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调的词调研究

词调主要分令，引、近、慢四类。在宋时称为小曲或小唱，以与大曲相对而言。

令、引、近、慢的特点和关系不能用训诂的方法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区别首先还是由于音乐节奏的不同，曲调来源的不同。

令词的名称当来自唐代的酒令。因唐人于宴会时即席填词，利用时调小曲当作酒令，遂称为令曲，又称为小令。唐五 代的文人词大部分是令曲。唐五代文人所以专工小令，不多用长调，其原因主要是：(1)小令和近体诗形式相近，唐代以五，七言诗协乐，初步解放为长短句，文人容易按受；(2)唐代近体诗发达，作诗讲究声律对偶，民间小令入文人手中也变成格律词。他们不肯放弃原来已经熟练的近体诗技巧而来作生疏的长调。所以在文人笔下先定型下来的是小令而不是长调。令词一般字少调短，字数最少的是《十六字令》，仅十六字；字数最多的是《六么令》，有九十六字。又有《百字令》，一百字，不过它是《念奴娇》的别名。又明陈耀文辑《花草粹编》卷十二有《胜州令》，长至二百十五字。

引，本是乐府诗体的一种。它和歌、谣、操、曲等是同样的意思。唐宋大曲中的名目有“引歌”一类，它的次第是在大曲的首段“序”或“散序”之后，也是属于大曲的先头部分。称为“引’，也就是在歌前的意思。所以词中的引词，大都应来自大曲，是裁截大曲中前段部分的某遍制成，如《清波引》、《婆罗门引》、《望云涯引》、《柘枝引》等等。引词中最短的是《翠华引》和《柘枝引》，都是二十四字；最长的是《迷神引》，九十九字。又有《石州引》，一百零三字(不过《石州引》又名《石州慢》)。

近，又称为近拍，如《隔浦莲近拍》，《快活年近拍》，《郭郎 儿近拍》等。近词和引词一般都长于小令而短于慢词，所以后 来又称它们为中调。近词中最短的是《好事近》，四十五字；最长的是《剑器近》，九十六字。

慢，是慢曲子的简称，与急曲子相对而言。敦煌发现的唐代琵琶乐谱，往往在一个调名之内有急曲子又有慢曲子。慢曲子大部分是长调，这是因为它声调延长，字句也就跟着加长。曲子的急与慢是决定于音乐的曲度，是由曲度决定文字的韵数。急曲子与慢曲子不能根据调中的韵数来区分。

慢词的产生并不后于小令。唐代已有很多慢词。它一部分是从大曲、法曲里截取出来的，一部分则来自民间。敦煌词中已有长至百字以上的词调，如《云谣集》里，《内家娇》有一百四字，《倾杯乐》有一百十字。文人创作的慢词，见于《花间集》的有薛昭蕴的《离别难》，八十七字；见于《尊前集》的有杜牧的《八六子》，九十字；尹鹗的《金浮图》，九十四字，李存冒的《歌头》，一百三十六字。前人谓慢词创始于柳永，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柳永是文人中第一个大量写作慢词的词人，《乐章集》中的新腔大半是慢词。他突破了唐五代文人只制小令的局限，吸取民间与教坊乐工创造的新声，推进与发展了慢词。柳永以后，苏轼、秦观等相继而作，慢词遂盛。慢词中最短的是《卜算子慢》，八十九字，比四十四字的小令《卜算子》已加长一倍以上。

令、引、近、慢的区别在于歌拍节奏的不同。大概令曲是以四均为正，引、近以六均为正，慢曲以八均为正。一均有一均之拍，宋代慢曲一般是十六拍，一均就是两拍。

除了令、引、近，慢以外，词调中还有摘遍、序等名目。这类词调都摘自大曲或法曲。摘遍是从大曲许多遍内，摘取一遍，裁截用之，单谱单唱。如《薄媚摘遍》，就是摘取《薄媚》大曲中入破第一的一遍。序是摘取大曲散序或中序中的一遍所制，如《莺啼序》、《霓裳中序第一》等。此外又有三台，《词源·拍眼》说它不同于慢曲八均之拍，而是“慢二急三拍”，例如万俟咏《三台》(“见梨花初带夜月”)一首，是三叠十五韵，每叠五韵。这五韵中一、二、五字数较多的当为急拍，三、四两韵字数较少的当为慢拍。

小令，中调、长调的名目是后起的，始见于明嘉靖时顾从敬刻《类编草堂诗馀》(旧刻《草堂诗馀》无之)。清毛先舒《填词名解》谓：“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完全从字数来划分，十分机械。《词律》一书即不分小令、中、长之名。但这种分法沿用已久，我们大体上也可认为六十字以下为小令，一百字以下为中调。不过这只是约略地说，实用时不可拘泥。

词调的创制主要是自撰新腔和因旧曲造新声两种方法。但词调的增多繁殖还运用了犯调、转调、摊破、减字、偷声、叠韵等好多方法作为辅助。它们或移宫换羽，转换律调；或对原有词调增损变化，改组更张，使词调大大地丰富起来。 犯调始于唐代，盛于北宋末。柳永、周邦彦所制乐调有《侧犯》、《尾犯》、《花犯》、《玲珑四犯》等。制作犯曲是大晟乐府诸词家增演乐曲的重要方法之一。

犯调就是西乐中的“转调”，是取各宫调之律合成一曲而宫商相犯的。如本宫调为黄锺均宫音，并无大吕、蕤宾二律在内，今忽奏大吕，夹锺、仲吕，蕤宾、夷则，无射、应锤七律，则就转入了大吕均宫调了。如此由甲转乙，又由乙回甲，用以增加乐调的变化。

犯调有一定的规则。姜夔《凄凉犯》序说：“凡曲言犯者，谓以宫犯商，商犯宫之类。如道调宫‘上’字住，双调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调曲中犯双调，或于双调曲中犯道调。其他准此。……十二宫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宫特可犯商、角，羽耳。”住字又名杀声，结声或毕曲。每个宫调的住字都有一定。住字相同，方可相犯。

《词源》卷上《律吕四犯》举出犯调有四类，即宫犯商、商犯羽，羽犯角，角归本宫。羽犯角、角归本宫于宋词未见实例，现在可考的只有宫犯商和商犯羽的词调。

属于宫商相犯的，如吴文英的《玉京谣》和《古香慢》。这两调都是他的自度腔，均自注“夷则商犯无射宫”。夷则商与无射宫都是“下凡”住，故可相犯。又如《兰陵王》，《碧鸡漫志》卷四说它是越调犯正宫。越调是无射商的俗名，正宫是正黄锤宫的俗名，两调均“合”字住。

属于商羽相犯的，如姜夔的《凄凉犯》，自注是“仙吕犯双调”。仙吕调是夷则羽的俗名，双调是夹锤商的俗名，二者均“上”字住。又如吴文英的《瑞龙吟》，自注：“黄锤商俗名大石调，犯正平调。刀正平调即中吕羽的俗名，与黄锤商均“四”字住。

上面所举都是两调相犯的。来人词中还有三调相犯的。如吴文英的《琐窗寒》，自注：“无射商俗名越调，犯中吕宫又犯正宫。”按中吕宫与越调住字不同，当是中吕调之误。中吕调即夹锺羽，与无射商、黄锺宫均“合”字住，是为宫、商、羽三调相犯。不过此例为宋词中仅见。

宋词中有些调名虽也有个犯字，而实乃集合数调的句法而成，犹如元人的集曲。它们不是宫调相犯，而是句法相犯，与律调的住字无关。如吴文英的《暗香疏影》，是截取姜夔《暗香》的上片与《疏影》的下片合成；刘过的《四犯剪梅花》是集合《解连环》、《醉蓬莱》、《雪狮儿》的句法而成。最多的是曹勋的《八音谐》，共集合了八个曲调中的句子组成。 转调就是增损旧腔，转入新调。《词谱》卷十三说：“转调者，摊破句法，添入衬字，转换宫调，自成新声耳。”词中的转调和西乐中所谓转调不同，西乐中的转调等于词中的犯调。

经过转调后的词不再属于原来宫调。词经转调后，有的字句还和原调相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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