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家谱、家乘?它们有区别吗?
关于家谱的起源,虽然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 家谱的起始与士族门阀制度有重要的关系。自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一些士族门官都以此互为夸耀。但隋唐及其以前得到谱牒早已亡佚殆尽,宋、元及明朝的家谱也所存寥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家谱的名称很多,大体唐以前都称家谱、家传的,宋代又有宗谱或族谱之谓。到了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名称更多,如宗谱、世牒、世谱、家谱、家乘、家志、谱录等。
谱牒学·谱牒学的形成和发展·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谱学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华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据研究表明,中华古姓来源于图腾崇拜,系氏族徽号或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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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起源:
家谱是人类以血缘为核心亲缘关系的投影,起源久远。血缘亲疏的辨析,族群世系的认同,是谱牒产生的根源。家谱发展及其功能嬗变的脉络,大致分为周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五代以后几个阶段。
周代实行宗法封建制度,其《世本》之类的家谱,属周室宗族,是周宗室的帝王统系;经春秋战国、秦王扫除六合,到汉高祖,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再到东汉已由世族和宗族替代;两汉时期世族地主占统治地位,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于是,家谱在两汉时期服务于恢复、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士族门阀制度的家谱特别兴盛,以至于造假的现象应运泛滥起来;隋唐时期科举取仕成为选用官员的基本途径,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由血缘关系决定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格局,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根据;北方战乱频繁,人口南迁,经济中心南移,五代以后江南庶族地主势力抬头。
自北宋起,许多文人学士挺身而出带头修谱,宋、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繁荣和商帮的出现,士族宗族也向平民宗族发展;五代以后家谱由于失去了以前的政治功能也由官修变为私修,内容更加广泛丰富,功能也由政治功能转向社会功能方向发展。
私修家谱通过姓氏原始、迁徙本末、世系渊源的展现,起着追溯宗、联宗收族,维系和强化作为社会群体的宗族和家庭的作用。
百度百科——家谱
谱牒学·谱牒学的形成和发展·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谱学
东汉以来,地方豪族地主的势力有了很大发展。曹魏时,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门阀豪族的利益得到维护,族姓同社会地位、权利等密切相关,因而谱牒记载便成为选官、婚姻、社交等的凭证。正如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所说:“自隋唐以上,官为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无论是士庶还是官私,莫不以家谱为重,于是竞起而修纂、考订家谱,促成了谱学的发达。
隋唐以前的时期,由于政治的多元和统治家族的频繁更换,皇族家谱大量出现,名称有属籍、皇族宗人图牒、帝谱、皇室谱。北朝的不少皇族家谱流传到隋唐时代并为当时史书著录。士族修纂家谱盛行,仅南北朝时期宋、齐、梁三代的士族家谱见于刘孝标《世说新语》者就达三十余种。受皇族家谱和士族家谱普遍化的影响,庶族阶层也开始建立家谱,并出现了庶族在谱籍上竞相作伪,力图混杂于士族阶层的现象。
为了适应收集、考辨、管理家谱的需要,官府设立了专门的主谱官员和修谱机构。于此,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有所介绍:“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官府对集中的各地家谱进行总汇,编成总谱,亦称百家谱。有全国性总谱和地方性总谱之分。
由于官方和民间都重视纂修家谱,自然地造就了专门从事家谱编纂、整理和研究的学者。这个时期的谱学著述丰富,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共有五十余种,近一千二百卷。并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谱学家,如世传谱学的贾氏。晋太元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广集百家之谱,撰为《姓氏簿状》一书,包括十八州百十六郡,共计七百一十二篇,区分士庶贵贱,无一遗漏。朝廷委令史、书吏抄缮此书,藏于秘阁及左民曹。至其孙贾渊,三世传学,对家谱的研究精深,当世莫比。贾渊曾为竟陵王子良撰《见客谱》,又撰有《姓氏要状》十五篇。贾渊之子贾执作《姓氏英贤》一百篇。贾执之孙贾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可见贾氏一门世传谱学,相沿达百余年。南朝有王氏之学,代表人物为王弘、王俭、王逡之、王僧儒等。王弘深好贾氏姓氏之学,善于记忆人名、别字与官号,曾日对千客而不犯各先人之讳。王俭悉心研究谱学,在贾氏著述基础上,撰成《百家集谱》十卷。王逸之又作《续百家谱》四卷、《南族谱》二卷、《百家谱拾遗》一卷。王僧儒又增定《百家谱》为三十卷、《百家谱集钞》十五卷。王氏谱学也深得时人推崇。此外,当时著名的谱学家还有管宁、挚虞、刘湛、徐昭、徐勉、宋绘等。
综上可见,官私修谱之风的盛行、总谱形式的普及、谱学世家等专门研究者的出现,都标志着谱牒学已完全独立成为专门的学问。阮孝绪《七录》首次专类著录谱牒,《七录》中的第十一类即是“谱状”,著录了四十二种谱牒,一千余卷。此后,《隋书·经籍志》等“正史”的史部目录中,都立有谱牒类。这也表明谱牒学是作为史学的一个部类存在的。
隋唐时期,废除九品中正制,推行以才选人的科举制,在政治上限制了门阀士族的势力。尤其是隋末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门阀制度和世家豪族。谱牒的作用因此有所改变。唐王朝出于政治的需要,主要由官方主持编修总谱,提高皇族地位,压抑旧士族。如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修《氏族志》,收集全国家谱,考定世系,定为九等,将皇族列为第一等,老牌士族崔氏被抑为第三等。武则天时,下令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以官职高下为标准,凡五品以上皆升为士族。唐代谱学的发展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还直接与当时的社会文化风气有关。门阀观念在唐初仍有影响,谱牒仍然是旧士族自我标榜的依据。
唐代著名的谱学家和著作有柳冲撰《大唐姓氏录》、路敬淳撰《衣冠谱》、韦述撰《开元谱》、张九龄撰《韵谱》、林宝撰《元和姓纂》等。唐代的谱学著作以史官撰述者为多,其中又以族姓为主,也有专论家史的,如刘知几的 《刘氏家史》十五卷和 《谱考》三卷。刘知几还在《史通·史志篇》中论及史志(此指谱牒) 的关系,“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强调了谱牒在史书编撰中的作用。
唐代后期,旧士族已逐渐衰落,加之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对残余的门第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世家大族的族谱亦大多在混乱中散失,谱学作为专门的学问流传下来的不多。此后,谱牒学的发展进入另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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