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打仗的军队是怎么划分军衔的？比如元帅将军先锋等,他们分别负责什么？

参考资料（百度知道）督师，总督(这两个明朝后期烂包后出现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千总、把总。营兵制是明代军事制度中久被忽视与曲解的制度。营兵与卫所军、募兵与营兵的关系是认识营兵制问题的关键，并从其关系中把握营兵制的产生与发展脉络，从而正确理解明代独特的军兵并存现象，正确认识明代的军事体制。

一．营兵制与卫所制

明王朝建立伊始，便在全国推行卫所制度。其实，卫所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兵营，不是战时组织，卫所军士世居一地，且耕且守，战时由朝廷临时调兵遣将，兵将分离，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明初这种军事建设的蓝图不久便因边患的日益加剧而改变，特别是明王朝的周边地区，临时性的调兵遣将逐渐变成常规制度。宣德间，设山西、陕西二总兵。嘉靖间，分广东、广西、贵州、湖广二总兵为四总兵，改福建、保定副总兵为总兵。万历时，又增设总兵于临洮、山海关。天启时增设山东登莱总兵。崇祯时，增设更多，纷繁不可记。总兵官取代原来都指挥使的地位，成为地方最高武职官员。

至此，明代的军事制度已发生了变化，“洪永以后，边患日棘，大将之设，遂成常员。镇守权重，都统势轻，卫所精锐，悉从抽选，于是正奇参守之官设而卫所徒存老家之名”。这种制度一些史籍称之为镇戍镇，笔者认为，从其建置情况看，称为营兵制更为妥当，也更能说明其与卫所的区别。

营将的地位经历了由高到低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也正反映了营兵制由战时组织到常规兵制的演变过程。总兵、副总兵官明初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参将、游击、把总等官，明初亦多充以勋戚都督等，明中期以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总兵官，天顺前率用勋戚，后皆五军都督府官列衔领任。

营兵的主要来源是从卫所官中抽调。由于卫所官调任为营官很商业普遍，卫所官职中的都指挥使司一职，为营制借用。卫所制中的都指挥使司，为地方卫所的最高官员，但都司一职作为营官，职别则相当低，仅高于守备一级，在总、副、参、游以下。来自于都司中的营官，被革职后，即回到原卫所。

明代的营兵制是一种不成熟的兵制，有明一代，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不断调整的过程中，直到清代，这一过程才告结束，清代的绿营兵制即是对明代营兵制的直接继承。

营兵部分来源于卫所军。总督、巡抚有直辖的标兵，一般将领则豢养家丁。标兵与家丁独自成营。家丁为将领私属，费用最初由将领自己负责，但随着家丁制的盛行，也就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官给粮饷。由于卫所军抽选为兵，从而出现了一个新概念------“军兵”，即来源于卫所旗军的营兵。但营伍所统为兵，与卫所军不同。实际上营卫不统属。与镇守总兵同时派驻地方的，是能节制文武的总督巡抚。永乐十九年，始派巡抚处理地方战事，有事则遣，迄事而止。明中期以后，文臣地位提高，文臣率兵出征，又加总督军务衔。总督成为文臣第一重任。

二、营兵与募兵

朱元璋起兵创建王朝的过程中，召募是其军队来源的一种正常途径。洪武时期，天下既定，各地陆续设置卫所，军民分籍，便不再采用召募的方法凑集军队了。宣德以后，伴随着边境紧张局势的步步升级，卫所制的日益废弛，募兵便作为兵力的重要来源而受到越来越普遍的关注。大规模的募兵，出现于土木之变后。到正德时期，募兵主要由地方行政系统管辖。这一时期的募兵，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募兵秋冬操练，春夏务农，或冬春操练，夏秋务农。在北部边镇，因战事需要，部分募兵由卫所代管，但并不直接补为卫所军，明中期以后，民兵补充到卫所军的不足，参与卫所军的诸项事务。

嘉靖以后，募兵作为救急良策在全国广泛采用，人数众多，在明朝军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嘉靖东南倭患，使用了大量募兵，人数不下数十余万。这一时期募兵与政府是雇佣关系，因此，嘉靖以后的募兵已不再像明中期的募兵用免户丁徭役和免租粮的形式进行优免了，而且只免本身差徭。

募兵不等于营兵，募兵是营兵的主要来源，但有部分募兵隶于卫所。由卫所官召集的募兵一般隶属卫所，卫所官负责召募，经督抚批准即可。隶属于卫所的募兵有两种情况，一是不入卫所军正额，由卫所代管，二是卫所军被抽调到别处使用，以募兵来补足原额。

募兵主要隶属于营伍，募兵是营兵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多于嘉靖万历年间以警患设营。将领及民人自出赀财，募兵为营，随军报效，不但被允许，而且还被鼓励，名之为“义募”。营兵制下，一部分将官也来源于召募，甚至一将应募将领积功升至高级将领者。

三、军与兵的区别

军与兵并存，是明代独特的军事制度。顾炎武指出，“判兵与农而二之者，三代以下通弊。判军与兵而又二之者，则自国朝始”。目前学术界对明代军兵的研究，存在着一个比较普遍的错误，即认为兵即是募兵。这样，军与兵的区别就在于召募、是否世袭了。而实际上，军与兵在组织形式上的不同，是军与兵的根本区别。

军属卫所，由小旗、总旗、百户、千户、卫指挥使、都指挥使，上而至五军都督府统辖。卫所军及官世袭，仅五军都督府官及都司不世袭，为流官，由世职卫所官及武举选授。卫所军及官属军籍，携带家属，世居一地，并代代相传，基本上不再变动。每一卫所的驻地固定，军士数额固定，将官设置亦有定例。总之，卫所制下权力分散，兵将分离。但景泰以后，兵部权力上升，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夺五府之权，五府官变动虚衔。

兵属营，由什长、队长、哨官、把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总兵、总兵统属，直属兵部。兵一般不世袭，但由卫所军转为兵者例外。兵无户籍的规定，兵服役期限不长，一般不终身服役，多战时创设，事毕汰兵撤营，但在重要的军事防御卫则常川戍守。营兵不随家属，更接近现代兵制。营伍官无品级，有者则是卫所制下的官品，无定员，不世袭。营兵与营将相习，战时不需要朝廷任命，直接由总副参游统带出征。将权相对提高后，兵可由将自行召募，召者与被召者关系密切，甚至在主将发生变故时，兵即散去。

军与兵在饷给形式及数量上也不相同。军饷由屯田解决，屯田废坏后，补以盐课及民运，后亦部分取给于京运年例。而兵之粮饷全数取足于京运年例银，或加派之新饷。数额也不相同，兵有安家、马价、衣装、器械等银，月粮也较丰厚，而军只有月粮，战时或出征时才有行粮。

军与兵在使用上也不相同。兵渐渐取代了军的作用。兵主战，军主守、主屯。“兵御敌而军坐守，兵重军轻，军借卫于兵，壮军乃复充兵”。但兵并没有彻底取代军的地位，卫所制一直到明朝灭亡。清初改卫所军为屯丁，部分保留了漕军的职能，卫所作为一个军事组织才彻底消失，而卫所作为一个地理单位而行政管辖机构取消的时间则更晚。

明营兵制与卫所制官职常有同用之情况。一般(不很严格)地说，总兵、副总兵由公侯伯等勋臣及都督等官充任，参将、游击多由都指挥使等官充任，守备、把总则由卫指挥及千、百户充任。

洪武年间的48卫所还只是一种备操编制，到永乐以后72卫所的五军营和以前在性质上有所区别，不仅是备操编制，同时还是战斗编制，如永乐八年以后的北征。

参将、游击将军等职，早已有之。太祖北伐之时就在正将军、副将军下置，为出征体制之常设官（常以总兵加将军衔之举）。只不过明初出征之兵常由卫所调发，待中叶以后营兵制成，乃分两途，殊不为怪。

明中叶以后卫所军逃亡甚大，正统二年九月兵部统计，天下都司卫所逃亡军士达120万人，相当于全国额定兵员的一半左右。而至正德，据兵部尚书王琼估计卫所逃亡数已占额数的十之八九。逃亡者多为精壮，未逃者尽是羸弱，故卫所军毫无战斗力，不难理解。

镇戍兵的营制看来没有统一，从总兵到把总均可独立成营，人数参差不齐，编制规模悬殊。

武职外官：外委把总

从九品：

文职京官：翰林院侍诏、满洲孔目、礼部四译会同官序班国子监典籍、鸿胪寺汉鸣赞、序班、刑部司狱、钦天监司晨、博士、太医院吏目、太常寺司乐、工部司匠

文职外官；府厅照磨、州吏目、道库大使、宣课司大使、府税课司大使、司府厅司狱、司府厅仓大使、巡检、土巡检

武职京官：太仆寺马厂委署协领

武职外官：额外外委

未入流：

文职京官：翰林院孔目、都察院库使、礼部铸印局大使、兵马司吏目、 崇文门副使

文职外官：典史、土典史、关大使、府检校、长官司吏目、茶引批验所大使、盐茶大使、驿丞、土驿丞、河泊所所官、牐官、道县仓大使

武职京官：无

武职外官：百长、土舍、土目

古代的军人，有军衔吗？

清朝末年新建陆军的军衔制度

新建陆军建立军衔制度开始于1904年12月清政府批准练兵处和兵部的“另定新军官制”方案，到1911年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衔体系。

军衔制度同过去清军的等级制度相比，在等级设置上的变化是，改变了过去武职阶品一列到底的叙位方式，而采取了区等分级的形式，即军官“区为三等，析为九级”，军士和兵各分三级，加额外军官，共汁六等十六级。

各级的名称如下；

军官：上等第一级，大将军、将军、正都统

上等第二级，副都统

上等第三级，协都统

中等第—级，正参领

中等第二级，副参领

中等第三级，协参领

次等第—级，正军校

次等第二级，副军校

次等第三级，协军校

额外军官：

军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 正兵、—等兵、二等兵

清政府首次采用的军衔称号是沿用了八旗的官名，稍加整理而成的。

都统，是八旗组织中每旗的最高军事长官，满名为“固山额真”，顺治十七年(1660年)，借用古代官称定汉名为都统。 ‘

参领，满名称“甲喇额真”，明万历四十三年(1515年)，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时，于固山额真之下设置的—级官职。八旗还有“协领”的官称，为驻防骑兵将领的名称。

军校，八旗步军营有“步军校”，圆明园内三旗有“护军校”，从八品武职中有“副军校”等。

上士、中士、下士衔称，系采用夏商周三代之官号。

清末军衔的再一个特点是，在军官之外另设有军佐官衔。练兵处和兵部在呈报《陆军军官军佐任职等级暨补官体制摘要章程》的奏折中说：“军官之外，经理饷械，医务法律等官员，是曰军佐；所司事务重要且繁，必各有专门之学，始能胜任；与军官事同一体，其品秩官阶亦应相似，惟于官名之首，冠以同字，以尔区别。”

清朝规定，军佐按专专业分为十一类；军佐衔最多的设三等八级，最少的仅设一等二级。光绪二十一年首次规定，军佐衔称与同级军官相同，只是在军官衔称前冠一个同字，如“同副都统”、“同正军校”等。宣统元年，因“官名之上冠以同字，亦嫌界限不清”，故改为在衔称前加专业名称，如“军需副都统”、“马医正参领”等。

军佐官衔设置范围及其等级如下：

军需、军医、制械官，设副都统以下三等八级；

马医、测绘、军法官，设正参领以下二等六级；

书记宫，设副参领以下二等五级；

稽查、军乐队官，设正军校以下一等三级；

司书生、司号官，设副军校以下一等二级。

中国古代自出现禄秩阶品以来，什么职配什么衔(阶品)，都有一定的规矩。唐宋时期，职务和阶品之间允许有一定的幅度，并规定了反映这种幅度的术语。衔高职低者称“行”某浆职，衔低职高者称“守”某某职。宋代还规定，如果衔低于职务两级以上，则称“试”某某职，职衔相当者则直接称呼职务。

外国军队在职务与军衔的关系亡也有一定规定，欧美国家称职务军衔，前苏联称编制军衔。清末实行军衔制后，沿用和继承了外军与我国古代的传统，对职务和军衔的关系作了明确规定。

《清史稿?职官志》记载：

正都统，职任总统官(相当后来的军长)

副都统，职任统制官(镇指挥官)；

协都统，职仟统领官(协指挥官)；

正参领，职任统带官(标指挥官)；

副参领，职任一等参谋官；

协参领，职任管带官(营指挥官)，

正军校，职任督队官(相当连长)

副军校，职任排长：

协军校，职任司务长。

清政府开始对职与衔的搭配规定，要求十分严格，叫做“以官配职，俾参差”。但是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难以实现职衔完全一致，遂于宣统二年修改为，一般情况下要“以相当之官，任相当之职”，“但遇军职需材一时无适当人选，克副厥职，则或大于军职一级，或小于军职一级之官佐，亦可酌量派充。惟无论大小，其相差之率，概以一级为限，不得更有逾越。”

大将军和将军衔，与正都统均属上等第一级，是对积有勋劳之正都统的一种赏赐，属于荣誉性质的头衔，在同军职的对应关系上，与正都统没有明显区别。

清军官制改革以前，统治阶级重文轻武。甲午吃了败仗，更激起一些武臣的不满，纷纷指责以往“议定官制，编纂志书，多出于文臣之手，其意在乎重文轻武。殊不知国家设立武职，原欲其折冲捍御，其责不轻于文臣”。故改革官制的宗旨之一，应是“矫人情积轻之习，使文武渐归同科”。宣统元年10月，军咨处向朝廷奏定了《陆军军官军佐官职品目比照文官补官等差表》，实际上是文武官员的等级对照表，规定了武官的品级与文官的对应关系。

下面是这个规定：

大将军、将军，格同大学土，正一品；

正都统，格同总督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从一品；

副都统，格同总督、巡抚兼陆军部恃郎，正二品；

协都统，格同巡抚、布政使，从二品；

正参领，格同按察使，正三品；

副参领，格同盐运使，从三品；

协参领，格同道员，正四品，

正军校，格同直隶知州，正五品；

副军校．格同通判，正六品；

协军校，格同知县，正七品，

额外军官，格同县丞，正八品；

上士，格同训导，从八品；

中士，桔同县主薄，正九名；

下士，格同巡检，从九品。

这个“品目比照表”，如果用现在的职衔衡量，即是准尉与副县长等同，少尉与县长等同，中尉与副州长等同，上尉与州长等同。这样大的悬殊不是哪个部门随意规定的，而是经过朝廷批准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典。不过，它是在纠正重文轻武积习情况下的产物，物极必反，矫枉过正。

清代原来的武职阶品，只有文武之别，尊卑之分；虽然当时已有步马等简单的专业兵种分工，却没有专业勤务之说。实行军衔制后，对各种正参领以下军官和所有的军佐、军士，均在衔称之前冠以专业勤务名称，如“步队正参领”、“军需协都统”、“工程队下士”等，并用肩章、领章、袖章的不同底色加以区分，以明确每个军人的专业职守。

宣统元年规定的军官、军佐和军士的兵种和专业勤务种类如下：

副都统、协都统，包括军需、军医和制械等二种专业勤务；

正参领、副参领、协参领、正军校、副军校，包括警察队、步队、马队、炮队、工程队、轴重队、军需、军医、司药、马医、制械、测绘等十二种兵种和专业勤务；

协军校，除同上述十二种外，另有军乐协军校，共十三种兵种和专业勤务；

额外军官，包括警、步、马、炮、工、辎、测绘、军乐队司务长、技士长等兵种和专业勤务十种；

军士，包括警、步、马、炮、工、辎等一般军士和蹄铁、鞍技、枪支、木技、锻冶、会计、缝技、靴技、调护、测绘、军乐等兵种和专业勒务，上士、中士有十九种，下士有二十九种。

军兵种和专业勤务名称及标汇的出现，标志着部队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为人才的定向培养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军衔制度除了在纵的方面区分军人的等级以外，在横的方面还要区分军人的专业勤务，这是旧的阶品制度所没有的特点。专业勤务既然列为军衔制度的内容，它理所当然地就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如同军衔等级不能随意升降一样，专业勤务之间也不能任意变换，这一点清政府也是有明确规定的。他们规定，专业之间除下列两种情况可以“酌量转改”以外，一般是不准转改的。一是陆军其他兵种之军校官(尉官)，具有警察学识者，二是司药官具有军医学识者，可“对品”转改。这个要求是比较严格的，连步兵和骑兵之间、骑兵和辎重兵之间都不许互改。

清军官制改革以前，官员升迁无一定规制，一般是靠上司“豫保”，“咨部注册”，然后“凭签掣缺”。结果是有的“豫保之初，年力本强，数年后渐已衰老，骑射生疏，营伍废弛”，到老也得不到升迁。这些人大概是“后台”不硬，而“后台”硬的则提升很快，“以兵丁积功保至提、镇记名者，殆数难计”。实行军衔制后，废除了“豫保”、“保举”等制度，改为按资历劳绩晋升。宣统二年颁布的《陆军补官试行章程》中，“升补”一章专门规定，军官军佐“除特旨录用、钦遵办理外，均须循级而升，不得超越升补”，并规定了晋升年限：

副都统升正都统，不规定年限，“恭候特简”，即由皇帝特旨迭升。协都统以下至协军校各级军官军佐，升补期限一律为二年。

章程还规定，战时升补，年限减半。在国际战争中著有功勋的官员，准许破格升迁，不受年限的限制。还规定，军官军佐休职、停职期间，不计算升补年资。

章程规定，升补办法分“序升”和“拔升”两种。序升系“挨次升补”，就是将衔龄巳满期限的官员名单，按顺序排队，上阶出缺后依次升补。拔升系从衔龄满期的名单中择优升补。正军校以上官佐升补，一律为拔升；由副军校升正军校，序升、拔升各半，即一半论资排辈，一半择优选升；由协军校升副军校，序升三分之二，拔升三分之一。

清朝的军衔称“升补”，而不叫“晋升”，是有其实际含义的。所谓升补者，升官补缺也。就是按编制定额，只有上一级出现缺额，下一级才能晋升，缺几个补几个，而不是凡衔龄满期者都可以晋升。这个规定对控制官员定额，防止机构臃肿，消除冗官之弊端，是一个有效的措施。我国古代对官额的限制是很严格的，“官员”一词就是由“官有员数”而来。《唐律》中把“官有员数”列为“职制”之首，规定“署置过限一人”，打一百大板，过限四人判刑一年，过限七人，判刑一年半，过限十人判刑二年。

中国古代官员“七十致仕”之规，历代相因。直到光绪三十年的《陆军营制饷章》问世，才对沿袭两干多年不问官职高低而一律七十岁退休的成规，提出挑战。《陆军营制饷章》中“退休制略”一节明确提出“军营最贵朝气，最忌暮气”，因此，兵丁要“更番训练”，军官要按时退休。退休年龄要根据职务确定。因为“官秩愈小，则职务愈劳。至于都守千把(即都司、守备、千总、把总)，上承命令，下赖指挥，按日督操，更非精力稍衰者所能胜任”。于是，开始对各级军官规定了五个不同等级的退休年龄：提镇不限龄，副将六十五岁，参将、游击六十岁，都司、守备五十五岁，千总、把总五十岁，到龄“皆令退休矣”。宣统二年，对官佐的最高服役限龄作了修订，并写入《陆军任职试行章程》。规定常备军官军佐的服役年龄为：

正都统，六十五岁；

副都统，六十二岁，

协都统，五十八岁；

正参领，五十五岁；

副参领，五十二岁；

办参领，五十岁；

正军校，四十八岁；

副军校、协军校，四十五岁。

章程还规定，凡正都统荣获大将军、将军称号者，以及奉皇帝特旨留用者，不受上述年龄的限制。其余官佐满规定年龄后，一律退为后备役。服后备役的年限一律为六年。服满后备役后退休。但是凡获得军衔的军官军佐，“终身保有官阶，享受份内之待遇”。这个规定表明官职不是终身制，一旦到了规定年龄，就得交出职位，但官衔却可终身保有。这是实行军衔制度国家的一般通例

军衔是15-16世纪在欧洲新兴资 产 阶级反对 封 建 等级制的过程中，随常 备 军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军 事制度。到了17-18世纪，军 衔制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军队所采用。

军 衔是根据军 人的职务、军 事素养和业务素养、资历贡献以及军 兵 种或勤务区分，授予军 人的一种衔称。

清末，政府曾引进西洋的军 事制度以挽救危机局面。1905年12月，清 廷颁布了《陆 军 军 官军佐任职等级暨陆 军 人员补官体制摘要章程》。但是，当时并未出现“军衔”一词，清末出现过“官阶”、“品目”、“品级”、“等级”、“等差”等称呼。中 华 民 国时使用过“官佐士 兵阶 级”、“军官 佐士 兵等级”、“军 官 佐及士兵等 级”等称呼。在国 民 革 命 军 时期也使用军 阶等称呼，但也未出现过军 衔等非正式称呼。1952年中国人 民 解 放 军 计划实施军 衔制度，正式将“军 衔”一词定为一正式术语确定下来，并一直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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