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儿童教育和我们的区别

日本人的教育和我国的教育有着特别大的区别，他们的教育可以用奇葩，不可思议来形容。以下是我整理的日本儿童教育和我们的区别，欢迎阅读分享！

　比如近几年疯传的的一个视频，日本老师要求孩子们自己养一只鸡，再亲手将鸡杀了，最后还要自己将它做成菜吃掉！这是一件特别残忍的事情！但是日本人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而我们中国人是无法理解的！日本人注重这四大类教育方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否值得我们借鉴。

　1、团体教育，团结就是力量日本人特别重视团结的力量，这不，只要上了幼儿园，就算不满一岁也必须得参加运动会、大型演出等活动，让孩子从小就适应团体的生活，让孩子学会坚韧不拔的精神。当我们看到孩子明明很累了，哭得那么伤心，还不得不继续向前爬时，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即使是重在参与也太残忍了。在日本，没有人在乎你个人有多优秀，他们在意的是团体的成绩，让孩子从小就培养团结的意识，让孩子有着特别强烈的荣誉感。

　2、安全教育，独立才是成长在日本，你看到小孩子独自出门，独自坐车都不不要觉得惊讶。因为他们在小孩2岁的时候，就开始教育他们要独自出门，并且教会他们搭乘公交车。四五岁的日本小孩就可以拿针缝制东西了，难道父母不怕孩子被针扎到手吗？好像这也是很正常的，就像刚学走路会摔跤一样的。日本的爸妈，他们觉得孩子越早走出舒适圈，接受各种挑战，成长得就越快。不过日本的爸妈这么放心，那也和日本的.安全治安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就不行，纵使是孩子存不离身也会出现孩子被偷走的现象。

　3、责任教育，自己的事自己做在日本，你看到背着大包小包的往往是小孩，而大人大多是空着手的，家长通过背背包就能很好的教育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在我国，是不是刚好反过来了呢？再来看看学校是怎样进行责任教育的，学校的卫生全部由学生负责，不请任何的清洁工。这里的卫生包括了教室，操场，卫生间等学校的每一个区域，将区域细分到班级，班级再细分到个人。比如孩子们在上完体育课以后会将体育馆打扫干净，将东西摆放回原地。这种教育可以让孩子学会承担责任，又能培养孩子吃苦耐劳的精神。

　4、直面死亡教育死亡一直是人们都不愿意去谈论的话题，但是在日本会开展关于死亡的**，并且关于死亡题材的作品随处可见。因为日本是一个岛国，随时可能会发生火山，地震、台风、海啸等灾难。所以日本人的危机意识特别的强，他们特别重视死亡教育，所以在日本就显得特别平常了！死亡教育的课程一般包括生命的起源和结束，其中让孩子学会面对亲人离去的痛苦也尤为重要。日本人的教育在我国人看来是特别的极端的，但是当看到日本孩子的高素质时，又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教育方式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都说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只要是适合孩子的教育对孩子来说就是最好的！

日本教育的内容与中国的不同

随着全球国际化的发展，中国在教育上应该与国际接轨才对。今年也是青岛走出来的我中学同学郝平担任了教育部副部长，负责国际交流，我相信这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会很好的胜任这项工作。

教育是决定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发展水平的最根本原因之一，这一点相信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证明。作为国民教育的对比，大概可以分为体制、内容、目的以及对象等几个方面，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其理解和实践都各不相同，因此呈现出的结果也有分别。比如同样被认为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在这方面的差别就相当明显。

中国与日本的教育政策、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教育理念的不同，正是导致两国近现代发展历程迥然不同的重要因素。直接地说，日本之所以总是能比中国先一步实现国力的腾飞，不论是明治时代还是二战之后，其教育优势的作用最不容忽视的。

那么，中日教育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很简单。中国的教育更具功利主义性质，而日本的教育则更强调人的素质提高。 俄国人梅契尼科夫在经过长年客居欧美的生活后，于1874年来日本教授外语，后来写有《回忆明治维新》。他在书中写到，日本的苦力、女佣、马夫等社会底层人民也常常拿着书看，尽管那些小册子多是通俗小说，但这样高的识字率还是令他吃惊。和西方国家的经验相比，他不吝称之为“异常”。类似的观感，其他明治时代来日的外国人也曾有过。事实上，在此前的1872年，日本就开始实施了义务教育制。 同时期的中国是何种状况呢？康有为估计，清末的童生大约为300万人，加上比此要少的秀才以上士人，则中国受过正规教育的文化阶层在四亿以上的总人口中，仍只能占据极少数。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而日本即使贩夫走卒，也能够识字读书。以此来看，以国民当时的普遍文化水准比较，中国整体上不如日本。 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后发优势”，这个“后发”相对中国而言，即日本文化发展水平不如中国，所以能更加轻易摆脱过去的负担。但日本国民总体教育水准的高于中国，无疑是针对上述说法的一个极好质疑。日本的文化水准优势，还体现在“兰学”的盛行。以西方科技文化为内容的兰学，在江户时代也一直蓬勃发展。兰学学者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收入也较高。 另一方面，日本学者依田熹家在《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中提到中国冯桂芬写于1860年《采西学议》。冯桂芬称“习于夷者曰通事”，“皆市井佻达游间，不齿乡里……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依田专家指出，中国的懂得西洋事物者与日本的同类人地位差别非常之大。这也正是魏源的《海国图制》在日本比在中国产生更大的轰动和影响的原因。（反驳所谓日本“后发”的又一个论据，《海国图制》在具有兰学基础的日本找到了它的大批读者，而在中国，魏源只能慨叹自己过于超前。）为何会有如此差距？依田熹家认为，根源是中国有科举制，而日本没有。 科举制的内涵是什么？在于“学而优则仕”，教育和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切身利益追求紧密相连。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八股取士，更是将“学问”与仕途的关联标准化、制度化。这种功利目的的极强的心态，是中国教育理念至今依旧存在的重大问题。

著名的广告片《知识改变命运》，实际上继续宣传着同样的理念。知识的增长，固然可能带来命运的改变，但带着为了追求命运改变的迫切心情，与静下心来丰富提高自己素养的教育理念对比，前者无疑更容易出现偏差和失败。

北京大学的祝总斌教授在《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一文中，称道八股取士因降低了学问门槛（只要掌握《四书》为主的八股文写作），对于士人的数目从宋元的数十万人提高到明清的几百万人功不可没，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数增加了，“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展”。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荒谬观点。

前面已经提到了日本明治时代普及义务教育和中国八股取士的不同，八股取士人数纵然增长，仍然是一种精英意味十足的少数人教育，远远不如普及性地提升民众整体文化水准。而士人人数的增长，和今天的大学扩招属于同等性质，仅有人数的增长，质量却出现下降。八股降低了门槛，但也培养出了众多范进式的“知识分子”。与日本相比，八股取士并没有带来一大批如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福泽喻吉这样的人物。

祝文中写到清代侍郎彭玉麟的故事。彭家务农，但全家辛苦劳动，甚至雇人来代替他耕地，勉强供他读书，只为了要他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祝文以为此例子说明了八股文“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但忽略了彭读书的前提是整个宗族、包括“伯叔父及诸昆弟”不得不放弃读书的权利。这种期望一个人应试及第来光宗耀祖，改变命运的做法，是功利主义教育理念的最好体现。 科举的最大特点，是通过教育，能够实现平民到仕宦阶层的飞跃，不管出身如何贫寒，只要考试过关，就可以博得“功名”。因此，科举在客观上缓和了社会内部的阶层矛盾，有助于大一统国家的政权稳定。这一点，已有很多学者专门论述。但仍有必要指出，祝文所说的八股取士带来“文明程度提高”和“历史进步”论点荒唐。明清是中国传统文明发展的下坡路阶段，八股取士是政府为了缓解社会内部越来越大的压力的重要手段，扩大人数的原因也在于此。

正如今日之大学扩招，其目的并非在于兴办教育，只是为了拉动GDP增长。但是，科举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将教育彻底功利化，使之更像是一种以回报率高低评价得失的投资。在旧话本小说中，表达类似观念的“格言”很多，最典型的，莫过于“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日本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一直采用着世袭和血统制，社会阶层分隔明显，也没有科举这样的制度能够将其打破。然而，在江户时代，幕府为缓解社会矛盾，鼓励并支持社会各界钻研学问的风尚，对文化的普及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农民也好，商人也好，下级武士也好，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喜爱的知识，但即使掌握了知识，其身份也不可能改变。知识的唯一好处就是提高自己的能力，这可以说是日本人教育理念的核心。 从表面上看来，超越阶层隔阂的科举制似乎比日本的血统世袭制更加文明、科学，但判断一项历史制度的利弊，必须要把它和当时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分析。科举制度在唐宋和在明清的意义截然不同。

八股取士确实具有合理性，却是维持一个文明苟延残喘的合理性，从文明需要新生的角度讲就成了不合理。日本的血统和世袭制不合理，激起下层社会的反弹变为变革的动力，就成了合理。

日本的教育理念缺少中国过于强烈的功利色彩，却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接近儒家的原本思想。比如说孔子的“有教无类”，其真正内涵应该只是强调教育的普及性，不因受教育者的身份地位差异而有别，并没有从中选拔的意思。

中国过去的教育制度虽然看起来是“无类”，贫民也有中举当官的机会，可这个“出人头地”的结果正好是对“无类”的破坏。至于今天的中国教育，则连表面上的有教无类也难以做到了。

前面提及的日本的阶层分隔，使得社会各阶层学习知识也都以本阶层实用、常用的优先。农民自然关注农学，商人则琢磨促进商品的销量，工匠揣摩技术改良……中国的《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作品都曾在日本备受重视。这个优良传统至今在日本仍然得到了保持，特别是那些人数庞大的毕业于专业学校、甚至依靠自学的熟练技工，成为日本国力两次腾飞的最核心动力。

而中国方面，科举的功利性质使得民众产生狭隘的心态，只把应试的知识当做学问，别的则不受重视，甚至把“没用”的学术就不当作学术。特别是八股取士，更是将士人的精力限制于有限的典籍之中，虽皓首穷经却脱离实际。今天，中国应试教育尤其发展到了畸形的地步，其“重点学校”制度赤裸裸体现出“为了中举的选拔”（依田熹家语）的明确目的，由此产生了“对不优秀者没必要进行充分教育”的错误后果。

在学习的目的上，依田熹家听到很多日本农民说，教育“对于提高常识是必要的”，这点和中国人“从单纯的日常需要出发”大不相同。在没有功利目的的前提下，教育更多的是为了提高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外语教育在中日两国的状况最能够说明问题。中国的外语教育是和应试、升级、评定职称等一系列功利目的相连的，有些时候竟然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日本则更注重外语教育对于个人素质的裨益，虽然也有一些资格考试，但仅限于有必要的相关人士。最值得深思的例子，是日本的业余外语学校NOVA和中国的“同行”新东方。后者把应试型外语教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前者的学员是社会各界对某种外语感兴趣的男女老少；前者的终极梦想是能够轻松应对外国的偏狭的语言测试，拿到出国通行证和全额奖学金，后者的宣传材料上却写着，最高目标仅仅是“不用字幕看懂外国**”。

然而，一个上市公司外语教育产业年营业额达到615亿日元，整个日本的业余外语教育产业营业额竟达1500亿日元。这个数字清楚表明了日本人对素质教育的持久热情。目前，日本正在进行的是推进“终身教育”。在老龄化的趋势下，以退休老人为教育对象的各种产业前景看好。退休老人的学习热情，当然没有什么选拔和目的，但这种素质教育的完善，足以令中国人汗颜。

一种功利当先的教育理念，一种素养至上的教育理念，其分歧表现林林总总，每一种都恰好是中国的弱点和日本的长处。中国人有必要向日本学习，首先应学习的就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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