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沈阳开埠？

商埠是一个专有名词，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胁迫他国开放的通商地区。一般将根据不平等条约开放的称为“约开商埠”，经帝国主义示意开放的称“自开商埠”，由帝国主义强迫开放的称“特别商埠”。牛庄（营口） 的开放即属于“约开商埠”，而沈阳的开埠应该属于“自开商埠”。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八月，中美两国于上海续订《中美通商行船续约》，商定奉天府及安东县两处地方，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后来，中日两国续订商约，也提出奉天府及大东沟两处地方，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但不久日俄战争爆发，开埠之事搁置。1905年冬，日俄合约告成，开埠重新提到日程上来。1906年春，盛京将军赵尔巽决定按照中美、中日续订商约，首先开放奉天、安东、大东沟三处，并分别成立了开埠总局进行筹备。但开埠进行得很不顺利。原因是，中国政府认为，奉天等三处都属于中国自行开埠，理所当然应由中国自行勘划商埠地区域，拟定章程。另外，中国也坚持，既划定了商埠区，各国领事馆以及外国商人的租地、居住、建房等，都应在商埠内，不能再在商埠界外租房长住。但美国坚持认为，按照中美商约规定，奉天、安东等处开埠，须由立约国共同会勘界址，商定管理章程，并声明：“美国各领事应仍有居住商埠界外各城内之权”，“又美商虽当居订定地界以内，实不能禁其在城内按约贸易”。经多次反复磋商，迄无成议。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建议“暂置缓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开埠总局确定在省城西门外、盛京车站（当时在今老道口附近） 迤东地方，作为万国通商场，所需土地将陆续购进，遂绘埠界详图，向驻奉日、美两国总领事分别声明。日、美总领事仍坚持他们的立场，所以，埠界、埠章依然不能确定。一直拖到东北改行省，开埠总局也改成奉天交涉司。九月，北京税务处来电，要求迅速将各开埠界址详细绘图报告。三十四年（1908年） 三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责成新任交涉司使陶大均，“援照津、沪两埠外人租地三联印契办法，将各处商界埠地址划分正界、副界、预备界三等，妥定租地简章，酌量情形办理”。遂由交涉司拟定奉天全省各埠外人租地简章，总督详加审核后，令交涉司抄录，分送日、美两国总领事，“遵照商约，会同商定”。美总领事提出有两条“语意犹未明晰”“复经商榷，删改数处”。

五月，又以文牒送驻奉日、美、英、德、俄等国各领事，各领事均未提出意见。于是，外商纷纷到交涉司，租地领契。根据需要，又在交涉司内附设会丈总局，专门办理各国商人租地事宜。沈阳开埠，至此才算最后确定下来，前后用了五年的时间，可谓历经磨难（徐世昌《东三省政略》）。

沙俄驻奉天总领事馆

沈阳的商埠地，最初划定在北孤家子和皇寺一带，即东自小西边门及边墙，西与日本铁路附属地相接，南从今市府大路，北到皇寺北面的铁路线。这块地界内，西面是北孤家子村，东面有奉天公园（今市政府迤西），北部有皇寺以及关帝庙、太平寺、积善寺、善行寺、僧王祠、三贤祠等寺庙，而德国、美国领事馆最初就建在这些寺庙之间。

不知是因为面积小还是其他原因，后来商埠地又向南孤家子扩展，一直到今天的十纬路。东到边墙（约在今天的北一经街），西与日本铁路附属地相接（约在今和平大街一带）。原来北部的称为北界，新向南扩出的部分称南界。往南还留有副界。

美国驻奉天总领事馆

地界划定后，由交涉司会丈总局按《奉天各埠租地简章十六条》向外商租地。埠内有民地和官地，可永租或年租；民地租价由外商与地主商定。官地即地方政府预先收买的地段，分为三等对外出租。上等每亩永租价白银二百五十两，中等每亩二百两，下等每亩一百五十两；每等中又分为上中下三等，以二十两为递减。租地每人至少十亩，多者不超过二十亩：“如须设立公司及大事业者，准其多租，但须先行报明。”商埠地开辟后，陆续有许多外商来此设厂、开店、经商。特别是南界，发展更速，各国领事馆相继迁至南界，许多外资银行也进入南界开设支行。到民国以后，沈阳商埠地进一步发展。正如20世纪20年代的商埠总办韩麟生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商埠地“修建以来，商埠云集，百货辐辏，列尾连云，渐臻繁盛”。此时商埠地已有美孚洋行、亚细亚石油（俄资）、英美烟草公司、老巴夺烟草公司（俄资）、大安烟草公司（日资）、汇丰银行、花旗银行、中法实业银行、凯宁饭店、六国饭店等外资相继进入。中国的民族资本也有一些到商埠地开办公司。

商埠地有统一的街区规划，道路整齐、宽阔，有人行道，路面多铺石子或柏油，种植街树、花坛，安装路灯。商埠地统一供水、供电，有卫生队、消防队、邮局、学校、花园等公用设施，其管理已具近代水准。所以，不少沈阳的达官贵人也纷纷到这里建公馆、别墅。

至今，原商埠地的老建筑还有一些保留下来，成为那段历史的记忆。

如日本领事馆（今沈阳迎宾馆）、汇丰银行（今交通银行）、邮政总局（今省邮电管理局）、汤玉麟公馆（今沈阳市政协）、万福麟官邸（今民革辽宁省委员会）、日本正金银行（今工商银行） 等。

商埠地开辟后，与日本的铁路附属地相连，两者加在一起，其面积比沈阳旧城的一半还要大。这就等于说，到20世纪初，沈阳城向西扩出了一个面积不小的新城区。这个新城区从规划、设计，到设施、服务，都是按照近代城市的理念实施的，相比之下，老城区陈旧而落后。所以，从客观上来讲，新城区的出现，对沈阳旧城的建设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

通商口岸出现对中国社会影响分为两方面：

一、有利方面：

1、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虽然对中国产生了一系列的恶劣影响，但在某些方面客观上又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变化与发展；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还刺激了中国农产品商品化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2、开放通商口岸使大量国外先进技术文化流入国内，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促进了西学的传播，同时极大促进了通商口岸地区的发展；对文化生活方面也是极大的丰富，思想观念也有所改变。

3、通商口岸中租界的建立虽然使中国主权大量丧失，但也产生了某种示范效用，在客观上刺激了近代中国城市市政与公用事业的发展。

二、有弊方面：

西方列强的势力侵入到中国沿海地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倾销中国市场，使中国的家庭手工业遭到破坏，中国沦为了列强的原料产地与市场，大量商品涌入国内，打击原有小农经济，农民与家庭手工业者破产，人民生活贫困，社会不稳定。

中国成为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被卷入了资本主义市场，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

扩展资料：

五口通商口岸指中国的五个沿海城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该五个口岸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二十九日中、英《南京条约》签定，被辟为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后又制定《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进一步规定通商相关事宜。

在英国之后美国、法国等也订立条约取得同样的权利。当时的人们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便是五口通商。五口之中，他们又以福州最为重要，上海则是中英双方不重视的。

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五口通商使原本仅限于广州一地的中外贸易放宽，西方各国在经济、文化上开始对中国产生较大的影响。

百度百科-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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