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化的比较（2000字）

唐、宋、元三朝是我国地理学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在这期间，盛唐的大一统把封建经济、文化推向新的高峰；经过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北宋王朝重新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促使封建经济、文化得到新的发展。在宋代，南方经济发展的实力超过了北方；活字版印刷术的广泛运用又促进了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元代空前大帝国的建立使得人们的地理视野得到更大的扩展。 一、行政管理应用地理知识，促进地方志的繁荣 经过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长期分裂与战乱，唐朝在统一全国以后，首先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由于行政管理工作的需要，“中央统治者深感觉到有掌握全国土地、物产、风俗以及其他情况的必要”(33)，于是令各地方政府，普遍进行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并且要求定期奏报中央。中央朝廷则设置了主管地方志的机构和官员，例如在兵部内设有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同时规定了地方政府修志的上报制度：“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34)。现在所能见到的唐朝最早地方志原件是《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内容就有沿革、位置、山川、河湖、池沼、户口、城镇等50多个项目。它反映出当时图经的编纂是按照中央朝廷下达的指令性篇目，逐项填写上报的。本地所缺项目，也须一一注明。在全国各地定期上报地方志的基础上，总地志的编纂也就繁荣起来了。1.李泰的《括地志》李泰，字惠褒，唐太宗李世民第四子。他曾组织人力于贞观十五年（641年）撰成《括地志》，共550卷及序略5卷。(35)这是初唐的一部规模巨大的总地志。全志以唐贞观十三年（639年）时，全国行政区的10道、360州、1556县为纲，叙述了政区沿革、山川形势、关津故城、亭台殿堂、河流沟渠、风俗物产、名胜古迹、人物故事、冢庙寺观等。唐太宗李世民称赞《括地志》是“博采方志、得于旧闻、旁求故老，考于传信……简而能周，博而尤要”。清朝学者孙星衍在《括地志》辑本序中说此书“长于《元和郡县图志》而在其先”。(36)2.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李吉甫，字弘宪，唐宪宗时曾任宰相。他生活在唐朝的中央统治受到藩镇割据猛烈冲击的时代。他曾致力于削弱藩镇势力，策划讨平了某些节度使的叛乱，使各镇节度使得以暂时服从中央。为了维护唐朝的中央集权统治，李吉甫还主持编撰了《元和郡县图志》，以便于朝廷掌握全国各地情况，加强其统治。所以他说此书的“切要”目的是“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37)《元和郡县图志》完成于元和八年（813年），全志以当时10道、47方镇为纲领，记录了政区范围内的沿革、户口、贡赋、物产、山川形势、水利、古迹等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此书说：“舆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38)可见此书对后代影响是很大的。此书之图，于宋时失佚，于是略称为《元和郡县志》。3.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乐史，字子正，是北宋时的地理学家。他于宋太宗时撰成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这是现存最早的史传派地方志的代表作。乐史一改传统的注重当代政事、地理的方志编撰倾向，而以存史、颂圣为目的，因此除了沿用《元和郡县志》的门类外，还编入姓氏、人物、风俗以及官爵、诗词、题咏、名胜、杂事等，忽略地理、沿革等于国计民生切实有用的内容。(39)《太平寰宇记》的出现，使地方志的体例大变，后世编撰地理总志所采取的体例，多以此书为依据。4.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王存，字正仲，于宋神宗时主持编撰《元丰九域志》。此书依据唐朝《十道图》、宋朝《九域图》等图经的体例，取消了原地图部分，再加以增删修定而成，是中国古代的图经演变为地方志的代表作。作者王存等人不同意乐史《太平寰宇记》那种把地方志史传化的倾向，而把重点放到与行政管理、发挥地利有关的内容上。书中以元丰年间的行政区为纲领，首先根据各地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程度列出它们的名次，然后叙述各地的地理形势、名山大川、户口多寡、土贡特色等，又在每县下详细记载其乡镇、古迹、物产等等。由于此书对各地情况记述全面，因此被后世方志学家评为“简而有要”、(40)“文直事核”、“最为当世所重”。(41)总之，宋初对各地图经的编纂更为重视，设“九域图志局”主管地方志工作，并于开宝四年（971年）、八年（975年）、景德四年（1004年）、元祐三年（1008年）等多次下令“重修天下图经”。(42)这时还明确把地方志作为行政管理工作中“考定官吏俸给、赋役和刑法的依据”。(43)如宋代平江府（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的赋税数额，就是依照图经来确定的。当时一些著名的官吏，如寇准、朱熹等人，每到一个地方上任，便立刻搜阅当地的地方志书，查明民情地力，以便兴利除弊。

在政治上，中央皇权与地方割据势力的冲突走向结束，中央集权日趋强化，由此引出政治制度方面的种种变化；在经济上，贵族庄园经济向平民地主经济转变，由此引出了土地所有制、租佃关系的变化、农民对国家和地主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城市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等；就社会方面而言，随着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动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出现在统治阶层中，同样也出现在被统治阶层中；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则更广泛了，上到民族精神、价值取向，下到礼仪风俗、衣食住行，无不发生丕变。因此，称唐宋之际为社会大转型的时代绝不为过。也正因为唐宋之际发生了这么多的变迁，所以海外学者有所谓“唐宋变革说”或“宋以后近世说”，即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已进入了“近世化”、“近代化”或“亚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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