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四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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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言体到春秋时期已经相当成熟，此时双音词也越来越多，而且当时的徒歌和《诗经》里都有五言句，那么为什么继四言诗之后的不是五言诗而是辞和赋呢？前人也有从楚歌的源头寻找答案的。本文则想从四言体的句式结构分析入手，对此做一点探索。

楚辞体虽然不是从四言发展而来的，但是四言体与楚辞体之间并非毫无联系，最明显的是四言体的句式构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三言加“兮”的形式。而三言的构成又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一个单音词加一个双音词，如“彼采葛兮”（《王风·采葛》）、“美目盼兮”（《王风·硕人》）；一种是三个单音词，如“仪既成兮”（《齐风·猗嗟》）、“迨其吉兮”（《召南· ?有梅》）。这两种句式也是构成楚辞句式的基础，前者如“操吴戈兮被犀甲”（《九歌·国殇》），后者如“凌余阵兮躐余行”（《九歌·国殇》）。只要将两个三言加“兮”的句子合成一句，去掉后面的兮，就成为典型的楚辞句式。像《齐风·猗嗟》全篇三章都是三言加“兮”的句式构成，第一章：“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臧兮！”完全可以把中间四句改成“颀而长兮抑若扬，美目扬兮巧趋跄”，与《国殇》、《山鬼》的句式相同。又如《郑风·大叔于田》里“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纵送忌”这类诗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招魂》的节奏感。特别是一句四言与一句三言加“兮”组成一行的句式，如《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 ?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更是直接为屈原的《橘颂》所用。《招魂》基本类似，只是把“兮”换成了“些”。《橘颂》和《招魂》虽然仍是四言体，但它们集中使用《诗经》中这类句式，并扩成长篇，显然是因为它和楚辞的另一类典型句式有内在的联系。像《离骚》、《哀郢》、《抽思》等篇，一句由两个三言词组构成，也是两句构成一行，“兮”字在两句中间。这就等于把一个四言句和一个三言加“兮”构成的四言诗行变成了楚辞的一句（半行）。也就是说，四言体把“兮”字放在每行结尾的这种诗行结构，实际上为楚辞这类句式将节奏点放到两句之间的“兮”字上提供了现成的形式。

四言中的三言词组和楚辞的三言词组性质相同，因此只要把三言加“兮”的句子和节奏延长一倍，即可构成楚辞句式。但四言没有提供可以发展成五言典型句式的句型结构。《诗经》中的五言结构较杂，有一—四的节奏，如“在南山之阳”（《召南·殷其雷》）、“不与我戍申”（《王风·扬之水》）、“乐子之无知”（《桧风·隰有长楚》）；有散文句式，如“昔育恐育鞠”、“反以我为雠”（《邶风·谷风》）、“殊异乎公路”（《魏风·汾沮洳》）、“无不尔或承”（《小雅·天保》）、“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小雅·斯干》）等等，这两类都不可能成为五言的典型句式。只有极少数句子与五言诗相似。如“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召南·行露》），颇似汉代童谣。但这与“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卫风·木瓜》）的句式一样，还是基于四言的构句意识。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四言中多加了一个虚字。前例可写为“谓雀无角，何穿我屋，谓女无家，何速我狱”的典型四言句，后例去掉中间的“以”，也是典型四言句。由于五言的典型句式应该是以一个三言词组和一个二字音组的组合，这类五言或许会在童谣中延续下去，直到汉语结构再次发生变化后，出现真正的五言诗，但不会在四言的时代直接发展成五言。其原因，首先是四言中的大量三言是三个单音词构成。像前例中的“速我狱”以及“不我活”、“殷其雷”、“彼之怒”等等，都是散文句法，这种三言词组可以构成楚辞句式，却不能构成稳定五言节奏的三言词组。其次是从四言到五言，节奏改变的困难远远大于从四言到楚辞。四言中的三言词组也有一个单音词和一个双音词组成的，但这个词组都不能脱离“兮”、“也”之类的语气词，如“何其久也”、“不可休思”。或前面要加一个单音词，如“毖彼泉水”、“秋以为期”。 这类句式分成一—三或三—一的顿逗，却又读如二—二节奏，要变成五言的二—三或三—二，必须经过一个顿逗和节奏相统一的摸索阶段。而楚辞句式如果是《国殇》型，其节奏点“兮”字放在句中，就不必改变原来的三言加“兮”的结构。如果是《离骚》型，一句相当于两个四言句的基本词组相加的长度，“兮”字放在句尾，也可使顿逗与节奏自然趋于一致。换言之，楚辞因其句子的散文化，顿逗间隔较长而较灵活，能够包容四言原来节奏和顿逗不一致的现象，不需要像五言那样在词组的组合和节奏方面作根本的调整。四言和楚辞构句的这种亲缘关系正是由它们天生的散文性质所决定的。

四言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赋化。赋是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文体。它与“辞”大致是同时产生的。从荀子的《赋》到汉代的大赋，四言都是主要的句式之一。不少赋几乎全篇由四言组成。四言赋化的根本原因是它的散文性质。《庄子》里也有一些用于说理的押韵的四言，而荀子的《赋》更是阐述礼之功用的一篇政论。但是赋不像《诗经》那样两句才能构成一足句，即一个诗行。而是每句四言自成足句，虽然也两两相对，但仅是增加排比的气势而已。如荀子《赋》：“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472页。虽然句法相同，但各句意思独立，由此也可以反观《诗经》四言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两句一行的诗行建构方式。赋的四言句与《诗经》的四言句还有一个显着的区别，这就是基本不用加虚字和衬字形成的双音结构以及三—一或一—三顿逗的四言句，而是以双音词为主，顿逗和节奏一致。有的典型句式也是从《诗经》的四言句发展而来。如《周颂·潜》里的“有 有鲔，鲦? ?鲤”，《鲁颂· 宫》里的“黍稷重 ?， 菽麦”等，排列两个或四个单音的物名成句。《唐风·椒聊》里的“蕃衍盈升”在状语前再加双音形容词，《唐风·羔裘》的“羔裘豹祛”并列两个双音物名等，这些句式在《诗经》里不多，后来在汉赋中却成为最有特色的句式。但是赋的四言句之所以变为以双音词为主，原因还在于四言体虽然已形成二—二节奏，但始终未能解决含三言词组的典型句式节奏与词组顿逗不一致的问题。随着语言的发展，语汇中双音词逐渐增加，四言必然趋向顿逗和节奏统一的句式。加之铺叙和堆砌的需要，以名词和形容词为主的双音词组成的四言句大量增加，便形成了典型的赋化四言句式。

四言体的部分句式虽然与辞赋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诗经》的句式已经成为汉代四言诗效法的典型，两句一行的建行方式也在四言体里保留下来。即使如此，汉代四言诗已较少见到三—一或一—三节奏的四言句，也就是说，在汉代四言诗里，顿逗和节奏一致的二字节奏音组已成为四言句的主体。然而当四言体全都变成真正的二—二节奏以后，这种诗体也已经僵化。曹操的四言诗之所以能在汉末诗坛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当然首先是因为内容的深刻新警，但也与他在四言句法和诗行建构方面的创新有关。他在四言方面的新创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以平易的当代口语组织四言诗的语汇，突破了汉代四言体普遍不敢改变《诗经》体语汇的局面。《诗经》四言的典型句式取决于春秋前以单音词为主的语汇特点。到汉代汉语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四言诗虽然已经以双音词为主体，但仍然袭用《诗经》的典型句式，这样就不得不使用《诗经》式的语汇，特别是雅颂体。曹操使用当代语汇，有的在艺术上并不成功，如《短歌行》“周西伯昌”、《度关山》等诗篇，以直线叙事夹带议论，偶用顶针勾连。是高度散文化的四言体，但文字比较直白，与当时诗坛好用雅颂体语汇写四言的风气迥然不同。而艺术上最成功的几首则能在朴素的口语中提炼出平易的双音词汇，使二—二节奏得到强化，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篇，都很新鲜易诵。二是改变了四言的诗行结构关系和句序。从表面上看，曹诗仍是二句一行，四句一节，但是一些诗行的两句之间已不像《诗经》那样存在着语法结构上的依存关系。《诗经》的一句基本不能独立，需靠下一句才能完成一足句。曹诗中固然仍保留着这类结构，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等《诗经》的原句。但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类诗句，主要是凭意思的连贯构成一行或一节，各句句法是独立的；这些句子加一字就可变成五言。这样就不必再用《诗经》式的句序。尤其是场面描写和抒情，《诗经》主要通过组织各种复叠变化的句序进行铺叙，而曹诗的抒情写景如前所举例，是以结构独立而句意连贯的散句构成画面，并不着意追求重叠排偶，从而使《诗经》原来短促的节奏感变得自由而舒缓。

如果说曹操对四言的改革得力于当时新起的五言体，那么嵇康的四言诗则是在骈文兴起之后对传统四言体的又一次革新。嵇康的四言与曹诗以散句为主的结构不同，他利用《诗经》体的典型句式和诗行建构的原理，创造出许多由骈偶的四言对句构成的诗行，以及由两行对偶构成的小节。前者如“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第九章）、“弃此荪芷，袭彼萧艾”（同上第六章）等，后者如“泳彼长川，言息其浒；陟彼高冈，言刈其楚”（同上第三章）、“穆穆惠风，扇彼轻尘；奕奕素波，转此游鳞”（同上第五章）、“嗟我独征，靡瞻靡恃；仰彼凯风，载坐载起”（同上第四章）等，这种两行一小节的结构在嵇康诗里所占比重甚大，可以看作是一种有代表性的句序。以上例句都是《诗经》的典型句式。嵇康还有一部分对偶句是典型的赋化句式，如“朝游高原，夕宿兰渚”（同上第二章）、“左揽繁弱，右接忘归”（同上第九章）、“南凌长阜，北厉清渠”（同上第十章）、“仰讯高云，俯托清波”（同上第十一章）、“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平皋，垂纶长川”（同上第十四章）等等。以上例句各有两三种以上的同类句式，可算是比较常见的句型。虽然嵇诗中也穿插了一些散句，但因为多数篇章是以上述两类句序为骨架，因而具有明显的骈俪化倾向。

继嵇康之后，能使四言又有所创变的是陶渊明。与曹诗和嵇诗相比，陶渊明的四言从章法到句法是更接近《诗经》体的。从各章的重叠来看，《归鸟》四章，每章以“翼翼归鸟”开头，造成复沓；《停云》前两章反复颠倒“霭霭停云，? 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与“八表同昏，平陆成江”也是《诗经》里常见的换字重叠法。《荣木》前两章“采采荣木，结根于兹”和“采采荣木，于兹托根”的复沓与此同理。从句式来看，陶诗袭用《诗经》典型句式也不在少数。如《荣木》中的“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愿言怀人，舟车靡从”，“人亦有言，日月于征”，《时运》里的“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暇景，载欣载瞩”，《劝农》里的“哲人伊何，时惟后稷；瞻之伊何，实曰播植”，《念子》里的“日居月诸，渐免于孩”，“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等等。陶渊明善于从《诗经》里选出适合于表现自己心境的语汇和句式，与汉魏以来四言多用双音词的句式结合在一起，随意组合，虽有以骈对工致清丽取胜者，如“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陶渊明《时运》第四章），“山涤余霭，宇暧微霄”（同上第一章）等，但主要是以散句为精神。陶之四言没有刻意安排的句序，而是随兴之所至自然成篇，句式虽古而意境清新，他的创新主要在于用新鲜的语词激活陈旧的句式，如“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同上第一章）两句，向来为人称道，就是因为活用了《诗经》以名词作动词的原理。

陶诗以后，四言体已经无以为继。只有李白尚有几首较好的四言。其实从曹、嵇、陶三家对四言的创变也可以看出四言必然衰落的原因。三家四言虽各有新创，但已将旧的四言体的内在发展潜力发掘罄尽。曹诗发展了四言散文化的一面。嵇诗在遵循《诗经》句式和句序的基础上，发展了四言原有的赋化倾向。陶诗在意境和炼词方面有较大创新，而体制句式则归于复旧。因此一般才力不如他们的诗人很难再有任何突破。四言体裁的形成与其以单音词为主的特殊时代语言是密不可分的，当语言结构变化之后，为适应旧语汇而形成的典型句式必然不能适应新语汇之需要。以双音词为主的四言句可以化入赋、杂言诗乃至于词，但作为一种诗体，只能保持它原有的形式，即使少数有才力的作家能创一时之新，后代喜好典正的诗人们也奉之为雅音之正，但还是无法给予它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各个朝代的古诗有什么不同.

一、诗按音律分：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古体诗和近体诗是唐代形成的概念，是从诗的音律角度来划分的。

二、按内容可分：叙事诗、抒情诗、送别诗、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怀古诗（咏史诗）、悼亡诗，咏物诗，军旅诗等。古体诗有《诗经》《楚辞》《乐府》《汉赋》《南北朝民歌》等。近体诗一般是绝句，律诗，排律。

古体诗与近体诗的区分

一、以格律分类

1、古体诗：除需用韵之外，不受格律限制

2、近体诗：除需用韵之外，受到格律限制

二、以字数分类

1、古体诗：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体

2、近体诗：只有五言，七言两种形式

三、以句数分类

1、古体诗：从两句到百句都有

2、近体诗：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排律八句以上

1.体裁简单的特点概括：

周朝：四言、杂言居多，语言质朴，内容生活化

秦汉三国：出现五言、七言，辞藻华丽，语言含蓄

魏晋南北朝：田园诗出现，语言质朴，杂言诗辞藻华丽

隋唐：诗歌基本发展完全，出现绝句、律诗

宋：诗歌进一步发展，宋词高度繁荣

元明清：以贴近生活为主，更在意人间疾苦

2.详细些以各代名篇举例：

诗经：

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共311篇。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内容上分为《风》（周代各地的歌谣）、《雅》（周人的正声雅乐，分《大雅》、《小雅》）、《颂》（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三个部分。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楚辞：

由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刘向乃编辑成集。

主要作者：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等，共17篇。

影响：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影响着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

汉赋：

汉朝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内容上侧重“体物写志”。 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分为五类：渲染宫殿城市；描写帝王游猎；叙述旅行经历；抒发不遇之情；杂谈禽兽草木。

结构上分为三部分：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

三个时期：一时期：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代表者：贾谊、淮南小山、枚乘。二时期：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代表着：司马相如、扬雄、班固。

三时期：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代表者：张衡、赵壹、蔡邕。

唐诗：

泛指创作于唐朝的诗。

类别：古体诗：五言、七言。近体诗：绝句、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分无言和七言）。

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

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前代的五、七言古诗。

派别：山水田园诗派（王维、孟浩然）；边塞诗派（高适、岑参、王昌龄）；浪漫诗派（李白）；现实诗派（杜甫）。

四个时期：初唐时期（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边塞战争；李白杜甫）、中唐时期、晚唐时期（中晚唐代表：韩愈、柳宗元、李贺、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

宋词：

宋词是相对于古体诗的新体诗歌之一，标志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

派别：豪放派（苏轼、辛弃疾）；婉约派（柳永、李清照）

含义：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

四种类别：按长短规模分、按音乐性质分、按拍节分、词牌来源划分。

元曲：

盛行于元代的一种文艺形式，包括杂剧和散曲，有时专指杂剧。

含义：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

地位：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

类别：元杂剧、元散曲。

四大家：关汉卿（《窦娥冤》、《拜月亭》）、马致远（《汉宫秋》、《青衫泪》）、郑光祖（《倩女离魂》）、白朴（《墙头马上》）。

明清小说：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

明代小说类别：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世情、公案。代表作：《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

清代：主要内容为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代表作：《红楼梦》、《聊斋志异》。

3.粗略总结下：

朝代史的诗歌研究史告诉我们，诗起于先秦，经诗经为始，楚辞为继，以两汉的五言诗的滥觞，发扬于南北朝时期各文体的完备，最终迎来以唐为代表的诗歌发展高峰，宋元明清都是完备后的细节中，不断分流合并中拓展出来的诗的内容体裁手法等，最终经民国学者诗的风行而影响至今。

如果从朝代史去研究会发展唐代是一座最高峰，后世的宋元明清都是在其影响之下，或继其风，或另辟跃径，总之都与唐分离不开，所以就有“唐以后无诗”，“宋以后诗尽”的说法。

这一说法正如我们时下所批评的“宋是最高峰，明清无甚发展”的观点，因为我们接触最多的是唐诗，你不学诗歌接触不到真正好的明清诗人的集子，所以只能人云亦云，就此不知也被掩盖了宋以后，对明清发展高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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