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影响很大的军队哗变事件
1917年前后的世界大兵变。除了俄法德各有百万士兵造反外,意军在北部前线、奥匈军在整个战争,日军在西伯利亚都有数千到数十万人的哗变、抗命或私下串联。土耳其也连续不断地出现兵运。论规模,这场世界大兵变前后有五六百万人卷入;论影响力,当代世界的基本社会理念正是这次士兵运动塑造的。考虑到地球的大小和战争模式的变化,在人类发展为星际文明之前,这肯定是空前、而且绝后的一次兵变。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保证了军火供应,保证了足够的破坏力。但蒸汽机太笨重了,没法离开铁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动机、内燃机还没法拖动重武器,所以部队只有破坏力没有机动力。双方的战法就是在泥泞中互相倾泻火力,进行无谓的屠杀。所以到了1917年前后,所有的军队都厌倦了这种屠杀,开始思考战争的意义。这一思考就出了乱子,正如最前面所说,这场战争根本没有意义!或者说,如果有意义的话,它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荒谬性,以及贵族-资本联盟的愚蠢。所以,原本相对边缘化的左翼组织,如布尔什维克,立刻成为了最得人心的组织。甚至不用左翼知识分子引导,士兵自己就会赶走军官,离开战场,奔向他们的首都。如果矛盾还不够激化,他们只是拒绝打仗兼示威;如果矛盾激化……他们就是去拿政权的。
这就是1917年所有参战国的哗变潮。要知道,法国军队成百万地离开最关键的前线,不是因为士兵的懦弱,而是因为尼维尔攻势让他们像猪羊一样填壕沟,填光了整整一代法国青年,资本家却在后方狠狠发财。德国投降,不是因为战线推移到了柏林,而是因为士兵们不想为虚幻的德意志民族利益送死,所以把枪口指向了皇帝和容克贵族,成立一个又一个苏维埃 ,德国只能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情况下求和。沙皇被枪毙,不是因为他的军队不够强大,而是因为他打造了前所未有强大的俄国军队,因为文盲农民参军后开始认识这个大世界。日本干涉军占领西伯利亚,发现俄国妓女和布尔什维克都很厉害——军队中没脑子的那部分都染了梅毒,有脑子的那部分学到了苏俄的革命道理,再不撤军,他们就要回国闹革命了,只能放弃吞并梦想……
19世纪积累的全部矛盾,统治集团过去100年作的孽,这次都要在总动员的号角中清算。各国的士兵不约而同地调转枪口,在历史上,这是平民伟大的觉醒;在学术上,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无可争辩的胜利。所以我说各大国的兵变应该算作同一起事件,不能拆散了理解。历史学上有个“双元革命”的概念。即认为18世纪末法国政治大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塑造了现代世界。这个说法是不错的,但研究一下历史的具体脉络,我们可以发现,这两次革命的合流,即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平等-人权意识和工业革命的威力结合,标志性事件正是1917年这次大兵变。平民们第一次既拥有了现代社会的人权意识,也拥有了工业化社会的力量,可以和旧统治集团谈谈新时代的问题了。所以我说这是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兵变。
战争是很残酷的事情,但战争也促进社会的进步。虽然战争的起因一般是统治集团互相倾轧,但总体战往往会让统治集团不择手段地总动员,做出平时不会做的让步,动员出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1917年的世界大兵变,就是这支力量的觉悟,就是19世纪旧统治集团的丧钟。世界大战随着丧钟而暂停,20年的休战后,还有另一次用内燃机驱动的世界大战。我更倾向于把两次大战合起来,算作一场20世纪的“三十年战争”。
战后的政治-经济变革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有苏联的出现,有殖民体系的解体,有老牌帝国主义的衰落……但我想说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变化:当代“政治正确”的出现。
世界上第一个法律上的普选国家是谁?
是造反士兵们建立的苏联(也有人认为是1917年独立的芬兰,但芬兰很快转为法西斯政体,另外芬兰也是俄国革命的产物)。其他欧亚大国也都在世界大战后先后承认所有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这足以说明世界大战和1917年兵变带来的政治进步——在法律上确认所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在文化上宣传平等。这应该算是回答了问题的第三部分:兵变之后又是如何解决的?
当然,我们知道苏联没有什么真普选,知道西方依然在玩金钱政治,富人子弟依然去上私立学校,继承庞大的家族产业,就连知乎也每周会出现十几个抱怨阶层不平等的热门问答……但最起码法律上不再有特殊公民,也不再有贱民。这就是进步!我前几天在怎样看待自己脑子里冒出来的邪恶想法?这个问题里解释过:为何伪善也胜于公开的邪恶:
就算真的是坏人,伪善也是邪恶对正义的最高敬意。能伪善,说明终究是邪不压正,说明邪恶尚未上阵,已存三分怯意。
当年的兵变的确没有给我们开创一个完美的世界,但起码指出了人类进步的方向,让善良和公义深入人心,让平民们认识到自己挑战旧秩序并胜利的可能性。带来希望的人和带来实际利益的人,两者都是人类需要感激的恩人。
1917年大兵变之后,新的统治集团上台,有的还是旧集团改头换面回来,但他们都懂得了一个不难认清的道理:让法律上的贱民为贵族的利益去战斗,是最愚蠢不过的作死行为。你不和穷人讲人权,穷人也不会为你留下生存的权利。用法律上的平等掩饰实际上的不平等,才是高明的统治方式。这个统治规则和平民的民权意识结合,就是我们当今社会的政治-文化基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软件”和19世纪最大的区别。香港最近的街头运动如此激烈,就是因为某些机构公然撕破脸,否认了这个法律上的平等规则,否认了1917年大兵变的成果,激起了21世纪公民极大的不满。我前几天在 如何说服香港人支持中央关于选举问题的决定? 这个问题中对此做过解释:
这是一个和香港现有资本统治秩序完全一致的制度,是一个“李家城”特色的制度。当我看到这一制度时候,脑子里首先浮现的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三级会议,第一等级一票,第二等级一票,第三等级也一票……
我们再回顾前面引用的梁振英讲话:“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特首)提名委员会并非仅是数目上的代表,还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各个界别,避免施政及政策的不合理倾斜……广泛代表性的含义并不局限在简单的数字,而应考虑香港社会各个界别,如果只追求数目多,施政和政策都会向贫穷人士倾斜。”
这样一段话,若出自美国总统之口,本土的政治后果不谈,恐怕到大陆也会要激起无数人的痛骂。因为这段话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假民主”、“伪善”来形容,根本就是赤裸裸地否认政治中“人人平等”的原则,是大声宣布了穷人就不该和富人平等分享政治权利。比起用私有媒体、竞选经费来排斥穷人,这更进一步,更无耻,实属赤裸裸的金钱专政宣言。
一个伪民主制度,至少也保证了平民名义上的人格。就算它最后还是回到了资本手中,也算是资本主义向人道主义表现的一个严肃的敬礼。这个“礼节”不是大资本拱手奉送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正如地上的灰尘。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
毛主席说的没错,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所以那支自古以来最庞大的平民军队发动兵变,会震慑统治集团,会带来历史进步。至于那些没有被这次兵变波及的地方……让我们看看战后还有哪个发达的大国在法律上公然歧视自己的公民?
是远在美洲,从未像别国那样总动员的美国。直到1965年,美国才在法律上赋予黑人全部政治权利。之前的1963年,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密西西比分部秘书因为呼吁平等的政治权利,就被枪杀在自己的家门口。医院拒绝抢救这个黑人,即便他是二战老兵也不行。嫌疑人至今未被起诉。美国人民没有经过惨烈的世界大战和革命,固然获利不小,但也必须为此付出一定代价。
当然,从局部来说,美国统治集团也会被战争敲打,也会为此进行局部的改良。比如说,朝鲜战争之前,美军中的潜规则就是黑人不能和白人一起作战,要么是当厨师、当司机等辅助人员,要么是单独编成一个单位。结果黑人作战往往出工不出力,不愿意为白人统治集团而战。由黑人士兵编成的美国陆军24团从朝鲜战争开始就被其他单位抱怨缺乏作战积极性,频繁出现军官带队脱逃现象。其中C连100多人,在志愿军的政治攻势下集体投降,成为志愿军成建制迫降的最大一支西方军队。这迫使美军反思自己的种族歧视政策,战后开始混编各个人种,相对公平地分配职务。可以说,志愿军的英勇为美军的种族平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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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法国1917年那次成百万人的大哗变,接手解决的人叫贝当。他安抚了士兵,低调枪毙了兵变首领,惩戒了不合格的军官,劝说几十个师的部队回到前线,补上了防线缺口。他因此升任法军总司令,成为法国的救世主。
这个贝当就是二战组织傀儡政府,在德国支持下当法国独裁者的贝当元帅。这个人为何能同时成为法兰西的救世主和法奸呢?
这还是要说到他的阶级本性。贝当是19世纪中期出生的老军官,他厌恶***,厌恶底层运动,甚至宁可接受纳粹也不接受左翼政府。他和法国的准法西斯势力来往甚密。宁愿代表法国大资本向德国妥协,也不希望法国成为全面抗战的战场。虽然安抚了1917年兵变,但贝当本质上就是兵变要干掉的那些19世纪旧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最仇恨20世纪的民权思想。他上台后组织的独裁政府也是排除一切左翼和自由派的政府,自己拥有无限的行政和立法权。
既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看到了法国兵变和苏联的成立,那么二战中他其实并不喜欢略左倾的法国政府,觉得反共、和大资本紧密结合的纳粹德国接管欧洲也不是那么坏的选择。二战初期,德国在低地国家横扫英法军团的时候,有谣言说***要发动政变,以暴动取得巴黎,这立刻让老贝当想起了1870年普法战争后的巴黎公社——当时他已经15岁。所以贝当和当时的法军总司令魏刚迅速下定了决心——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必须立刻向德国投降!可见资本和统治集团其实无国界,民族利益只是他们用来获取廉价炮灰的说辞而已。
参考资料:
贝当告诉布利特(美国驻法大使),他认为英国人准备坐观法国为了支持他们而打到底,然后自己去同希特勒妥协媾和;当时,贝当还表示,英国没有公平地分担战争的牺牲。这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魏刚的头脑中,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他一心想着国内的治安有危险。在贝当受审时,魏刚硬说,他之要求停战是有严格的军事上的理由为根据的。自然,要求在法国停止战斗的军事理由肯定是难以驳斥的。但是,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时不断萦绕在他脑际的,却是出现无政府状态的威胁。已被取缔的***在当时究竟拥有多少实力难以估计,但是至少在国内存在这样一支潜力难测的第五纵队,使得许多在作战的将领不时要回过头来防备内在的敌人。如果法国在战败时留下的是一支土崩瓦解、士气沮丧的军队,那么人们不必有多少历史的想象力,就能料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将会重演。需要保有一支军队来维持国内的治安,是魏刚经常提出的论据。他再三催促缔结一项停战协定。博杜安写道,魏刚早在5月26日就极力主张政府留在巴黎,效法古罗马元老院议员接待高卢侵略者坐在贵宾席上的先例,以防止在首都爆发革命运动的危险。6月13日,魏刚向内阁报告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说***的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在***于巴黎起事后已在爱丽舍宫就职。芒代尔同巴黎警察局长通了电话,才证明这个报道是不确实的。尽管如此,这位总司令,凭着他在军界的祟高威望,他那善于作出决定并把这些决定清楚地阐述出来的本领,他的专横武断的作风,他的辛辣无情,冷嘲热讽的口才和他蔑视一切政客的态度,仍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来坚持他的观点。
另外,在停战的要求背后,还有一个理由也必须提一下,那就是法国军队和逃难的平民被挺进的德军追逐得在法国东奔西窜的悲惨景象。不仅人们的生命,而且法兰西文明的整个结构,似乎都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博杜安的思想感情,无疑是表达了人们普遍的看法,他写道,法国不是波兰:精神上的、道德上的、智力上的价值构成了这座巧妙地平衡着的大厦,它一旦遭到全面入侵,就将被彻底毁灭。如果魏刚与贝当能使他们的观点在内阁中得到足够的支持,显然法国将放弃这场斗争,而政府也不会撤退到北非去继续这场战事。
……
贝当的措词——“必须停止战斗”——自然而然地被理解为一个停火的号令;它完全瓦解了军队的斗志,使德国人轻而易举地大批包围和俘虏了更多的法军。向纳粹领袖们去要求体面的和平,这看来可能缺乏一种现实感。然而,这番话出自贝当的口中,却没有理由认为它不是诚恳的。这是造成此后两年幻想的一个适时的序曲。博杜安力图弥补贝当的演说所造成的损害,后来又广播了一个说明,指出战事尚未结束,只有体面的条件才能接受;可是德国人却不急于提出任何条件,无论是体面的也罢,不体面的也罢,而是继续向前推进。6月18日,他们占领了贝尔福、科耳马尔、迪戎和勒克勒佐,法国政府通过广播宣布,所有人口在两万以上的城镇都不设防。
你理解的是正确的。从中立方来说,图谋推翻现任政府的军队都算是反政府军,但是在本国来说“反政府军”就被政府称为“叛军”。
自古以来,这是政治上的需要。叛军一般都是自己国家的称呼,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作为其他国家从政治上来说,一般不会使用这种带有明显褒义或贬义的词,大多使用中性词语:就是政府军和反政府军。
扩展资料:
出名的反政府军组织
1、猛虎组织
该组织现任领袖韦卢皮莱·普拉巴卡兰,高级指挥官:维纳亚加莫蒂·穆拉利塔兰。2009年5月17日,反政府武装泰米尔猛虎组织当天承认与政府军长达25年的战争以失败告终,宣布放下武器,结束与政府军的战斗。
2009年5月18日,泰米尔猛虎组织最高首领普拉巴卡兰及其24岁的儿子被击毙,由此结束长达37年、造成超过7万人死亡的血腥争取反国家独立运动。
2、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
最大穆斯林反政府民族武装组织。1978年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分离后建立。现有成员15400人,各式武器11300余件。该阵线一直坚持分离主义武装斗争,主张在棉兰老岛建立一个独立、严格的伊斯兰国家。
3、俄罗斯
车臣反政府武装(武装恐怖分裂主义组织),即车臣国民卫队,成立于1991年11月,是苏联空军少将、车臣人杜达耶夫组织的武装分裂组织。俄罗斯当局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于1994年12月出兵车臣。
但是车臣武装一直拒绝放下武器,致使这场内战持续了20个月之久,杜达耶夫在这场战争中被打死。1996年底,在车臣非法武装在俄境内先后制造两起重大劫持人质事件后,俄军被迫撤出车臣。为彻底解决车臣问题,俄联邦当局于1999年出动10万军人,对车臣进行封锁和展开军事打击。
经过空中轰炸和地面围剿,大股车臣非法武装被消灭,俄军几乎控制了车臣全境。但是,车臣剩余的非法武装化整为零,在车臣内外采取游击战术,频频进行暗杀和恐怖活动。特别是近两年来,车臣非法武装分子活动猖獗,不断制造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索马里
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Somali Salvation Democratic Front):简称救阵,成立于1979年,系最早成立的反政府组织。成员以达罗德族下属的米周提尼和杜尔巴亨特次部族为主。控制索东北部及中部地区。
5、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uerza Armada Revolucionaria de Colombia-FARC) 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现有兵力1.7万人,是南美洲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反政府游击队组织,同哥政府军以及右翼准军事组织仍处于交战状态。领袖:阿尔方索·卡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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