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佛教都有几种?都有什么不同?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逝世后，佛教内部由于对释迦牟尼所说的教义有不同的理解和阐发，先后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派别。按照其教理等方面的不同，以及形成时期的先后，可归纳为大乘和小乘两大基本派别。

“乘”是梵文yana（音读“衍那”）的意译，指运载工具，比喻佛法济渡众生，象舟，车能载人由此达彼一样。“小乘”（Hinayana ，音读“希那衍那”），原为大乘佛教（Mahayana，音读“摩诃衍那”）出现后（约公元一世纪左右），对以前原始佛教（指公元前六世纪至四世纪时期，释迦牟尼及其三、四传弟子时的佛教）和部派佛教（指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一世纪时期上座部、大众部各部派佛教）的贬称，而“大乘”则为该派对自己的褒誉。如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南亚、东南亚各国，所传为小乘系统佛教，但至今他们自称为“上座部佛教”，不接受“小乘”的称号。现行一般佛教史著作中沿用“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等称谓，则并不寓有褒贬之意。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主要可以从信仰修证和教理义学两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从信仰修证方面来说，小乘部派佛教奉释迦牟尼为教主，认为现世界只能有一个佛，即释迦牟尼，不能同时有两个佛。信仰者通过“八正道”等宗教道德修养，可以达到阿罗汉果（断尽三界烦恼，超脱生死轮迥）和辟支佛果（观悟十二因缘而得道），然不能成佛。大乘佛教则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同时存在，释迦牟尼是众佛中的一个。信仰者通过菩萨行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修习，可以达到佛果（称“菩萨”，意为具有大觉心的众生），扩大了成佛的范围。又，小乘佛教要求即生断除自己的烦恼，以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为主，从了生死出发，以离贪爱为根本，以灭尽身智为究竟，纯是出世的，所以大乘佛教讥讽他为“自了汉”。大乘佛教则自称佛法大慈大悲，普渡众生，把成佛救世，建立佛国净土为目标。他认为，修证需要经过无数生死，历劫修行，以“摩诃般若”（大智慧），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觉），除断除自己一切烦恼外，更应以救脱众生为目标。因此他既是出世的，又强调要适应世间，开大方便门，以引渡众生。

其次，从教理义学方面来说，小乘佛教总的倾向是“法有我无”，即只否定人我的实在性，而不否定法我的实在性。而大乘佛教则不仅主张人无我，而且认为法无我，即同时否定法我的实在性。在乘佛教对“法无我”的理论分析，又可以分为两大派：一为初期大乘佛教（约公元一世纪至五世纪），由龙树、提婆创立的中观学派（在我国称为大乘空宗）。它主要阐发诸法“性空假有”的理论，即认为一切现象（诸法）都是因缘（各种条件）而起，是无自性的，因而是空。但这种空又不是虚无，其假有的现象还是有的。所谓假有是针对小乘认为诸法在概念上是实有的理论而发的，也就是说诸法只是一种“假名”而已。龙树、提婆认为，用这样的理论来分析诸法，既不着有（实有），也不着空（虚无的空），这就是所谓的“中道观”。二为中期大乘佛教（约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由无著、世亲创立的瑜伽行派（在我国称为大乘有宗）。它主要阐发“万法唯识”的理论，即认为一切现象均依“阿赖耶识”（亦称第八识，藏识等）缘起，阿赖耶识能发生一切法。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一切法都存在于认识之中，认识无非是心意识的分别作用，因此整个宇宙除了各种不同的认识外，再没有什么实体了，因此叫做“万法唯识”。公元七世纪后，印度佛教开始走向衰微，密教（后期大乘）代之而起，已无重要义理可言了。

此外，大小乘佛教都有各自编集的经典作为立论之依据。小乘佛教的主要经典（以汉译名称）有：《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等。大乘佛教的主要经典则有：《大般若经》、《妙法莲华经》、《华严经》、《大涅盘经》、以及《大智度论》、《中论》（龙树造）、《瑜伽师地论》（传为弥勒造）、《摄大乘论》（无著造）、《唯识三十论》（世亲造）等等。

佛教约在西汉末、东汉初（公元一世纪左右）传入我国，至东汉末，才开始有佛经的大量翻译。当时有两位著名的译经者，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安译出大量小乘经典，支则译出大量大乘经典，在社会上都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在我国，大小乘佛教几乎是同时传入。然而，就佛教以后在我国发展的情况看，主要是大乘佛教的发展。小乘佛教虽也出现过一些学派和学者，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小乘佛教的各种经典、教理和戒律等只是备参考而已。

大乘佛教在我国可以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东晋时期大乘空宗般若学受到当时玄学的影响，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对般若“性空说”的解释，有“六家七宗”之多。东晋名僧僧肇，著《物不迁论》、《不真空论》等评述了各家理论的得失，对以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中观学派的思想作了通俗、准确的阐发。这一学派发展到隋代，形成了以吉藏为代表的“三论宗”（以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为所依经典），它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中观学（空宗）的思想。而唐初著名学僧玄奘西行求法，回国后大力弘扬无著、世亲的思想，译出《唯识三十论》以及护法、难陀等十家解释“唯识”义的《成唯识论》一书，其大弟子窥基又著《成唯识论述记》等，从而创立了“唯识宗”，它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瑜伽行派（有宗）的思想。

除此之外，陈隋之际形成的“天台宗”和唐代中期创立的“华严宗”，则已不能简单地用原来印度大乘某派的说法予以框范了。因为在他们的理论中，吸收了大乘各学派的说法，以至中国道教、儒家等思想因素，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了。当然，如果就“天台宗”以《妙法莲华经》为所依经典说，可以说空宗色彩稍多些。“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所依经典，则可说有宗色彩稍多些。至于在唐代中期形成的“禅宗”、“净土宗”等宗派，则更是为印度佛教所未有，而完全是由中国佛教徒所独创的大乘佛教宗派。他们具有通俗、简明的教理，广泛的融合和适应性，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大乘密教也在中唐时期传入我国，以后主要在西藏、内蒙古等地区得到发展，流传至今。

佛教有众多的分支，详细的分类请参考佛教宗派。单按照传播路线，佛教可以分为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南传佛教大致是佛教上座部，又被大众部称为小乘佛教（称呼含贬义），认为只有释迦牟尼一个佛陀，其他人修炼最高可以称为罗汉，不能成佛。北传佛教大致是佛教大众部，包括大乘佛教（主要是汉传佛教），以及金刚乘佛教（主要是藏传佛教）。与上座部佛教不同，大乘佛教认为人人可以成佛，释迦牟尼只不过是众多佛陀中离我们年代最近的一个。

佛教宗派

汉传佛教的八宗（一说汉传佛教十五宗）

三论宗

天台宗

贤首宗(华严宗)

禅宗

密宗（真言宗）

净土宗

律宗

法相宗

成实宗

藏传佛教的教派

宁玛派

萨迦派

噶举派

格鲁派

觉囊派

希解派

有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三大系统。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形成一些学派和宗派。汉语系佛教主要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密宗等；藏语系佛教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此外还有希解、觉宇、觉囊、夏鲁等几个小派。其中格鲁派的规模最大。巴利语系佛教主要有润（又分摆罢、摆孙二个支派）、摆庄、多列（又分达拱旦、苏特曼、瑞竟、缅坐四个支派）、左抵四派（见中国佛教）。

佛教都有那些门派啊？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一本《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一书的‘论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几个特点’中有述如下内容：

一、佛教反对盲目的信仰，主张理信

二、佛教信仰的目的并非为了死后进入天堂

三、佛教彻底否定主宰宇宙万物的造物主的存在

四、佛教的哲学观点不全是唯心主义

五、佛教并非不关心现实问题

六、佛教的道德并不是维护神权的道德

七、佛教不反对科学

印顺法师早年的经历，从基督，道家，一直到信仰佛教，在他的书：《我怎样选择了佛教》、《上帝爱世人》这些书里也提到了各个宗教的不同特点。

这里略摘录如下：

读书人如何选择信仰——印顺法师信仰抉择的参考

刘成有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1840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巨变，对于重建中华民族的社会秩序与人文价值，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几乎各种宗教、各种思潮都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甚至一些人的信仰还呈现出复杂的转变现象。印顺（1906—2005）就是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早年小学毕业后，他随当地医师学习中医3年，但不爱医术，喜爱医道。16—25岁在家乡小学任教期间，他广泛接触了道家、儒家、基督教和佛教，并在25岁的时候在普陀山出家为僧。此后的75个岁月，他始终致力于创建富有时代特色的人间佛教思想。但他当初的信仰抉择与思想转变，集中体现在《我怎样选择了佛教》、《上帝爱世人》等文章中。在这些文章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传统文化对他思想转变的深刻影响。

一、对老庄思想的理解

由于中医与道教、道家的内在关系，印顺一开始阅读的就是《老子》、《庄子》，试图从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但他很快发现老庄思想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心理困惑，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归宿。他在《我怎样选择了佛教》中指出：“老、庄的哲理非常深彻，然而反造作的回复自然，返归于朴的理想，始终是不可能的。熟练人情的处世哲学，说来入情入理，而不免缺乏强毅直往的精神。独善的隐遁生活，对社会不能给予积极的利益。”对老庄哲理的这种基本认识，虽然是他思想成熟以后的表白，但从中可以发现他当时很快“从仙道的美梦中苏醒过来”的理论契机。道家的“隐遁”以及“缺乏强毅直往”的思想特点，似乎更适合于老年或者失意心态的生活。时代需要的思想，毕竟是救国救民的现实关怀。

二、儒家的熏陶

不久，十七八岁的印顺又翻开了小时候曾经读过的儒家经典。虽然当时社会上有“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但儒家毕竟有一套“三纲”、“八目”的工夫与理想，其中每一步的修养工夫，都具有强烈的现实人生的关怀，平实、功利，对具体的人生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儒家的这种社会关怀，与道家的充满隐遁色彩和个人主义的终极关怀，截然不同。

但儒家依然不能满足他内心的追求。《我怎样选择了佛教》中指出：“平常，切实，重人事，尊理性，确为我国文化的主流。然而我尽管同情他，赞美他，却不能充实我空虚与彷徨的内心。”在他看来，儒家思想不仅过于世俗，功利性太强，而且也有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特别是，他朦朦胧胧中感觉到儒家缺少类似道家那样超越性的东西。

这种朦胧的认识，他在自己的思想定型以后，曾给予系统的梳理。他认为，作为儒家的开创者，孔子过于重视现实的政治与教育，具有浓厚的非宗教色彩。因此，孔子虽然尊重祭礼，但不说“神在”，而说“如神在”。在他看来，“敬鬼神而远之”，确是孔子以来的儒家精神。特别是“圣人以神道设教”，充分表示了不知宗教是什么，但知利用宗教，作为统治愚民的工具。不仅孔子如此，孔子之后的理学家们，更秉承这一传统，逐渐发展到排斥宗教的地步。

印顺认为，缺少对生命超越关怀的儒家文化并非中华民族之福。他在《中国的宗教兴衰与儒家》一文中说：“时代开始大改变，西方的势力，跟着坚利的舰队而来。儒家无法适应，迅速的没落了。……这便是非宗教的，无信仰的上层文化，缺乏坚强力量的真凭实据。”这样的思想，自然难以成为他安身立命的根本。

三、基督教的洗礼

1926年秋，20岁的印顺到一所教会小学教书。在这里，教会的礼拜活动引起了印顺的注意。他当时认为，老、庄、孔、孟思想是缺乏宗教情怀的，过于柔弱或功利化。基督教则与之不同，既富有社会性，又能从中体会到虔诚而纯洁的宗教信心。一直关注生命超越的他，在“有信有望有爱”的基督教中，似乎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于是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基督教中，实行祷告，还满怀兴趣地研读《新旧约》，阅览《真光》、《灵光》、《基督徒》等杂志，甚至参加过比较狂热的“奋兴会”。

但随着对基督教了解的增加与研究的深入，1927年底他逐渐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虽然无关于基督教义自身，但基督教会凭借国际背景，总有“文化侵略”的嫌疑，因而难免在心理上产生排斥。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自己难以接受基督教的“某种思想”。他在《我怎样选择了佛教》中说：“主因是，某种思想的难以接受。如信者永生，不信者永灭。不以人类的行为（内心与外行）为尺度，而但以信我不信我为标准。‘顺我者生，逆我者亡’，有强烈的独占的排他性；除属于己方以外，一切都要毁灭。阶级爱的底里，显露出残酷的仇恨。又如灵是神那里来的，从神而来的灵，经肉的结合而成人。照基督教义（重生才能得救）看来，走向地狱是大多数。全知全能的神，欢喜被称为自己儿女的人类如此，这可说是莫测高深，也可说岂有此理！”后来，在《上帝爱世人》的讨论与再讨论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基督教的“根本立场是主奴关系；主要方法是盲目无知识，分散无组织。”因为按照他自己的读经体会，上帝耶和华造人造万物之后，对人和万物都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一旦当仆人偷吃了智慧果，有了分辨是非的能力，上帝则把人赶出了伊甸园。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总结说：“盲目无知识，是愚民政策。蒙蔽人的眼目，管制人的思想，才能造成狂热的一致信仰。分散无组织——纷争，对立，仇恨，斗争，是分化政策。运用这些，才能分散他们而集中到自己这边来。”

对基督教经典以及宣传刊物的阅读与思考，竟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上帝爱世人，虽在基督徒的心目中千真万确，无可怀疑，但经受过老庄孔孟洗礼的他，从内心生起怀疑：这怎么能算是上帝爱世人呢？他断然宣称：“我是中国人，无法养成耶和华与耶稣先生所要求的奴性。我一向不愿意作谁的主人，也不愿作谁的奴隶。”

四、皈依佛法

与此同时，他开始接触到佛教典籍。经过几年的阅读思维，他逐渐认识到：“佛法是以行为善恶为凡圣的尺度，而不光凭信愿。佛法重个己的解脱，而更重利益众生。佛法重于彻底的觉悟，唯有真的觉悟，才有真的自由。佛法是信愿、智慧、慈悲的总和。佛法的身心修持，有儒道的长处，更超过多多。耶教诚信的悔改，佛法中也有。佛法有一切宗教的长处；有究竟，又有方便，最能适应一切根机，循循善诱。”他确信佛法的“三世因果观，最为入情入理。由此而离恶向善，由此而转凡成圣。即使不曾解脱，或者堕落，而终于要向上升进，终于要究竟解脱的。这不但有着究竟绝对的归宿，而在过程中，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鼓舞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通过这永不失望的旅程。”（《我怎样选择了佛教》）就这样，张鹿芹自觉选择了佛教，并于1930年在普陀山出家。此后求学、阅藏、讲经、立说，佛教的思想也日益系统、清晰。

五、印顺信仰转变的两点启示

1．宗教的现实作用是其理论思考的出发点。近代中华民族面临的现实危机，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关注救国救民的道路问题。各种理论的现实价值，首先应该满足解除中国人民现实苦难的需要。印顺的宗教诉求，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优良传统。

2．内在的心性解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的核心。儒家的成圣、道家的成仙，都是在现实人生中完成的。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成为中国人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因之一就在于佛教现世觉悟的思想与儒道思想比较契合。而大乘佛教的菩萨精神，更高于儒家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印顺强调的重点也是个人“内在觉悟”的问题。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神灵救赎的概念，但主要流行于民间社会。受过《四书》教育的知识阶层，“内在超越”几乎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潜意识式的人生追求。由此可见，印顺思考问题的方式，具有相当“中国化”的特色。我们相信，印顺信仰的转变，不仅具有个体的意义，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禅宗史话

禅宗是中国佛教一大宗派。主张修习禅定，故名。又因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主旨，亦称佛心宗。传说创始人为菩提达摩，下传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下分为南宗惠能，北宗神秀，时称“南能北秀”。

史略

佛教传入中国后，禅学或修禅思想一直获得广泛的流传，在东汉至南北朝时曾译出多种禅经，禅学成为相当重要的流派。相传菩提达摩于六朝齐、梁间从印度渡海东来，梁普通(520—526)前后到洛阳弘扬禅法。因其禅法不为当时佛教界所重，乃入少林寺安心壁观，以“二入四行”禅法教导弟子慧可、道育等。慧可从达摩6年，达摩授以《楞伽经》4卷。后隐居于舒州皖公山（今安徽潜山东北），传法于僧璨。僧璨受法后又隐于舒州司空山(今安徽太湖北)，萧然静坐，不出文记，秘不传法。唯有道信侍璨9年，得其衣法。后至吉州(治所在今江西吉安)传法，尝劝道俗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可见其除依《楞伽经》外，还以《般若经》为依据。后住湖北黄梅双峰山(一名破头山)30多年，主张“坐禅守一”，并传法于弘忍。其另一弟子法融在金陵(今江苏南京)牛头山传牛头禅。

弘忍得法后即至双峰山东冯茂山（一作冯墓山）另建道场，名东山寺，时称其禅学为“东山法门”。其“萧然静坐，不出文记，口说玄理，默授与人”的作风，开中国佛教特有的禅风，对后来禅宗发展影响甚大。著名弟子有禅秀、慧能、惠安、智诜等。相传弘忍为选嗣法弟子，命大家各作一偈，时神秀作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拭，勿使惹惹尘埃。”弘忍认为“未见本性”。慧能也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认可，并秘密传以衣法，为第六代祖。慧能得法后南归，隐居15年，继至曹溪住宝林寺。后应请在韶州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并传授无相戒。嗣法弟子有行思、怀让、神会、玄觉、慧忠、法海等40余人。法海集其言行为《六祖坛经》，是为南宗。神秀于弘忍寂后至荆州当阳山玉泉寺弘禅，20余年中门人云集，是为北宗。神会先后在南阳、洛阳大弘禅法，南宗遂成禅宗正统，慧能宗风独尊于天下。神秀北宗则门庭寂寞，传不数代即衰亡。

经典

该宗所依经典，先是《楞伽经》，后为《金刚经》，《六祖坛经》是其代表作。

理论

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见性成佛。主要依据是达摩的“二入”、“四行”学说。“二入”指“理入”和“行入”。理入是凭借经教的启示，深信众生同一真如本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盖，不能显露，所以要令其舍妄归真，修一种心如墙壁坚定不移的观法，扫荡一切差别相，与真如本性之理相符，寂然无为。这是该宗的理论基础。行入即“四行”：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与称法行，属于修行实践部分。慧能继承这一学说，在《六祖坛经》里主张舍离文字义解，直彻心源。认为“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一切般若智慧，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若识自性，“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提出了“即身成佛”的“顿悟”思想。其禅法以定慧为本。定慧即“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指“定”，“生其心”即“慧”。慧能从“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经文中，悟出了定慧等学微旨。禅宗的一切思想，皆从此义引申扩充而来。

发展和演变

慧能著名的弟子有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形成禅宗的主流，其中以南岳、青原两家弘传最盛。南岳下数传形成沩仰、临济两宗；青原下数传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世称“五家”。其中临济、曹洞两宗流传时间最长。临济宗在宋代形成黄龙、杨岐两派。合称“五家七宗”。

沩仰宗。沩山灵佑及其弟子仰山慧寂创立。其修行理论继承和发扬道一、怀海“理事如如”的精神，认为万物有情皆有佛性，人若明心见性，即可成佛。

临济宗。义玄创立。因义玄住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临济院而得名。提出“三玄”(三种原则)、“三要”（三种要点)、“四料简”(四种简别)、“四照用”(四种方法)等接引学人。因其机锋峭峻，别成一家。

曹洞宗。洞山良价及其弟子曹山本寂创立。其教法“五位君臣”说，从理事、体用关系上说明事理不二、体用无碍的道理。

云门宗。文偃创立。因文偃住韶州云门山(在今广东乳源县北)光泰禅院而得名。其禅风被称为云门三句：“函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常用“顾”、“鉴”、“咦”三种表示，接引学人，表现出”刚劲”的宗风。

法眼宗。文益创立。南唐中主李璟赐谥其为“大法眼禅师”而得名。提出“理事不二，贵在圆融”和“不著他求，尽由心造”的主张。以“对病施药，相身裁缝，随其器量，扫除情解”，概括其宗风。

黄龙派。慧南创立。因其住黄龙山(在今江西南昌市)而得名。法门为“道不假修，但莫污染；禅不假学，贵在息心”。

杨岐派。创始人方会。因住杨岐山(治所在今江西萍乡县北)而得名。时人称其兼百丈怀海、黄檗希运之长，得马祖道一大机、大用，浑无圭角，宗风如龙。

禅宗五派的思想，相差无几，仅是门庭施设不同，接引学人方法有所区别，以致形成不同宗风。法眼宗文益在他所著《宗门十规论》中指出：“曹洞则敲唱为用，临济则互换为机，韶阳（指云门一引者)则函盖截流，沩仰则方圆默契”，指出四派不同之点。法眼宗的宗风则为“一切现成”。

禅宗在五家七宗以后，禅风有所改变，有“颂古”、“评唱”等一类禅门偈颂行世。后有克勤作《碧岩集》，影响很大。从此禅宗机用变成逢场作戏。后克勤弟子大慧宗杲销毁《碧岩集》刻版，想杜绝不明根本、专尚语言的禅病。但不久又有刻版重出，宗杲的预定目的未能达到。后来他提倡“看话头禅”，将“敲门砖”给发心参禅者，深受士大夫们欢迎。这种佛儒合流倾向，影响到宋明理学的形成。宗杲又反对正觉所倡导的“默照禅”，称之为“邪禅”，认为是不求妙语，只以默照。实际上看话头禅应用慧能定慧等学中的“慧学”，默照禅应用其中的“定学”，两家只是方法上的不同。这两家禅学，自宋以后，经元明清三代，至今不绝。

正值禅宗流弊严重，临济、曹洞互争短长时，法眼宗延寿编《宗镜录》100卷，对各派宗旨分歧持调和态度，目的是扶衰救弊。但此书在100年后才刻版流通，不久又被增改，至明代才恢复旧观。清雍正年间曾被推崇一时，但始终未在禅门中发挥应用。以后金元间有曹洞宗行秀，元有临济宗明本，明末清初有临济宗圆悟、曹洞宗元贤等宗师，继续弘扬禅法，都未能挽回颓势，并陆续出现三种情况：①宋初，不断有人提倡禅净合一；②为争夺法统，临济宗后人歪曲云门宗的传承，把云门、法眼两宗归属于南岳怀让一系，而将青原行思一系说成只有曹洞一宗；③清帝雍正撰写《拣魔辨异录》，以政治威力干涉禅宗内部纠纷，迫使被压制的派系所属各大禅寺，如杭州灵隐寺等，改换门庭。禅宗至此奄奄一息。

影响

禅宗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流传时间最长，至今仍延绵不绝。它在中国哲学思想上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如周敦颐、朱熹、程颢、陆九渊、王守仁都从禅宗中汲取营养。禅宗思想也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如谭嗣同、章太炎建立他们思想体系的渊源之一。对外传播亦甚广。8世纪，新罗僧信行入唐从神秀受法，将北宗禅传至朝鲜。道义从马祖弟子智藏受法，回国传入南宗禅，称禅寂宗，后改称曹溪宗，为朝鲜禅宗主流。12世纪末，日僧荣西入宋，受法于临济宗黄龙派虚庵怀敞，将此宗传入日本，称千光派。俊荷受杨岐派禅法。13世纪初，日僧道元入宋，从洞山第十三代弟子天童如净受法，将曹洞宗传入日本。17世纪，福建黄檗山万福寺隐元隆琦应邀赴日弘法，设坛传授禅戒，成为与曹洞、临济并列的黄檗宗，至今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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