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战国时期是史学家对春秋之后、秦灭六国之前的历史时期的称谓，是我国继东周列国以来的又一个诸侯割据的时代。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255年中，有大小战争230次。战争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西汉末年的刘向，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编成一本书，取名《战国策》，从此，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战国时期。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斗争十分激烈。其中，诸多中小诸侯国家已被吞并，最后剩下的秦、楚、燕、韩、赵、魏、齐七个诸侯强国，就是通常所讲的“战国七雄”。由于秦国的商鞅变法发挥了富国强兵的重要作用，秦国终于后来居上，逐一灭掉了其他六国，完成了“秦王扫六合”的统一大业，从而结束了这一战争频繁的时代。

在战国时期，我国的工业、农业、商业、交通等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各诸侯国之间互相促进，相互发展，如都江堰、郑国渠、鸿沟等著名的水利工程不仅促进了当时农业的发展，而且造福后世，此外在文化和思想学术方面，百家争鸣，创造了辉煌的先秦文化，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

战国时，手工业得到大力发展，冶铁、青铜器铸造、漆器、丝织业的生产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青铜器的制作普遍使用熔铸、焊接、失蜡法和金银嵌错工艺，产生了在铜器表面涂金、鎏金和刻纹工艺，器型轻薄灵巧，花纹细致繁复，具有高超的技术和艺术水平。虽然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但是仍有许多精美的青铜器物产生。

第一节战国时期青铜器概述

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革的时代，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文化艺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此时，商周以来的青铜礼器逐渐衰落，日常生活用器却得到了普遍发展，如铜镜。铜镜在战国时期，至少在统治阶级中已经普遍使用。古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战国人使用铜镜的记载，如《战国策?齐策》中“朝服、衣冠窥镜”，《楚辞?九辩》中的“今修饰而窥镜兮”等。战国铜镜能够取得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第一，铁工具在铜器制造业的使用，为作坊内部更细密的分工、创造新技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第二，经过商周以来的发展，至战国时期，铜镜的合金比例已趋于科学和稳定，大大提高了实用效果。战国铜镜以它规范化的形制、精美的装饰纹饰，标志着中国古代铜镜已经从早期的稚朴走向了成熟。

此外，战国时期有青铜乐器，无论数量上、制造工艺及木架的装饰方面，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其代表就是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其用料是铜、锡、铝合金，全套编钟上装饰有人、兽、龙等花纹，铸制精美，花纹细致清晰，并刻有错金铭文，除了乐钟装饰精美外，它的青铜装饰附件也是十分华美的，如钟架横梁两端的浮雕、透雕的龙、鸟和花瓣的青铜套，支撑栋梁用的六个佩剑的武士等等。这样精美的青铜乐器及其附属物，表明了当时青铜铸造工艺的精湛，同时在音乐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这个时期各类青铜器的造型各具特点，在装饰艺术及工艺方面涉及很多门类，就其大类来说，包括图案、书法、绘画、雕塑等，也可以说其工艺集各类艺术之大成。如青铜器上图案的运用，在长期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装饰手法，如充分利用对比度、呼应、虚实、疏密有节奏的变化，曲线和弧线的反复运用以及突出方向感和运动感等。书法应用主要体现在青铜器的铭文上。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多出自于各诸侯国，因此字体多变，字形有肥有瘦，有些字是承袭商周时期的字体，还有错金字、鸟虫书等，通过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我们可以对当时书法窥见一斑。战国时期的绘画作品我们所能见的就是区区几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青铜器上的图案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时绘画成就，这是战国青铜器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时期一些青铜器上的图案可以作为绘画来欣赏，如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战斗、狩猎、宴饮、车马、建筑等图案，构图简单，线条质朴，刻画娴熟，有的达到了形神兼备的程度。此外，还出现了用铜浇铸的动物塑像、人俑，这与现在的雕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节战国时期青铜器分期 一、早期（公元前476年—前4世纪上半叶）

这时的青铜器，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战国早期和春秋晚期的共同点很多，但是战国早期的器物有一些自然演变的特点及时代特征。

1造型特征

鼎类的形制与春秋晚期的同类鼎相类似。但是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第2717号墓出土的五具列鼎中，有三具体呈扁圆，敛口，有盖，附耳，短蹄足形，这种形体的鼎在春秋晚期的墓葬中很少发现。山彪镇1号墓列鼎五具，器体呈扁圆的形状且上下匀称，三足极短，腹底离地不远；同墓出土的贝纹鼎，形制也与此相同。这类扁圆形短足鼎，在战国早期的三晋战国?二人猎猪扣饰地区首先流行使用。另一种所谓联裆鼎或短鬲足鼎，实际上是采取软接触的做法将过短的足与器腹相连接，是新设计的造型，大约是把短足鬲的形体移植而来。

在这一时期大多为分体式，原平峙峪出土的　与风翔高王寺战国窖藏所出土的形式类同，鬲口处有一圈上斜的圆盘，用来盛放甑内蒸汽冷凝后的水，使之回流于鬲中，而不会溢出。此战国早期　中的新式样。

战国早期大墓中的酒器，往往有些特殊的造型，如曾侯乙墓的一对大尊缶、联襟大壶带有华丽套口和盖，可悬置在冰鉴内的大口方形尊缶等，这些都是绝无仅有的器物。相比之下，山彪镇1号墓所出土的青铜酒器的形制，更有代表性。其中的莲瓣盖壶，形体类似赵孟介壶而稍低。同类的器形也见于洛阳中州路2717号墓，盖上有的立有展翅的凤鸟。此类壶为战国早期的典型式样。较大的墓中也出土莲壶，洛阳中州路2717号墓出土的一件莲壶，形体近似莲瓣壶，腹稍大而深，颈盖上有小环钮，两肩放置一活动的链式提梁。莒南大店1号墓出土的莲壶，腹部更有一可系绳的鼻，曾侯乙墓则出土有长颈鼓腹的莲壶。传世的莲壶大多为洛阳中州路2717号墓所出壶的样式。此外，在北方地区，还有瓢形壶，有鋬可执，鋬或有链与壶盖相连。春秋晚期流行的一般壶的式样，这一时期内仍然可以经常见到。

水器中以盘匜最为常见，另外中小型有圈足的鉴也有发现。 2花纹与装饰

就题材而言，战国早期的纹饰仍然是交龙、卷龙或蟠龙等龙的世界。山彪镇1号墓的龙钮钟，随州擂鼓墩曾侯墓编钟上都是新颖而复杂的交龙图案。擂鼓墩2号墓编钟上神人骑龙的纹样，是另外一种构图。另一变化是图像的变形有所增加。山彪镇1号墓的豆，主纹是圈点和小翅形的集合体，是交龙纹的省略和变形；同墓出土提梁壶和鉴的腹上密集的圈纹则是旧日的蟠龙纹、兽目纹的蜕变。曾侯乙墓中的具有六棱形甬的编钟上，交龙纹已经变为棘刺丛生型的纹饰。此类变形纹饰很可能在春秋晚期就已经出现，到战国早期更为发展。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纯粹几何纹饰母题的出现，战国时期?铜鎏金青铜豆诸如曾侯乙墓青铜器上镶嵌的几何云纹图像，琉璃阁1号墓所出土的鉴的下腹复杂的三角云纹及涪陵小田溪编钟的错金云纹等。纯粹的几何纹在春秋晚期非常少见，而且也非常简单。战国早期描绘水陆攻战、燕乐、采桑等活动的画像很多，山彪镇1号墓的水陆攻战纹鉴、狩猎纹钫，成都百花潭的镶嵌燕乐纹壶，及陕西凤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镶嵌射燕壶等，都是这一时期施用这类纹饰的典型代表。

3铭文特征

战国早期青铜器铭文与春秋晚期的青铜器铭文没有特别突出的区别，这时一般作器纪事型的铭文减少了许多。钟上作器纪功的铭文与曾侯乙墓编钟记载乐律数千字的铭文都是独特的现象，不带有普遍性。

二、中晚期（约公元前4世纪中叶—前221年）

封建社会初期的青铜器由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发展到极为鼎盛的阶段，到战国中期以后逐渐衰退，但是就整体来说，并不排除少数精美的器群。即使是诸侯墓出土的大器，其铸造工艺与艺术的装饰，也差于春秋早期和战国初期的盛期。青铜器在战国中、晚两期时的发展区别并不是很明显，因此两期合一来叙述。

1造型特征

山西长治分水岭12号、25号墓、辉县赵固第1号墓、河北平山中山王墓。20世纪20年代发掘的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陵所出铜器群，20世纪20年代发掘的洛阳金村古墓中的战国中晚期青铜器等都是这一时期考古发掘出的重要墓葬。

能代表战国中期器群的，当首推中山王墓所出土的器。安徽寿县李三孤堆被盗掘的楚王楚杵墓内出土器物的形制和纹饰风格比较一致，属于楚国末期的标准器。?

鼎类青铜器南北风格迥异。中山王墓的九鼎都是附耳低短的盖鼎，这种鼎本是三晋时流行使用的一种传统式样，但是九鼎中的平底细孔流鼎就是很少见的了。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土有附耳扁圆体平底的高足鼎，同样的型式也见于江陵藤店1号墓，这完全不同于三晋时期的型式。晚期的鼎都是有盖或没有盖的高足鼎，而且高足的造型越来越多样和雄壮，形制也较大。

此时期的　已经不是很流行了，鬲也并不多见，敦仍然是圆形的和扁圆形的上下对称的两种。方座簋只在寿县楚王陵出土器群中见到过，是战国?五连盏灯器座较低体形收缩的蜕化式样。豆类器为长柄的，燕晋都有。寿县楚王陵所出土的长柄豆，柄有节，盖有三钮，可以倒置。方豆仍然有所发现，如江陵藤店1号墓就出土了有长柄的方豆。

酒器类中变化较为明显的是壶，有方壶、扁壶、环耳圆壶等等。中山王墓出土的还有镶嵌的方壶，工艺非常精湛。方壶或钫这一类器是这一时期内具有时代特征的器物。壶的新型式样还有许多种，如细长颈多钮壶、小口短颈大圆腹壶、蛋形壶等。

罍器有做成方形的，可称为方罍。三门峡上村岭5号墓出土的有镶嵌方罍，形体较低且肩宽，附耳可挹酒。同类器中，还有小型的传世。

水器的基本器型仍然是盘、匜、鉴。巨型的鉴在本时期内减少很多。三门峡上村岭5号墓出土的四龙耳镶嵌方鉴，是新的式样。楚地新出土的斜唇或平唇的中腰收缩平底双耳盘，耳有环，器壁很薄，有的还有刻花髹漆。

2花纹与装饰

战国中晚期的纹饰变化十分显著，除了战国早期的某些纹饰仍然流行使用外，出现了许多嵌金、银、铜、绿松石，以及其他物质的几何变形图案，有云纹、菱纹、勾连纹、三角纹等。这种变形的几何纹编排规律，又富于变幻的绚丽效果，令人目炫。最典型的战国中期的几何变形纹饰有中山王墓的虎噬鹿器座、龙凤方案座、嵌金银翼龙、嵌金银绿松石钫，还有记伐燕之功的陈璋壶等。楚墓中许多环耳壶也大多施加几何纹饰，有的是以变形几何纹、狩猎纹及神话题材画像相间的装饰，如琉璃阁56号墓的21号、22号钫上的图像就是如此。此时还出现了刻纹画像。这种纹饰是用极锐利的尖刃刻凿而成的，而不是范铸后镶嵌的，如琉璃阁1号墓的刻纹“奁”、辉县赵固的刻纹“楼室燕乐”盘、长治分水岭12号墓的刻纹战国?鸟纹三足鼎人物车马建筑残匜、长岛战国墓刻纹人物车马建筑残匜等。这种纹饰只能在炼优质铜取得成功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此外，素面青铜器大量出现。大梁司寇鼎、梁十九年鼎、平安君鼎、楚王后六室鼎、集脰太子鼎等等，都是不施纹饰的素面器，至于中山王鼎、方壶则利用器物的素面凿刻大量铭文。对以大量纹饰为特色的中国青铜器来说，素面器的流行被视为纹饰衰退的表现，也是一种时代的印迹。

3铭文特征

在铭文的内容上，春秋时期铭文上的颂扬先祖、祝愿家族团结、昌盛之类的套语仍然存在，但已经少得多了。此类铭文仅在田齐铜器中延续了较长一段时间，其他列国的器物上发现得不多，一般铜器上的铭文只是较为简单地记明铸器的事由与器主。战国中期以后，随着集权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对与兵器、度量衡、错金银流鼎有关联的手工业加强了控制，使得铭文的载体大为扩展。同时在铭文中出现“物勒工名”的内容，记载负责监制青铜器的官职名号、工长名与直接铸作器物的工匠名，还有的酒器、食器则记置用地点与掌管者官职，量器记容量、重量及使用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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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与三国时代都是我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乱世，华夏历史一直秉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原则，这也是古代历史发展的一个潮流和趋势，在众多的历史学家们的心目当中，乱世的研究价值远远大于和平年代，因为乱世是诸多势力之间斗争，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和政治观念的碰撞是非常之多的，对于我们现代人发展是有着很大好处的。

而春秋战国与三国时代作为乱世，它们都有着各自的特点以及主流发展趋势，对于春秋战国，大多数人的认知停留在诸子百家和战国七雄上面；春秋时代是古代历史上思想潮流最为繁荣的时代，战国时代是各大诸侯群雄逐鹿的战场，这一个时代奠定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发展基础，可以称得上是华夏文明真正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文明的初级阶段。

而三国时代单从知名度上来看比春秋战国时代要广，因为罗贯中所书写的《三国演义》几乎是一本家喻户晓的名著，里面对于三足鼎立的描写，对于一些重大战争的描绘翔实和生动，让很多人对于三国时代的纷争有了更详实的史料。

同是乱世，春秋战国影响力远超三国时代

虽然如此，虽然有小说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讲，三国的影响力是远远没有春秋战国大的，这两个时代从根本上来讲，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那么这两个时段到底有着哪些根本区别呢？这些区别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本篇文章重点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看一看春秋战国时代与三国时代各自的基础和主流趋势到底是什么？

春秋战国以诸侯国为纷争单位，而三国时代的主体是人

我们先来看春秋战国时代与三国时代的区别；第一个区别在于春秋战国时代与三国时代的征战单位是不同的，我们从表面上来看战争或者说利益上纠结都要归结在人身上，所以时代的纷争主流单位应该是人，但当我们深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以人为单位的争斗适合用来描述三国时代，却不适合用来描述春秋战国时代。

三国时代，各国文化分歧，基础政治制度差异不大

三国时代虽然有三个国家的各自为政，但它们都同属于一种文明，发展的主流基础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就是它们所发展的形式、传承的文明、使用的文字语言等等都是相同的，不存在着文化上的分歧，也不存在着基础政治制度方面的差距，它们只不过是在进行斗争，看看谁是中原地区最终的主人，谁是下一任王朝的开拓者，本质上还是建立在中原地区上进行的内部争斗。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统治制度不同

但春秋战国时代却不一样，它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纷争，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大诸侯国之间所遵从的政治制度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是秦国崇尚法治，楚国则崇尚分治，齐国奉行吏治，燕国固守王道，赵国则热衷于军制，魏国是一半王道一半法治。

这些政治制度如果各自延伸的话，创造出来的则是不同发展方向的文明；比如说燕国的王道和齐国的吏治，其实这两部分从根本上来看，是比较贴合于西周的统治方式的，这可能也与这两个国家的立国有关。

本身燕国和齐国都属于西周的开国诸侯，燕国的国君是有着姬姓王族血脉的召公奭，齐国的开国君主，则是在武王伐纣当中位居功臣之首的姜子牙，因此这两个诸侯国立国时就有着非常高的地位，自然而然的受西周的影响就比一些小诸侯国要大，如果依照燕国的王道或者齐国的历史发展下去的话，中原地区的主流发展形式可能还是类似于西周。

荆轲刺秦王，燕国本意是回到西周的分封制状态

关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荆轲刺秦大家应该就明白了，荆轲刺秦的时候，太子丹是希望秦国能够归还已经吞并的各国领土，让整个中原地区重新回到诸侯相互制衡，且平稳发展的阶段，这样的发展形式不就是西周的分封制吗？

一个天子多个国王，多个国王之间拥有着基本相当的权利，同样也担负着保卫天子的责任，不就是一种维护西周统治的形式吗？所以，如果按照燕国的发展制度传承下去，中原地区不可能进入封建时代。而像秦国，它因为崇尚法治的制度，在大秦帝国建立之后推行的也是一种法治政策，所以有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度的推广，有了郡县制度的推广，同时也带来了封建社会的主流社会性质。

三国的谋臣武将与战国七雄

因此，我们说春秋战国时代，其实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纷争，它们斗争的不仅是人口和土地，争斗的还是一种社会性质和统治形式；但三国时代则不存在对于文明根本和基础上的比拼，而是建立在已经成型的文明之上的势力纷争。

所以，三国时代的争斗主体其实是人，这是这两个时代最大的一个不同点，也是为什么人们在提起三国时想的更多的是三国风云人物，一些谋臣和武将的原因，在描绘时也着重的给予人笔墨，比如说周郎周瑜，比如说刘备，比如说阿蛮曹操，比如说诸葛亮等等，他们是以人为个体出现在我们视野当中的。但提起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总说国家如何？比如说战国七雄，比如说魏国，比如说楚国，又比如说，秦王扫六合，在国家之后我们才会提到人。

战国战争是统治制度与主流思想的碰撞，三国时代纯属拉开实力差距

第二个不同点，在于三国时代的战争是单纯的拉开实力差距的战争，几乎不存在着思想方面以及制度方面的碰撞；我们都知道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是我国古代思想发展的黄金阶段，十家九流的不同学说相互碰撞，它们各自拥有着一套可供社会发展的主流体系，所以才有了百家争鸣。

而到了战国时代，各个国家的背后其实都有着一种主体学说的支持，从表面上来看，战国时代的战争也是为了攻城略地，也是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但战国时代的战争从根本上来看是涉及到思想的，比如说韩国和秦国之间的争斗。

秦国与韩国变法形式不同，造成发展结果不同

这两个国家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进行变法的，但变法之后的碰撞却让人大跌眼镜，韩国经历了变法之后虽然经历了短期的强盛，但在申不害去世之后，韩国国力迅速下降，甚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实力还不如变法之前，并且一股崇尚阴谋权术的风气在韩国国内盛行，让这个国家从一个中原地区的诸侯大国，变成了一个依靠诡计而邦交斡旋的中等国家。

而秦国在经历了商鞅变法之后，却迅速地强盛了起来，它的地位也从战国时代最弱的诸侯国变成了最强的诸侯国，而这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其实是术治变法与法治变法在性质和作用力上的对比。

韩国的术治变法，虽然也算是法家的一种变法形式，但变法的根本着力点在于将法变成一种控制形式，变成君主手中的一把利刃，很多时候法令的订立依靠的是君主的心思，自然而然地就会让国内的臣子越来越倾向于阿谀奉承，毕竟谁得君主之心，谁就能够在法令当中占据一个比较优势的地位。如此一来，又有多少人是凭借着真才实学立足于韩国的朝堂之上的呢？韩国又凭借着什么发展下去呢？

但秦国的变法却不如此，秦国的法治是一个明确的框架，它并不依靠着谁的心情而定，而是立足于将国内所有人包括君主在内，全部规划到一个明确的轨道上来，通过法律明确各个阶层的人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久而久之，秦国的国家秩序就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内的发展阻碍越来越小，整个国家也就越来越强大。

从这一点上来看，战国时代从根本上讲，其实是一种统治政策和主流思想的对抗，而战争的成败只是主流思想作用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很多历史学家们说韩国变法之后的战争失败其实表现的是术治变法的脆弱。

而三国时代的战争则不同，在这其中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统治分歧，魏蜀吴之间的统治形式基本相同，不存在着政治制度上的差距，也不存在着统治思想上的差距，只是一种单纯的实力上的比拼。而这也是这两个时代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区别。

春秋战国时代延续时间远超三国时代

除了上述比较重要的两点之外，三国的延续时间上也不能与春秋战国相提并论，春秋战国时代延续了几百年之久，各大诸侯国之间的利益纷争十分复杂，涉及到的人口数量众多，是几代人之间的共同努力创造了最终的统一，而三国时代则不相同，三国时代总体来看也不过六十年的时间，是一代人的较量，波及的人数也比较少。

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三国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这些不同点呢？其实最大的原因则是时代之前的历史对其的影响；其实春秋战国时代的华夏文明，并不存在着主权国家这一个概念，像是夏商西周这样的朝代虽然称之其为王朝，但从根本上来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春秋战国时代不存在主权国家概念，类似于西方的城邦制度

如果一定要类比的话，我们将它们看作是古代西方文明的城邦比较合适，可以称之它们为邦国，或者说是另一意义上的联邦；就像西周一样，它其实是一个组合而成的势力群体，一个天子多个国王，天子将权力分散给众多的国王，国王也要为周天子的生存和发展承担相应的责任，国家这个概念比较模糊，所以它会导致文化上的分歧。

就如同我们上述所说到的那样，各个国家遵循的政治制度大不相同，这也就造就了后来华夏文明意识形态的转变，那时候的文化并没有订立一个绝对的基础，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没有绝对要进行传承的文明。

战国时代斗争，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冲突

到了战国时代，战国七雄名义上来讲都是出自于西周的，但它们却拥有着相当大的自治权，对国内的政治、经济甚至思想等各个方面都有着绝对性的把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战国时代的争斗不能称之为是内部争斗。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历史学家们会说，如果没有秦始皇的统一，中国可能会类似于现在的西欧的原因，因为在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就相当于现在的欧盟，它内部的所有小国都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字、不同的语言，如此就有了社会性质的不同，也就造就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子民。

因此，春秋战国时代如果想要统一，那么比拼的必定是思想和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也必定会以国家为单位登上历史的舞台，如此，它能造就一个统一的王朝，奠定一个文明的发展基础。

三国时代之前，文化思想主流，社会形态，统治制度已经基本确立

而三国时期则不相同，三国时期之前，已经有了秦汉这种大一统王朝，秦汉不向夏商西周一样没有思想上的统一，更没有拥有强大自治权的诸侯国，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造就的其实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国家的内部结构非常完整，而且文化也已经有了发展的主流，社会形态已经基本确定。

再者，秦王朝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实施书同文、车同轨，将整个中原地区打造成了一个延续一条文化发展道路而传承的国家，几乎所有人认同的文明都是一样的，几乎所有人传承的文化也是一样的。

所以到了三国时期，封建社会的主流社会性质和基础统治制度已经确立了，而且非常的牢固，三个国家只需要站在这种基础制度之上进行实力的纷争就可以了；包括后来的五代十国等等的乱世都是如此，只是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循环，因此纷争之前的时代影响对于乱世的影响是有很大影响的。

小结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在很多人的眼中，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影响比较大，这是因为万事开头难，春秋战国时代奠定了华夏文明发展的基础，确立了华夏文明的主体形态和内涵精神，确立了中原王朝的统治形式和基本政治制度。

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炸裂，先贤圣人辈出，诸子百家流派，各种观点、思想、意识相互融合，整理出了一套所有人都要遵循的文化体系，同时也进行了思想上的统一；在这之后，无论出现的哪一方势力接受的是这套思想和这套制度的熏陶，所以不再是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争斗，而只是人与人的角逐。

我们如果再更深入一点探讨的话，其实我国古代历史上所有的王朝更替都不是偶然的，封建制度的存在有着一定的缺陷，它实施的是一种家天下的世袭制度，甚至在最开始时还是嫡长子继承制度的，一个家族不可能世世代代都出明君，必然会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而使王朝的发展走向衰弱。

而这个时候，文明如果想要延续下去就必须进行王朝更替，所以后世所出现的王朝更替只不过是封建制度在弥补自身的缺陷，后世的王朝都在秦王朝的统治基础之上进行着繁衍，所以易中天先生才会说“秦亡之后百代而行秦制”秦朝是虽灭犹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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