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误读的例子

文学误读是文学阅读中常见的一种接受现象,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首次提出“误读”的概念并作为理论术语来运用,同时宣称“一切阅读都是误读”。从而引起了关于“有无误读,一切阅读是否都是误读”的学术争论。

说白了就是作者所想表达的可能是另一个意思，但是被后人理解错误了，并给出了错误的表述。

例如：《子夜》问世后，评论界基本是一边倒的赞誉。革命批评家瞿秋白这样评价《子夜》：“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1] “学衡派”的吴宓也热情赞美《子夜》：“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写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配置亦殊入妙……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恣喷薄，不可控搏。而其细微处复能宛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1950至1960年代，《子夜》被视为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范本。国际汉学界也给予《子夜》高度评价。捷克汉学家普实克认为：茅盾的创作把中国文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中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子夜》是那个时期创作的高峰。俄罗斯语文学博士索罗金盛赞《子夜》在社会生活描写和人物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日本学者筱田一士说：《子夜》是20世纪世界文学中的十大巨著之一。但，1960年代以后，在《子夜》接受中开始出现另一种声音。美国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子夜》给予否定性评价，他认为《子夜》是失败之作。香港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论及《子夜》，颇为不屑。他说：茅盾才情不足，加之作品过于重视社会意义，致使其文学性十分薄弱。1980年代以来，在“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中青年学者对《子夜》艺术倾向及文学史地位提出了质疑，也对“主题先行”与“《子夜》范式”进行了思辨与探索，由此引发了反驳与再思考，《子夜》的接受呈现出质疑与认同并存，释解与驳难相生，挑战与悬置同在的多元格局。1989年，蓝棣之发表《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该文认为《子夜》是“主题先行”的产物，而且还认为接受者对于《子夜》的赞誉为过誉之辞，呼吁重新评价《子夜》的文学地位。《子夜》在文学史的地位毋庸置疑。它是一部名著，得到世界文坛承认。《子夜》深刻表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民族工业出路问题，小说结构艺术成就极高，资本家形象塑造得极为成功，它具有重要的社会学价值和文学价值。虽然它也有不足，但可以说它是一部有缺陷的经典名著。夏志清、司马长风、蓝棣之对《子夜》的评价显然是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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