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和“诗”有什么区别?
词 释义:
1.语言里最小的可以独立运用的单位:~汇。~书。~典。~句。~序。~组。
2.言辞,话语,泛指写诗作文:歌~。演讲~。誓~。~章。~律(文词的声律)。
3.中国一种诗体(起于南朝,形成于唐代,盛行于宋代。本可入乐歌唱,后乐谱失传,只按词牌格律创作):~人。~谱。~牌。~调(diào)。~韵。~曲。
诗 释义:
1.文学体裁的一种,通过有节奏和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歌。~话(a.评论诗人、诗歌、诗派以及记录诗人议论、行事的著作;b.古代说唱艺术的一种)。~集。~剧。~篇。~人。~章。~史。吟~。
2.中国古书名,《诗经》的简称。
1.词的详细释义:
〈名〉
(形声。从言,司声。本义:言词。按,“辞”、“词”在“言词”这个意义上是同义词。但在较古的时代,一般只说“辞”,不说“词”。汉代以后逐渐以“词”代“辞”)
同本义
词,意内而言外也。——《说文》
词色甚强。——《世说新语·轻诋》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杜甫《石壕吏》
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宗臣《报刘一丈书》
又如:名词;动词;形容词;词色(声色);词锋(犀利的文笔,好像刀剑的锋芒);词不达意
诗文中的词语
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姜夔《扬州慢》
又如:词科(文词科场;科举考场);词场(文坛、文苑、文辞荟萃的地方;文词科试的场所);词翰(词章);词章(文辞的通称。后用以专称诗赋文章而言)
状纸;诉讼
次日,一乘轿子抬到县门口,正值知县坐早堂,就喊了冤,知县叫补进词来。——《儒林外史》
又如:词状(状词;诉状);词因(原因,情由。多指供词,讼状所陈述的内容);词讼(同辞讼。诉讼)
文体名,诗歌的一种。一种韵文形式,由五言诗、七言诗或民间歌谣发展而成,起于唐代,盛于宋代。原是配乐歌唱的一种诗体,句的长短随歌调而改变,因此又叫长短句。有小令和慢词两种,一般分上下两阕
〈动〉
说,告诉
其词于宾曰。——《礼记·曾子问》
2.诗的详细释义:
详细释义
〈名〉
(形声。从言,寺声。本义:诗歌)
同本义
诗言志,歌永言。——《书·舜典》
诗,志也。——《说文》
诗所以合意,歌所以咏诗也。——《国语·鲁语》
教六师,曰风,曰赋,曰比,曰典,曰雅,曰颂。——《周礼·大师》。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临清流而赋诗。——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又如:诗筒(装诗稿的竹筒);诗瓢(放诗稿的瓢勺);诗友(以诗词唱和的朋友);诗虎(作成诗句的灯谜);诗流(诗的流别系统);诗案(因诗获罪的案件);诗眼(诗句中最为工巧传神的一个字);诗债(指向他人乞诗或索和未及酬答);诗传(诗集);诗狱(因诗篇的内容为言官所检举而引发的文字狱)
指《诗经》。在古语中凡称“诗曰”、“诗云”都是指《诗经》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孟子·梁惠王上》
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明·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又如:诗什(《诗经》以十篇为一单位,编为一卷,因乃名为一什);诗序(《诗经》的序);诗教(《诗经》的教化功能);诗传(《诗经》的注解)
诗人。如:诗公(对诗人的尊称);诗手(诗人);诗侣(诗友);诗囚(指苦吟诗人。因其诗境艰涩困苦,如被囚禁一般);诗奴(轻视下乘的诗家。好作诗或绝无佳篇);诗宗(对诗人的敬称词);诗翁(负有盛名而年岁已高的诗人);诗圣(有极高成就的诗人)
比喻美妙而富于生活情趣或能引发人强烈感情的事物。如:诗景(优美的景色);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诗
〈动〉
诵诗;作诗;赋诗歌颂
能造者其必诗,敢往者无不赋。——杨炫之《洛阳伽蓝记》
又如:诗功(作诗的功力);诗酒(做诗与饮酒);诗道(作诗的规律、主张和方法);诗牌(用以题诗的木板);诗怀(做诗怀念)
我们历数中国古代文学之奥妙的同时,总是离不开一条横绝千古,勾连今昔的历史脉络。故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过程中,总免不了兼修历史,梳理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架构。这也是以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为其填充血肉的基础所在。
不过,文学与历史之联系,并不仅限于此。文学也通常用一种更加艺术化,充满着审美意趣的方式记述历史,诠释历史,使沉没于时间长河中的尘封往事在文学领域中,焕发出更为耀眼夺目的光彩。
记载历史,世人公认的方式,是将其写入史书当中流传,以本纪列传记载人物,以书表志略书写礼乐典章,天文地理。此体例肇始于西汉太史公,《史记》以降,二十四史莫不如此。此种方式虽能较为全面、严谨地实录一朝或数朝之事,历代史书中也迭出佳作,但毕竟失之刻板。
而历史的文学记载则不同。其于史书纪传体例之外,别开历史记述、演绎之生面,以更加鲜活的方式将历史呈现在世人面前。
前有中唐元稹、白居易诸家,以七言歌行书写李唐一代盛衰变迁。《长恨歌》叙写李、杨之爱情悲剧,《连昌宫词》描述连昌老翁五十年来所见所闻,皆慨叹安史乱后盛唐繁华落尽之哀;后有唐末韦庄一首《秦妇吟》,由秦中小妇遭逢离乱的悲惨身世起笔,以小见大,歌咏黄巢起义背景下,天下百姓颠沛流离之苦。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采取独特的叙述视角,或深入社会底层,或从繁华背后探求阴影;他们的诗中,也就多了许多正史修撰者所不能见的历史秘事。
以上所举的例子,充分说明了相关文学作品在记述历史方面的重要性。历史的文学记载,填补了正史中记载的欠缺与空白,乃至言正史所不能言、不敢言,使历史记载更为真实可感。仍用以上数例,白乐天一曲《长恨歌》,使得后世人们得以知晓历代史家讳莫如深的宫廷秘事;韦端己更是以“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惊世之语,揭开了史家为唐末黄巢之乱蒙上的最后一层遮羞布。
有时,历史记载也未必公正客观。而让我们看清历史庐山真面目的,恰恰是诗人们、文学家们的仗义执言。
除了秉笔直书、不为当权者隐讳,以艺术性为显著特征的文学记载,又能与严谨的历史记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变史书之艰涩为通俗文学之浅显,为世人另辟一条触摸历史之蹊径,诸如元、白歌行语言之浅近,形象之生动,情节之真实。
综上,若以一个词概括二者关系,窃以为应是“守正出奇”。史书以严整的体例与范式,较为详尽地记录了历史的框架与脉络,较为冷静、客观地呈现历史,谓之“正”;文学作品则以艺术化的语言,灵活多变的叙述方式,营造出一种源于历史却高于历史的审美境界,在历史的演绎中融入情感与温度,谓之“奇”。这种守正出奇,使得历史不再束之高阁,也让我们得以从中了解更全面,更完整,也更有温度的历史。
提及以文学记录历史,杜甫诗歌,必在此方面占据首要地位。上文提及的元稹、白居易,虽有如《长恨》《连昌》这般上乘之作,但毕竟是事后追叙,缺乏亲身遭逢离乱的痛楚之意;而杜甫其人,则是在政治风暴和社会危机的大熔炉中,经过无数次厮磨、锤炼、锻打、灼烧而出的。他的诗,就是政治和社会的大磨盘中流出的汁液,浓缩着社会历史与其个人思想的精华。“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是诗坛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他,就是这个规律最恰如其分的注脚。动乱的时代成就了他的诗名,而他也用最杰出的诗篇,使后人永远铭记了那个动乱的年代。
杜甫“诗史”之名由来已久,在其所处时代便已有此说法。唐人孟棨在其《本事诗》中如此评价杜甫:“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便高度概括了杜甫诗的艺术成就和历史价值。
杜甫的“诗史”最为重要的历史价值,莫过于为后人展现了安史之乱之下的社会百态。安史之乱,是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重大转折点,在正史的语境中,或许修撰史书者更加关注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以及郭子仪、李光弼等中兴将领收复失地的过程;而杜甫,作为一个曾被战争离乱所席卷、裹挟的落难诗人,则选择用更加广阔的视野,去关注离乱中广大民众的疾苦命运,并将它们融入诗歌创作当中;以如椽大笔,真实刻画那段满含艰辛与悲苦的历史。社会动乱带给广大民众的深重苦难,是最应该录入史书,并让后世引以为戒的,但这,也通常是为众多史书修纂者所忽视的。杜甫诗歌便应时而生,全景式地展现安史之乱下广阔的社会图景,使人顿生身临其境之感。
杜甫诗歌对于玄宗一朝历史的呈现,是全方面,深层次,多视角的。“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一曲《兵车行》,道尽玄宗一朝大举征边,穷兵黩武之事,展现安史乱前李唐王朝的潜在危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其还家省亲途中之所见所闻,揭露玄宗天宝年间歌舞升平的繁荣表象下,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与悬殊的贫富差距,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担忧与危机感;安史乱中所作《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哀王孙》等新题乐府,更是直接反映战况与时局,寄寓其对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极度忧虑。如此这般透辟地分析时局,深刻地针砭时弊,“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
不仅如此,其诗中对动乱当中众多普通民众的描写与刻画,更印证了其诗歌作为“诗史”的特质所在。诸如“三吏”“三别”,作为唐代叙事诗的第一座丰碑,早已被后世文人奉为圭臬,《长恨歌》《秦妇吟》之类皆承其余绪而来。这组诗选取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借此,展现乱中的民生百态。无论是《新安吏》中被强行征发戍守王城的“中男”,《石壕吏》中在官吏*威之下“急应河阳役”的老妇,还是《新婚别》中“暮婚晨告别”“守边赴河阳”的新婚士兵,《垂老别》中“子孙阵亡尽”“投杖出门去”的孤苦老翁,都各自代表了一部分战乱时代中历尽苦难的民众,由此,映射出时代的悲剧。
马克思说,人民向来是社会历史的主体。虽然千余年前的杜甫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知道,若要完整、真实地记录这段苦难的历史,描写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普通民众,会比单纯地刻画几个在政治漩涡中搅动云水的“乱臣贼子”或“中兴英雄”要有用得多。
在杜甫的诗中,安史之乱不再是历代史书所热衷于记载的,朝野各方势力之间惊心动魄的对局博弈、纵横捭阖,不再是波谲云诡的权谋心术,金戈铁马的战场争斗,而更多是野心家们给广大民众带来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无关输赢成败,也无论对错是非。
对此,元代诗人张养浩面对潼关天险、表里山河时的一声喟叹,使老杜在数百年后得遇钟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是的,造就所谓“英雄”的时势,往往以战争动乱、腥风血雨为底色。千年来,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唯有黎民百姓从未成为主角,只能面对着野黍旅葵、残垣断壁,在历史聚光灯的阴影下黯然神伤。
在流传至今的正史中,对于安史之乱的记载,或许只有名将郭子仪、李光弼,叛贼安禄山、史思明;但在杜甫的“诗史”中,有的只是籍籍无名的白头戍卒,茕茕孑立的归家老兵,哀哀求诛的乡村寡妇。这也正是文学家与史学家记述历史的区别之处:史学家修史之时总是着眼大处,无论本纪、世家或是列传,所记载者无外乎帝王将相、官僚勋贵,煊赫于世之人;书表志略,记述的也总是礼乐典章,天文地理,经天纬地之事。但他们,却往往忽略了寻常百姓家的喜怒哀乐,民风人情。而文学家,正长于从细微之处取材,深入史笔所不能及的广阔土壤,去刻画名不见经传的寻常百姓,去展现最为真实的社会面貌。后世读史之人,或许对史家笔下政治的权谋诡斗无法完全理解,却能够对诗人笔下寻常人的喜怒哀乐和命运浮沉感同身受。这也便是正史之外,需要以文学之记载加以补充润色的原因所在。
历史是政治家的历史,也是广大民众的历史,但归根结底是广大民众的历史,是因广大民众而得以前进、发展的历史;历史是深邃而冷峻的,分久而合,合久而分,由治入乱再入治,这中间,不知充斥着多少刀光剑影,权谋争斗,渗透着多少寻常人的辛酸与血泪;但因为文人的描绘,诗人的吟咏,这些寻常人丰沛的情感、坎坷的身世与艰难的命运,得以超越千年时空,与我们达成灵魂的共鸣。自此,这一部用刀剑刻写、以血泪涂抹而成的历史,便有了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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