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东陵的轶事谜团

死因之谜：重伤说

经过潜心研究，朝鲜学者金国平和吴志良终于从朝鲜人李星龄所著的《春坡堂日月录》中找到了一条明确记载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的珍贵史料。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很喜欢他，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击这次战役的全过程。宁远战事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向努尔哈赤“致歉”(实为冷言讥讽)，说“老将(按：指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按：指袁崇焕)，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这时备好礼物和名马回谢，请求约定再战的日期，最后终于“因懑恚而毙”。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悒悒不自得。在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创伤的情况下，这位沙场老将终于郁郁而终。1626年一月努尔哈赤发起宁远之战，明朝守将袁崇焕以葡萄牙制的红夷大炮击败之，兵退盛京（沈阳）。同年四月，努尔哈赤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明将毛文龙进攻鞍山，努尔哈赤回师盛京。七月中旬，努尔哈赤身患毒疽，七月廿三往清河汤泉疗养，八月初七，大渐，十一日，乘船顺太子河而下，病死于叆（ài）福陵隆恩门鸡堡（今沈阳市于洪区翟家乡大挨金堡村），终年六十八岁。

努尔哈赤死于明军红夷大炮之下。驰骋疆场的沙场老将竟败于进士出身袁崇焕之手。

努尔哈赤葬于沈阳福陵（今沈阳东陵），庙号“太祖”。

愤懑说

正在人们对努尔哈赤之死不再提出异议时，清史专家李鸿彬在《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一书中，却对努尔哈赤炮伤而死论者的关键证据《春坡堂日月录》提出了质疑。 疑点一：既然朝鲜译官韩瑗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已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呢。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

疑点二：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1626年正月，至八月二十日死，其间八个多月。从大量史料记载看，在这八个多月中，努尔哈赤并没有去治病，而是“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毛文龙进攻鞍山，后方吃紧，这才回师沈阳。六月，蒙古科尔沁部的鄂巴洪台吉来朝，他亲自“出郭迎十里”，全不像“重伤”之人。 因此，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有没有身受“重伤”，是不是“懑恚而毙”，很值得怀疑。

那么，努尔哈赤到底是因何致死的呢？ 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回到沈阳以后，一则由于宁远兵败，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心情郁忿；二则因为年迈体衰，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积劳成疾。同年七月中，努尔哈赤身患毒疽，并非炮伤，二十三日往清河汤泉疗养。到了八月七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十一日，便乘船顺太子河而下，转入浑河时，与前来迎接的太妃纳喇氏相见后，行至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逝世。 姓氏之谜：爱新觉罗

据文献记载，努尔哈赤的姓氏有六种说法—— 清太祖努尔哈赤姓什么？一般人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说出姓爱新觉罗。其实关于努尔哈赤的姓氏，文献记载，稗官野史，杂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一团历史之谜。据文献记载就有六种说法：认为努尔哈赤姓佟、童、崔、雀、觉罗、爱新觉罗。 清朝皇室祖先以神话为名，认为其姓氏“爱新觉罗”原系天赐。

努尔哈赤的姓氏之所以谜团重重，原因在于，满洲开始没有文字，没能留下原始的满洲文献记载；此外，清朝编修《明史》，凡是对清朝皇室祖先不利的史实或被删除、或被篡改。《清太祖实录》不提清朝皇室祖先的旧事，他们编一些奇异的神话，来隐瞒历史的真相。

据《清太祖实录》记载，清朝皇帝都认为自己姓爱新觉罗，其中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有三个仙女在池中沐浴，一只神鹊衔来一枚果子，落在三仙女的衣服上，仙女爱不释手，把果子放入口中，吞进腹中，从而有了身孕，生下一个男孩，男孩相貌奇异，而且刚出生就能说话，仙女告之，他姓爱新觉罗，名叫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也就是清朝皇帝的祖先。

清朝在《清太祖实录》之后，官修的“会典”、“宗谱”、“通志”等，以及皇帝的御制诗文，凡属清代的官书，都来自努尔哈赤及其后裔一方的记载，都是“钦定”、“御制”，也都是说自己姓爱新觉罗。

“童”和“佟”

在明朝、朝鲜的文献记载中，努尔哈赤姓“童”或“佟”。 刚开始满洲并没有满文，当时明朝、朝鲜的官私书籍里，关于清朝先世的姓氏又是怎样记载的呢？

据阎崇年考证，明朝和朝鲜的文献均有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姓佟和童。努尔哈赤曾作为明朝的建州卫官员，先后八次骑马到北京向明朝万历皇帝朝贡。明人或明清之际的学者，做了大量的记载，都说努尔哈赤姓佟而且努尔哈赤曾同朝鲜打交道数十年，朝鲜文献也留下大量记载。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有如下记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朝鲜国王回帖云：“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尔哈赤禀”等等。

努尔哈赤自称姓佟。申忠一作为朝鲜南部主簿到达佛阿拉，受到努尔哈赤的接见，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回国后将见闻写成《申忠一书启及图录》即《建州纪程图记》，资料珍贵，相当可信；而那篇《回帖》是努尔哈赤本人让他转给朝鲜国王的。这是努尔哈赤亲自审阅过的正式公文，应当算是第一手资料。但是，朝鲜文献更多的是把“佟”写作“童” 。

“童”和“佟”实际上是女真人的普遍姓氏，是假借汉人的姓氏。 佟姓或童姓，不但是辽东的显著大姓，也是当时女真人的普遍姓氏。谁做了部落的酋长，谁与明朝发生关系，这人便以佟或童为姓，通过“四译馆”，转给明政府。

章炳麟的《清建国别记》中提到一种说法，佟姓原来是汉人的姓氏，后来常被夷人袭用，以假冒汉人，提高自己的身价。清朝皇室的祖先在名字前面冠以“佟”姓，也是因为羞于提起自己夷人的身份，于是假借汉人的姓氏。可见女真酋长，可以随时姓佟或童，佟姓或童姓，也就成为他们的公姓。

“雀”或“崔”

努尔哈赤的姓氏除了佟或童的说法之外，朝鲜人还有记载称他姓雀或姓崔。

阎崇年认为，有一种解释是来源于努尔哈赤的母亲因为吞下雀卵才生下了他，不过清朝人并没有如此记载，《清太祖实录》的《武录》、《满录》、《高录》三书，仅记载其母怀孕十三月而生努尔哈赤之事，并无吞卵而孕之说。

第二种解释则来源于仙女吞服神鹊留下的果子而生下清朝皇帝祖先的神话，因此传闻努尔哈赤姓雀。而且满洲先人曾把乌鹊作为图腾，这些都能把清朝皇室姓氏同“鹊”或“雀”相联系。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新看法，认为努尔哈赤姓“崔”是由于朝鲜语中，崔的发音介乎于汉语缺和吹之间，与“觉罗”中“觉”字音相近，于是怀疑崔姓是来源于“觉罗”的误读。

有学者认为努尔哈赤的真实姓氏是金，猛哥帖木儿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有史料记载他姓金，金是“爱新”的音译。所以，猛哥帖木儿及其后裔努尔哈赤都姓金，也就是姓爱新。

觉罗

《清朝通志·氏族略》里记载爱新觉罗是国姓，爱新是金的意思，其他的觉罗则冠以地名、部名、民名等，与国姓相区别。如“伊尔根觉罗”就是“民觉罗”的意思，以表示它们和爱新觉罗（金觉罗）有所分别的。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记载有八种觉罗，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阿颜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察喇觉罗。

可见“觉罗”是满洲皇室旧有的姓氏，“爱新”是后来加添的，其目的在于显示帝王后裔的尊贵、

到清太祖的时候，为何舍弃了汉人的佟姓，而自称姓觉罗呢？

阎崇年在文中提到，佟姓毕竟是汉人的姓氏，虽然假借了可以假冒汉人，在和明朝官方文书往来时方便些，可是金姓却是金朝女真的国号，不但可以自显是帝王种族的后裔，而且可以藉着它在女真民族中有所号召。 因此，“爱新觉罗”这个姓并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有它产生的原因、形成的过程。 在《满文老档》和《满洲实录》里，很少出现“爱新觉罗”一词，仅有三例。并认为，清太祖建元天命后，在觉罗姓前冠以爱新，是为了标示其有别于一般人的高贵身份。

由此可见，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姓氏———爱新觉罗，并没有找到直接的史料依据，而是学者根据史料推论，所以至今清太祖姓氏仍是一个历史之谜。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02.21－1626.09.30），建州女真人，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出生于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是清王朝创业的君主。其子爱新觉罗·皇太极称清帝后，追尊努尔哈赤为太祖高皇帝。

努尔哈赤生于明嘉清三十八年（1559），后金政权的建立者，后为建州女真的首领，是首位后金可汗。

史载：努尔哈赤“智力过人，每战必先登，屡立功”。万历十一年（1583）被授为建州左卫都指挥史，同年发布七大恨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用了三十多年时间统一女真，创建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萨尔浒之战重创明军，为清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在宁远战役中负伤，同年八月十一日死于沈阳四十里外的爱鸡堡，终年六十八岁。 万历十二年（1584年）努尔哈赤率领部众去攻打尼堪外兰，攻克图伦城，尼堪外兰逃走到鹅尔浑。1587年努尔哈赤攻克鹅尔浑，尼堪外兰逃到明朝领地。努尔哈赤请求明边吏押还尼堪外兰，并将他处死。同年，在“建州老营”的废址上建城，该城在1621年后金迁都辽阳后被称为佛阿拉，即“旧老城”（今新宾县永陵镇二道村）。据《满洲实录》，1599年努尔哈赤采用蒙古文字并配上满语字母。1601年努尔哈赤去北京向明朝朝贡。

1603年迁都到赫图阿拉。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成为后金大汗。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侵占了大部分女真部落。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因努尔哈赤认为明朝朝廷偏袒女真叶赫部而心生不忿，愤然颁布“七大恨”，起兵反明。 1619年年三月，明征集十四万军队讨伐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掌握有利战机，集中兵力，“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在萨尔浒之战，大败明军，歼灭明军约六万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621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兴建东京城。

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大败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夺取明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宁市），熊廷弼兵败被斩，王化贞下狱论死。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

七大恨：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此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修好，设碑立誓，凡满汉人等，无越疆土，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顾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此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胁取十人，杀之边境，此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留获，遣兵驱逐，此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遗书诟言，肆行凌辱，此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挡之，胁我还其国，己以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今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此恨七也！ 重要国策

努尔哈赤制定了厚待功臣的重要国策。对于早年来投、率军征战、尽忠效劳的“开国元勋”，如费英东、额亦都、何和里、扈尔汉、安费扬古等“五大臣”及杨古利、冷格里等人，给予特别礼遇和优待，赐给大量人畜财帛，任为高官，封授爵职，联姻婚娶，荣辱与共。当这些功臣出了差错时，他着重指出“贫时得铁，犹胜于金”，常以其功而从轻处治。努尔哈赤招徕了许多有才之人，他们献计献策，多次进入大明烧杀掠夺使女真部逐渐“民殷国富”，为建立和壮大后金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方针政策

在军事与外务上，努尔哈赤制定了具体的方针、政策和策略。采取了“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即以抚为主，以剿相辅的方针。其具体内容有三，

一为抗拒者杀，俘获者为奴。因纳殷部七村诸申降后复叛，据城死守，“得后皆杀之”。额赫库伦部女真拒不降服，努尔哈赤遣兵攻克，斩杀守兵，“获俘一万”，灭其国，“地成废墟”。

二是降者编户，分别编在各个牛录内，不贬为奴，不夺其财物。原是部长、寨主、贝勒、台吉，大都封授官职，编其旧属人员为牛录，归其辖领。

三为来归者奖。对于主动远道来归之人，努尔哈赤特别从厚奖赐。当他听说东海虎尔哈部纳喀达部长率领一百户女真来投时，专遣二百人往迎，到后，“设大宴”，厚赐财物，“为首之八大臣，每人各赐役使阿哈十对、乘马十匹、耕牛十头”，以及大量皮裘、貂帽、衣、布、釜盆等物。对其他随从人员，亦“俱齐备厚赐之”。

这样就缩小了打击面，争取到许多部长、路长带领属人前来归顺。仅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记载，黑龙江、吉林、辽宁女真酋长统众来归的，就有二三百起之多，因而加速了女真统一的进程，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

用兵策略

还采取了正确的用兵策略，一般是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逐步扩大。他积极争取与蒙古联盟，尽力避免过早地遭到明朝的打击，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七大恨发动叛乱以前，没有受到明军的征剿，这极大地有利于统一女真事业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了军事指挥才干。他长于用计，重视保密，多谋善断，议即定，定即行，出兵犹如暴风骤雨，迅不可挡，经常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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