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墓志和墓志铭

(一)墓碑的源流

　我国是世界土葬最盛行的国家，土葬是将盛放尸体的棺木，放置到挖好的葬坑，充填上土，堆到一定高度，即称为坟，土葬人穴后不再筑土堆称为墓。坟墓是由墓穴与坟堆组成，后又加上墓碑及棺椁内外存放韵陪葬物品。在灵魂不灭、祖先崇拜意识的支配下，慎终追远、祭祖扫墓逐渐形成人们的道德规范。对于殡葬亲人的坟墓，一两代可以记清，三代以后就不清楚了，特别是经过迁徙、战乱便不知祖坟何处。如何解决，人们想出许多办法。开始时人们从死人下葬，维系棺绳用的园木桩受到启发，在墓前插上木桩竹竿，系上纤维质的东西(纸或帛等)，写明死者的生卒年月、时辰，叫做“铭旌”(或“明旌”)。但它却容易，损坏，人们便另想办法：富贵人家用石园柱代替木园桩，在石柱上刻出死者的姓名、出生时间、官级等。为了多刻字其形体又演变为方形、长方形，开始埋于墓穴内或墓外，参照房屋建筑，碑顶加上碑帽，饰刻动、植物或山水花纹，碑身刻上死者简历。标明是独葬与妻、妾、子、女等合葬。附刻阴宅(即坟墓)风水地理位置朝向．(以天干地支表明)。中产之家立中等墓碑，穷家仅可立上留个姓名的小石碑，或陶砖碑或种植某种长青树为标识。从而墓碑由实用品逐渐转化为文化艺术品，其功能、形态、质地、文饰也越发多样化了。名人墓碑更加讲究碑身多用花刚岩、大理石等上等石料，碑顶有死者雕像或在碑中心镶嵌死者的烧瓷像。墓碑成为记载死者家族世系及功德行事的“荣誉状”和装饰品了。这很符合国人的光宗耀祖、泽及后代、流芳千古的社会风尚。为不受风吹、雨淋、日晒等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便把碑表立于墓外，墓志与铭埋于墓内。墓碑盛行于汉、唐，以后成为定势。

　(二)墓志、墓志铭；

　墓志是存放于墓中载有死者传记的石刻。它是把死者在世时，无论是持家、德行、学向、技艺、政绩、功业等的大小，浓缩为一份个人的历史挡案，以补家族史、地方志乃至国史的不足。也是墓志断代的确证。例如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福建南部地区“蛮獠”与海盗啸乱，朝廷派光州(今河南潢川)固始人归德将军陈政率府兵3删人(计58姓)，前往征伐6其子元光13岁被乡荐第一，随父出征，陈政母亲魏母(敬)，年过古稀，也提兵数千支援，终于平定多起叛乱，实行军垦，教民学习中原文化与先进的耕织技术，元光在其父死后18岁承袭父职．，对叛乱者恩威并施，提倡58姓携将士与当居民自由通婚联姻，出海捕鱼经商，使荒芜的大片粤闽大地，进人礼仪之邦，他还疏清建置漳州等郡县，升为刺史。一次征战中，元光以身殉国，年仅54岁。由于陈氏父子祖孙数代的忠骨均埋葬于漳州、云霄一带，百姓们奉他为“开漳圣王”(宋、明清等朝也以此号追谥)，为之修墓建庙，至今仅台湾就有开漳圣王庙百余座。奇怪的是这么一个有丰功伟绩的家族，其主要人物在旧、新《唐书》中未立列传。难怪后人在陈圣庙前刻上对联：“正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为其鸣不平。随着海峡各方面交流的扩大，当年随陈氏子父远征的58姓中的陈、郑、林、胡、黄、汪、赵、詹、丘等在闽、台或海外成为大族或富户。借助学者们从墓志、谱谍、神道碑酌记载，研究成果不断到河南固始、新郑等地来寻根问祖；郑成功的后人，也据墓志、方志得悉其祖宗也是随陈政父子人闽的58姓中的一支姓氏。

　墓志铭它包括志与铭两个部分。铭是用散文记叙死者姓名、字号、籍贯、官级、功德事迹的。铭是用韵文概括志的全文，并对死者致以悼念、安慰、褒扬之情，是委婉抒情的。但也有只用碑记(文)或碑铭的。铭本是记载、镂刻之意，它开始是刻(或铸)在铜鼎上；以后也刻在石碑、金属板等器物上，或以称功德，或以申借鉴，逐渐演变成独立的文体b刘勰著的《文心雕龙》中有《铭箴》篇。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中有班固等人的铭文五篇；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中有刘禹锡的《陋室铭》，至今传诵。铭文精短活泼，或用骚体，或类五、七言诗歌或似佛家倡语，或同警世格言，妙语珠玑而不浮华，蕴藏哲理而不晦涩。这是墓志铭及其它座右铭在记功、记物等铭文的特色。

　(三)神道碑、无字碑

　神道碑旧时多建立与坟墓有一定距离的墓道前。外建碑亭或厅堂称享堂，以避风雨日光的侵蚀，它兴于汉，盛行于唐、宋、明、清。用于歌颂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后来也有用于赞颂德高望重的僧人、道士或技艺超群的各类专家学者的。碑文较长而古板，后把刻在该类碑上的文字称为神道碑，成为一种文体。东汉蔡邕、唐代韩愈是这类文章的大手笔。

　历史上帝王、将相、士子名流，谁不想被人歌功颂德、百代流芳呢?死后由亲属约请文人墨客撰写碑文、墓志、墓铭，勒之金石，播之丝声。但也有少数人反其道而行之，即死后陵冢坟墓前只立块“无字碑”。历史上有三位著名的人物墓碑是无字的。即东晋名士、军事家谢安，唐代女皇武则天，宋代大奸臣秦桧。

　谢安是淝水之战东晋方面的总参谋、总指挥。曾以少胜多击败了声称“投鞭可以断流”的后秦的符坚，巩固了东晋的政权。功成后退居东山，人们认为他的功劳太大，不是一块墓碑能记述得了的，所谓“丰功伟绩不胜记也”。

　武则天的无字碑说法各异。武则天称帝前曾为自己创造一个新字作名字即武照，含两眼望天有目空一切之意。她认为自己的功劳比天高大，一块石碑难以包容，一字不记，也能与天齐，永垂青史。另种说法是，她认为自己当了几十年皇帝，权大威严，谁也不敢批评她，故而死后立下无字墓碑，一片空白，让后世评说其功过。还有种说法，她读过很多书，儒家的清高、道家的无为、佛家的色空等思想对她都有影响。被称为至圣先师的孔丘就宣称“述而不作”。魏晋士子崇尚名节孤傲，唐代礼部尚书赵崇以“标质堂堂，不为文章”，号为“无字碑”，受到当时的士大夫的推崇。武则天也许会认为“无字碑”是一种清明高尚的象征。

　秦桧的墓碑无字。是因为他力主降金，卖国求荣，并害死抗金名将岳飞父子等人，坏事做绝，他死后无人愿为他撰写碑文。墓碑只有空白，当时人们议论，他的名字都是邪恶，给他刻碑，会弄脏工具，他的墓地被称为“狗葬村”，足见人民群众的爱憎分明。

　明十三陵中有七．陵无字碑。即长、献、景、裕、茂、泰、康七个陵门前的无字碑，都是在嘉靖年前后六年建成。嘉靖皇帝一心想得道成仙，连朝政都不想料理，那有心思去找人撰写碑文，以后的皇帝见祖宗碑上无字，一是不好冒然自己下笔，也不想找人撰写，还要审阅，二是见怪不怪，少管闲事。七陵无字碑随它去吧!

　(四)碑文(志铭)的影响

　经过两千年历史的陶治，碑文(志铭)已形成一座特殊的文化宝库。对后世诸多学科、社会风尚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古时的帝王、将相、豪绅富贾活着享尽人间富贵，死后还要继续享受(尽管是不可能的)。在物质上(含生灵方面)君王死后，除了让自己喜爱的大臣、武士、嫔妃殉葬外，还把大量的金玉珠宝也埋在墓中。秦皇杀“三良”(三个良臣)陪葬，国人以歌谣表示抗议，也是对三良献上的挽歌或口传墓铭。秦皇兵马俑坑已列人世界奇迹，据测有待发掘的秦陵其他部分，将更会使全球惊叹。秦陵的穷奢极侈，堪称举世无双，而秦始皇却未能像汉以后的统治阶级那样，死后也要占有人间的精神产品(虽然死后就不可能占有)以美丽动人的文词，把死者赞扬，为超越时空，可以勒之金石，播之诗乐，或以浓色重彩在墓道墙上绘起壁画(多是让死者升天，与神话故事相结合的内容)或在墓中与崖石上选像，让死者与佛道神仙为伍。于是历代都有大批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雕塑家为之服务。文人们为了获得较丰厚的润笔费或酬金，不惜牵强附会，编出溢美过誉之辞，写出标新立异的字体，制出巧夺天工的碑刻或雕塑。东汉学者、书法家蔡邕坦诚地表白过：“吾为天下碑文多矣，多有惭容，唯郭有道无愧于色矣，”他写了一辈子的碑文，只有一篇《郭有道(名泰、字宗林)碑文》是名副其实妁。唐代韩愈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道齐天下之溺”的思想家、大文豪，他与蔡邕并称古代位两碑文大师，一生写了大量碑文，而千古传诵的只有《柳子厚(宗元)墓志铭》。宋、明、清等时代，著名文人写的碑文，真是汗牛充栋，却只有明代文学家张溥写的《五人墓碑记》脍炙人口。

　墓碑催生了碑文、墓志、墓志铭、神道碑的文体。碑文、墓志又推动了人物志、地方志乃至传记文学。墓志铭又衍生了铭类文体，为诗、词、曲特别是抒情诗、骈体文等提供借鉴。碑文、志、铭为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丧葬学、社会学、经济学储蓄了丰富的资料与可信的实物例证，大型碑体特别是神道碑以及墓道、墓穴与墓内的布局、陈设、装饰，又成为绘画、雕塑、建筑、装潢等学科、行业的难得的参照物。

　常言“碑以书传”，这书指的是书法。无论是墓碑、庙碑、纪念碑，往往是与书写者的名气最有关系。古代的书法家都写过很多碑文。由于水、火、战乱等灾祸的毁坏，名家写的碑文流传下来的那怕是断碣残碑都弥足珍贵，如能得到蔡(邕)、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苏(东坡)、赵(子昂)等人写的碑文，便价值连城了。汉代盛行隶书(字)是对周秦时代使用的篆体的一次重大革新。隶书虽笔法简练、圆润，但到了北魏时期，书家仍嫌其呆板不够自由。书法家只有在写各种碑文时各抒胸臆，于是由隶书蜕变出一种新体，后世称为“碑体”，它不像篆体的古奥，也不像真(正)字的呆板，也不像草体的难认，更不像隶书的四乎八稳。别笑它缺个点，少一撇，别嫌它拐弯磨角的不大到位，但它写起来随和，看起来顺眼。因当时的真迹流传下来的极少，主要是从洛阳北邙出土的大批北魏墓碑，后世书法家文人十分珍视，加以研介临摹，自成一派为“魏碑”体。这也是碑文释放出一支奇葩。现在很受青年书法爱好者的青睐，谁能料到原本毫无艺术性与学术价值可言的墓碑，经过历史风雨和万人打磨，却展现出它多彩的面貌来。

我国书法中魏碑体的特点：

1、横画和捺画保持隶书的特点，常伸展到字形边界甚至超出边界；

2、字形与隶书相比呈扁方形；

3、突出的特点是撇捺向两侧伸展，收笔前的粗顿以及抬峰，使整个字形厚重稳健略显飞扬、规则中正而有动态，颇具审美价值。

魏碑体，又称为龙门体、伊阙宗等，因为魏碑书法的代表作是龙门石窟一千方左右的北魏造像题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方，被称为龙门二十品，即《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橛造像记》、《一弗为亡夫张元祖造像题记》、《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造像记》、《北海王元详造像记》、《司马解伯达造像记》、们匕海王国太妃高为孙保造像记》、《云阳伯郑长猷为亡父母等造像记》、《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造像记》、《邑主高树、解佰都三十二人等造像记》、《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贺兰汗造像记》、《邑主马振拜等三十四人为皇帝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记》、《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记》、《邑主仇池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安定王元燮为亡祖等造像记》、《齐郡王元枯造像记》、《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记》、《比丘道匠造像记》、《陆浑县功曹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二十品的名目最早见于清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和方若的《校碑随笔》，此后被社会所公认，、被视作魏碑书体的法帖范本，不仅国内珍视，而且享誉海外。龙门二十晶的书法艺术，端正大方，质朴厚重，刚健有力，峻荡奇伟。其行次规整，排列整齐，大小匀称；结体和用笔则在隶、楷之间，表现出其成熟性，也显现出其过渡性的承隶启楷风格。若细分析，龙门二十品又可分为几类艺术风格不同的作品。康有为分之为四体，即杨大眼、魏灵藏、一弗、惠感、道匠、孙秋生、郑长猷深着劲重为一体；长乐王、广川王、太妃侯、高树端方峻整为一体；解伯达、齐郡王元枯峻骨妙气为一体；慈香、安定王元燮峻宕奇伟为一体。如从结体、用笔等特点分析，杨大眼、魏灵藏、慧成、慧感、道匠、孙秋生、郑长猷、贺兰汗等品结体端庄稳重，重心聚中而微偏上，无松散下垂之感；笔法方硬有棱角，起落处犹如刀削，斩钉截铁，锋芒毕露。尉迟、一弗、解伯达、高树等品与上述各晶风格基本相同，唯笔划较细，于稳重中又显俊秀爽利。以上诸品被书法家认为是龙门体书法艺术风格最典型的代表作品。此外，如元详、元燮、高太妃、马振拜等品用笔趋于圆转，笔迹流畅，寓隶法笔意于楷书之中。广川王、元枯、法生等品用笔含蓄，锋芒内在，转角圆浑，已同以后的唐楷无多区别。慈香一品在结体用笔上更为自由、柔和，显得十分潇洒奇逸，在魏碑中表现出别具一格的书法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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