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与“语文教育”的区别是什么?
《语文课程标准》总结了现代语文教育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广泛吸收了外国母语教育给我们的启示,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课程理念。
几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广大语文教师和研究工作者围绕《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精神,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整体上来看,这些探讨一方面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语文课程标准》精神实质,另一方面,也在许多方面深化了我们对语文教育的本质属性和价值目标的认识。
当前,语文教育改革正在走向深入,在这个时候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走过的这一段路,对《语文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作一次反省和再认识,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语文素养是指人的语文生活所达到的一种境界和修养,它第一次立足于语文与人的关系,阐释了语文教育的核心概念。
“语文素养”是《语文课程标准》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的重要意义,要从语文教育核心概念的发展历史来认识。
在语文教育历史上,曾出现过“思想教育”“语文知识”“语文能力”等概念,用以指导语文教育实践。“思想教育”主要是从教育的政治性、立场性着眼的,人们认为,语文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要承担思想教育的任务。而且,语文是“文”与“道”的统一,更具有进行思想教育的优势。应该说,这个概念正确地揭示了语文课的思想教育的功能,但不是对语文教育本质属性的全面揭示,它停留在一般性的讨论上。“语文知识”着眼于语文本身,它的提出使语文教育从语文之外走到了语文自身。但是一方面,语文教育并不仅仅局限在语文知识的传授上,语文教育还包括更广阔的内容;另一方面,这里所指的语文知识本身也存在局限性,主要是指字词句篇语修逻文。所以,它对语文教育的意义也是有限的。“语文能力”是最接近“语文素养”的一个概念,但是,它们在内涵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心理学中,“能力”指“人顺利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需的那些心理特征”。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所谓“语文能力”即指完成听说读写活动所必需的心理特征。这个概念停留在心理层次上,它重在“功用性”,而语文教育的功能有许多不是功用性的,而是修养性的。
语言学就是研究语言的科学。
张世禄说:“语言学,西文为‘scince of language’或‘linguistic’,就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科学。”(《语言学原理》2页)[1]吕叔湘说:“研究语言的学问叫做语言学。”(《语言和语言学》)宋振华、刘伶说:“语言学是专门研究语言的科学,是人们对语言现象认识的概括和总结。
(《语言理论》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 语言文字》中说:“语言学(Linguistics) 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它的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运用、语言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部门的问题。”(480页)
语言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
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开始思索语言的奥秘了,就提出了对语言的多种多样的看法,这就是语言学的萌芽。
语言学是历史地发展的,今天的语言学同古代的语言学是完全不相同的,突飞猛进的现代语言学又是年轻的学问。
所以说,不同时期的语言学是有其不同内涵的。
语言学可以分为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
通常认为,“1916年F . de . Saussure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guistigue Generale)问世,它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诞生。”赵世开主编《汉英对比语法论集》1页)传统语言学又叫“语文学”。
[2]
“语言学”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广义的语言学包括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
语文学就是语言学的一个部分。
狭义的语言学指的是同语文学相对的现代语言学。
张世禄说:“语言学的成立,是在十九世纪以后。”(《语言学概论》9页)他所说的“语言学”其实只指现代语言学。
岑麒祥在《普通语言学》中说:“语言本来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的,但是运用科学的、历史的方法去研究语言事实,使语言的研究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完整的科学却是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的事情。
在这以前,一般人所做的都是一些零散的语法工作和语文学工作,而不是真正有科学体系的语言学工作。”(5页)许国璋说:“语言学是一门具有二百年历史的学科,而这二百年是颇不平凡的。”(湖南教育出版社《语言学系列教材》的《总序》)他们所说的语言学显然是狭义的语言学。
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传统中,往往强调语文学和语言学的区别。
王力说:“大家知道,语文学(philology)和语言学(linguisitecs)是有区别的。
前者是文字或署名语的研究,特别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种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本身,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科学的、系统的、细致的、全面的语言理论。
中国在‘五四’以前所作的语言研究,大致是属于语文学范围的。”(《中国语言学史》前言,《王力文集》卷十二,4页)“语文学在中国语言研究中占统治地位共历两千年,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这方面的学者。”(6页)
吕叔湘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专论《语言和语言研究》中肯定了语文学和语言学的区分之后,以《走向语言学》为小标题,总结说:“从语文学发展到语言学,有几个方面的变化。
①研究重点从古代转向现代,从文字转向语言。
——②研究的范围从少数语言扩展到多种语言。
——③零散的知识得到了系统化——。
④语言的研究完全摆脱为文学、哲学、历史研究服务的羁绊。
中国的语言研究也不再是作为经学的附庸的‘小学’了。”(2页)
语文学(传统语言学),在现代西方又被称为“科学前时期”的语言学。
同语文学相对的是语言学——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时期”的语言学。
西方和苏联学者以19世纪头25年为分水岭,把语言学划分为“科学前时期”和“科学时期”。
[3]所谓科学的语言学主要指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岑麒祥在《语言学史概要》(科学出版社1958年)中说:“语言科学成立于十九世纪初。
它一方面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历史比较研究又产生了普通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就是把各种语言学的历史比较研究的结果加以概况化系统化而成的。”(232页)两者的区别在于,语言学是把语言自身当作自己的唯一研究对象的科学,就是索绪尔所说的,为语言就语言而研究语言的学问。
而语文学则往往是为了其他目的而对语言现象的研究,例如为了解读古代文献。
马学良等坚持着区分传统语文学和现代语言学的。
他们虽然也说:“如果说语言研究不能单纯从时段上划语文学和语言学界限的话,那么,凡是朝着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目的为语言而岁语言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所作的系统研究,都应该看作是语言学研究的组成部分。
因此,从这个意思上讲,语言学既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又是一门年轻的科学。”(马学良、瞿谒堂、黄布凡、罗美珍、王远新的《普通语言学》43页,1997年)但是,他们明确地说:“当然,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语言学和语文学还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45页)
在这一著作第一章第四节的一个小标题就是《传统语文学和现代语言学》,对传统语文学,作者总结出五个特点(或者说是缺点):
纵观中外古代语言研究,有五个共同特点:
1、都局限于一种语言的研究,而且常常是本族语;
2、都侧重于对前人留下的哲学、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古典文献拶4考证、诠释和评注,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读懂这些古典文献;
3、一般都不是从语言的角度为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是从属于其他学科;
4、都把口语看作不登大雅之堂的俗语,不予重视;
5、在研究方法上多失之于零散、静止和片面,缺乏系统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
由于上述五个方面的特点,那时的语言研究,还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一般被称作为“语文学”。
(42页)
传统语文学同现代语言学的区别,作者提出四点;
1、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上看,人们开始从纯语言的角度研究语言。
2、从研究方向上看,不再局限于描写语言中的某些个别的、零散的问题,或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局部到整体、从具体到抽象、从语言实际到语言理论。
把语言作为一个形式系统和意义系统来研究。
3、从研究程序上看,不再是零星无序的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式,而是具有一些跟其他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相同的特点,即先观察事实,再做一些假设,然后通过验证,系统地进行研究,并提出一整套理论,逐渐形成了语言学的典型研究程序。
4、从研究方法上看,——根据一般的逻辑定理做出一些基础的推论,经过观察加以证实。
这是语言学中常用的“假设—演绎法”。
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归纳法和演绎法是语言学家经常使用的方法。
(44——45页)
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当然是有着重大区别的。
问题是分别叫做“语文学”和“语言学”,再同“前科学”和“科学”挂上勾,就把语言学的历史有点简单化。
“科学前时期”的说法,贬低了古代语言学的成就。
黄景欣在《论语言学史的研究》(1958年)一文中批评说:“第一,从历史事实看,古代语言学的研究曾有惊人的蓬勃的发展”,“第二根据这样的分期来衡量各个国家的语言学,特别是我国的语言学,必然会产生对这些语言学的成就的虚无主义的态度。”(《黄景欣语言研究论文集》181页)按这一观念,中国古代就没有真正的语言学,中国古代的语文学就不是真正的语言科学。
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例如,中国古代的“小学”中的音韵学,并不是单纯考察语音的生理的、物理的,而从其社会功能和相互关系方面着手,把握了语音的同一和对立,这同现代的音位学是相通的,就已经达到了很科学的地步。
不能认为是不科学的,或者是非语言学的研究。
古代印度的语言学所达到的科学高度也是惊人,有些地方甚至是欧洲19世纪的语言学也还没有达到的。
“科学前时期”和“科学时期”的提法,是以欧洲19世纪的语言学观念为其标准的,这就容易忽略欧洲以外的语言学成果。
接受这一观点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家,在强调西方现代语言的科学精神的同时,就往往忽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成就。
宋振华、刘伶在《语言理论》(1983年)中批评说:“在语言研究中,有人以十九世纪为线,把语言学的历史区分为‘前科学时期’和‘科学’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这种区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1页)
“科学前时期”和“科学时期”的划分也局限了现代语言的研究视野,忽视和丢弃一些语言学领地。
这一观念本身是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产物,它重视的是语言自身的内部结构,而忽视了语言的社会功能,虽然在语言学的发展史上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忽视语言本质的另一个方面,也是不利于语言科学的进一步说发展的。
其实,科学既然是一种运动,是一种历史的概念,不同时期就有不同的科学,因此不能用后代的科学来否定前代的科学。
注释
[1]张世禄在《语言学原理》中接着说:“从前‘philology’这个名辞,本原于希腊语‘philologos’,含有‘爱思辨’的意义,凡是对于往古流传文学思想的研究,都可以概括的;所以‘philology’这个名辞和‘文献学’容易相混,而对于现在的语言学,名实都不相称,我们只好废而不用。
语言学,从前日本人曾译为‘博言学’,似乎有博通世界上各种语言的意味,和研究语言的本旨不合,所以后来也就把他改正了。”(2——3页)
[2]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章“语言学史一瞥”中的,把他之前的西方传统语言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古代希腊人所创建的“语法”研究时期,“这是一门规范的学科,远非纯粹的观察,它的观点难免狭隘。”(1页,裴文翻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二个时期语文学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比较语法”时期。
何九盈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中说:“西方现代语言学是跟传统语法学和19世纪的历史比较预言相对而言的。”(《绪论》,3 页)坚持了索绪尔的这一看法。
[3]参看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4—5页。
宋振华、刘伶在《语言理论》中说:“语言学界有一种通行的说法:十九世纪才产生了语言学,或者说才有了真正的语言科学。
我们不妨以苏联语言学就A C 契科巴瓦的主张为代表。
他在五十年代初的论著中认为:‘语言的科学,溯其起源,迄今不过一百五十年’。
并把语言学史划分为‘前科学’时期和‘科学’时期,写道:‘语言研究的整个历史可分为两个意义迥然不同、价值不等的时期:第一个是科学前的时期(自古代起到十九世纪),第二个是科学时期(自十九世纪起)。”(3页)“这个看法的出处,可以追溯到先语法派的著述后来影响较大的是德 索绪尔,——这里以契科巴瓦为例,是因为他的意见从五十年代以来,曾在我国广为传播,其实作者的意见是承袭索绪尔等人的学说。”(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