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对比

一、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

中华文化呈一体多元交叉发展，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摇蓝，孕育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两大元文化——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邹鲁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等）和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上游的巴蜀文化、下游的吴越文化）。建立在粟麦农业基础上的北方中原文化——儒家文化，与建立在水稻农业基础上的南方巫鬼文化——楚文化特点迥异。前者标榜儒学，儒在钟鼎，注重人与社会的协调，滋生伦理规范和内省模式；后者以道学著称，道在山林，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自然、耽于幻想。北有孔子儒学及其所编朴实无华的《诗经》，南有老庄及屈原奇幻瑰丽的《楚辞》，南北交相辉映。北方朴实的理性光华与南方奇丽的浪漫色彩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两大源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植根于北方，因而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多在北方，在长期的南北文化相互影响、渗透融合之中，北方文化占有总体优势。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楚文化已融汇于中原文化之繁衍大观的儒家文化。但是，中国地域广袤辽阔，无论山川水土自然地理环境还是语言风俗政治经济文化，各地之间的人文环境往往迥异，地域文化特征始终以隐性传承的方式存在。明代屠隆认为：“周风美盛，则《关睢》、《大雅》；郑卫风*，则《桑中》、《溱洧》；秦风雄劲，则《车邻》、《驷＠①》；陈、曹风奢，则《宛丘》、《蜉游》；燕、赵尚气，则荆、高悲歌；楚人多怨，则屈骚凄愤，斯声以俗移。”（注：屠降.鸿苞集.卷十八）近代梁启超论及南北文学风格时指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注：梁启超.中国地理大论.饮冰室文集.第四册） “古今沿革，有时代性；山川浑厚，有民族性”（黄宾虹《九十杂述》）。时至现今文坛，有“海派”、“京派”、“山药蛋”、“荷花淀”等流派，也有“晋军”、“陕军”、“湘军”等之称。“斯声以俗移”，地域内的山川、土壤、气候、语言、信仰、习俗、生活方式以至文化心态等，形成了地域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影响和塑造了区域的文学风格，及其作家、艺术家的气质人格与美学风格。

巴蜀文化与楚文化有紧密的渊源关系，这主要是由地域的相接，族属的渊源，文化基底相同及历史上交融互渗这些因素造成。

以古代文化区而论，在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依次分布着蜀文化、巴文化和楚文化，它们以长江为依托，同时向大江南北作辐射发展，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尤其是长江流域的大规模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同流异源的巴蜀文化

人们通常把四川盆地从古到今的文化通称为“巴蜀文化”。事实上，在战国时期以前，巴与蜀的文化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整体，而分别是巴文化和蜀文化。

蜀文化是指古蜀族和蜀地各族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总和。夏商之际鱼凫氏战胜蚕丛氏和柏濩氏而融合了蚕丛、柏濩两族，形成了古蜀族。

二、共生互融的巴楚文化

巴楚文化，主要是指在原为巴地后为楚地的地域范围内，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共生与互融，表现为一种半巴半楚或亦巴亦楚的民族和地域文化。巴楚文化主要是在这个地域内的民族民俗文化，其形成期不早于战国中叶（公元前361年）。

巴楚文化的形成有着特定历史条件和原因，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巴、楚之间长期的边际文化接触与交流；其次是楚国占领巴国故地后所引起的物质文化的涵化；再次是巴、楚之间风格和精神文化的互融，这是巴楚文化得以形成的最深刻、最深层次的原因。

三、同源异流的蜀楚文化

蜀人自古僻处西南，岷江流域是其根源所在。楚人则是从黄河流域迁到长江流域，是从中原文化圈中分化出来的一支，西周时代才世居南土。因此，两者后来所发展出来的文化差别颇大，无论反映在文献还是考古发掘资料上，这都清晰可辨。

尽管如此，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同帝颛顼有关的绝大多数远古族系，在夏商时代就相继衰亡灭绝了，所剩两支，均在长江流域，这就是蜀与楚。蜀在长江上游，居江水之源；楚在长江中游，居南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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