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告与公告的异同

通知与通告的区别在于：

1，适用范围不同。通知适用于发布、传达要求下级机关执行和有关单位周知或者执行的事项，批转、转发公文。通告适用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可见通知的适用范围要比通告广，在所有的公文中，通知的应用范围最为广泛。

2，收文机关不同。通知一般具有明确的受文对象，换句话说，通知主要针对的是主送机关发文，有明确的主送机关;而通告一般没有明确的受文对象，也就是说，通告一般没有明确的主送机关，都是泛指的，大多数都是直接行文或直达行文。

3，命令性程度不同。从通知的适用对象来看，通知的作用主要在于要求下级机关执行和有关单位周知或者执行的事项，这就说明通知具有很强的命令性和约束性，下级机关和有关单位必须履行上级机关所要求的事项;通告的作用主要在于要求下级或相关单位应当遵守或者周知，虽然通告也具约束性，但通告并没有通知那么强的命令性。

4，主要特点不同。通告具有专业性和行业性的特点，即：通告的内容多涉及到公安、交通、邮电、税务、市政建设、工商管理以及金融等方面，行文中常常带有一些行业术语。通知的内容则相对很广泛。

通知的特点在于内容的真实性。真实是通报的生命。通报的任何情况、事实都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有差错。其次是目的的告知性。

通告拥有知照性下行文，具有鲜明的告知性，一定的制约性等特点，因其内容多涉及具体的业务活动或工作，所以，通告在内容上还具有专业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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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仁第四》16：打虎上山

一.隋宫：《隋宫》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是首咏史吊古诗，内容虽是歌咏隋宫，其实乃讽刺隋炀帝杨广的荒*亡国。此诗写隋炀帝为了寻欢作乐，无休止地出外巡游，奢侈昏庸，开凿运河，建造行宫，劳民伤财，终于为自己制造了亡国的条件，成了和陈后主一样的亡国之君。讽古是为喻今，诗人把隋炀帝当作历史上以荒*奢华著称的暴君的典型，来告诫晚唐的那些荒*腐朽、醉生梦死的统治者。全诗采用比兴手法，写得灵活含蓄，色彩鲜明，音节铿锵。

二.西塞山怀古《西塞山怀古》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此诗怀古伤今。前四句，写西晋灭吴的历史故事，表现国家统一是历史之必然，阐发了事物兴废决定于人的思想;后四句写西塞山，点出它之所以闻名，是因为曾经是军事要塞，而今山形依旧，可是人事全非，拓开了诗的主题。全诗叙说的内容是历史上的事实，状摹的景色是眼前的实景，抒发的感叹是诗人胸中的真情。诗人巧妙地把史、景、情完美地揉合在一起，使得三者相映相衬，相长相生，营造出一种含蕴半瞻的苍凉意境，给人以沉郁顿挫之感。

《论语·里仁第四》16：打虎上山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水浒传》中有一回“武二郎景阳冈打虎”，讲的是好汉武松的故事。当时吃了几斤牛肉，连喝十八碗酒的武松借着酒劲，酒壮英雄胆，坚持过冈。路遇吊睛白额大虫，赤手空拳为民除害，打死了那只祸害当地的大老虎。武松打虎，讲究的是胆气。

《智取威虎山》中也有一出“打虎上山”，讲得是杨子荣扮成土匪，潜入土匪窝，登上威虎山的故事。

两个故事有一个共性，都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意思。如果说武松上山，还有点抱侥幸心理的话，杨子荣上山，绝对有足够让他克服对于“虎”的恐惧，说服自己坚持上山的的更有价值的追求存在。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看得很清楚。真正能让人舍生忘死的追求有两种：一种是义，一种是利。前者有所谓“武将不怕死”的说法，后者有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俗语。中国人做事很含蓄。既要面子，又要里子。面子说不清楚时，里子就干脆不要了。或者倒过来，里子有了，面子不面子的就算了。能真正听懂、意会这段话的，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什么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呢？

“喻”，是“晓喻”的意思。单纯用晓喻来解释孔子所说的“喻”，孔子的话就没什么技术含量了——君子晓喻于义，小人晓喻于利，差不多跟没有解释一样。

逻辑学是一门由西方传递而来的学问，在东方，实际上有与之相呼应的学说。那便是源自于佛教的因明学说。简单地讲，就是宗、因、喻、合四个字，实际上就是认识世界、说明道理的方法。“宗”是前提，说话必有所宗。“因”是理由，也就是“宗”的理由。如果有宗、有因还说不清楚的话，只有用比喻来说明了。中国的寓言故事，佛家的公案、典故，都是用来说明道理的。比喻完了，因都讲通了，结论就产生了，这个结论就是“合”。所谓阴阳和合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哪里是讲清楚的，分明是“和合”生成的。实际上，在中国的《易经》之中，更为清晰地体现着这种“宗、因、喻、合”，更为清晰的体现着阴阳和合。

从因明学说的角度讲，“喻”是一种载体，是一种通达“阴阳和合”理想境界的载体。像船一样，将没有彻悟的人，渡向彻悟的彼岸。

从这个角度理解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简单明了的多了。

君子是凭借义去修行做事，完成人生精进的；小人是处于利去做事向前的，并以此过活生活的。

正常情况下，所有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利益面前，争与不争，不是君子和小人的分水岭；危害面前，避与不避也不是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关键是当“利”与“义”发生冲突时，当“害”与“义”不能取舍时，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才显现出来。君子能够舍生取义，能够义薄云天，小人常常见利忘义，利字当头。

孔子讲“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便看到一个人的里子了。表面上看，没有人讲自己是利字当头、唯利是图的。另外，从表面来看，也没有人是完全不要利益、公而忘私的。区别全部都在台面下，从台面下来看一个人是怎样做的，看他做事的动机和理由是什么，看他是否真的安于他所说、所做的。

“所以、所由、所安”全部都处于“义”，或者都喻于“义”，这个人便是君子无疑了；相反的，则很可能是“小人”。

孔子所讲将的“君子”，不仅仅是个道德概念，在更大程度上是指主动肩负起“人”的进化使命，主动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向上攀登的人。“小人”是处于本性，任由自己习性发展的人。“君子”讲的是克己复礼，是对自己习性的克服完善；“小人”讲的是任性而行，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人做事。

孔子讲的“君子”像是在爬一座自我精进的道德的山，“小人”则更像是放弃向上攀登、放弃道德方向上进化的人。

喻于义，以“义”为凭借，打虎上山这种事，才干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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