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下殷商和周朝的区别
关于商朝被周朝取代的原因,按照周公的说法是商朝德不配天,按照历史的说法则是商纣王荒*无道,宠任坏女人妲己。那么造成商周交替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着
《史记》中记载,商纣王的罪行中有以酒为池,悬肉为林。这条罪行其实很经不起推敲,以酒为池并不是储存酒的好办法,很容易变酸;而悬肉为林就更可笑了,想想看,纣王的后宫挂着一片死猪肉,那是享受还是受罪啊?并且,商纣王最严重的罪行炮烙之刑,实际上很快就被废除了。
如果不用偏见的眼光,很容易就会发现周朝与商朝之间的战争完全是周朝挑起的。严格意义上说,周朝就是侵略者,取胜之后,就是征服者。周朝为什么侵略商朝?其实与商纣王的无道没有一毛钱关系,而是与周朝的社会状态相关。
夏商周三代中,夏朝是一个牧业国家,只对水草感兴趣,对于土地则缺乏概念,因此夏朝限制在现在的山西内蒙古一带,并没有扩张的欲望。夏朝灭亡之后,其遗民就成为后来的北狄,直到周朝还是野蛮民族的形象。至于后来的匈奴、蒙古等民族,都是夏代的遗民。
商朝则与夏朝不同,商朝是一个商业国家,这样的国家需要占据地理上的中心地位,但是对于土地也没有太大的欲望,他们只需要商业上的便利。也正因为对于土地并没有兴趣,商朝的扩张性并不强,几百年的时间里,疆土没有扩大。而周朝与商朝截然不同,周是一个农业国家。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最看重的自然就是土地,周朝对于土地的追求到了痴迷的地步。他们甚至认为,天下所有的土地都应该是他们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周代的法律中,土地的所有权全都归于周王,不要说普通老百姓不能拥有土地,就是诸侯也没有土地的所有权。正是基于对土地的无限追求,周朝一建立,就开始四处侵略。而中原腹地的黄河流域的肥沃土地,正是周朝垂涎欲滴的。所以,周朝对于商朝的侵略是必然的,其目的就是土地,而不是伸张正义。
周的战斗力比商强大
周朝能够战胜商朝,也并不是正义战胜邪恶这么简单的事情,而是周朝的战斗力比商朝强大。作为农业国家,周朝的社会组织能力远远强于商朝,军队的训练也比商朝强大,而且,纪律更严明,思想更统一。作为商业国家,商朝社会形态比较松散,军队的战斗力也比较差一些。更重要的一点是,作为商业国家,商朝更注重契约和形式,表现在战争中,就显得古板保守。对于这一点,春秋时期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宋国是商朝的遗国,政治文化经济都保留了商朝的原生态。在春秋时期,宋国曾经与周文化的鲁国和郑国之间进行过数十场战争,按理说,宋国的国家规模大于郑国和鲁国,在实力上处于上风,可是战争的结果却是一边倒,宋国基本上是每战必败。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只能解释为宋国的文化不适合于战争。事实上,在宋国与鲁国和郑国的战争中,鲁国和郑国常常随机应变,可是宋国人就刻板保守。
近亲繁殖和裙带关系
商的衰落与其文化上的一大弱点密切相关,那就是商的内婚制。为了保持商业行为的持续性,商人不与外族通婚,一律实行族内婚。即便到了春秋时期,宋国也是族内婚。族内婚导致大量的近亲繁殖,这在遗传学上是个大问题。因此,商人的整体素质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宋国人甚至成为中原嘲笑的对象。
相反,周人的婚姻政策是同姓不婚,强调血缘融合。这样的政策不仅让周人的人口素质保持上升的趋势,而且因此建立起广泛的裙带关系,成为坚定的同盟军。因此,在周武王兴兵讨伐商朝的时候,八百诸侯前来协助,别以为他们是见义勇为来的,实际上他们是来帮亲戚打架的。
到了周朝,为了保住土地,周王开始遍封自己的子侄为诸侯,抢占原先诸侯的土地。到这个时候,诸侯们才发现周朝才是最危险的敌人,可惜的是已经晚了。这,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引狼入室的故事。
发达的酒文化
商朝的灭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商朝的酒文化太发达。因为商业发达,人民富裕,商朝盛行喝酒,不仅百姓喝,军队更是喝,有大量专供军队的酒。因此,不仅商朝人民耽于享乐,商朝军队也都泡在酒罐子里,战斗力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周朝取代商朝之后,周公派弟弟卫康叔去统治商朝的旧地,因为担心弟弟也学会喝酒,因此特地写了酒诰,告诫弟弟以商朝的灭亡为鉴,坚决杜绝酒文化。整个周朝,酒文化并不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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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意思很明确,殷周易代时的变革,不止是政治上的变革更是文化上的变革。
周朝的统治者在武力上战胜了殷商,但是在文明、文化发展上周是落后于殷商的!周朝本是殷商的一个附属国,他还没有能力消化一个庞大殷商下的国家。周初代商,一个军事武功上的胜利者在文明制度上要要向殷商的贵族们低头的。当然,周朝的统治者们对殷商的文明制度并不是完全摹取的。而是根据历史上即前代亡国的经验教训,取其主要和精髓的。可能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周监于二代!”
殷商的制度在当时是比较完善的,而且已经进化到相当高的水平。所以,周初的统治者完全可以在殷商制度的基础上制定本国的礼乐制度——即《周礼》!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而言,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之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王国维的意思很明确,想要知道周朝是以什么制天下的,必须弄清楚周人在制度的实质上对殷商的继承与摒弃。那么,周朝的礼乐制度与殷商相比,有哪些不同呢?有三点不同,分别如下:
一,立子立嫡的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宗法和丧服的制度。
二,庙数之制。
三,同姓不婚的制度。
我们可以看到周的制度典礼都是为道德而设,周朝的所有制度典礼,都是道德的器械。表现形式为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等。
周初的统治者把天下规范为一个道德结合体,让社会的等级秩序分明,都是来源于殷亡的教训和现实情况。那么从制度层面进行思考和操作设计的人,就是殷商遗民中的儒者。这些儒者在认同了周王朝的统治后,将殷亡的教训与现实的理论进行结合与提升,与周初的统治者们共同制度了周的礼仪制度。
殷商遗民中的儒者,除了个别人坚持气节、不食周粟外,更多的儒者都基本都归附了周朝,特别是那些与殷商贵族并不太密切的中下层儒者,他们归附后,地位不降反升,所以他们所信奉和营构的那些理论也理解当然地逐渐成为周朝的官学,他们的身分也成为了官方学者。可能这就后世儒家学者言必称周公的原因。
纵观西周的历史,虽是历史的必然。但与周初的政治设计有相当的关联。周初的政治设计以德为本,其核心是为了维护周天子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它所强调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以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等原则,显然都是殷亡的教训。
以儒者为中心的官学虽在周初基本形成,但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一味强调道德本位和以天子为中心,也时常陷入思维误区,最终伴随着西周政治的颓废而颓废。所以,孔子一生心心念念的都是恢复先王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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