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婆婆家，自己人是自己人，媳妇永远是外人。什么是自己人？为什么

　“自己人”和“外人”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了。“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就直说吧”，“都不是外人，还客气啥”，“这里有外人，不方便”，这样的话语更是常常挂在嘴上。可是，有谁能说清，在我们的心里到底什么样的人是“自己人”？什么样的人是“外人”？

有人说，亲戚都是“自己人”，可是有的亲戚在你心里也许还不比一个“外人”小学同学亲近。有人说，一个家庭里的人当然都是“自己人”，可是在有的人家，媳妇进了婆家三十年，还是会被当成外人。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里，有关“自己人”的分类真是让人感到好像很容易说清，却又难以说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杨宜音研究员，经历多年研究，找到了中国人分类“自己人”和“外人”的心理尺度，让我们更容易看清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

1992年，北师大心理系硕士毕业的杨宜音来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在完成硕士论文的研究中，她观察到中学生友人关系中一个非常有趣现象，那就是形成朋友关系以后，一个人自己的自我边界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

两个中国人一旦交了朋友，“就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一定要替我着想，我也要替你着想，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你就被包到我的边界里边。”

而西方人则完全不同，“当两个人成为朋友关系时，你我之间出现一个第三自我，这就是我们两个人作为朋友的时候要做的事情，但是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一直思考能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找到新切入点的她，就把“中国人自我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当成了自己经常思考的问题。

血缘上的亲疏和交往中亲近感程度是中国人分析谁是“自己人”时两个重要的维度。

后来，杨宜音去河南、安徽、江苏、河北以及北京郊区等地的农村进行社会学调查。一次住在一个村民家里，正赶上这位村民的舅舅和他妈妈发生冲突。他觉得舅舅对妈妈不好，在激烈的争吵中，他忿忿地说出这样一句话，“从今往后，我就不把你当舅舅看了！”

再普通不过的一句话却给了杨宜音很大启发，她想：舅舅还是舅舅，根据九族五服的规定，舅舅身份是固定的，但是居然可以不把他当作舅舅看。这说明，中国人虽然有一个亲属关系的制度，但还有一个自由，就是你本来是自己人，但是我可以把你推出去。

“这如同北京既有城墙也有城门，如果都是城墙就把人困死在里边了，有城门就会有人出去，有人进来，心理边界如此就会扩大或者缩小。”

不久以后，调查中的杨宜音正好赶上房东的儿子要结婚，杨宜音从为孩子提亲、相亲、见媒人都跟着去，就被他们看成自己人。她把婚礼上来送礼的人都一一记下，一共192户人，然后把每个人的名字写在扑克牌一样大小的纸片上，请房东按亲近关系给排队，然后分类，最后一共分成十二组，六大类。

结果发现，第一类是家人，第二类是他最亲近的人，在第二类里，除了亲兄弟之外，还出现了一位邻居。房东说，他跟这位邻居的感情不比那些亲兄弟差，然后给她讲了两人之间发生的故事。

杨宜音想，邻居本应该放到后面，但房东却把邻居放在那些亲戚的前面，几乎跟他自己放在一起，这不就是把外人当成自己人了吗！这就是说，在一个亲密水平上，既有亲属关系连带，也有交往关系连带。有些人按着辈分亲属关系，应该是很近的，但被放到后边去了。这是因为人们的大脑中自己人的边界是通透的，可以进来可以出去。

两件村民中的小事，让她深受启发。进一步调查后，她发现，人的脑子在加工、判断人际关系的时候有两个纬度，“一边看是不是有血缘上的亲疏，一边看感情和交往上亲近，两方面都具备，我们才能把他看成自己人”。

城市人生活在不同的圈子中，认定“自己人”时，更多时候以彼此交往被作为主要标准。

杨宜音将自己在农村的研究成果写在博士论文里，答辩时有几位老师建议关注一下城市人对“自己人”和“外人”的区分情况。

她便从几位朋友的社会关系交往的个案出发，详细观察了城市人对于人际亲疏的划分。

她发现，自己不能把这些朋友的朋友们像农村那样直接排成序列。这不仅仅因为在城市里交往的人为数众多，更是因为每个时代的朋友关系、亲密关系、情感距离是不能衔接的。

由于城市人的社会生活是一段段接在一起，只有同一时段的交往人群可以排列。比如中学同学可以排成列，大学同学可以排一列，工作同事还可以排一列，但他们是分开的，这说明文化的复杂性增加了。一个人可以在同一群人里，按亲近关系程度排“差距格局”，但跳到另一群人中就不能以此为参照。

杨宜音形容这种“差序格局”就“像计算机软盘一样分成扇区，每个扇区里还有层。但它不是一维的。每个人在一个扇区，在这个圈里对待这些人。然后跳到另外一个环境里，不过他的行为习惯还是一样的，依然用近亲远疏来辨别”。

而城市里的人认定“自己人”，则更多的“以交往为主要标准，交往的含量更大了。比如小学同学，情感亲近的先赋性就高。根据亲近程度一圈圈向外排，有远近的不同。到了中学，又根据中学同学的实际情况来排，生活的复杂性越来越高。”

一个人可能宁可帮同学也不帮亲戚，实际上反映了交往性提高后，个人决策的复杂性。

她认为，一个人的小圈子越多，他的决策就越复杂，那么这个人生活体验就越丰富。但他仍然用两个维度来判断，一个是先赋性，一个是交往性，但是交往性的程度更高。有时候，亲戚求他帮忙，他宁可帮同学也不帮亲戚，就是这个道理。

通常一个人到了中年以后，对家庭的依恋会渐渐增加，因为社会交往各种各样的人，信任和挫折都会感受到，觉得家庭是个安全的港湾。这时他以前认为的外人、自己人会有一点儿调整。

杨宜音分析说，在城市里，远亲很可能真的不如近邻，因为邻里之间交往很多。距离遥远的亲戚先赋性很高，但很少交往。这跟城市的生活方式有关。城市里一个家庭的亲属们可能分处天南地北，这时交往多的人会更显得重要。

由于城市人交往的频率高，交往对城市人生活影响大，“现在我们生活内容都分化了，所以交往的圈子也就细化了，形成很多很多小圈儿。每天人也在扮演不同的角色，脱下这张脸换上另一张脸，由一个差序格局进入另一个差序格局。”

中国人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心里把“自己人”推到“外人”，可能那个“自己人”连知道都不知道。

有研究者认为杨宜音的研究，细细地描述了自己人变成外人的过程。

她却认为，自己的研究实际上发现了中国人的“自我”是通透的，因而是可以伸缩的，“自我”是外来的词，边界通透的“自我”中国人就称为“自己人”。

“自己人”其实是中国人在脑子里加工事情的一个组织方式，人们在加工的时候，需要依照亲疏血缘和交往将人际关系分成自己人和外人两类，但两类之间的边界并不是固定的。

我们讨论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常有人说，“中国人一来就是一大帮”，杨宜音表示不赞同，实际上中国人还是自我中心的，把“自己人”推到外人去，这位“自己人”连知道都不知道。

在中国传统中，为表现身份的差异，确实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社会等级和伦理体系，不过在这么严格的控制之下，“中国人依然有一个心理建构的空间，有一个在我可以在心里不认你的自主权”，中国人用“自己人”这样的认知方式来对人进行分类，反映了中国人的自我不是孤立的，而是“关系我”，所以，是“自我”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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