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一张脸和两张脸的区别

泛希腊主义定义模糊，涵盖芜杂。自治（或自由）与征服是古典泛希腊主义的两种不同面相，二者单独或共同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泛希腊主张和实践，存在着明显的共生和冲突关系。

泛希腊主义的两种面相构成的张力有助于古典时代希腊城邦的生存和发展，但同时也呈现出一种“悖论”，进一步凸显了泛希腊主义的灵活性和包容性。自治（或自由）面相 与征服面相入手分析泛希腊主义，可以深化对这一重要历史现象的理解。

一、古典泛希腊主义的“自治”或“自由”面相

古典泛希腊主义

泛希腊主义是古希腊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它是现代学者为了更便利地分析古代希腊社会而创造的术语，虽然古代作家们不曾使用过这个词语，但很多史实都反映了这种现象。

麦克·A·弗拉沃基于现代学者在不同语境中对泛希腊主义的运用，认为泛希腊主义有两种虽然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含义：“一种是指希腊族群认同的概念，以及由于波斯入侵而 迅速发展起来的希腊人和蛮族人的两极对立；

另一种是指不同的希腊城邦能够解决它们之间的政治争端，进行一场共同的事业，即发动对波斯帝国的远征。”

从这个意义上讲，泛希腊主义是希腊族群认同形成和维持的基础，而希腊族群认同的发展与演变又使泛希腊主义进一步政治化。

《牛津古典辞书》则从更为理论化的高度定义了泛希腊主义：“泛希腊是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希腊人所共同拥有的特性以及他们与蛮族人之间的差别，要比他们自身内部的差异更为重要。”

这里强调的是希腊人的共有观念，而国内学者徐晓旭对此做了进一步发展，他对泛希腊主义的定义是，它是一种认为所有希腊人之间存在诸多共性与共同利益的思想和实践。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徐晓旭的定义更为全面，不仅包含了“泛希腊式”的观念、话语，还囊括了与之相关的行动，涵盖范围更广，概括性更强。

2.古典泛希腊主义的“自治”或“自由”面相

公元前480年，波斯大王薛西斯征调大军亲征希腊本土，这是希腊城邦有史以来面临的最严重的一次生存危机。

薛西斯兵锋所至，各部落、王国和城邦纷纷表示臣服，斯巴达、雅典向德尔菲请示的神谕也都体现出不祥之兆，面对严峻形势，决意抵抗的城邦没有退缩，他们召集会议成立同盟组织———“希腊人同盟”，同时向西西里等地派出使者求援。

“希腊人同盟”的成立是为了抵抗波斯、维护希腊人的自由，这是泛希腊主义在古典时期的第一次大范围应用。在这场拯救希腊的事业中，对自治、自由的主张不仅体现在同盟的指导思想和对外宣传上，而且体现在 同盟的具体运作之中。

“希腊人同盟”的核心是“拉凯戴蒙人及其盟友 ”，斯巴达在同盟中占据主导地位，它拥有同盟海陆军的全部指挥权，但斯巴达并没有凸显其 特殊地位的“拉凯戴蒙人及其盟友”的组织原则应用于这个新成立的泛希腊同盟。

二、古典泛希腊主义的征服面相

希波战争是泛希腊主义发展的转折点，对蛮族人的鄙视逐渐成为泛希腊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为希腊族群认同的表达以及定义希腊世界与非希腊世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话语工具。在普拉提亚战役和米卡莱战役获胜后不久，希腊人就将进攻波斯本土的计划提上了日程。

雅典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他们组织起了提洛同盟，“规定了哪些城邦应该为这场反波斯的战争贡献金钱，哪些城邦应该贡献战船———宣称目的是通过蹂躏波斯国王的土地来为他们所遭受过的不幸复仇。”

这样一来，对波斯的战争开始失去防御性质，逐渐转入战略进攻，甚至通过征服波斯来掠夺战利品逐渐成为战争的目标。伯里也说提洛同盟“要破坏大王的国家，以便通过劫掠弥补这场战争的花费和损失。”?

三、古典泛希腊主义两个面相的共生与冲突

从希波战争到亚历山大东征，泛希腊主义在将近两个世纪中一直是希腊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宣传工具之一。“自治”或“自由”与“征服”是这一宣传工具所包含的两个不同面相。两个面相都与希腊族群的身份认同观念结合在一起。

自治或自由与希腊族群身份认同的结合出现在希波战争之前，逐渐成为希腊人定义自我身份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征服与希腊族群身份认同的结合则始于希波战争之后产生的鄙视蛮族人的观念，它为希腊族群身份认同的建构提供了一个重要他者工具，使希腊人可以通过对异域他者民族的鄙视或攻击来确定自己的族群认同。

作为古典泛希腊主义的两个不同的面相，自治或自由面相与征服面相并非总是泾渭分明，而是存在显而易见的共生、交叉、冲突关系，二者构成的张力推动了古典泛希腊主义的发展演变。

首先，自治（或自由）面相与征服面相在希波战争期间相伴而生。抵抗波斯入侵的希腊同盟打出了捍卫希腊自由的旗号，这一主张的巨大吸引力维系了希腊人的团结，进而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对波斯战争的成功又鼓舞了泛希腊主义的征服面相的产生。

新成立的提洛同盟不断尝试着进攻并征服波斯，复仇和掠夺战利品等动机混杂在泛希腊主义的这一面相之中。

另外，这种共生关系在希腊世界的内部争中也有体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的泛希腊主义宣传始终围绕着自由（或自治）概念进行：抨击雅典控制、压迫和剥削盟邦的行为，并以希腊人的解放者而自居。

但是，在战争后期，为了击败雅典，斯巴达却以小亚地区希腊城邦的自由为代价，换取了波斯人的财力支持，而且在赢得胜利之后，斯巴达并未践行承诺，给予希腊诸邦以自由，相反它步雅典后尘，也走上了肆意扩张和利用强力控制希腊各邦的道路，它的帝国主义倾向较之雅典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斯巴达大将莱山德在小亚和爱琴海岛屿上广泛建立寡头政体，并派驻军队，设置斯巴达军事统治者总揽各邦大权。在这里，泛希腊自由面相体现出了虚伪性，以自由之名行征服之实，二者不仅是前后相继，而且是虚实相间。底比斯也隐晦地利用了泛希腊主义的两种面相。

总结

总之，泛希腊主义的内涵非常复杂，但自治（或自由）和征服仍旧构成了它的两种主要面相，正是这两种面相使泛希腊主义在看似杂乱无章的表象之下，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内在统一性。

自治（或自由）是希腊城邦的基本特征之一，它使泛希腊主义有了存在和发生的基础，而泛希腊主义一旦出现，既可以被用来为城邦的自治（或自由）张目，也可以被用来控制、支配其他城邦；既可以被用来组织希腊人抵御蛮族人的入侵，也可以被用来集结希腊军队去征服蛮族帝国。

在这里，泛希腊主义的确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性，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内含两种既互相成就又互相驳斥的面相，是共生还是冲突，主要取决于它所发生的历史场景：在与波斯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捍卫希腊自由与征服波斯人就共生于泛希腊主义概念之内；

而在处理希腊城邦间关系的时候，城邦的自治权利与强邦霸权就很难共存于同一种泛希腊主义概念之 中。

因此，希腊人利用希腊主义宣传可以实现动员目标，击败波斯人的入侵，但却无法统一希腊城邦世界。泛希腊主义的这两种面相之间的共生和冲突，既赋予了希腊城邦生存和发展的驱动力，也使希腊世界陷入了难以超越城邦国家时代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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