠心独运的杰出才能，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色彩鲜明、情景交融的夜泊图画。你看：凉秋夜半，霜气逼人，月亮下去了，耳听几声乌鸦的惊叫，眼看江岸的丹枫和江中的渔火，船中的旅客不禁惹起了乡愁，久久不能成眠。而寒山寺的半夜钟声，又远远来叩旅人的心扉……这样一幅美妙而独特的图画，使千古读者，不知不觉好像亲临其境，和诗人一起体验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怀。

可是现在有人说，这幅图画不对了。首先，“乌啼”不是乌鸦叫。因为“乌鸦的习性，在日落之后黎明之前是不啼叫的”。那么“乌啼”是什么呢？他们考证出，“乌啼”者，“乌啼桥”之谓也。说是在寒山寺西三百米处，有一座乌啼桥。“据寒山寺住持说，乌啼桥建于隋大业七年，毁于清同治年间”。因此断定，诗中“月落乌啼”，说的是“月亮向乌啼桥那方向落下去了”。——此种说法，我觉得远不是无懈可击的。在一般情况下，乌鸦确实不在夜间啼叫，但不等于说乌鸦夜啼的情况绝对不会有。大家都知道，乐府中就有《乌夜啼》的曲名。传说刘义庆因事触怒文帝，被囚于家。其妾夜闻乌啼，以为吉兆。获释后遂作此曲。又，乐府琴曲歌辞有《乌夜啼引》，传为魏何晏①〔何晏（？—249）〕三国魏玄学家。之女作。此外，唐教坊曲及后来的南北曲都有《乌夜啼》曲。我们能不能用“乌鸦的习性”把这些曲名和传说故事全部勾销呢？曹操在他的《短歌行》里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之句，我们能不能以“乌鸦的习性”夜间栖宿于巢中不出为由去考证一番，说这月明之夜南飞的乌鹊是一种别的什么夜游鸟呢？事实上，夜间栖宿巢里的乌鸦，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说受到什么惊扰，是会飞起来、叫起来的。其次，你说乌啼桥建于隋大业七年，有何文献史料为证？如无文献史料可证，安知这乌啼桥不是在《枫桥夜泊》脍炙人口之后，由好事之徒命名的呢？须知这种情况是司空见惯的。比如在梁祝故事普遍流传之后，在不同的地方，出现过多少个祝英台读书处和梁山伯墓、梁山伯庙啊？第三，桥在河上，位置较低，揆情度理①〔揆（kuí）情度理〕按照一般情理推测揣度。，不可能使人产生月亮从那个方向落下去了的印象，除非你那座桥是建在突起的小山冈上的专给诗人写“月落乌啼”用的怪桥。

对于“江枫”的新解尤其牵强。我没有作过调查，不知道寒山寺前是否真有两座并排的姐妹桥，一座叫江村桥，一座叫枫桥。就算有这两座桥吧，诗人怎么会把它简称为“江枫”写入诗中？显然，把江村桥和枫桥合并简称“江枫”，不仅不合古人的习惯，甚至也不合最会滥用简称的今人的习惯。像这样的简称，除了诗人自己，还有哪个能懂？再者，诗是要讲究形象和意境的。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简称，究竟有什么形象和意境可言？有什么美感可言？可以说，除了留给一千几百年后的好事者作考证文章之外，什么意义也没有。最后，这个“新解”如果能够成立，那么，这首诗的题目也应当改为“江村桥枫桥夜泊”了，这行吗？

对于“愁眠”，新解者也有发现，说是“运河西岸，对着寒山寺大约两公里远有两座山，一座叫狮子山，另一座叫愁眠山，又名孤山。”所以，新解者认为，“江枫渔火对愁眠”，就是江村桥、枫桥、渔火，对着愁眠山的意思。我觉得，给这么一“解”，这句诗就索然无味了，整首诗也索然无味了。近来有些同志在那里大声疾呼：诗中要有一个“我”在，没有“我”就没有诗，没有文学！这说法对不对暂不去说它。单就《枫桥夜泊》这首诗而言，确是有个“我”在的。这“我”就在“愁眠”二字上。这个“我”，实为一篇主宰，全诗命脉。有了这“愁眠”的“我”，月落、乌啼、霜天、江枫、渔火、钟声才有了活力，才染上了主观感情的色彩，才生出一种动人的意境。若把“愁眠”解释成两公里外的一座孤山，“月落”等等就全变成死的了，全诗也就变成死的了。如此，“夜半钟声”也变成没来由的了。须知，“钟声”到客船，实际是到客船上的“愁眠”人耳中。船是无知之物，它管你钟声不钟声呢？

因此，我认为，若是把“愁眠”解释成一座山，只会把全诗意境破坏无余，只会把这诗篇给糟蹋了。这种解释法是不足取的。也许考据家会说：“明明对着寒山寺大约两公里远有座愁眠山，你有什么理由说张继不是写的它呢？”我还是那句话：你有什么文献资料可以证实那座山在唐朝就叫愁眠山呢？如果没有，那么，安知它不是在张继这首诗出名之后，被好事之徒附会命名的呢？事实上，考据文章所谓“愁眠山又名孤山”一语已经透露了消息。不妨查究一下：这座山究竟是“又名孤山”还是“原名”孤山呢？如果是原名孤山，那么，“愁眠”之名，是后人附会上去无疑。如果真是“又名”，为什么要在唐时就已著名的（如果不著名，张继船过姑苏，就不会知它名，当然更不会把它写进诗篇了） “愁眠”之外，再起一个“孤山”的“又名”呢？这倒真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

“新解”还有一说：“渔家既然掌灯，那‘眠’字就无从解释了。”所以只好把“愁眠”解作一座山。我却看不出渔家掌灯和旅客在自己船上“愁眠”有什么“无从解释”之处。难道渔家掌灯之后就不许旅客睡下？或者，旅客睡下之后就不许渔家掌灯？

总之，我觉得，这样的“新解”，把一字一词都落实到具体事物上，结果就会使诗的意境全失，兴味索然。这样的考证、新解，即使不是牵强附会，也是以牺牲诗的艺术为代价的。老实说，作为一个唐诗的读者，我很不赞成这种“新解”。我希望，作这样考证和索隐的，只是那些旅游业的实干家。他们为了给寒山寺附近的名胜古迹招徕①〔招徕（lái）〕招揽。游客，去作这样的索隐和考证，以及给《枫桥夜泊》作出这样的“新解”，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希望文学研究者不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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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夜泊》传诵千年，前人评说很多。但把“乌啼”“江枫”释为“桥”，把“愁眠”释为“山”，则绝无仅有，真可谓“新解”。本文对此提出质疑，不但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首诗，还教会了我们如何欣赏诗。阅读本文，想一想，作者反驳了哪几种“新解”？是从哪些方面反驳的？为什么总是联系诗的形象和意境来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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