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玄言诗对文学的影响

论玄言诗对文学的影响

导读诗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

至真之情，自然流露。

越名任心，林泉之乐。

以道升情，得意忘象。

大朴无象，贵在忘筌。

清虚恬淡，雄浑苍茫。

真率质朴，冲淡虚静。

傲然自足, ? 抱朴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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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玄言诗的内容?风格?背景

从现有文献材料看，较早论及玄言诗的是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檀道莺，他在《续晋阳秋》中说:

(许)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衰、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掉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掉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

所以，檀道莺所认为的玄言诗，是指在“好《庄》、《老》玄胜之谈”的玄学背景下，“会合道家之言”，“又加以三世之辞”而形成的以道教思想和佛教思想为主旨的诗歌。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耳。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

他认为玄言诗的主旨是理解、阐发老庄思想。

钟嵘《诗品》云: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爱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庚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

钟嵘描述了玄言诗的一段发展史，虽然他对玄言诗的态度并不肯定，但他也认为玄言诗“黄、老”“尚虚谈，’，诸位玄言诗人的作品“平典似《道德论》”，此处的《道德论》应该是指何晏等人阐释《老子》的玄学著作，玄言诗的主旨就是“虚谈，’

可见，南朝玄言诗论诸家都是把魏晋玄学思想作为玄言诗的主旨。只有檀道莺《续晋阳秋》把道教思想和佛教思想均视为玄言诗的主旨。当然，如果考虑到魏晋时期，道教思想与佛教思想都笼罩在整个玄学思潮氛围下，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魏晋玄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续晋阳秋》的说法，与其它各家也有某种共通之处。

东晋后士人转向对玄言隽语、玄味气质和通脱、潇洒风度的追求,认为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标志。由于玄学有避世、颓废消极的一面,这在诗歌领域中就直接表现为玄言诗的出现。这种诗在嵇康阮籍诗歌中已经露出了端倪,在西晋永嘉年间到晋宋之交的一百多年里风靡了整个诗坛,成为当时诗界的主流。从内容上来说,玄言诗充满玄理,借山水自然表现他们的洒脱与高深;从形式上来看,它受到了当时佛经译本和僧徒说经方式的启发。

二、玄言诗对其他类型的言理诗（即广义的“玄言诗”）的影响

陶、谢以后，玄言诗已经寿终正寝。然而在玄言诗这堆朽骨上，不仅经过否定之否定绽放出了山水诗之花这一主要的继承者，同时也陆续衍生出其他类型的言理诗、或影响了其他类型的言理诗，如道士诗、释徒诗、宋明理学诗。按许总先生的说法，“作为中国古典哲理诗的典型形态”，魏晋玄言诗、隋唐道释诗、宋明理学诗“这三大哲理诗形态”，代表着“中国古典哲理诗发展进程中的三大阶段”，每一阶段的哲理诗的形成、发展都“既依倚着作为思想文化母体的特定哲学学派与思潮，又与古典诗歌艺术表现范式的演变密切相关。”16这里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作为“哲理诗”初步形态的魏晋玄言诗，与后之道、释诗及理学诗相比虽显稚嫩，但其首创和示范意义不可忽视。　　道士诗（或道教诗）在魏晋时已初步兴旺起来。不过，因其时玄学昌盛，故道士诗多汇注于玄言诗之主流中。南朝以后，玄言诗开始退潮，道士诗浮出水面；至隋唐，道士诗遂形成自家体貌；尤其入唐后，李老为尊，道士地位极高，道士诗盛极一时。如孙思邈、司马承祯、吴筠等人皆有大量道士诗传世，见于《全唐诗》者有120多首。这些人既有地位、有影响，又与文人墨客有广泛交往，故影响了一代文风。此风因与玄言诗　　在东晋，佛语入诗是玄言诗的新气象之一。东晋中期的支遁、郗超，后期的慧远、王齐之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经南朝至隋唐，随着禅佛的独立，佛理诗也摆脱了附庸于玄言诗的地位，作为一种言理的诗歌新样式而兴盛起来。其最明显的表现是隋唐时诗僧和诗僧作品的大量出现。据《全唐诗》所录，诗僧作品计有46卷、115家，著名的有寒山、拾得、皎然、贯休、齐己等，这些人的作品大都量多质优。其中皎然不仅有诗作，还著有《诗式》，从理论上将佛境、诗境打通，再加上王昌龄18的推助，在诗坛产生了很大反响，形成唐代佛理诗兴盛，一般的诗也往往有与佛理禅趣有挂搭的事实。　　当然，隋唐佛理诗既有佛意，又“非但释子语也”19，一般仍杂有道意。这既是隋唐时九流贯通、三教合一之大文化背景的反映，也是佛理诗受玄学、玄言诗影响的明证。　　宋元明理学20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后形态。它以儒家思想为基本，涵融道释百家，尤与道学有密切关系。理学的基本范畴——“天理”或“理”就是得益于道家之“道”的启迪，是老庄玄学以“道”为世界本原的思想观念、方法的复制。只不过理学所讲的“（天）理”21主要指儒家思想而已。“理学诗”是理学思想的诗化形态，主要用来讲道说法，这与玄言诗并无二致。两者在很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不难看出其中的渊源关系：玄学、玄言诗产生的背景是士族门阀的兴盛，而理学、理学诗的出现也与宋代知识分子社会地位较高有密切关系；玄言诗与清谈、玄谈密不可分，理学家也常常以诗论辩；玄言诗的主旨是对玄学人生观、人格理想的探讨，理学诗也主要关怀人生问题，只不过前者落脚点是个人、后者的落脚点是社会耳；玄言诗以言理为主，理学诗亦强调“文所以载道”22；玄言诗黜象喻，理学诗也讲“作文害道”23；宋人在强调“道”的同时一般也不废“文”正如多数玄言诗实亦借助了一定的象喻一样；玄言诗有假借山水以体道的，理学家的吟咏也常常借风物而发；玄言诗讲究情致恬淡，

总之，玄言诗与道、释诗之间的因承轨迹因时代较近而较明显；它与理学诗则相距600多年，两者的产生背景、主要思想和终极旨归也很不相同，但之间的渊源关系也不难发现。

三、玄言诗张扬的人格理想对后世文人精神风貌的影响

玄言诗的主旨是什么？笼统地说，当然就是反映玄理。但玄学是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其理论涵容极其繁复，包括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等很多成份。虽然玄言诗对这些都有所反映或涉及，但主要地是侧重于对玄学人生观的观照。所谓玄学人生观，其核心问题当然是什么样的人格才是最理想的人格，得道者的人格也就是标准的玄学人格究竟应该走什么样子的。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形成玄言诗的主旨。玄学的产生、演变、论争也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作为玄学的诗化反映，玄言诗当然要以此为基本主题了。东晋时，这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标准答案基本被找到而且经过很多人的生活实践而最终定型。随后，玄学、玄言诗都显得过时、老化并发生了新变。　　玄学、玄言诗所探讨出的人格理想是不断翻新、不断成熟的；虽然，皈依自然是一致的、持续飘扬的旗帜。在正始时期，理想的玄学人格讲究贵无贱有、越名教而任自然，其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嵇康等。在西晋，“崇有论”抬头，向、郭之说成为时代的主流意识，于是以“二十四友”尤其是石崇为代表的大多数士人集官僚、玄士、文士于一身，在追逐、享受荣华富贵的同时，又体道迈俗，致力于营造诗意的人生。不过事与愿违，他们的人生却充满了遗憾：如果说他们在求得荣华富贵方面曾经短暂地获得过成功的话；那么，他们在体任逍遥方面却几乎从未如愿。西晋虽然赢得了宇内混一、君主贤明、多士盈朝，但大好局面如昙花一现，迅即陷入一片混乱中。先是杨、贾乱政，然后内战不断，终于引致五胡乱华，中原涂炭……对西晋士人来说，那一份得意与适情总是显得可望而不可及，所以后人颇有“低级庸俗”之讥。到东晋，支遁标揭出逍遥新意，以“心足”、“精神自由”号召士林，规范任诞，“心隐”、“朝隐”被实践得出神入化，王导、庾亮、王羲之、谢安等，先后成功地实践和树立起了“非惟风流，兼有为政之实”的人格典范。甚至就连后来的陶渊明实际亦出入儒道两家，活脱仕隐之间，过着“真名士”、“真风流”的诗意人生。

盛唐有哪些诗人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与儒、佛并称三教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道教尊老子为教主。在哲学上，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认为“道“是宇宙的本原而生成万物，亦是万物存在的根据，指出：“道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同时主张“大地以自然为运，圣人以自然为用，自然者道也。“后来，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从自然为宗，强调无为。他认为自然界本身是最美的，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庄看来，大自然之所以美，并不在于它的形成，而恰恰在于它最充分、最完全地体现了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大自然本身并未有意识地去追求什么，但它却在无形中造就了-切。而中国古典园林之所以崇尚自然，追求自然，实际上并不在于对自然形式美的模仿本身，而是在于对潜在自然之中的“道“与“理“的探求。由此可见，道家的自然观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对古代艺术民族特色的形成是极为重要的精神表现为崇尚自然、逍遥虚静、无为顺应、朴质贵清、淡泊自由、浪漫飘逸，于是，在道家神仙思想的影响下，以自然仙境为造园艺术题材的园林便应运而生。如秦始皇在渭水之南建的上林苑。据《关中记》载，上林苑设牵牛织女象征天河，置喷水石鲸、筑蓬莱三岛以象征东海扶桑。另上林苑中有大型宫苑建章宫，建章宫北为太液池，是一个相当宽广的人工湖，因池中筑有三神山而著称。据《史记·孝武小记》载．“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小神山，龟鱼之属?quot;这种“一池三山“的布局对后世园林有深远影响，并成为创作池山的一种模式，促成了园林艺术的发展。这中在宫苑里凿池筑岛，用造阔的方式来摹拟东神山，对传统中国园林空间的发展至少具有以下显著的意义：

(1)完整的主附水体的建立：汉上林苑不但拥有数量众多的大小池沼作为附属水体，而且具备了太液池、昆明池这样水面浩瀚的主水。昆明池遗址的面积至今仍是清代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面积总和的三、四倍。同时，主附水体之间已有明确的仰承呼应关系。班固云：“前唐中(池)而后太液，览沧海之汤汤。“数量众多，相互映衬的水面形态，千姿百态的水体穿插于庞大宫苑建筑和山体之间，大大开拓了园林艺术空间，产生高低错落、起伏有致的和谐韵律。

(2)为中国园林山水体系的确定奠定了基础。山体与水体之间的关系由过去长期的一水环一山，一池环一台变成了一庞大水体环绕三山，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园林空间艺术，促进了园林艺术的发展。

(3)以水体为纽带的山、水、建筑组合关系的建立在已往单纯的山或高台建筑为核心，以道路建筑为纽带的园林形式中加入了以水体为核心和纽带的新格局。这不仅大大丰富了园林艺术手段，促进山、水、建筑及植物景观间更复杂的穿插、渗透、映衬等组合关系的出现和发展，为传统园林最终采取一种流畅柔美、富于自然韵致的组合方式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一池三山“的模式后来为历代皇家宫苑所沿用，并影响到宫苑以外的园林，如扬州曾有“小方壶园“，苏州留园有“小蓬莱“，杭州三潭印月景区有“小瀛洲“等。 禅宗是由于佛教文化东渐，在中国文化土壤上形成的一个叫中国佛教宗派。它不仅吸收了以往佛教诸派思想以及玄学思想之所长，而且还融合了中国文化中有关人生问题的思想精髓，从而与华夏民族注重现实生活的文化传统构成水乳文融的整体，成为与儒、道并称为传统文化的三大成之-它提们通过个体的直觉体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从而在感性中通过悟境而达到精神上-种超脱与自由。在禅学看来，人既在宇宙之中，宇宙也在人心之中，人与自然并不仅是彼此参与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两者浑然如一的整体。为了在人的生命历程中展现出这种自然宇宙与人的整体境界，禅学认为，内心的体验便是达到这一境界的关键，这是因为宇宙万物的-切都是人心所生。正如六祖惠能的传世之偈中所说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物，何处惹尘埃。“它不仅体现了“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禅宗旨趣，还阐析了禅学对于宇宙本体的追求，实际上是一种在刹那之中使自已获得解脱的觉悟或感受。禅宗思想可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梵我合一“的一元世界观，即所谓我心即佛，佛即我心；

(2)设定了顿悟见性的修行方式，也就是通过渐修或顿悟发见本心；

(3)“以心传心“、“自解自悟“、“不着文字“的内心体验

中唐时期，禅宗美学的兴起，将审美与艺术中主体的内心体验、直觉感情等的作用，提到极高的地位，使之得以深化，并把禅宗思想融入中国园林林的创作中，从而将园林空间的“画境“升华到“意境“从禅宗的观点看，世间万物都是佛法或本心的幻化，即“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若般。“这就为园林这种形式上有限的自然山水艺术提供了审美体验的无限可能性，即打破了小自然与大自然的的根本界限。这在一定的思想深度上构筑厂文人园林中以小见大、咫尺山林的园林空间。因此，与皇家园林不同，充满禅趣的文人园林多显露出以小为尚的倾向。这一方面表现在园林面积、规模的小型化上，如山向叠石、水向小池潭、花木向单株转化，静观因素不断增加，而自然景观的可游性则相对降低；另一方面表现在立意于小。小中见大的创作手法在我国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艺术中应用是十分广泛的。在绘画方面，“咫尺有千里之势“；在诗词方面，“五绝只字，最为难之，必言短而意长而声不足，方为佳矣。“园林之佳者如诗之绝句，词之小令，皆以少胜多，以咫尺面积创无限空间：小何以大?小是客观的，指园林的面积，大是主观的，指人的感受。大通过小而体现出来。在禅宗看来，规定性越小，想像余地就越大，因而少能胜多，只有简到极点，才能余出最大限度的空间去供人们揣摩与思考。正如沈三白《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中所说的那样“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以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除了以小见大的创作方法以外，园林中的“淡“也是源于禅宗思想。园林的“淡“可以通过两方面来体现。一是景观本身具有平淡或枯淡的视觉效果，其中简、疏、古、拙等都可构成达到这一效果的手段。一是通过“平淡无奇“的暗示，触发你的直觉感受，从而在思维的超越中达到某种审美体验。

事实上，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文化思想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以及人们对自然美的认识和追求，常常与社会的剧烈变革、政治动荡以及思想活跃程度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老庄对自然美的整体认识，那恰好是周王朝衰落，群雄割据，战乱连年的时代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两汉国力强盛，这时儒学上升为正统独尊的地位，人们的心理特征是普遍的人世和进取精神。为国家效劳、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是士大夫普遍追求的人生理想，对个体自我意识的要求和发展处在次要的地位，对自然美的追求也不是社会的主流。因此，时代本身不具备对自然美作深层次发掘和开拓的土壤和条件。对自然美认识是在东汉衰落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得以深化。无独有偶，私家园林、山水诗画都出现及勃兴于这个时代：魏晋南北朝，以儒道结合玄学进一步发展，在艺术上提出“言不尽意“、“悟对神通“的理论主张，使山水诗画的创作达到了一个追求形外之意的境界。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现出对自然美的一种怡然、闲适的深远情思。中唐以后，士大夫艺木思维层次得到了提高和深化。由于盛唐自安史之乱以后转入哀落，士大夫的心理又依次失去平衡，这时糅合了老庄和玄学的禅学得到迅速的发展。它所提倡的直觉体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心悟、顿悟的领悟方式对艺术创作有了深远的影响。于是，人们在追求自然美的过程中，总喜欢把客观的“景“与主观的“情“联系在一起，把自我摆到自然环境之中，物我交融为一，从而早创作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准确抓住自然美的精华，并加以再现。因此，含蓄的意境美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唐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涌现出大批禀受山川英灵之气而天赋极高的诗人。他们“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接下来我搜集了盛唐有哪些诗人，仅供大家参考，希望帮助到大家。

　 盛唐有哪些诗人

　李白、杜甫、王维、张九龄、孟浩然、王昌龄、贺知章、王之涣、刘长卿、岑参、高适

　 盛唐的诗人群体

　 一、王维与创造静逸明秀之美的诗人

　王维和孟浩然 以王、孟为中心的其他诗人 隐逸情结与山水情怀对诗境创 造的意义 神宗思想对诗歌感情格调的影响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代表作家，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后家于蒲（今山西永济），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从15岁起，他游学长安数年，并于开元九年（721）擢进士第，释褐太乐丞，因事获罪，贬济州司仓参军。此后他开始了亦官亦隐的生涯，曾先后隐居淇上、嵩山和终南山，并在终南山筑辋川别业以隐居。他也向宰相张九龄献诗以求汲引，官右拾遗，又一度赴河西节度使幕，为监察御史兼节度判官，还曾以侍御史知南选。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乱起，至德元年（756），叛军攻陷长安，他被迫接受伪职。次年两京收复时，他因此被定罪下狱；但旋即得到赦免，不仅官复原职，还逐步升迁，官至尚书右丞。不过，王维晚年已无意于仕途荣辱，退朝之后，常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于上元二年（761）卒于辋川别业，年六十一。

　在当时许多想建功立业以扬名不朽的才士一样，王维早年对功名亦充满热情和向往，有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他在《少年行》中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其《送张判官赴河西》诗则云：“沙平连白雪，蓬卷入黄云。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声调高朗，气魄宏大。王维赴河西节度使幕时到过塞外，他出塞前后写的诗，如《从军行》、《观猎》、《出塞作》、《送元二使安西》等，洋溢着壮大明朗的情思和气势。其《使至塞上》云：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以英特豪逸之气融贯于出色的景物描写之中，形成雄浑壮阔的诗境。那无尽的长河、广阔地平线上的落日、大漠孤堡上的烽烟，透露出诗人走马西来天尽头的豪迈气概。

　但奠定王维在唐诗史上大师地位的，是其抒写隐逸情怀的山水田园诗。他精通音乐，又擅长绘画，在描写自然山水的诗里，创造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的静逸明秀诗境，兴象玲珑而难以句诠。如《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在清新宁静而生机盎然的山水中，感受到万物生生不息的生之乐趣，精神升华到了空明无滞碍的境界，自然的美与心境的美完全融为一体，创造出如水月镜花般不可凑泊的纯美诗境。

　空明镜界和宁静之美，是王维山水田园诗艺术的结晶。因心境空明，他对自然的观察极为细致，感受非常敏锐，像画家一样，善于在动态中捕捉自然事物的光和色，在诗里表现出极丰富的色彩层次感，如：

　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

　日落昏暗，愈显江湖之白色；潮来铺天，仿佛天地也弥漫潮水之青色。一是色彩的相衬，一是色彩的相生。日色本为暖色调，因松林青浓绿重的冷色调而产生寒冷的感觉，这是条件色的作用。红叶凋零，常绿的林木更显得苍翠，这翠色充满空间，空濛欲滴，无雨而有湿人衣之感，这也是条件色的作用。至于“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则淡远迷离，烟云变灭，如水墨晕染的画面。王维以他画家的眼睛和诗人的情思，写物态天趣，宁静优美而神韵缥缈。

　在当时，与王维齐名而同样以写自然山水见长的诗人是孟浩然。他的生、卒年均早于王维，但成名却在王维之后。

　孟浩然（689～740），襄阳人，是盛唐诗人中终身不仕的一位作家。40岁以前，他隐居于距鹿门山不远的汉水之南，曾南游江、湘，北去幽州，一度寓寄洛阳，往游越中。开元十六年（728），他入长安应举，结交王维、张九龄等人，开始遍交诗坛群彦。次年赋诗秘省，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 一联名动京师；但却不幸落第。随后，他南下吴越，寄情山水。开元二十五年（737）入张九龄荆州幕，酬唱尤多。三年后不达而卒。

　在他人眼中，孟浩然是位地道的隐逸诗人。李白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赠孟浩然》）其实，孟浩然并非无意仕进，与盛唐其他诗人一样，他怀有济时用世的强烈愿望，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诗云：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这首诗是赠张说的（一说赠张九龄），“临渊羡鱼”而坐观垂钓，把希望通过张说援引而一登仕途的心情表现得很迫切，有一种不甘寂寞的豪逸之气。故诗写得境界宏阔、气势壮大，尤其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是非同凡响的盛唐之音。

　孟浩然禀性孤高狷洁，虽始终抱有济时用世之志，却又不愿折腰曲从。张九龄可举荐王维，却无法举荐他。当他求仕无门，而且应举落第后，就高吟“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放弃仕宦而走向山水，以示不同流俗的清高。他在《夏日南亭怀辛大》中说：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

　抒发自己独自乘凉时的感慨，一句“恨无知音赏”，表明了诗人清高自赏的寂寞心绪。以山水自适的情怀，融入池月清光、荷风暗香和竹露清响的兴象中，顿觉清旷爽朗。净化了的情思，用提纯的景物表现，有种单纯明净的美。

　由于生活环境和性格气质的不同，在诗的写法和艺术风格方面，孟浩然与王维是有区别的。他的山水田园诗，更贴近自己的生活，“余”、“我”等字样常出现在诗里。如《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又如《与诸子登岘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出现在孟浩然诗里的景物描写，常常就是他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带有即兴而发、不假雕饰的特点。如《春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写自己春晓时的感觉，不经意的猜想中透露出明媚宜人大好春光，似有惋惜之情，却又无迹可寻。诗语自然纯净而采秀内映，相较而言，似比王维的诗更显淳朴，更接近陶渊明诗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

　孟浩然一生多次出游，而且偏爱水行，在乘舟漫游吴越水乡的过程中写了不少山水诗。遇景入咏时，他常从高远处落笔，自寂寞处低徊，随意点染的景物与清淡的情思相融，形成平淡清远而意兴无穷的明秀诗境。

　王维和孟浩然在盛唐诗坛享有盛誉，影响很大。崔兴宗称王维为“当代诗匠” （《酬王维》诗序），王士源说孟浩然的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矣”（《孟浩然集序》）。当时，以王、孟为中心，还有一批诗风与他们相近的诗人，如裴迪、储光羲、刘昚虚、张子容、常建等。

　裴迪曾与王维一起隐居终南山，在生活情趣和创作风格方面受王维的影响很深。他的《辋川集二十首》就是两人的唱和之作。如《华子冈》：

　落日松风起，还家草露稀。云光侵履迹，山翠拂人衣。

　这是他写得较好的一首诗，虽远不能与王维的同题之作相比，但力求把诗写得明净一些的创作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

　储光羲的生活经历较为曲折。他登进士第后任安宜等地县尉，不久辞官归乡，曾与王维等人隐居终南山多年。旋又出仕，在安史之乱中被叛军俘虏，接受伪职。后因此而被贬窜南方，卒于贬所。他的诗留存下来的比较多，《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田家杂兴八首》、《田家即事》等，是其直接写田园生活的代表作。在这些诗中，由于作者想表达的是返朴归真、养性怡情的思想，言玄理的成分较多，艺术上并不成功。储光羲写得较好的诗，是《杂咏五首》、《江南曲四首》等表达隐逸情趣的作品。如《杂咏五首》里的《钓鱼湾》：

　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

　由杏花春水和潭荷游鱼构成的明秀小景，融进诗人的敏锐感受和怡静心情，确有一种“格高调逸，趣远情深”（殷璠《河岳英灵集》评语）的韵味。在风格的自然淡远方面，与孟浩然的诗十分接近。

　刘昚虚和张子容也是诗风与孟浩然相近的诗人。他们都是孟浩然的朋友，彼此之间常有唱和，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如刘昚虚的《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

　木叶纷纷下，东南日烟霜。林山相晚暮，天海空青苍。暝色况复久，秋声亦何长。孤舟兼微月，独夜仍越乡。寒笛对京口，故人在襄阳。咏思劳今夕，江汉遥相望。

　一种绵长的思友之情，寄寓于水长天阔的遥望之中，诗境澄淡清远。

　张子容也有类似的诗作，如《除夜乐城逢孟浩然》、《送孟浩然归襄阳二首》等，写得较好的是《泛水嘉江日暮回舟》：

　无云天欲暮，轻鹢大江清。归路烟中远，回舟月上行。傍潭窥竹暗，出屿见沙明。更值微风起，乘流丝管声。

　写行舟江上时所见的景色，诗境清逸淡雅，与孟浩然的诗相似，但气味较薄而终逊一筹。

　与王、孟诗风相近的诗人中，常建的创作成就最高。他中进士后曾当过一段时间的县尉，但大部分时光隐居于终南山和武昌江渚。他写归隐生活的山水田园作品，多孤高幽僻的隐逸风调，其灵慧秀雅和空明寂静，与王维诗十分相近。如《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馀钟磬音。

　把深山古寺的清幽和山光潭影的空明，写得极为真切，通于微妙至深的禅境。心无纤尘的幽远情思，融入万籁俱寂的宁静之中；而清润悠扬的钟磬声，又显出了静中之动，传达出生气远出的缥缈韵味。

　这种表里澄澈的明秀诗境，不仅使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如常建在《江上琴兴》一诗中所说：“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泠泠七弦遍，万木澄幽阴。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枝，可以徽黄金。”清心澄虑，静观山水而生情，情具象而为景；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交融互渗而构成晶莹美妙的诗境。

　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大量出现，与隐逸之风的盛行有直接的关系。这一时期的诗人，多有或长或短的隐居经历；即便身在仕途，也向往归隐山林和泛舟江湖的闲适逍遥，有一种挥之难去的隐逸情结。

　但在盛唐士人中，那种消极遁世、为隐居而隐居的纯粹隐者是没有的。有人以归隐作为入仕的阶梯，于是有“终南捷径”之说。而更多的是将归隐视为傲世独立的表现，以入于山林、纵情山水显示人品的高洁；进而把返归自然作为精神的慰藉和享受，寻求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纯美天地。大自然的山水之美，确具有某种净化心灵的作用，能涤污去浊、息烦静虑，使人忘却尘世的纷扰，产生忘情于山水而自甘寂寞的高逸情怀。

　这种山水情怀对于明秀诗境的创造十分重要。因唯有甘于寂寞，才能对自然有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感觉，才能以一种虚灵的胸襟去体悟山水，由实入虚，一片空明，向外发现了山水的美，向内发现了自己的真性情。孟浩然的纵情山水，还不时流露出深感寂寞的孤独；王维晚年的归隐，确已达到了他在《裴右丞写真赞》里说的“气和容众，心静如空”的“无我”境界。因此，在表现自然山水的宁静之美方面，王维诗的心态更具典型意义。

　王维《山居即事》说：“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这是他独自隐居山中时的心态写照。由于生性好静而自甘寂寞，他能把独往独来的归隐生活写得很美，其《酬张少府》说：“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无心于世事而归隐山林，与松风山月为伴，不仅没有丝毫不堪孤独的感觉，反而流露出自得和闲适。

　著名的《辋川集二十首》，是王维晚年隐居辋川别业时写的一组小诗，将诗人自甘寂寞的山水情怀表露得极为透彻。在明秀的诗境中，让人感受到一片完全摆脱尘世之累的宁静心境，似乎一切情绪的波动和思虑都被净化掉了，只有寂以通感的直觉印象，难以言说的自然之美。如：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

　一则说“不见人”，再则云“人不知”，复又说“寂无人”，在常人看来，该是何等的孤独寂寞！而王维则不然，因他所欣赏的正是人在寂寞时方能细察到的隐含自然生机的空静之美。那空山青苔上的一缕夕阳、静夜深林里的月光、自开自落的芙蓉花，所展示的无一不是自然造物生生不息的原生状态，不受人为因素的干扰，没有孤独，也没有惆怅，只有一片空灵的寂静，而美的意境就产生于对这自然永恒的空、静之美的感悟之中。

　在王、孟等人的隐逸心态里，有一种脱情志于俗谛桎梏的义蕴；其心无滞碍、天机清妙的精神境界，比前人单纯心系归隐的山林歌咏要高一个层次。这也使他们向往的隐逸，超出了一般意义上苟全性命的避世隐居，具有更为丰富和新鲜的思想文化蕴涵。

　王维很早就归心于佛法，精研佛理，受当时流行的北宗禅的影响较大，晚年思想又接近南宗禅，撰写了《能禅师碑》。孟浩然、裴迪、储光羲、刘昚虚、常建等人，也都与禅僧往来很密切，作诗深受禅风的熏染。他们的山水诗创作，从观物方式到感情格调，都带有受禅宗思想影响的文化义蕴，饶有禅意和禅趣。

　佛禅思想对王、孟等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无生”观念。王维作于早年的《哭殷遥》诗云“忆昔君在日，问我学无生”。直至晚年，他在《秋夜独坐》中还说：“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同样，孟浩然《还山贻湛法师》说：“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其《游明禅师西山兰若》则云：“吾师往其下，禅坐证无生。”此外，储光羲在《同王十三维哭殷遥》诗中亦说： “故人王夫子，静念无生篇。哀乐久已绝，闻之将泫然。”等等。“无生”之说，出于佛典里的大乘般若空观，是“寂灭”和“涅槃”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流行于唐代士人中的《维摩诘经》里，就有“无生无灭是寂灭义”的说法。学无生所要达到的是一切毕竟空的“无我”之境。在《能禅师碑》中，王维说六祖慧能“乃教人以忍曰：忍者无生，方得无我。”孟浩然《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则云： “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迷心应觉悟，客思未遑宁。”他们学无生的具体方法是坐禅，即静坐澄心，最大限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让心体处于近于寂灭的虚空状态。这能使个人内心的纯粹意识转化为直觉状态，如光明自发一般，产生万物一体的洞见慧识和浑然感受，进入物我冥合的“无我”之境。

　这种以禅入定、由定生慧的精神境界，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体悟到的一种心灵状态，对王、孟等人的艺术思维和观物方式影响极大。当他们从坐禅的静室中走出来，即习惯于把宁静的自然作为凝神观照而息心静虑的对象，从而使山水诗的创作独具慧眼，由早期的写气图貌和巧为形似之言，进入到“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王昌龄《诗格》语）的意境创造。魏晋以来用玄学意味体会自然的山水审美意识，演进为以禅趣为主而契入禅境，禅境常通过诗境来表现。如王维《终南别业》里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尽处，自然也就是深山空静无人处，人无意而至此，云无心而出岫，可谓思与境谐，神会于物。诗人着重写无心，写偶然，写坐看时无思无虑的直觉印象，那无心淡泊、自然闲适的“云”，是诗人心态的形象写照。对境观心而道契玄微，静极生动、动极归静、动静不二的禅意，渗入到了山情水态之中，化作天光云影，空灵而自然。

　与坐禅相关联，王、孟等人多喜欢写独坐时的感悟，将禅的静默观照与山水审美体验合而为一，在对山水清晖的描绘中，折射出清幽的禅趣。如王维《秋夜独坐》中的“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里的“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以果落、虫鸣、鸟声反衬山林的静谧，寄寓诗人的幽独情怀。再如孟浩然的《万山潭作》：“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又《武陵泛舟》：“水回青嶂合，云度绿溪阴。坐听闲猿啸，弥清尘外心。”所写景物虽有不同，但都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清幽寂静的情思氛围。类似的感情格调，亦多见于与王、孟诗风相近的其他诗人的作品中，形成了偏于表现自然山水宁静之美的清淡诗风。

　拈花微笑的空灵境界，是禅的最高境界，也是王、孟等人在山水诗创作中所追求的艺术极境。在他们创造的明秀诗境中，既有澄澹精致的宁静画面，又有绵邈灵动的情韵，能于空静中传出动荡，平淡里秀出幽深。倡导神韵说的王士祯说，王、孟等人的诗多入禅之作，所举诗句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 “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常建）；“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孟浩然）； “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刘昚虚）等。认为其“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带经堂诗话》卷三）。其实，这些诗句表现的是诗人静观寂照时感受到的自然界的轻微响动，以动写静，喧中求寂，超以象外而入于诗心，显示出心境的空明与寂静。此外，王、孟等人还善于写静中之动，如静谧山林里的一声鸟叫、清潭中的游鱼、深山古寺的几杵疏钟等，能于空寂处见生气流行，清幽禅趣转化为诗的悠远情韵，更显冲淡空灵。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多带有禅意和禅趣，但像王维那样直接契入空灵禅境的并不很多。王维诗独具特色的宁静之美和空灵境界，奠定了他在中国山水田园诗发展史上他人难以企及的正宗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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