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战国至明清修建了哪些重要的水利工程

中原水运枢纽鸿沟

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战国初，魏国最早进行变法，魏文侯在位时（公元前 445—前396年）在李悝[kuī亏]、吴起、西门豹等人协助下，对经济和政治进行改革，军事力量曾盛极一时。战国中期，魏惠王仍然雄心勃勃，力图称霸中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先在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将都城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东迁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继而又以大梁为中心，在黄、淮之间，大兴水利，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鸿沟水运枢纽。

鸿沟是沟通黄、淮两大水系的水运枢纽。这一工程经过两次大规模施工，才告完成。它开工于公元前360年，即迁都大梁的第二年。当时主要的工程是从黄河的汊道济水引黄河水南下，注于大梁西面的圃田泽（已淤），再从圃田泽引水到大梁。当时圃田泽是一个很大的湖泊，周围300里，它既可作为计划中鸿沟航道的水柜，以调剂鸿沟的水量；又可使水中的大量泥沙沉淀于此，以减轻下游运道的淤塞。

又过了20多年，即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 339年），魏国对它又作大规模的扩展，将原来的大沟向东延伸，经大梁北郭到城东，再折而南下，至今河南沈丘东北，与淮水重要支流颍水会合。这条人工河道，史称鸿沟。鸿沟从大梁南下时，一路上又沟通了淮河的另一批支流，如丹水（汴河上游）、睢水（已淤）、?[huò豁]水（今浍水）等。

魏国境内，本来可通航的河道较少，黄河多沙，只有部分河段可以行舟，丹水、睢水、?水、颍水等，流短水少，也很少舟楫之利，内河航运并不发达。鸿沟凿成后，引来了丰富的黄河水，不仅鸿沟本身成为航运枢纽，而且丹水、睢水、?水、颍水等也因为补充了水量，航道比较畅通了，内河航运有很大的发展。魏襄王七年（公元前312年），越国对魏国表示友好，赠送一批魏国需要的物资，其中除500万支箭杆外，还有300艘船只。赠箭、赠船，分别反映当时魏国在战争和航运两方面，对这些物资的需要都在增加。鸿沟水系不仅改善了魏国的水上交通，由于这些水道还可灌溉农田，因而它也促进了魏国农业的发展。史念海先生在其所著《河山集》中，认为鸿沟和丹水、睢水、?水、颍水等流域，是战国后期我国最主要的产粮区之一。

自春秋以来，由于邗沟和荷水两条运河的穿凿，江、淮与河、济之间，已有水道可通，南北水上交通有所改善。但是对于经济、政治、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原来说，这条水道的位置，毕竟有些偏东，与南方各地交往，未免过于绕远。而且因为它是当时南北之间的唯一水道，也不能满足通航需要。鸿沟凿成后，中原地区可以通过鸿沟本身及丹、睢、?、颍等水径直入淮，与南方吴、楚等地的水上交通，远比以前方便了。鸿沟的穿凿，中原地区对其他各地的水上交通也有所改进。它可以循济、丹等水，东通卫、宋和齐、鲁；还可利用黄河，北通赵、燕，西连韩、秦。

穿凿鸿沟以前，黄河中下游和淮水流域，已经形成一批城市。它们中的大部分是政治性的都城，如洛邑（东周都城，今河南洛阳）、大梁（魏都）、阳翟（韩都，今河南禹县）、帝丘（卫都，今河南濮阳西南）等。商业性城市较少，宋国的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因为地处荷水、济水交点，交通方便，才发展成为“天下之会”的商业中心。鸿沟水利系统形成后，由于河、淮之间航运和农业的发展，使上述这些都城的商业迅速繁荣起来。如帝丘繁荣到可与“天下之会”的陶相比，并称“卫陶”。洛阳和阳翟也成为战国后期非常活跃的商业城市，当时著名的大商人白圭和吕不韦，便分别为上述两地人。因有鸿沟可资利用，洛阳商人还“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此外，在鸿沟运河网中，还兴起了一批新的城市，如丹水和泗水会合处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睢水边上的睢阳，颍水入淮处的寿春等。

鸿沟到汉朝时称狼荡渠，魏、晋时的蔡河，也是鸿沟的一部分，它在历史上长期发挥重要的作用。

连接湘漓的灵渠

春秋战国时，我国运河工程首先兴起于长江中下游及黄、淮之间。到秦、汉时期范围扩大了，南到五岭，西至关中，北及幽燕，都凿有运河。灵渠便是其中之一。

在古代，我国南方有一个人数很多的越族，他们活跃在江、浙、闽、赣、粤、桂等广阔的土地上，其中分布在粤、桂等地的越人叫南越①。战国时期，南越与楚国已有一定关系，吴起在楚变法时，即将湘南、粤北、桂东北的苍梧并入楚国的领土。秦灭楚后，进一步向南发展，进军南越腹地。当时由于五岭②的阻隔，交通不便，粮秣运输困难，于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命监御史禄负责穿凿运河，以解决军队的给养问题。

五岭山脉中的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有一个谷地，谷地中有两条自然河道，一条是湘江上游的海洋河，另一条为粤江水系中的始安水。如果在两水之间凿一条运河，就可沟通长江和粤江，便可解决秦军的粮运问题。不过，在此穿凿运河，在工程上说，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是海洋河和始安水的距离很近，最近处只有1.5公里。不利的是海洋河和始安水间横亘着高约 20—30米、宽约 300—500米的小山阜；而且整个谷地地势的坡度也较大。监御史禄等决定克服困难，兴建这条运河。经过几年的努力，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工程基本建成。这条运河的最早名称已经难以考查，后来人们相继称它为秦凿渠、零渠、灵渠、兴安运河等。

灵渠由分水工程、南渠、北渠三部分组成。分水工程建在水量比较丰富的海洋河上，其具体位置在今兴安县东南二公里处的分水村。这里不是离始安水最近的地方，所以舍近取远，选址于此，是因为此地的河床较高，大抵与始安水相当的缘故。分水工程呈“」”形，似木工的曲尺，角尖对着海洋河的上游。平时，它拦截海洋河水，阻止河水流入原来的河道，将其一分为二，七分进北渠，三分入南渠。这座曲尺形的分水工程，后人称为人字堤，就是今天大、小天平的前身。大、小天平属滚水坝性质的工程，洪水时，水可从坝上漫出，流入故道，以减轻天平本身及南、北渠道的压力。后来，在大、小天平的顶端前面，又建铧嘴，以提高分水功能和保护天平。据考证，铧嘴是唐朝增建的。

南渠可分上下两段，上段自小天平向西北走向，到兴安县北，接始安水，长约4.5公里。这一段系凿岩成渠，全部由人工开成，宽度虽较小，约7—14米，但工程比较艰巨。下段沿始安水、零水向西，至今溶江镇附近，接漓江，长约30公里，是在始安水和零水的基础上拓展而成，宽约10—60米。南渠全长30多公里，落差29米，河床比降很大，渠道上不设辅助工程，不便舟楫上下。后人推测，为了便于通航，当年可能已在沿渠建有原始陡门。陡门现称船闸，平时关闭，随着舟楫的前进而顺序打开，从而可以减少航行的困难。我国的正式陡门，至迟形成于唐朝，其雏形有人认为可以上溯到修建灵渠时代。灵渠是世界上最早的有闸运河。

北渠从大天平向北，到今洲子上村附近回到湘江故道，长约3.5公里。北渠经过的地带，是个山间小平原，这里的地面虽然较少沟壑，但坡度偏大，采用直线渠道，与南渠一样，也会流水过急，不便航行。为了减少这段渠道的比降，建设者们采用曲线渠道，形如蛇行。巧妙地用伸长渠的长度，以达到减少比降、利于通舟的目的。

灵渠工程处处闪烁着建设者的聪明睿智。

灵渠全长虽然不到40公里，是一条小型运河，但因为它沟通了长江、粤江两大水系，其地位却十分重要。它不仅在秦朝，而且在以后2000多年中，都是内地和岭南的主要交通孔道，对促进两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加快岭南的开发，意义都非常重大。

对灵渠构造上的巧夺天工，航运上的舟行便捷，宋人范成大深有感触，曾作诗加以歌颂：

狂澜既奔倾，中流遇铧嘴。

分为两造开，南漓北湘水。

至今舟楫利，楚粤径万里。

人谋夺天造，史禄所经始。

（《石湖居士诗集》卷十五）

1936年和1941年，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相继建成，灵渠才让位于现代化交通工具。它在1956年最后停运，改作农田灌溉和城市供水工程，并成为桂林地区重要的名胜古迹，供人观赏。

长安、洛阳的漕河

西汉建都长安，到汉武帝时期，由于京都人口不断增加，官僚机构迅速膨胀，又要用兵匈奴和经营西域，中央政府的粮食支出非常浩繁，压力很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政府一方面在关中大修水利，以便发展当地农业，就近取粮。另一方面是改善水运条件，以便从当时主要产粮区的东部地方，调运更多的粮食进京。

西汉从函谷关以东运粮入京，本来取道渭水西运。但渭水多沙，水道浅涩曲折，运输功能很差。从长安东到黄河，陆路只有300多里，而曲折的渭河水道，却长达900多里①。又由于封冻和水量不足等原因，一年中，它只有六个月可以勉强通航。因此，渭河年运输量很少，西运入京的粮食，只有几十万石。汉武帝时，须从东方调入粮食几百万石，急需另觅途径解决运粮问题。因此，当大司农（主管全国农业的长官）郑当时建议在渭南凿一条径直的运粮渠道时，汉武帝立即采纳了。历史上把这条渠道称为漕渠。

漕渠工程动工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由齐人水工徐伯负责勘查、测量、定线，由几万军工负责施工。渠首位于长安城西北，引渭水为水源，经长安城南向东，与渭水平行，沿途接纳泬[juè决]水（皂河）、浐[chǎn产]水、霸水，以增加漕渠的水量。这些水道都发源于南山，含沙量很少。漕渠穿过霸陵（治所在今西安市东北）、新丰（治所在今临潼县东北）、郑县（治所在今华县）、华阳（治所在今华阳县东南）等县，到渭水口附近与黄河会合，全长300多里，历时三年完工。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又在长安西南凿昆明池，周长40多里，将沣水、滈[hào号]水拦蓄池内。凿昆明池除了用来操练水兵外①，还可以调济漕渠水量和供应京师的生活用水。

漕渠的通航能力很高，它一直是西汉中后期东粮西运的主要渠道，一般年代，年运输量在400万石左右，最高年份达到600万石，约为渭水运量的10倍。除航运外，它还有灌溉农田之利，溉田面积约10000顷上下，比白渠多一倍以上，约与当时的成国渠相当。西汉亡国后，东粮西运的工作不再继续，漕渠因失修而逐渐湮废。

东汉定都洛阳，漕运工程的重点随着东移，既凿了一条名叫阳渠的新水道，又比较彻底地治理了汴渠。

洛阳虽有洛水可通黄河，但洛水大部分河段河床很浅，不便航运。为了使粮船可以直达京师，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在河南尹王梁主持下，着手兴建运河。他组织力量，“穿渠引谷水（洛水支流）注洛阳城下，东写（泻）巩川。”由于谷水水量不足和渠线安排不当，渠虽凿成了，但不通水。19年后，即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大司空张纯再度在京师附近修建运河。他汲取王梁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增加运河水源，除仍引谷水外，又引来了洛水干流；另一方面重新安排渠道线路，西起宜阳东部，向东经过洛阳城的西面、南面和东面，再向东到郾师附近回注洛水。这条运河名叫阳渠。第二次工程很成功，东汉从此以后，来自南方、东方、北方等地的粮船，经邗沟、汴河、黄河等航道，再循洛水、阳渠，可在洛阳城下傍岸了。阳渠的穿凿，不仅便于政府通漕，而且也使“百姓得其利”。

不过，东汉最大的运河工程，当数汴河的治理。从西汉后期到王莽统治时期，鸿沟水运体系，由于黄河的一再决口，已经支离破碎，有些运道完全断航，由丹水演变而来的汴河，航道也经常受阻。汴河是京师洛阳的主要粮道，在全国入京的租赋中，来自豫、兖、徐、扬、荆等州所占比重很大，多循此河入京。因此，对汴河的治理，东汉朝廷非常重视，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由王景、王吴主持的治河、治汴工程。黄河泛滥是汴河堵塞的根源，治汴必须治河（治河工程详见本书《九、历代治河工程》）。治汴工程主要有改造渠口和筑堤、浚渠等。

汴河以黄河水为水源，而黄河主溜在河床中摆动无常，单一引水口不能稳定地引入河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王景、王吴除修复旧闸外，又建新闸，实行多口引水。同时，将引水闸由原来的木结构改成石结构，以便更好地控制进水。黄河洪水流量很大，即便汴口设闸控制，仍然会有过量的洪水进入汴河，汴河仍然会决堤成灾。为了增加汴河的安全系数，二人又在其上游，即浚仪渠，用“墕流法”将涌入的过量的水，有控制地排出堤外①。从荥阳到泗水，汴河全长800里，他们还全面地建筑河堤，深挖河床。经过这次治理，汴河的漕粮能力大大提高。

连缀河北诸水的五渠

河北平原位于黄河下游北面，太行山之东，燕山以南，东临渤海。这里河流纵横，水道众多。南部多黄河故道，由西南流向东北；中部之水多为西东流向，源出大行山；北部诸河为北南流向，发源燕山。它们都流入渤海，流短水少，不便航运。不过，如能在各河之间凿渠沟通，将它们连缀起来，水源得到调剂和集中，航运效益便会大大提高。东汉末年，曹操从政治军事的需要出发，为改进这里的水上交通，做了许多工作，先后凿成白沟、平虏、泉州、新河、利漕等五条水道。

东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曹操虽打败了袁绍，但绍子袁尚仍盘据邺城（今河北磁县东南），负隅顽抗。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亲领大军渡河北征。从军运需要出发，他在河北首先建成了一条名为白沟的运河。白沟的主要工程之一，是筑堰逼淇水北流。古淇水即今淇河，发源于太行山，东南流向，分两道注入黄河。因此筑有大小二堰。小堰用石材建成，人称石堰，主要目的是堵塞小河，将全部淇水集中于正流。大堰叫枋堰，建于淇水正流入河处不远，这是一条木、铁、石参用，以大枋木为主的拦河大坝。淇水水量欠丰，不能像灵渠在海洋河上那样建分水工程，只能堵住全部淇水，使其北流。因此，河船入沟，沟船入河，都必须盘坝，将货物从船上卸下，拉空船沿坝的斜坡过坝，再将货物装船，继续航行。另一工程是在枋堰北面穿渠，引淇水进入另一自然河道白沟。白沟下接黄河故道古清河，清河北到今天津境，与沱河（滹[hū乎]沱河）会合。这样，白沟工程虽有盘坝之劳，但毕竟改善了黄河南北的水运。

袁尚被曹操击败后，投奔辽西乌桓首领蹋顿①，图谋卷土重来。为了根除后患，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北伐乌桓。在进军过程中，他命令董昭负责组织力量施工，相继凿成平虏、泉州、新河三条运粮渠道，开辟了通向辽西的水路。平虏渠在今天津市静海县境内，南起沱水，北到泒[gū孤]水。泒水下游，大体上就是后来大清河的入海河段。泉州渠是沟通泒水下游与鲍丘水（潮白河）的渠道，由于它位于泉州县（治所在今武清县西南）境内而得名。新河西起鲍丘水，经过今唐山境内，东接濡[rú如]水。濡水就是今天的滦河。这三条渠道，特别是后两条，大概由于军马倥偬，而冀东又多沼泽，施工困难，工程粗糙，实际上并未发挥作用。

如果说上述四渠的穿凿，主要是由于军事上需要的话，开利漕渠则不同，主要是从政治需要出发的。邺城北控河北平原，南联中原腹地，地位重要，本是袁绍、袁尚父子的大本营。曹操消灭袁氏势力后，将自己的政治中心由许都（今河南许昌市）北迁于此。因此，他很重视对邺城的建设。发展这里的水路交通，兴建利漕渠，便是其中一个方面。它凿于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以漳水为水源，经邺城，向东到馆陶县西南，与白沟衔接。白沟是当时河北地区重要的水上交通线，利漕渠凿成后，邺城因有白沟之利，对幽燕中北部的控制，和对黄河以南的联系，都大大加强。由于漳水水量比较丰富，还因为增加了水源，使白沟的航道更为通畅。除以上五渠外，曹魏时又开白马渠，沟通沱水和漳水。

经过千百年的努力，到两汉时，我国的运河工程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它东起沿海地区，西到关中，南起湘桂，北到幽燕，都有运道可通。它对促进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边疆地区的开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都有重大作用。

志·卷二十九原文_翻译及赏析

答：2013年1月，隋朝的回洛仓城被发掘露出地面，其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355米，相当于50个国际标准的足球场，端的是气象恢宏！

也因为这个回洛仓的出土，隋代被定义为我国古代大型国家粮仓建设的顶峰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地下储粮技术发展最完备的时期。

实际上，当年隋炀帝当年是在洛阳一口气连续建了三座大粮仓的，包括含嘉仓、洛口仓、回洛仓。

三座粮仓，储存了当时全国一半以上的税粮，被统称为“国家粮仓”。

为什么建在洛阳呢？

隋朝的都城在长安，隋文帝时代，帝国粮仓主要围绕着长安在关中兴建，包括卫州的黎阳仓、洛州的河阳仓、陕州的常平仓、华州的广通仓。

但到了隋炀帝时代，关中物资贫乏、漕运不畅。

隋炀帝于是要把都城迁往洛阳，派出心腹宇文恺主持东都洛阳的营建工作，开凿大运河，并在洛河边建三座大型仓城：含嘉仓城、回洛仓城、洛口仓城。

含嘉仓城在洛阳城内。

回洛仓城位洛阳城外7里的邙山上。

洛口仓城因位于东都巩县洛河入黄河之口处，故名，是把回洛仓粮食运入城内含嘉仓的中转仓。

城内仓、城外仓，再加一个中转仓，根本它们的功能，稍微想一下，都知道规模最大的就是城外仓了。

事实也是如此，回洛仓共有仓窖710座，各仓窖的大小基本一致，窖口内径10米，外径17米，深10米，单个仓窖可储存粮食50万斤，710座仓窖，可储粮总数高达3.55亿斤！

隋朝的灭亡，就与回洛仓的丢失息息相关。

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至大业十四年（618年）五月，李密率领的瓦岗军与镇守洛阳的隋炀帝子越王杨侗隋军围绕着回洛仓，展开了多番血肉横飞的争夺战，回洛仓数度易手。

就因为李密在这边和隋军打得不可开交，并牵制了隋军主力，使得李唐集团钻了个空子，从河东发兵，率先攻入长安，宣判了隋朝的死亡。

李密这边也最终失利，回洛仓落入了洛阳城实力派王世充之手。

当李密投唐身死，王世充也处死了杨侗，建立了自己的郑王朝。

轮到李世民与王世充争锋。

李世民战略眼光很准，他堵住虎牢关，截断大运河，占领回洛仓城，最终迫得王世充粮尽崩溃，全面败亡。

李世民杀郑王朝文武于洛河边，毁其都城的标志性建筑乾阳殿、则天门等，弃用回洛仓城，扩建城内的含嘉仓城。

一个很客观的事实是：

唐朝人民在原本的小粮仓含嘉仓的基础上进行扩建，使得含嘉仓的规模就已经远远超越了回洛仓了。

也就是说，以洛阳一地论，唐朝储存的粮食已远超隋朝了，那么，说唐朝人吃了二十年隋粮是根本不合理的。

志·卷二十九

沈昫等

食货下

武德八年十二月，水部郎中姜行本请于陇州开五节堰，引水通运，许之。永徽 元年，薛大鼎为沧州刺史，界内有无棣河，隋末填废。大鼎奏开之，引鱼盐于海。 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 滂被！”咸亨三年，关中饥，监察御史王师顺奏请运晋、绛州仓粟以赡之。上委以 运职。河、渭之间，舟楫相继，会于渭南，自师顺始之也。大足元年六月，于东都 立德坊南穿新潭，安置诸州租船。神龙三年，沧州刺史姜师度于蓟州之北，涨水为 沟，以备奚、契丹之寇。又约旧渠，傍海穿漕，号为平虏渠，以避海难运粮。

开元二年，河南尹李杰奏，汴州东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曹运不通。发汴、 郑丁夫以浚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为利。十五年正月，令将作大匠范安及检行郑 州河口斗门。先是，洛阳人刘宗器上言，请塞汜水旧汴河口，于下流荥泽界开梁公 堰，置斗门，以通淮、汴，擢拜左卫率府胄曹。至是，新漕塞，行舟不通，贬宗器 焉。安及遂发河南府、怀、郑、汴、滑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

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条曰：“江南户口稍广，仓库所资，惟出租 庸，更无征防。缘水陆遥远，转运艰辛，功力虽劳，仓储不益。窃见每州所送租及 庸调等，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留一月已上。 至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干浅，又般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 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须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干浅，船 艘隘闹，般载停滞，备极艰辛。计从江南至东都，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 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河师水手，更为损费。伏见国 家旧法，往代成规，择制便宜，以垂长久。河口元置武牢仓，江南船不入黄河，即 于仓内便贮。巩县置洛口仓，从黄河不入漕洛，即于仓内安置。爰及河阳仓、柏崖 仓、太原仓、永丰仓、渭南仓，节级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则随近运转，不通即且 纳在仓，不滞远船，不忧久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一倍有余。今若且置武牢、洛 口等仓，江南船至河口，即却还本州，更得其船充运。并取所减脚钱，更运江淮变 造义仓，每年剩得一二百万石。即望数年之外，仓廪转加。其江淮义仓，下湿不堪 久贮，若无船可运，三两年色变，即给贷费散，公私无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 年，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害稼，谷价踊贵，玄宗以问耀卿，奏称：“昔贞观、 永徽之际，禄廪未广，每岁转运，不过二十方石便足。今国用渐广，漕运数倍，犹 不能支。从都至陕，河路艰险，既用陆运，无由广致。若能兼河漕，变陆为水，则 所支有余，动盈万计。且江南租船，候水始进，吴人不便漕挽，由是所在停留。日 月既淹，遂生窃盗。臣望于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放船归。从河口即分入河、 洛，官自雇船载运。三门之东，置一仓。三门既水险，即于河岸开山，车运十数里。 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至仓，即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止。自太原仓溯 河，更无停留，所省钜万。前汉都关中，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师，缘河皆有旧仓， 所以国用常赡。”上深然其言。至二十二年八月，置河阴县及河阴仓、河西柏崖仓、 三门东集津仓、三门西盐仓。开三门山十八里，以避湍险。自江淮而溯鸿沟，悉纳 河阴仓。自河阴送纳含嘉仓，又送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关 中。上大悦。寻以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转运都使。 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炅为副。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 贯。旧制，东都含嘉仓积江淮之米，载以大舆而西，至于陕三百里，率两斛计佣钱 千。此耀卿所省之数也。明年，耀卿拜侍中，而萧炅代焉。二十五年，运米一百万 石。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济物，凿三门山以通运，辟三门巅，逾岩险之地，俾负 索引舰，升于安流，自齐物始也。

天宝三载，韦坚代萧炅，以浐水作广运潭于望春楼之东，而藏舟焉。是年，杨 钊以殿中侍御史为水陆运使，以代韦坚。先是，米至京师，或砂砾糠纰，杂乎其间。 开元初，诏使扬掷而较其虚实，“扬掷”之名，自此始也。十四载八月，诏水陆运 宜停一年。

天宝以来，杨国忠、王鉷皆兼重使以权天下。肃宗初，第五琦始以钱谷得见。 请于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轻货以救军食，遂拜监察御史，为之使。乾元元年，加 度支郎中，寻兼中丞，为盐铁使。于是始大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立监院 官吏。其旧业户洎浮人欲以盐为业者，免其杂役，隶盐铁使。常户自租庸外无横赋。 人不益税，而国用以饶。明年，琦以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诏兵部侍郎吕諲代之。宝 应元年五月，元载以中书侍郎代吕諲。是时淮、河阻兵，飞挽路绝，盐铁租赋，皆 溯汉而上。以侍御史穆宁为河南道转运租庸盐铁使，寻加户部员外，迁鄂州刺史， 以总东南贡赋。是时朝议以寇盗未戢，关东漕运，宜有倚办，遂以通州刺史刘晏为 户部侍郎、京兆尹、度支盐铁转运使。盐铁兼漕运，自晏始也。二年，拜吏部尚书、 同平章事，依前充使。晏始以盐利为漕佣，自江淮至渭桥，率十万斛佣七千缗，补 纲吏督之。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自此岁运米数千万石，自淮北 列置巡院，搜择能吏以主之，广牢盆以来商贾。凡所制置，皆自晏始。广德二年正 月，复以第五琦专判度支铸钱盐铁事。而晏以检校户部尚书为河南及江淮已来转运 使，及与河南副元帅计会开决汴河。永泰二年，晏为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使，琦 为关内、河东，剑南三川转运常平铸钱盐铁使。大历五年，诏停关内、河东、三川 转运常平盐铁使。自此晏与户部侍郎韩滉分领关内、河东、山、剑租庸青苗使。至 十四年，天下财赋，皆以晏掌之。

建中初，宰相杨炎用事，尤恶刘晏。炎乃夺其权。诏曰：“朕以征税多门，郡 邑凋耗，听于群议，思有变更，将致时雍，宜遵古制。其江淮米准旨转运入京者， 及诸军粮储，宜令库部郎中崔河图权领之。今年夏税以前，诸道财赋多输京者，及 盐铁财货，委江州刺史包佶权领之。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委中书门下简两 司郎官，准格式条理。”寻贬晏为忠州刺史。晏既罢黜，天下钱谷归尚书省。既而 出纳无所统，乃复置使领之。其年三月，以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金部郎中杜 佑权勾当江淮水陆运使。炎寻杀晏于忠州。自兵兴已来，凶荒相属，京师米斛万钱， 官厨无兼时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谷挼穗，以供禁军。洎晏掌国计，复江淮转运 之制，岁入米数十万斛以济关中。代第五琦领盐务，其法益密。初年入钱六十万， 季年则十倍其初。大历末，通天下之财，而计其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过 半。李灵耀之乱，河南皆为盗据，不奉法制，赋税不上供，州县益减。晏以羡余相 补，人不加赋，所入仍旧，议者称之。其相与商榷财用之术者，必一时之选。故晏 没后二十年，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征、李衡相继分掌财赋，出晏门下。属 吏在千里外，奉教如目前。四方水旱，及军府纤芥，莫不先知焉。其年诏曰：“天 下山泽之利，当归王者，宜总榷盐铁使。”

三年，以包佶为左庶子、汴东水陆运盐铁租庸使，崔纵为右庶子、汴西水陆运 盐铁租庸使。四年，度支侍郎赵赞议常平事，竹、木、茶、漆尽税之。茶之有税， 肇于此矣。贞元元年，元琇以御史大夫为盐铁水陆运使。其年七月，以尚书右仆射 韩滉统之。滉殁，宰相窦参代之。五年十二月，度支转运盐铁奏：“比年自扬子运 米，皆分配缘路观察使差长纲发遣。运路既远，实谓劳人。今请当使诸院，自差纲 节级般运，以救边食。”从之。八年，诏：东南两税财赋，自河南、江淮、岭南、 山南东道至于渭桥，以户部侍郎张滂主之；河东、剑南、山南西道，以户部尚书度 支使班宏主之。今户部所领三川盐铁转运，自此始也。其后宏、滂互有短长。宰相 赵憬、陆贽以其事上闻，由是遵大历故事，如刘晏、韩滉所分焉。

九年，张滂奏立税茶法。自后裴延龄专判度支，与盐铁益殊涂而理矣。十年， 润州刺史王纬代之，理于朱方。数年而李锜代之，盐院津堰，改张侵剥，不知纪极。 私路小堰，厚敛行人，多自锜始。时盐铁转运有上都留后，以副使潘孟阳主之。王 叔文权倾朝野，亦以盐铁副使兼学士为留后。

顺宗即位，有司重奏盐法，以杜佑判盐铁转运使，理于扬州。元和二年三月， 以李巽代之。先是，李锜判使，天下榷酤漕运，由其操割，专事贡献，牢其宠渥。 中朝柄事者悉以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巽既为盐铁使，大正其事。其堰埭先隶 浙西观察使者，悉归之；因循权置者，尽罢之；增置河阴敖仓；置桂阳监，铸平阳 铜山为钱。又奏：“江淮、河南、峡内、兖郓、岭南盐法监院，去年收盐价缗钱七 百二十七万，比旧法张其估一千七百八十余万，非实数也。今请以其数，除煮之外， 付度支收其数。”盐铁使煮盐利系度支，自此始也。又以程异为扬子留后。四月五 日，巽卒。自榷筦之兴，惟刘晏得其术，而巽次之。然初年之利，类晏之季年；季 年之利，则三倍于晏矣。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 渭仓。晏殁，久不登其数，惟巽秉使三载，无升斗之阙焉。六月，以河东节度使李 鄘代之。

五年，李鄘为淮南节度使，以宣州观察使卢坦代之。六年，坦奏，每年江淮运 米四十万石到渭桥，近日欠阙太半，请镟收籴，递年贮备。从之。坦改户部侍郎， 以京兆尹王播代之。播遂奏：“元和五年，江淮、河南、岭南、峡中、兖郓等盐利 钱六百九十八万贯。比量改法已前旧盐利，时价四倍虚估，即此钱为一千七百四十 余万贯矣，请付度支收管。”从之。其年诏曰：“两税之法，悉委郡国，初极便人。 但缘约法之时，不定物估。今度支盐铁，泉货是司，各有分巡，置于都会。爰命帖 职，周视四方，简而易从，庶叶权便。政有所弊，事有所宜，皆得举闻，副我忧寄。 以扬子盐铁留后为江淮已南两税使，江陵留后为荆衡汉沔东界、彭蠡已南两税使， 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充三川两税使。峡内煎盐五监先属盐铁使，今宜割属度支， 便委山南西道两税使兼知粜卖。”峡内盐属度支，自此始也。七年，王播奏去年盐 利除割峡内盐，收钱六百八十五万，从实估也。又奏，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 司飞钱，谓之“便换”。八年，以崔倰为扬子留后、淮岭已来两税使；崔祝为江陵 留后，为荆南已来两税使。十三年正月，播又奏，以“军兴之时，财用是切。顷者 刘晏领使，皆自按置租庸，至于州县否臧，钱谷利病之物，虚实皆得而知。今臣守 务在城，不得自往。请令臣副使程异出巡江淮，其州府上供钱谷，一切勘问。”从 之。闰五月，异至江淮，得钱一百八十五万贯以进。其年，以播守礼部尚书，以卫 尉卿程异代之。十四年，异卒，以刑部侍郎柳公绰代之。长庆初，王播复代公绰。 四年，王涯以户部侍郎代播。敬宗初，播复以盐铁使为扬州节度使。文宗即位，入 觐，以宰相判使。其后，王涯复判二使，表请使茶山之人移植根本，旧有贮积，皆 使焚弃。天下怨之。九年，涯以事诛。而令狐楚以户部尚书右仆射主之，以是年茶 法大坏，奏请付州县而入其租于户部，人人悦焉。开成元年，李石以中书侍郎判收 茶法，复贞元之制也。三年，以户部尚书同平章事杨嗣复主之，多革前监院之陈事。 开成三年至大中壬申，凡一十五年，多任以元臣，以集其务。崔珙自刑部尚书拜， 杜忭以淮南节度领之，既而皆践公台。薛元赏、李执方、卢弘正、马植、敬晦五人， 于九年之中，相踵理之，植亦自是居相位。

大中五年二月，以户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明年八月，以本官平章事，依 前判使。始者，漕米岁四十万斛，其能至渭仓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败溺百端， 官舟之沉，多者岁至七十余只。缘河奸犯，大紊晏法。休使僚属按之，委河次县令 董之。自江津达渭，以四十万斛之佣，计缗二十八万，悉使归诸漕吏。巡院胥吏， 无得侵牟。举之为法，凡十事，奏之。六年五月，又立税茶之法，凡十二条，陈奏。 上大悦。诏曰：“裴休兴利除害，深见奉公。”尽可其奏。由是三岁漕米至渭滨， 积一百二十万斛，无升合沉弃焉。

武德元年九月四日，置社仓。其月二十二日诏曰：“特建农圃，本督耕耘，思 俾齐民，既康且富。钟庾之量，冀同水火。宜置常平监官，以均天下之货。市肆腾 踊，则减价而出；田穑丰羡，则增籴而收。庶使公私俱济，家给人足，抑止兼并， 宣通壅滞。”至五年十二月，废常平监官。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戴胄上言曰： “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国无九年储畜，《礼经》之所明诫。今丧乱之后，户 口凋残，每岁纳租，未实仓廪。随时出给，才供当年，若有凶灾，将何赈恤？故隋 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多为社仓，终于文皇，得无饥馑。及大业中年， 国用不足，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涂，无以支给。今请自王公已下，爰 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至秋熟，准其见在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 亦同此税。各纳所在，为言义仓。若年谷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 太宗曰：“既为百姓预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非朕所须，横生赋敛。利人 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所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已下垦田， 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可之。自是天下 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以至高宗、则天，数十年间，义仓不许 杂用。其后公私窘迫，渐贷义仓支用。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

高宗永徽二年六月，敕：“义仓据地收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上上户 五石，余各有差。”六年，京东西二市置常平仓。明庆二年十二月，京常平仓置常 平署官员。开元二年九月，敕：“天下诸州，今年稍熟，谷价全贱，或虑伤农。常 平之法，行之自古，宜令诸州加时价三两钱籴，不得抑敛。仍交相付领，勿许悬欠。 蚕麦时熟，谷米必贵，即令减价出粜。豆谷等堪贮者，熟亦准此。以时出入，务在 利人。其常平所须钱物，宜令所司支料奏闻。”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诏：“诸州县 义仓，本备饥年赈给。近年已来，每三年一度，以百姓义仓糙米，远赴京纳，仍勒 百姓私出脚钱。自今已后，更不得义仓变造。”七年六月，敕：“关内，陇右、河 南、河北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彭、蜀，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 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十六年十月，敕：“自今岁普 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加钱收籴，以实仓廪，纵逢水旱，不虑阻饥，公私之间， 或亦为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钱及当处物，各于时价上量加三钱，百姓有粜易者， 为收籴。事须两和，不得限数。配籴讫，具所用钱物及所籴物数，申所司。仍令上 佐一人专勾当。”

天宝六载三月，太府少卿张瑄奏：“准四载五月并五载三月敕节文，至贵时贱 价出粜，贱时加价收籴。若百姓未办钱物者，任准开元二十年七月敕，量事赊粜， 至粟麦熟时征纳。臣使司商量，且粜旧籴新，不同别用。其赊粜者，至纳钱日若粟 麦杂种等时价甚贱，恐更回易艰辛，请加价便与折纳。”广德二年正月，第五琦奏： “每州常平仓及库使司，商量置本钱，随当处米物时价，贱则加价收籴，贵则减价 粜卖。”

建中元年七月，敕：“夫常平者，常使谷价如一，大丰不为之减，大俭不为之 加。虽遇灾荒，人无菜色。自今已后，忽米价贵时，宜量出官米十万石，麦十万石， 每日量付两市行人下价粜货。”三年九月，户部侍郎赵赞上言曰：“伏以旧制，置 仓储粟，名曰常平。军兴已来，此事阙废，或因凶荒流散，饿死相食者，不可胜纪。 古者平准之法，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春以奉耕， 夏以奉耘，虽有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人者，盖谓能行轻重之法也。自陛下登极以 来，许京城两市置常平，官籴盐米，虽经频年少雨，米价未腾贵，此乃即自明验， 实要推而广之。当军兴之时，与承平或异，事须兼储布帛，以备时须。臣今商量， 请于两都并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 贯，下至数十万贯，随其所宜，量定多少。唯贮斛斗疋段丝麻等，候物贵则下价出 卖，物贱则加价收籴。权其轻重，以利疲人。”从之。赞于是条奏诸道津要都会之 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 之，以充常平本。时国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时而尽，终不能为常平本。

贞元八年十月，敕：“诸军镇和籴贮备，共三十三万石，价之外，更量与优饶。 其粟及麻，据米数准折虚价，直委度支，以停江淮运脚钱充，并支绫绢、纟?、绵， 勿令折估。所籴粟等，委本道节度使监军同勾当别贮，非承特敕，不得给用。”十 四年六月，诏以米价稍贵，令度支出官米十万石，于两街贱粜。其年九月，以岁饥， 出太仓粟三十万石出粜。是岁冬，河南府谷贵人流，令以含嘉仓粟七万石出粜。十 五年二月，以久旱岁饥，出太仓粟十八万石，于诸县贱粜。元和元年正月，制： “岁时有丰歉，谷价有重轻，将备水旱之虞，在权聚敛之术。应天下州府每年所税 地子数内，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仓及义仓，仍各逐稳便收贮，以时出粜，务在 救人，赈贷所宜，速奏。”六年二月，制：“如闻京畿之内，旧谷已尽，宿麦未登， 宜以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贷借百姓。诸道州府有乏少粮种处，亦委所在官长， 用常平、义仓米借贷。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四月赈贷，并且停征。容 至丰年，然后填纳。”九年四月，诏出太仓粟七十万石，开六场粜之，并赈贷外县 百姓。至秋熟征纳，便于外县收贮，以防水旱。十二年四月，诏出粟二十五万石， 分两街降估出粜。其年九月，诏诸道应遭水州府，河中、泽潞、河东、幽州、江陵 府等管内，及郑、滑、沧、景、易、定、陈、许、晋、显、苏、襄、复、台、越、 唐、随、邓等州人户，宜令本州厚加优恤。仍各以当处义仓斛斗，据所损多少，量 事赈给。十三年正月，户部侍郎孟简奏：“天下州府常平、义仓等斛斗，请准旧例 减估出粜，但以石数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县得专达以利百姓。”从之。

长庆四年二月，敕出太仓陈粟三十万石，于两街出粜。其年三月制曰：“义仓 之制，其来日久。近岁所在盗用没入，致使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沟壑。永言其弊， 职此之由。宜令诸州录事参军，专主勾当。苟为长吏迫制，即许驿表上闻。考满之 日，户部差官交割。如无欠负，与减一选。如欠少者，量加一选。欠数过多，户部 奏闻，节级科处。”大和四年八月，敕：“今年秋稼似熟，宜于关内七州府及凤翔 府和籴一百万石。”大中六年四月，户部奏：“诸州府常平、义仓斛斗，本防水旱， 赈贷百姓。其有灾沴州府地远，申奏往复，已至流亡。自今已后，诸道遭灾旱，请 委所在长吏，差清强官审勘，如实有水旱处，便任先从贫下不支济户给贷。”从之。

建中四年六月，户部侍郎赵赞请置大田：天下田计其顷亩，官收十分之一。择 其上腴，树桑环之，曰公桑。自王公至于匹庶，差借其力，得谷丝以给国用。诏从 其说。赞熟计之，自以为非便，皆寝不下。复请行常平税茶之法。又以军须迫蹙， 常平利不时集，乃请税屋间架、算除陌钱。间架法：凡屋两架为一间，至有贵贱， 约价三等，上价间出钱二千，中价一千，下价五百。所由吏秉算执筹，入人之庐舍 而计其数。衣冠士族，或贫无他财，独守故业，坐多屋出算者，动数十万。人不胜 其苦。凡没一间者，仗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取于其家。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 货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牙 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验其私簿。 无私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取其家资。 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怨惸之声，嚣 然满于天下。至兴元二年正月一日赦，悉停罢。

贞元九年正月，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 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 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 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之，仍委滂具处置条奏。自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然税无 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钱拯赡。

大和七年，御史台奏：“伏准大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天下除两税外，不 得妄有科配，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停，令御史台严加察访者。臣昨因岭南道擅置 竹綀场，税法至重，害人颇深。伏请起今已后，应诸道自大和三年准赦文所停两税 处科配杂榷率等复却置者，仰敕至后十日内，具却置事由闻奏，仍申台司。每有出 使郎官御史，便令严加察访。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惩责，长吏奏听进止。”从之。 九年十二月，左仆射令狐楚奏新置榷茶使额：“伏以江淮间数年以来，水旱疾疫， 凋伤颇甚，愁叹未平。今夏及秋，稍较丰稔。方须惠恤，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榷茶， 实为蠹政。盖是王涯破灭将至，怨怒合归。岂有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摘茶叶 于官场中造？有同儿戏，不近人情。方有恩权，无敢沮议，朝班相顾而失色，道路 以目而吞声。今宗社降灵，奸凶尽戮，圣明垂佑，黎庶各安。微臣伏蒙天恩，兼授 使务，官衔之内，犹带此名，俯仰若惊，夙宵知愧。伏乞特回圣听，下鉴愚诚，速 委宰臣，除此使额。缘国家之用或阙，山泽之利有遗，许臣条流，续具奏闻。采造 欲及，妨废为虞。前月二十一日内殿奏封之次，郑覃与臣同陈论讫。伏望圣慈早赐 处分，一依旧法，不用新条。惟纳榷之时，须节级加价，商人转抬，必较稍贵，即 是钱出万国，利归有司，既无害茶商，又不扰茶户。上以彰陛下爱人之德，下以竭 微臣忧国之心。远近传闻，必当咸悦。”诏可之。先是，盐铁使王涯表请使茶山之 人，移植根本，旧有贮积，皆使焚弃，天下怨之。及是楚主之，故奏罢焉。

开成二年十二月，武宁军节度使薛元赏奏：“泗口税场，应是经过衣冠商客金 银、羊马、斛斗、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已上并税。今商量，其杂税并请停绝。” 诏许之。

大中六年正月，盐铁转运使裴休奏：“诸道节度、观察使，置店停上茶商，每 斤收搨地钱，并税经过商人，颇乖法理。今请厘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 利自厚。今又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今请强干官吏，先于出茶山口， 及庐、寿、淮南界内，布置把捉，晓谕招收，量加半税，给陈首帖子，令其所在公 行，从此通流，更无苛夺。所冀招恤穷困，下绝奸欺，使私贩者免犯法之忧，正税 者无失利之叹。欲寻究根本，须举纲条。”敕旨依奏。其年四月，淮南及天平军节 度使并浙西观察使，皆奏军用困竭，伏乞且赐依旧税茶。敕旨：“裴休条流茶法， 事极精详，制置之初，理须画一。并宜准今年正月二十六日敕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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