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沈阳开埠?
商埠是一个专有名词,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胁迫他国开放的通商地区。一般将根据不平等条约开放的称为“约开商埠”,经帝国主义示意开放的称“自开商埠”,由帝国主义强迫开放的称“特别商埠”。牛庄(营口) 的开放即属于“约开商埠”,而沈阳的开埠应该属于“自开商埠”。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八月,中美两国于上海续订《中美通商行船续约》,商定奉天府及安东县两处地方,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后来,中日两国续订商约,也提出奉天府及大东沟两处地方,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但不久日俄战争爆发,开埠之事搁置。1905年冬,日俄合约告成,开埠重新提到日程上来。1906年春,盛京将军赵尔巽决定按照中美、中日续订商约,首先开放奉天、安东、大东沟三处,并分别成立了开埠总局进行筹备。但开埠进行得很不顺利。原因是,中国政府认为,奉天等三处都属于中国自行开埠,理所当然应由中国自行勘划商埠地区域,拟定章程。另外,中国也坚持,既划定了商埠区,各国领事馆以及外国商人的租地、居住、建房等,都应在商埠内,不能再在商埠界外租房长住。但美国坚持认为,按照中美商约规定,奉天、安东等处开埠,须由立约国共同会勘界址,商定管理章程,并声明:“美国各领事应仍有居住商埠界外各城内之权”,“又美商虽当居订定地界以内,实不能禁其在城内按约贸易”。经多次反复磋商,迄无成议。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建议“暂置缓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开埠总局确定在省城西门外、盛京车站(当时在今老道口附近) 迤东地方,作为万国通商场,所需土地将陆续购进,遂绘埠界详图,向驻奉日、美两国总领事分别声明。日、美总领事仍坚持他们的立场,所以,埠界、埠章依然不能确定。一直拖到东北改行省,开埠总局也改成奉天交涉司。九月,北京税务处来电,要求迅速将各开埠界址详细绘图报告。三十四年(1908年) 三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责成新任交涉司使陶大均,“援照津、沪两埠外人租地三联印契办法,将各处商界埠地址划分正界、副界、预备界三等,妥定租地简章,酌量情形办理”。遂由交涉司拟定奉天全省各埠外人租地简章,总督详加审核后,令交涉司抄录,分送日、美两国总领事,“遵照商约,会同商定”。美总领事提出有两条“语意犹未明晰”“复经商榷,删改数处”。
五月,又以文牒送驻奉日、美、英、德、俄等国各领事,各领事均未提出意见。于是,外商纷纷到交涉司,租地领契。根据需要,又在交涉司内附设会丈总局,专门办理各国商人租地事宜。沈阳开埠,至此才算最后确定下来,前后用了五年的时间,可谓历经磨难(徐世昌《东三省政略》)。
沙俄驻奉天总领事馆
沈阳的商埠地,最初划定在北孤家子和皇寺一带,即东自小西边门及边墙,西与日本铁路附属地相接,南从今市府大路,北到皇寺北面的铁路线。这块地界内,西面是北孤家子村,东面有奉天公园(今市政府迤西),北部有皇寺以及关帝庙、太平寺、积善寺、善行寺、僧王祠、三贤祠等寺庙,而德国、美国领事馆最初就建在这些寺庙之间。
不知是因为面积小还是其他原因,后来商埠地又向南孤家子扩展,一直到今天的十纬路。东到边墙(约在今天的北一经街),西与日本铁路附属地相接(约在今和平大街一带)。原来北部的称为北界,新向南扩出的部分称南界。往南还留有副界。
美国驻奉天总领事馆
地界划定后,由交涉司会丈总局按《奉天各埠租地简章十六条》向外商租地。埠内有民地和官地,可永租或年租;民地租价由外商与地主商定。官地即地方政府预先收买的地段,分为三等对外出租。上等每亩永租价白银二百五十两,中等每亩二百两,下等每亩一百五十两;每等中又分为上中下三等,以二十两为递减。租地每人至少十亩,多者不超过二十亩:“如须设立公司及大事业者,准其多租,但须先行报明。”商埠地开辟后,陆续有许多外商来此设厂、开店、经商。特别是南界,发展更速,各国领事馆相继迁至南界,许多外资银行也进入南界开设支行。到民国以后,沈阳商埠地进一步发展。正如20世纪20年代的商埠总办韩麟生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商埠地“修建以来,商埠云集,百货辐辏,列尾连云,渐臻繁盛”。此时商埠地已有美孚洋行、亚细亚石油(俄资)、英美烟草公司、老巴夺烟草公司(俄资)、大安烟草公司(日资)、汇丰银行、花旗银行、中法实业银行、凯宁饭店、六国饭店等外资相继进入。中国的民族资本也有一些到商埠地开办公司。
商埠地有统一的街区规划,道路整齐、宽阔,有人行道,路面多铺石子或柏油,种植街树、花坛,安装路灯。商埠地统一供水、供电,有卫生队、消防队、邮局、学校、花园等公用设施,其管理已具近代水准。所以,不少沈阳的达官贵人也纷纷到这里建公馆、别墅。
至今,原商埠地的老建筑还有一些保留下来,成为那段历史的记忆。
如日本领事馆(今沈阳迎宾馆)、汇丰银行(今交通银行)、邮政总局(今省邮电管理局)、汤玉麟公馆(今沈阳市政协)、万福麟官邸(今民革辽宁省委员会)、日本正金银行(今工商银行) 等。
商埠地开辟后,与日本的铁路附属地相连,两者加在一起,其面积比沈阳旧城的一半还要大。这就等于说,到20世纪初,沈阳城向西扩出了一个面积不小的新城区。这个新城区从规划、设计,到设施、服务,都是按照近代城市的理念实施的,相比之下,老城区陈旧而落后。所以,从客观上来讲,新城区的出现,对沈阳旧城的建设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
通商口岸出现对中国社会影响分为两方面:
一、有利方面:
1、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虽然对中国产生了一系列的恶劣影响,但在某些方面客观上又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变化与发展;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还刺激了中国农产品商品化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2、开放通商口岸使大量国外先进技术文化流入国内,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促进了西学的传播,同时极大促进了通商口岸地区的发展;对文化生活方面也是极大的丰富,思想观念也有所改变。
3、通商口岸中租界的建立虽然使中国主权大量丧失,但也产生了某种示范效用,在客观上刺激了近代中国城市市政与公用事业的发展。
二、有弊方面:
西方列强的势力侵入到中国沿海地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倾销中国市场,使中国的家庭手工业遭到破坏,中国沦为了列强的原料产地与市场,大量商品涌入国内,打击原有小农经济,农民与家庭手工业者破产,人民生活贫困,社会不稳定。
中国成为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被卷入了资本主义市场,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
扩展资料:
五口通商口岸指中国的五个沿海城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该五个口岸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二十九日中、英《南京条约》签定,被辟为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后又制定《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进一步规定通商相关事宜。
在英国之后美国、法国等也订立条约取得同样的权利。当时的人们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便是五口通商。五口之中,他们又以福州最为重要,上海则是中英双方不重视的。
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五口通商使原本仅限于广州一地的中外贸易放宽,西方各国在经济、文化上开始对中国产生较大的影响。
百度百科-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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