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查下唐初赋役制度和明朝“一条鞭法”的不同点？

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归结起来主要可分为以下四类：1.以人丁为依据的人头税，即丁税；2.以户为依据的财产税，即调；3.以田亩为依据的土地税，即田租；4．以成年男子为依据的徭役、兵役和其他苛捐杂税。秦至清代赋役制度的具体内容如下：

1．秦汉时期：编户齐民制度

国家把农民编为户籍，作为征收赋税徭役的根据。农民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农民的负担有四项：田租、算赋和口赋、徭役、兵役。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轻徭薄赋，但汉朝田租轻而人头税重，农民仍有较大负担。编户齐民制度标志着封建社会完整的赋役制度正式形成。

2．隋唐时期：租庸调制。

隋朝主要实行租调制和以庸代役制，唐朝主要实行租庸调制。租是田租（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纳定量的谷物）；调是人头税（交纳定量的绢或布）；庸是纳绢代役（服徭役期间，不去服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唐朝的庸不再有年龄限制。租庸调制的实行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劳动人民的服役负担相对减轻，许多荒地开垦出来，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也保障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巩固了府兵制，使国家富强起来。

3．唐中后期：两税法。

唐中叶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无法继续推行。780年唐政府改行宰相杨炎提出的“两税法”，按照财产和土地的多少征收户税和地税，户税按户以钱定税，地税按田征粮，一年分夏秋两季征收，取消租庸调和其它杂税、杂役。两税法的实行统一了税制，扩大了征税范围，有力地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改变了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放松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标志着征税标准由以人丁为主逐渐过渡到以土地财产为主，是赋税制度的变革和进步。

4．北宋：募役法、方田均税法。

募役法是指向应该服役而不愿服役的人户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官僚也要交纳役钱。方田均税法的主要内容为清查隐瞒土地，按土地多少好坏平均赋税。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的实质是纳钱代役和按亩征税。募役法减轻了农民负担，保证了生产时间；方田均税法增加了政府收入，但因触及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不久便被废除。

5．明后期：一条鞭法。

为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1581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规定把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合并，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少收税。这种方式减轻了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负担，简化了赋税名目和征收手续，使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减轻，适应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由于大地主的反对，不久就停止实行，但用银两收税的办法却保留下来。

6．清前期：摊丁入亩。

清朝承袭明制，以“田赋”和“丁银”合并为地丁银作为封建国家的主要税收。为解决赋役混乱和负担不均，雍正帝时实行“摊丁入亩”，即把丁税平均摊入田亩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这一制度的实行，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它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头税，封建国家对劳动人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隐蔽人口的现象逐步减少，刺激了人口的增长。有利于手工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对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演变，突出表现在征税标准从以人丁为主逐步向以土地为主转变，征收时间由不定时逐步向定时转变，赋税由实物为主逐步向货币为主转变，征收税类也由烦琐向简单转变。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演变，反映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逐渐松弛，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具体的演变规律可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1．随着封建统治者对农民人身控制的逐渐松弛，征税标准由以人丁为主逐渐向以田亩为主过渡，人头税在赋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少，以两税法为标志。

2．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由实物地租为主逐渐向货币地租发展，以一条鞭法为标志。

3．征税时间由不定时逐渐发展为基本定时，以两税法为标志。

4．农民由必须服一定时间的徭役和兵役发展为可以代役，以“庸”为标志；

5．赋税种类由繁多逐渐减少，以一条鞭法为标志。

6．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商品征收重税。

从秦至清代赋役制度的具体内容及其演变规律出发，可以得到如下历史启示：

1．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是维护封建统治和剥削掠夺人民的工具，是运用国家政权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的手段，封建财政管理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点，就是如何保证赋役来源和加强对赋税的掠夺。

2．封建赋役制度实质在于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点之一是通过土地自由买卖以进行兼并。在田赋征收上，长期以来都是大户的税负远轻于小户的税负，甚至大户的税负转嫁于小户身上，这就助长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役政方面，特权阶级不仅自己不服徭役，并可荫庇众多投靠之户。总之，封建时代没有公平合理的赋役制度。

3．纵观历代，即使是再好的赋役制度改革，也总会受到很多阻力，且经常出现反复。取得的效果也不是完全正面的，各地官员经常为了自身利益不顾中央政令，擅自征收苛捐杂税，劳动人民仍是苦不堪言，并没有从改革中得到真正的实惠。

4．赋役制度取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赋税征收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保证劳动者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如果统治者破坏了这个原则，进行超经济的掠夺，只能适得其反，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和自身灭亡。

皇粮国税：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沿革

随着我国税费改革的推进，延续千百年之久的“皇粮国税”制度行将走到历史的尽头。反观中国古代历史，自秦汉到明清，历代政府均采取赋役并征的“皇粮国税”制度。赋是指征诸民众的实物、银钱等，役是指征诸民众的各种劳役等。因时代的不同，赋役的征课内容与方式亦有异，大体说来经历了从租赋制到租调制和租庸调制，再到两税法，最后到一条鞭法和地丁合一的演变历程。

租赋制主要施行于两汉时期。租即田租，以田亩而计，交纳粮食。起初为十五税一，从景帝二年（公元155年）起，终汉一代田租基本是三十税一。赋以丁计，包括算赋、口赋、更赋。算赋是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口赋是专对儿童征收的人头税，均以钱币交纳。更赋是一种代役税。汉制，成年男子均须为政府服徭役，有不愿或不能亲身服役者，可出钱交官府雇人代替，所出之钱即谓之更赋。

租调制主要实行于魏晋南北朝。租调制与租赋制的区别在于赋与调的征收形式与内容的不同。前者按人头征收，交纳钱币；后者按户口征收，交纳钱币绢绵。由赋到调的转变，是由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造成的。曹魏时，战乱频仍，人口流移，官府籍簿散佚，无法按丁征赋，而户比丁易于统计，且较稳定，故改为按户征收，是为“户调”。至于户调又何以纳绢帛而不纳货币？这是由当时商品货币关系减弱以及纺织业的兴起所决定的。从魏晋到南北朝，租调的征收标准不断变化，总体趋势是越来越高。如曹魏时规定田租每亩每年交纳粟四升，户调平均每户每年交纳绢二匹、绵二斤；西晋时则规定田租平均每亩纳粟八升，户调平均每户每年交纳绢三匹、绵三斤。

隋唐时期，在租调制的基础上又发展出租庸调制。租是田亩税，庸是力役的规代税，调是布帛之征，分别以田、丁、户为基准征纳。唐代租庸调制的基本内容是：授田农民不管土地财产多少，每人每年一律向国家纳租粟二石；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服役三十五日免调，五十日免租调，若不服役，每天纳“庸”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根据乡土所产，每户每年纳一定数量的“调”，蚕乡纳绫（或绢、絁）二丈，绵三两；麻乡纳布，比照绫绢数增加五分之一，麻三斤。贵族官僚享有免纳租调和不服徭役的特权。租庸调制在赋役量上较前代为轻，有利于敦农务本，输庸代役之法减轻了人民的力役之苦，可使更多劳动力投入生产，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有积极作用。

租庸调制的基础是均田制及相应的户籍管理制度。但唐代均田制并未彻底实行，也不能抑制土地买卖与兼并的发展，到开元年间（713—741年），土地日益集中，农民破产流亡，租庸调制逐渐丧失实施基础。在此情况下，唐政府不得不制定新的赋役法。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推行“两税法”。两税法的基本内容是：政府根据每年的开支确定赋税总额，然后摊派征收；取消租庸调和其他杂税，将各种名目的赋税统一并到户税和地税中征收；不分主户、客户（外来户），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即算当地人，一律上籍征税；不按人丁数目，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定出户等征税；征课时间分为夏秋两季，夏税不得超过六月，秋税不得超过十一月（故称两税法）；商人在所在的州县纳税，税率为资产的三十分之一。两税法的特点是从按丁征税转为按财产征税，这从法律上取消官僚地主的免税特权，扩大了征税面。同时，它将各种捐税加以合并，简化了征课名目，又可使赋税相对确定，体现了赋税的发展规律，是中国税制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两税法行之甚久，直到明朝中叶始让位于“一条鞭法”。万历九年（1581年），基于税法严重弊坏，明廷在清丈全国土地的基础上下令推行新税制“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把一切征项包括田赋、徭役、杂税等合并起来征收，化繁为简；把过去按丁、户征收的力役改为折银征收，称为户丁银，户丁银摊入田赋中征收（需要注意的是一条鞭法还没有把力役全部摊入田赋，只是部分摊入）；“一概征银”，无论田赋或力役一律折银缴纳，差役由政府雇人充当。一条鞭法上承唐宋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制，改变了历代赋与役平行的征收形式，统一了役法，简化了赋税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的势力，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松弛了对农民的控制，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清初的赋役制度承袭明代的一条鞭法，但实行的不够彻底和普遍，丁银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随着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发展，穷丁、无地之丁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按丁征收丁银，贫苦农民就会无力承受，这不仅使国家征收丁税失去保证，还会因农民畏惧丁税流亡迁徙、隐匿户口等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明末清初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丁随地派、均丁于地”的赋役改革。后来清廷也开始对赋役制度进行改革，改革基本上分为两步：一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新增人丁，不再加收丁税。由于丁银额数固定化，农民的负担相对减轻，这样既减少贫民逃亡，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为日后的“摊丁入亩”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实行地丁合一。这种办法先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在广东、四川等省试行，这些省份将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统一的“地丁钱银”，此后在一些地区逐渐推广。雍正帝继续并完成了康熙帝开始的赋役制度改革，于雍正元年（1723）下令以雍正二年为始，在各省普遍推行摊丁入亩，即把丁银全部摊入地亩中征收。摊丁入亩是一条鞭法的延续和发展，实行也比较彻底。

它最终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人丁地亩的双重征税标准，使赋役一元化。自改革后，原来独立的丁税已不存在，丁随地起，田多丁税多，田少丁税少，无田无丁税，从而调整了国家、地主和自耕农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消除了“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的状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勾勒出如下基本线索：（1）征税标准由以人丁为主逐渐向以田亩为主过渡，人头税在赋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少，可以两税法为标志；（2）由实物地租逐渐向货币地租发展，可以一条鞭法为标志；（3）征税时间由不定时逐渐发展为基本定时，可以两税法为标志；（4）农民由必须服一定时间的徭役和兵役发展为可以代役，以“庸”制为标志；（5）税种由繁多逐渐减少，可以一条鞭法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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