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和民俗学的区别是什么

民族学和民俗学的区别是什么

民族学是研究各个民族的产生，发展，特点等。民俗是风俗习惯不一定是哪个民族的，有可能是很多民族的

“民族学” 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文， 由’γos〔ethnos（族体民族）〕和 λγos〔logos（科学）〕两字组成，是指研究民族共同体的学问。以民族为研究物件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学科。

民俗学（folklore / folkloristics）是一门针对风俗习惯、口承文学、传统技艺、生活文化及其思考模式进行研究，来阐明这些民俗现象在时空中流变意义的学科。民俗学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民俗学与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各种生活现象息息相关。尽管人们不一定能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对整个社会具有多大的意义，他们在日常交流中所展现的一切，对文化的传播和储存起了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但是，有关生活文化和口头传统的一切细节，都可以作为民俗学者的研究物件。而且其中还包含和传达着重要的文化资讯。

文学吧，算得上博大精深，里面应该包括民俗学

民俗学我认为是一项很需要发扬光大的东西，我们许许多多的民俗慢慢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其实每种民俗都饱含了特定的意义。我喜欢各地的民俗，特别是吃的方面，哈哈

考古学和民族学、民俗学即便有这么多的不同或差异，但他们也有很多相同、相似、相接近、相借鉴的地方。如，在研究方法上，考古学中的型别学也可以应用于民族学、民俗学中，将民族学、民俗学中的材料按型别学的方法进行分类和比较。而考古学中的地层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反映一种文化的时间先后的，其每个层位的遗迹、遗物内涵，与地面留存的民族民俗文物或民族民俗文化事项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对应或延续关系的，像前面列举的圜底器即是。因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民族风格、不同的风俗习尚、不同的精神风貌。那么，考古中的每一个地层内涵往往就体现出这个层位所反映年代的一些习俗和风尚，它可以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现存民族的社会生活、家庭关系、婚姻制度、宗教信仰等中进行分析、对比”。而民族民俗文物是沉积著历史上很久以来的、深邃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内涵的，既包涵着诸多的古代文化资讯，也包括有现存的民族、民俗文化事项，都从不同角度或不同层面将古今的历史或文化进行着连线和补充。所以，它们之间都相互地为对方服务。同时，考古学中的一些现象，借助民族学、民俗学来解释，还会使不会说话的“死”的考古资料变“活”起来，这对复原当时的文化生态来说是极其宝贵的。

民族学，相对来说给全面些，所开的课程也包含民俗学，本人也是民族学的，欢迎你的到来

一、民俗学专业考研学校排名

学校名称

1 中国人民大学

2 北京师范大学

3 中山大学

4 上海大学

5 华东师范大学

6 中央民族大学

7 浙江师范大学

8 安徽大学

9 青海师范大学

10 中南民族大学

11 西北民族大学

12 温州大学

13 南京师范大学

14 河南大学

15 西南民族大学

16 新疆大学

17 云南大学

18 内蒙古师范大学

19 华中农业大学

20 复旦大学

二、名族学专业大学排名

学校名称

1

中央民族大学

2

云南大学

3

兰州大学

4

中南民族大学

5

西南民族大学

6

广西民族大学

7

内蒙古大学

8

云南民族大学

9

中山大学

10

西藏民族学院

民俗学的研究物件是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为主的传承文化现象的性质、状况、特点，揭示它的发生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

中央民大民俗学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应该就是国家线，前几年都这样，竞争不是很激烈，还招过调剂的。比起北师大和中山大学难度是小了很多，那两个学校招生人数少，竞争很激烈。

但是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专业是有博士点的，这也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对读研以后的深造可以提供很大的方便。

民俗学在学科划分上属于社会学的二级学科，所以和社会学一样，最后拿的的是法学的硕士学位证。“法学”的范围比较大的，很多人文社科专业都是拿法学的学位证。我就是民俗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还有什么具体问题，你也可以问我。希望回答能让你满意！

望采纳。

1、首先感谢你对我校感兴趣。我校中文系的专业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事业管理方向之外，其他专业（包括方向）考研都是有一定难度的，毕竟我校的文史哲专业在全国来说都是靠前的。以我所见和我所闻而言，跨专业考试的学生成功率往往不低，原因有兴趣可以详谈。对英语的要求和其他文科专业要求持平，只要过线即可，人类学系的英语要求这两年是比中文系的稍低。 2、差别较大。中文系的民俗学一定意义上而言是中大民俗学，南派民俗学的发端，顾颉刚等先师是为开拓者，所以中文系的民俗学比较倾向于这条线，偏文多些；人类学系的民俗学是人类学系下设方向之一，现在主要是邓启耀、朱爱东老师在做，偏向于人缉筏光禾叱鼓癸态含卡类学理论和田野调查，偏社多些； 3、如上2所述，你也可以明白为何人类学系的民俗学招的人少，毕竟那不是我们的主业，我们的主业是人类学和考古学，民俗和民族都比较少；我们学校的本科生一般情况下罕有考民俗学的，考文化人类学的最多，竞争不是很激烈，这个专业的研究生不多，我们这一届只有两个人。 4、中大的人类学是中国第一的，与北大齐分南北，学术界称为南派，你所说的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专业是前年开设的类专业，找的人仅次于中文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专业文化事业管理（70），但是我们这一届只有14个人，而且基本上是考人类学考考古学调剂的，学费一万三，第一年没有奖助金，第二年可以评选，有两个名额，因为在职的比较多，所以竞争倒还可以。不建议你以此为目标，你可以直接报人类学系或者中文系的民俗学专业，万一考不上了再调剂也行。毕竟学术性研究生的要求和待遇还是不一样的。 5、考虑清楚你到底要报哪个系那个专业，中文和人类的民俗学差别还是有的，你所说的出名的根基多在中文那边，但是中大的文科交流和文科渗透很强。PS：还有，其实我们人类学系的学生都是要上民俗学的，但那仅仅是一个方向，一个本系学生罕有考虑的方向。

可以去找一本人类学的书看看

社会学和民族学和民俗学都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只是研究的范围和物件方法不同

（一）自西方传来的学科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保存着丰富的民族学和社会学遗产，历代也出现了不少用今天的说法可以称之为古代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人物。但是，作为独立的和现代的学科，民族学和社会学都是20世纪初从西方传来的。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一些教会大学及与西方联系较多的大学首先设立了民族学和社会学专业。如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大学、岭南大学、辅仁大学及中法大学等。在国立大学中，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较早设立了该专业。人类学又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部分。在美、英等国所说的文化人类学（Culture Anthropology），在欧洲大陆的德、法等国被称为民族学（Ethnology），虽然渊源有所区别，内涵是相同的。

当时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课程大多设在社会学系内。最早开设这些课程的大多是从西方留学归国的学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等人都是较早（20世纪20年代）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民族学）家。

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派、进化学派，特别是功能学派的理论在西方民族学和社会学界盛极一时，在西方留学的这些中国学者也基本上成为这些学派的信奉者。但是，当他们回到中国并用这些理论研究中国社会时，在学科理论和方法上都逐渐发展出了一些中国本土的特色。

潘光旦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师从历史学派大师博厄斯，并受著名的进化学派民族学家摩尔根（L.H.Morgan）很大的影响。吴文藻留学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期间，该校人类学系几乎集中了当时美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界的精英。如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博厄斯（F.Boas），还有本尼迪克特（R.F.Benediet）、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他们都是名震国际人类学界的大师级教授。杨成志则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民族学博士学位，并接受了功能学派理论。

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等人都全面掌握了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最前沿的理论和方法。吴文藻的博士论文还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近十年最优秀外国留学生奖。回国后他们又分别在清华、燕京和中山大学任教，培养了一批日后成为著名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家的学者。如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

（二）功能学派和社区研究

20世纪20年代，吴文藻回国后不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该系学生有费孝通、林耀华、李有义等人。当时，中国的民族学和社会学还处于照搬模仿西方的阶段。吴文藻先生最早提出了中国化的教学改革方案。他的中国化主张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确定一种有效的理论框架；第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对中国的研究实践；第三，进一步培养能独立从事研究的人才。

在理论框架方面，他选择了英国的功能学派。他说：“功能学派是社会人类学中最先进，亦是现今学术界最有力的一个学派。”（“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载《社会研究》111、112期，1936年）在中国社会的研究实践问题上，他提出了将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方法相结合的社区研究法。此两点以后几十年一直贯穿于他和他的学生的研究中。 至今，将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方法紧密结合仍然是我们学院最鲜明的传统。为了培养更多人才，吴文藻先生于1937年送他的学生费孝通和林耀华分别到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留学。

费孝通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时，他的导师是功能学派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林耀华的老师是哈佛大学的胡顿（E.A.Hooton）等人。二人回国后，分别在吴文藻任系主任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潘光旦任系主任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三）边疆与少数民族研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策划鼓动满蒙独立，中国出现边疆危机。吴文藻先生审时度势，提出在社会学、民族学界将边疆和少数民族研究作为重点。为此，他先后将其学生李有义、林耀华、费孝通和陈永龄派到西藏、四川凉山、广西大瑶山和新疆去作调查。此后李有义成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主要开创者之一，林耀华的《凉山彝家》和费孝通的《花篮瑶社会组织》都成为民族学研究的经典，陈永龄先生自此从事新疆民族研究几十年。日后当这批学者集中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时，继续其研究传统，并由此促成了中国民族学界重视研究边疆及少数民族的特点。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四）三代师生齐聚研究部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学术渊源主要传承自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中从事民族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在20世纪50-60年代，他们是站在中国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界最前列的一批顶尖级人物。这批学者中的多数来自原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和民族学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51年分为民族学系和劳动系）。在20世纪50年代初，三代学者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以下是他们的师生序列和学术传承的关系：

第一代： 潘光旦、吴文藻

第二代： 费孝通、林耀华、李有义

第三代： 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陈凤贤、王辅仁、王晓义、吴恒、黄淑娉、朱宁。

从20世纪的50年代到90年代，他们相继是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界的****。

原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杨成志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与吴文藻先生并称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界的“南杨北吴”，此时也作为研究部的第一代学者来到研究部。

（五）薪火相传

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研究部至今天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早在20世纪30-40年代逐渐形成的学术传统今天仍在继续并已得到发扬光大。这些传统就是：第一，在教学与科研中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提倡实证性的社区研究；第二，将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作为研究的重点；第三，结合中国的国情，在研究中重视历史的角度。

至于研究的理论，2006年10月，著名人类学家乔健教授撰文指出，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界已形成了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功能学派，这是在理论上对功能学派的发展，是对国际民族学、社会学理论的重要贡献。（“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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