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贵族与汉唐豪强有哪些区别

1.维系纽带：

先秦贵族：与姒、子、姬等大姓的血缘亲疏

两汉豪强：很杂，包括战国和楚汉之间崛起的财阀侠士，以家产传承为纽带；开国功臣世家，这一派包含六国血脉，但还是以建国戡乱的功勋为纽带；东汉经学造成的以经学入仕进而掌握仕途的门阀，以门第为纽带；还有汉末通过各种手段取得地方割据权势的军阀，以部曲为纽带。

唐代豪强：北朝军功世家（宇文、杨、李、罗等）以及魏晋遗留下来的门阀望族（崔、卢、王），分别以军功仕途及诗书家学为纽带

2.出身阶层：

先秦贵族：周初分封以来的诸侯、大夫、士等血缘贵族（晋、郑、吴、鲁、燕等姬姓的、齐这个姜姓的），以及夏商两代遗留下来的少数贵族（夏的后代越与褒、商的后代宋）乃至原先的非华夏族群地方割据势力（荆蛮与楚、淮夷与徐、西戎与秦）

两汉贵族：功臣多出自平民和六国贵族，财阀多出自巨商（就像吕不韦），门阀多出自经学师徒，军阀的出身很杂（皇族刘、世家袁、军功马董孙、官宦曹）

唐代豪强：军功贵族出身自北朝征战中的武功、名门望族则出身自魏晋以来的世族（与寒族相对）

3.民族成分：

先秦贵族：华夏族为主、蛮夷戎都有所混入、北胡没有成功混入就被晋燕赵绞杀

两汉豪强：经历先秦民族融合之后的新华夏族（表现是原先的华夏族是部族联盟形式，现在的华夏族则为地方拱卫中央，只称自己为秦人、楚人、晋人，而不在华夏族内再称自己是哪个氏族的），也就是我们后来称的初步形成的汉族

唐代豪强：混入胡人（鲜卑、匈奴等）血脉的汉人，整个唐代的历史就继承了五胡十六国以来的胡汉混同，所以一直是胡汉血脉相混合的民族成分，比如宇文本身就是鲜卑人，杨李二皇族也多为鲜卑血脉。即便经学世家大族中有在北朝以壁垒自护而留存的纯汉人血脉，也在比例上较少且逐步稀释。

4.经济地位：

先秦贵族：有封建领土供养的直辖财税经济

两汉豪强：功臣与经学门阀靠朝廷俸禄、财阀靠家产经商、军阀靠军队征收

唐代豪强：朝廷俸禄

5.政治地位：

先秦贵族：血缘大于天，流什么样的血，有什么样的地位

两汉豪强：全靠自身功勋以及君主赏罚升迁，财阀被政治权贵全面压制

唐代豪强：军功贵族同两汉豪强一样，门阀则靠声望

每天听本书125——秦汉三国时的豪族

10世纪，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基盘开始崩溃，同时，其上层政治也在发生激烈的动荡。上层贵族（公卿）开始出现“家职化”趋势，原本属于国家权力逐渐归各大贵族门阀分割世袭。因为日本虽然借来了唐朝的律法，但却并没有吸收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和文官制，官职一直由各大贵族把持。进入平安朝后，国家的“职”很快被各色公卿家族世代占据，这些公卿一般会以某种艺能当作“家业”，某种抽象图案当作“家纹”，如三条家以笛和装束为家业，而今出川家则以琵琶为家业。非但家业是世袭的，各个公卿家族子弟成年后，遵循什么样的升迁路线，最高担任什么样的职位，都已固定化，如摄政关白就由藤原北家御堂流世代把持——朝廷政治渐渐走向仪式化。

公卿的“家职化”不但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方面，中上层公卿很快演化为大大小小的庄园主，日本的庄园制经济走向成熟。

所谓的庄园，正是私田蓬勃发展的必然产物，私田被朝廷承认后，得益最大的便是权门阶层的公卿、神社和佛寺。早在律令制时代，这些人就占有大量的“位田”、“职田”、“神田”、“功田”等，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如东大寺在公元749年一次性就从朝廷那里得到了四千町土地的赏赐。私田合法后，这些权门招募大批逃亡公民，用财富购买农具、种子，驱使他们到山野树林中为自己开发私田，而公卿们在担任地方国司时，也以权谋私，大量侵吞原本属于国家的口分田，庄园便在这样情况下形成了。庄园的得名，在于庄园主会在私田里设立名为“庄”的仓库建筑，后来“庄”便代表庄园主对所辖私田的权力，是为庄园。

“家职化”和庄园制的兴起，使得律令制国家的政治权和经济资源转入了私人权门手中，旧的时代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日本由“律令时代”进入了贵族统治的“王朝时代”。庄园的类型分为很多种，公卿和寺社原本就拥有的庄园，叫做“自垦系庄园”，其后兼并收买来的田产，叫“既垦系庄园”，这些庄园大多集中在京畿，原因很简单，因为便于居住平安京的公卿或僧侣管理，另外庄园年贡运输也方便安全些。“自垦系”和“既垦系”庄园合称为“垦地系庄园”，这是上层公卿或大寺社所掌握的主要庄园类型。

但在较为偏远的地区，许多富有的自耕农也一直在开垦私田，他们所开发的私田也属于庄园，但规模较小，而且权益得不到保障，经常被强暴的国司侵夺。这些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庄园，便会将庄园的部分土地收益捐献给有力的权门及寺社，来换取对方的保护，这种庄园便叫做“寄进系庄园”。后来，地方国司为了搜刮方便，便会任命这些寄进系庄园主为下级的郡司、乡司和国衙官人，让他们替自己收税，于是这些寄进系庄园主逐渐支配了地方基层支配权，演化为“豪族”。

豪族，即日本中世时期的土豪武士。他们并非是任职于幕府的武士，而是在乡土著并在当地拥有势力的武士。镰仓末期，非御家人、有力名主的势力抬头，随著幕府权力的衰退，他们便在乡村掌握实质的支配权，并逐渐走向小领主化，最后成为战国大名、或为其家臣、或为乡士，这样的现象一直延续至江户时代。

汉武帝时由于连年征战而大量自耕农破产，土地被大地主兼并，自耕农则沦为依附地主的奴婢，不过其依附关系还不强，豪族的影响力还很有限，国家还能用徙陵等政策加以遏制。但到了西汉末期，豪族势力不断壮大，已经有足够能力来吸附更多流民，而且还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国家已很难有效地抑制他们。“豪民”一词在此时的史书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豪族问题已成为影响巨大的社会问题。接着在光武帝后的东汉时期，依附民与地主已不是简单的奴役关系，反而是融入到豪强地主的宗族体系内部，并发展成田庄模式。豪族也因世代经营而成世家大族，乃至能主导州郡政务。政府对豪族的控制也在下降，即便用行政手段来抑制豪族增长的势头，也不能扭转其势力壮大的现实。到了三国时期，曹操起初与世家大族对抗，但后来又不得不借助他们的力量，比如曹操晚年封王还有其子曹丕称帝，都要得到世族的支持，因此曹魏政权的执政方针也就开始向这些世家大族的政治诉求靠拢。而孙策在入主江东时因为屠杀过当地世族，使得孙吴政权很难得到本地的支持，所以孙权便大量启用北方流亡士人，但这也使后来的发展陷入了瓶颈，尤其是在北方流民中很难再找到人才时，就不得不从江东士族中选拔。但江东士人并不想合作，刚好陆逊的出现为孙权打开了突破口，因为陆逊既有江东大族的背景，为人又不会桀骜不驯，更何况他也真有将帅之才，这就给孙吴政权江东化提供了机会。此后江东的陆家、顾家先后出将入相，东吴政权的江东本土化也就完成，其根基也才算真正稳固（分享自得到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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