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视剧与哪一部更有韵味更有看头?

那要看你喜欢看什么类型了

《大长今》 在韩国播出后，收视率直逼60%的奇迹，观众反响空前热烈。在众多的褒扬声中，最难得的评价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韩国国民电视剧”；香港无线电视台热播，平均收视率突破40点大关，创下自2000年以来最高黄金时段收视纪录。

根据《朝鲜王朝实录—中宗实录》中的记载，徐长今是朝鲜历史上首位女性御医。史书上有关这位传奇人物着墨不多，只陆续有片言只语记载，提到中宗十分信任大长今，将身体完全交给她诊断，还下赐很多赏赐。可惜最好的的医官，也不能抗拒生老病死的定律。

有一本名为《李朝鲜国医官散札记》的书，对长今的描写较详尽，用了约250字提及她在针灸和食疗方面的研究：“医女长今，其姓亡佚，今时人不可查，十一代中宗王十八年奉运承旨受封钧号大长今……在其，龙体尚无医女受治之先，中宗准之，使乃信非长今之名亦得受载之故今谓食疗，大曰‘檀罗补气汤’……后弘文馆儒生朴善道赋诗云：檀罗开国第一女，始为水刺继内医，皇苑护生冠杏林，承旨获赐大长今，当为一代女仕杰……”字数虽少，但从两书的记载中，证实徐长今，确有其人。有说她在中宗去世后受罚流放到中国。后由王后恢复身份，至明宗1566年病逝。

长今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女子。医术精湛，所煮调的药膳食补亦非常美味。直到今天，长今的药膳与针灸秘方，仍在韩国中医界得到广泛研究和推广。

《大长今》一剧中，经常有提及与明国的交往，所谓明国，即中国的明朝。

中朝关系，源远流长。最早的记载，应该是孔子所称的“殷末三仁”之一箕子封于朝鲜故事。在中国，“箕子朝鲜”一事由于与西周的关联而被着重记载于史籍，孔子以后这些史籍被选定为儒家经典。在朝鲜韩国方面，记载了“箕子朝鲜”内容的《三国史记》等书编成于11世纪以后，应当是接受了中国儒家的记载而来。这段史实经文化学等多方考证，可确证为信史。

古代朝鲜历史与中国历史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其间虽国土、政权屡有更迭，但始终与中国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古代和近代史上的朝韩半岛，举凡礼制、政治制度、经济、科技、艺术、风俗等，均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自新罗、高丽王朝以来，“虽域居海岛，然禀受正朔，遵奉儒学，乐律同和，度量同制”，他们以能够记诵中国古典文学的章句或吟咏中国诗歌而自豪。

1392年在明朝的帮助下，李成桂夺得政权，并向明称臣。明太祖朱元璋钦定了“朝鲜”作为李氏政权的国号，这是“朝鲜”作为国号的开始。明定朝鲜为永不征讨之国，朝鲜尊明为永世的父国和天朝，采用明年号，明和朝鲜正式以鸭绿江作为边界，至此后700年再无大变更。李成桂制定了与明王朝和睦友善的邦交国策，积极输入汉文化，努力发展朝中睦邻关系，开创了两国关系史上最为亲密的时代。公元1400至1418年在位的李朝第三代国主李芳远是明正式册封的第一位朝鲜国王。李氏朝鲜以新儒学思想为立国之本，李成桂把建立儒学机构放在第一位，以创立一个儒教国家。李朝名臣徐居正尝作诗云：“明皇若问三韩事，文物衣冠上国同。”朝鲜风俗也类似中国，“崇尚信义而笃儒术”、“衣冠制度悉同中国”。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大长今》受到了不少观众朋友的好评，或许有对于历史的好奇，或许有对于与中国文化相近同源的传统文化的喜好

《大长今》的人物总体来讲，性格比较鲜明集中，没那么多矛盾冲突，这让我疲劳于多面性格的审美得到了一定放松，也可见情节还是故事创作的第一要素，人物内心世界比他的境遇经历还复杂，徒然让人觉得性格太过纤细矫情。懒多叙，急于八卦这些人物，从别人讲得少（主要是因为可挖掘的东西确实有限）但我喜欢看的人讲起吧。

令路

真不好意思，怎么第一个喜欢看的是她呢？(是喜欢看，不是喜欢)今天在百度今英吧看见一个回贴：“如果你喜欢今英那么你也是个坏人了？”虽然我觉得单纯点的性格看上去省心，但“单纯”到这个弱智的地步还是不能接受。据统计，虽然崔家二女是《大长今》里最坏的人，但最招人讨厌的却是令路，人家喜欢今英都是坏人了，那我喜欢看令路的戏得成什么了？看花絮，扮演令路的李玲诗从不多的几次发言中就多次流露出对李英爱的羡慕，明确表示如果拍续集，最想扮演大长今，羡慕李英爱有那么多FANS追捧等等。敢于直接承认自己渴望得到火热的名利，真是很大方的人。与她相对应的，闵尚宫的扮演者就成熟多了，在回答记者问的“在续集中最想扮演谁”的问题时，乖巧的回答“姜德久的妻子”。显然实际而礼貌分寸感很强。

都说演员是个很靠运气的职业，这话当然是建立在无数活生生的实例上得出的箴言，但仅凭以上一点花絮，也能看出，并非全然如此。导演在选择演员的时候还是本能的会选择气质与角色相近的演员让其本色出演的。比如扮演今英的洪莉娜从花絮中那一点出镜就表现出明显的“公主气质”了，比如在玩笑中也处于不主动的地位，由甄美丽爆出的一点生活花絮更流露出她珍重芳姿的种种迹象；而甄美丽性格开朗，恐怕导演后来劝她放弃韩尚宫这个比较古板严肃的角色并不是偶然。由此更可印证李玲诗与令路性格的相通之处。注意，我说的是性格，不是人品。

令路的行事说话，只能用完全透明化来形容。有这样一个爪牙，崔家姑侄多深沉的心机都要暴露在朗朗乾坤之下。如果你想了解二崔现在惦记着什么，只要去看令路的动态就八九不离十了，观测令路不是难事。令路一出场，就把自己的年龄、背景不打自招的展示出来，叔父在宫中的职位和宫外不大体面的营生都一次性的抖搂干净，这大概是一种不自信的暴发户心理。从后面的剧情可以了解到，令路引以为荣的叔父并不是天生地位显赫，而是因做了损人利己的邀功行为由地位低下的巴只升为大殿别监的。其实应该并不是所有来自下层劳动人民家庭的孩子都会在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的家境不如别人，从而产生担心别人看不起自己的防卫心理，这些分别心都是大人早早教给孩子的，孩子在一起玩时只管合得来合不来，哪懂那些大人才懂的玩意？只要父母个人修养端正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灌输给他家庭背景与个人好坏无关的概念，富人家的孩子也不会因家自傲，穷人家的孩子也不会因家自惭。显然令路的家长因时代和个人素养的限制，过早的把他们的世俗思维方式烙印在令路的基础性格上。

二崔还让不少人同情理解的基础是，他们专业水准毕竟不低，只倒霉在遇上了天降克星大长今，如同一个女跳水运动员不幸与高敏伏明霞生在同一时代，一个**演员与张曼玉一起被奖项提名一样，没处说理。但令路纯粹是走行政路线，靠巴结二崔保障事业。内人们新味祭的时候，她的手艺还是倒数第一的。对这样的人，我真是不知道他们的心机算深算浅。你说她城府深，她群众基础单薄，几乎除了她所要巴结的上司，没人喜欢她。不必和她有什么利益冲突，她就会平白的欺负平辈的同事（连生）或对人家颐指气使（阿昌），在等级森严的宫廷里，连对地位低于她的小宫女，她也压不住台面，只会对人大吼大叫，甚至她刻意讨好的今英，其实也看她不起，只是利用她做工具而已，所以在杀掉她的问题上今英毫无不忍之心。可要说她没心眼，她又无时无刻不在算计着未来的前途，如何搞好与上面的关系，想得比谁都远，而且事实上，也着有成效，起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她的地位混的在同时期入宫的人中，算高的。如果不是长今回宫造成情势的戏剧性变化（事情只要有长今参与，就要呈现逆着大趋势的走向，故可当做特例考虑），令路的仕途是在她的能力范围内走到最高限度了。这也许是民主不发达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或者政治道路就是如此，看似浅薄的令路经常说出经典的政治要略，诸如“关键是要站对了立场”之类，而且她身体力行得非常彻底，结果本来也是成功的。

　我从开始说的就是我喜欢看令路的戏，不是令路。因为以令路这种小冷猫子专拣热炕头钻的性格，作为配角，会让她孤立出现吗？换句话说，令路的出现预示着有热闹看了。而且因为她性格透明，所以常会把各自阵营中潜藏的矛盾激发出来，让本来暗中较劲的双方的下层代表（就她自己和连生）发生小规模浅层次甚至肌肤相接的冲突，想想，70集的韩剧，不指望这些调剂哪看得下去？

连生

本来不想这么早就提到连生，因为她算比较靠核心的人物，起码比阿昌、闵桂烈、姜德久夫妇重要些，但写完令路，自然就想写她了。她和令路就像《红楼梦》里的娇杏和香菱、卜世仁和倪二一样，是一副对仗人物，故顺其自然的想先说说她。

令路不丑，赶上天时地利人和，还能产生相当漂亮的效果，但如网友所说，那撇着嘴角奸笑的招牌表情，让人一看见就“恶向胆边生”。连生则正好相反，《红楼梦》对美女做出过一个精到的阐述，举凡一个美女，必有一点缺憾。其实一点缺憾不足以破坏美的全局，但缺憾却使美丽有了个性，反增加了美感。连生和令路协作，证实了一句老话：“不因美丽而可爱，只因可爱而美丽。”只要基调是美丽的，缺憾就是美丽的个性；可如果基调是丑恶的，亮点也成了丑恶的符号。情人眼里出西施就这个道理。我很同情令路的演员，演完这么一个深入人心的恶女之后，她的美丽也将在很多人心目中形成与丑恶有关的条件反射。

连生的家庭好象也和令路正好相反，令路家有点穷人乍富的感觉，连生家则好象本来社会地位不低但已在经济上陷入没落。虽然穷，你却能从连生身上体会到浓浓的亲情之爱包绕着她，如同哈利波特有母亲爱的护佑百邪不侵一样，连生心中深厚的爱的积淀也使她在这集中了名利斗争的宫廷里“万花丛中过，半点不沾身”(上有韩版武则天做着皇后，单纯是比任何心机都有效的保护，真是善人天佑）。《大长今》里几乎每个孩子的出场都展现了他们一生都不改变了的最重要的特点，长今好奇爱动生命力旺盛，今英深情而制己对家族责任很早就有深切的认识，小连生一出场（我忍不住说一句，小连生长得太可爱了）就是受欺负而拙于反抗。连生爱哭，但我不认为她胆小，我觉得她只是不善于表达而已。不必举后来长今和韩尚宫被发配时连生坚持她们的料理理念的这个例子，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只第一次出场，她的乌龟被令路扔出去，小连生几次想出去拣都被令路揪回来，她不和令路争辩一是她拙于辞令，二是她急着想出去拣乌龟，等长今把乌龟替她拣回来之后，长今指责令路的种种跋扈行径，如果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就会在旁边看着长今去出头了，但小连生是主动的连声附和，表明立场，让人明白她只是不善于表达出心中的想法，只要有人替她把话说了，她肯定积极支持。为什么小连生拙于辞令呢？个人观察所见，一般肢体语言比较丰富的人，口头语言可能相对笨拙一些。比如杨丽萍，就是个用舞蹈说话的人，平时生活中是非常文静寡言的。连生爱哭也是肢体语言的一种，她是口头表达不很发达的人，人的感情郁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用她最擅长的方式表达出来，比如林黛玉就要写诗，而且一般的七言五言还不够，一定要写歌行体才足致其兴，连生就选择肢体语言——哭！所以她的哭是最有表现力最能打动人心的，皇帝正在她表现得最酣畅淋漓的时刻邂逅了她，被这时的她吸引也就在情理之中。所以大长今剧情上很多看似偶然的东西都是能在理论上说得通的，它的成功如它的情节设计一样不是简单的偶然。连生拙于辞令很可能是从小与母亲以身体语言交流比较多，比如抱抱拍拍什么的，这种交流方式，最原始最亲密最直接的传达了深厚的母爱也最不用语言，顶多用简单的语句意思意思就行了。这样的母亲养出来的孩子，心中的爱就像茶壶里的饺子，装得再满也甭指望流畅的从那小嘴里倒出来，实在憋的难受，它能把茶壶盖顶翻了喷你一脸，让她拿嘴宣泄？你看中宗皇帝亲自问都问不出来还对连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啥怀疑吗？

总体来讲，《大长今》是部正剧，人物有历史原型，主题正面，制作精良，如果在中国，必定会让中国交响乐团伴奏主题曲，毛阿敏、韩磊等主流歌手演唱片尾曲，谷建芬、赵季平为插曲谱曲，等你把一部几十集的剧集看完，大部分老百姓不记得演员叫什么，而只记住了他塑造的人物。甚至这些人物也是史书记载的形象化，并不亲切，而只觉得我们又给子孙后代留下了点什么，让儿孙们即使不爱看书，也能获得标准的官方历史知识。这估计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热情过度的指责电视剧戏说太甚的原因，原来人家把教历史的重任都交给电视台了。

不得不说，《大长今》中的小人物都比我们很多历史大剧中的大人物深入我心。我绝非哈韩一族，说句让您见笑的话，韩剧火成那个样子，我连宋惠乔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唯一从头看到尾的韩剧就一部《大长今》，其它的加一块看了不到5小时。我只是就电视谈电视而已。

说这是部正剧，但它在任何时候都不让人觉得说教压抑，即使是小长今爹妈齐死的塌天大事，苦闷无助的气氛也没有持续多久，而且很快就转向了生活喜剧，这逆转乾坤的任务由姜德久一家完成。

按说这家人实在不符合幸福之家的指标，不仅不幸福，还挺悲惨呢。当家的男人夫纲颓堕贪酒好色，主事的女人凶悍泼辣全无传统东方劳动妇女标志性的善良温婉，勤劳倒是真勤劳，但姜大婶的勤劳流于市侩。孩子呢，更甭提了，生养时难死不难，就说古代医疗条件差，可那点死亡率也不能全让姜家来提升吧。可你能从剧中在这家人身上感到一丝生活的丧气吗？不仅不丧气，别人丧气的时候，还指望这家人提气呢。

你说大婶市侩又凶悍，可人家在家庭中地位之稳固却非无数温柔婉约的才女佳人可比。依稀记得在李清照生活的年代里曾有位与她齐名的才女叫什么淑贞来着，因不幸嫁给一个不学无术不懂欣赏其才华的男人，年纪轻轻抑郁而终，她的父亲怨才气毁了女儿一生的幸福，含恨焚掉了她的诗稿，因此她的词作没有像李清照一样流传广远，以至今日寂寂无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令我辈粗蠢恐龙欢欣鼓舞的结论：家庭地位的稳定与女子才华性情无必然关联。那与什么有关呢？与家庭需要有关。姜大婶千般不是，却有一点极是：她符合家庭最迫切的实际需要。姜家缺什么？缺钱。

姜大婶虽是一介村妇，却身负绝学。姜德久的熊掌谁教她做的？姜大婶！姜家卖的酒谁酿的？姜大婶！谁捕捉一切机会扩大姜氏酒业知名度？姜大婶！她虽然七出之条犯了大半，但姜家缺不了她。因为有她，姜家才成家，因为她强烈的经营意识，才使这个只有两人的小组织，时刻充满活力，仿佛前头有大把好日子等着他们去争取，他们要攒足劲挣钱，挣了不花，继续挣，不管挣完干什么，先攒着再说。把握一切机会挣钱，不管正当与否，人家问个路也要报酬，不管于你是不是雪上加霜，不管于她是不是举手之劳，总之姜大婶是穷过的人，是用自己的劳动与贫穷做斗争的人，她没读过书，严酷的生活就是她的书，她不同情弱者，只管利益交换。这冥冥中想必也损了阴德，结果这个强人姜大婶绝了后，原来上天不管你自己觉得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天经地义，它就是古板的偏爱傻好人。但老天爷自己也是厚道的，公正的，它不绝人之路，姜大婶承受了绝嗣的报应，也迎来了老来有靠的因果。这其实应该主要归功于长今感动人的性格，姜大婶当初对她并不好，甚至敲诈过她的母亲，但她不记恨，她只记得姜大婶收留她，虽然姜大婶收留她明摆着是占她便宜，但小长今还是由衷的感恩。她手脚不停的劳动，治疗姜大婶繁重的家庭劳动中劳损了的腰肌，这么小的孩子却那么懂得体贴别人，想人所想急人所急，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谁都会说，在巴结上司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只要想做人人也都那么善于设身处地。但将这个习惯融入性格和气质的人，太少了。每当看到有人劝说别人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时候，不要嗤之以鼻，嫌人家老生常谈，其实你没真正明白人家的意思。那不是说你不懂这个道理，现在很多早熟的孩子上小学就会头头是道的论述这个大道理了；也不是说你不会做，对自己试图讨好的人，只有少数人总是笨拙的把马屁拍马脚上。其实关键在于，有几个人把设身处地这项品质融入自己的性格——那不可抗拒的性格，即使在与眼前实在的利害发生冲突也控制不住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性格。长今以悬殊的实力差距与崔尚宫进行的角逐最高尚宫竞赛中，每次胜利都是长今一项代表性优点的胜利，其中之一，就是她发明了石锅拌饭。她设身处地的想到吃饭的人在这微冷的季节吃了那么多冷菜，脾胃多么渴望温热的饭食啊。多么简单，谁能想到？长今的爱情是怎么赢来的？要不是她设身处地想着闵政浩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就会死去，她能冒着不能按时回宫的危险采药、制药、敷药吗？如果不是她这不可抗拒的性格，她的白马王子前十集就翘了。这类例子不胜枚举。长今的友情、亲情、爱情都不是简单的运气送来的，也不是强硬的手段争取来的，更不是绝对出众的才华吸引来的，而是不可抗拒的性格决定了的。长今啊，总是那么善于把不幸的相逢化做大幸的相知。

再说

说到钱钟书，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想到《围城》。《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一部小说，也就是这唯一的一部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作品，问世之初并未风靡全国，而是遭受了不应有的冷遇和非议，被当时的社会所忽略。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极力推崇《围城》，钱钟书因而第一次被写入文学史。《围城》也因此一版再版，印行了几十万部，并被译成英、法、俄、德、日、丹麦、荷兰、韩等十多种文字，被介绍到世界各国。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第四代导演黄蜀芹执导了根据《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并大获成功，引发了当时的‘围城热’。电视剧《围城》让钱钟书走出书斋，深入大众；《围城》作为畅销小说被搬上各大书店的书架，成为九十年代的绝唱。《围城》这才从真正意义上体现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随着《围城》的再度走红，钱钟书也在一夜之间成了中国文化的泰山北斗，作为学者的钱钟书在作为作家的钱钟书面前黯然失色。

《围城》写于一九四六年，作为沦陷区文学，《围城》的题旨并不像其题目一般革命化，它所反映的偏偏就是和革命毫无瓜葛的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弊端。作品对当时社会环境着墨很少，对所谓的历史背景，时代风云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从这一点说来，《围城》偏离了当时文坛的审美情趣，但也正因为如此，《围城》才具备了有别于同时代大多数作品的鲜明的独特性。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围城》这样的作品是非常鲜见的。在此之前没有，在此之后也没有。

从作者自身看，像钱钟书这样兼具研究才能和创作才能的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多。有不少研究者和评论家，在文学研究方面很有成就，眼光很犀利，能够道出常人不能道出的东西。但要他们动手创作作品，就不大可能了。像钱钟书先生那样既有学问，又能进行文学创作的人，实在是很少。从这个意义上讲，《围城》是一部学者的作品，而迥异于其他作家的创作，因而具有其多方面的独特性。

从作品本身看，这部作品的对象是大学高级知识分子，以这样的主题，没有一定的功力，最多只能在知识分子圈内传阅。以《围城》改编的电视剧，能够突破这一读者范围，让普通观众都对这样的文学描写产生兴趣，实在难得。可以说，直到今天，同类型的小说仍没有一部能够超越《围城》。

下面，本文仅从三个方面浅析钱钟书《围城》的独特性。

一、共性化的人物定型。

《围城》里人物的身份是定位的，但人物所处的社会是普遍化的。它不以特定社会下的典型人物为目的，而是反映共同的人性、生活世态。换言之，钱钟书的《围城》超越了特定时代的人性百态。因此，这部40年代的作品能在九十年代走红，并能吸引当代的读者，实属情理之中。

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但我们未尝说得出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名字，更不会将他们与我们自己身边的人物直接联系起来，只有少数作品例外。如鲁迅先生《阿Q正传》中的阿Q。我们将那些具有精神胜利法的人物，称之为阿Q式的人物。而钱钟书《围城》中的人物，也享有这样的特殊待遇。遇到那些志大才疏近似于妄人的知识分子，我们会联想到方鸿渐；遇到富有心计的女性，就会说这是孙柔嘉；对故作知书达理样的知识女性，我们会叫她苏**；而那些不学无术的不堪之徒，我们则常常会想到李梅亭。《围城》中的人物是对大学生活中的人物概括得最准确的。这一类文人，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至于“文化沙龙”的无聊，三闾路上的奇闻逸事，学校里的人情世故，上海滩上的韬梁谋略，大家庭内的口舌是非，无不这样真实，这般深刻，更不用说将婚姻喻为围城的永恒命题。

于是，只要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习性和这样的氛围存在，人们就不会忘记钱钟书的《围城》。《围城》之所以成功，也在于此。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在作品中找到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人的影子。

二、从人性立场上展开的独特文化批判精神。

读钱钟书的围城，我们会体会到浓郁的冷幽默，正如有人将《围城》称为‘新儒林外史’，把它当成一部讽刺批判小说。但钱钟书的这种讽刺批判是很独特的。

这一时期以讽刺的方式来描写社会世相的文学创作，不仅仅只有钱钟书一人，也不仅仅只有《围城》一部小说，包括像张天翼、沙汀等作家都创作了不少具有讽刺特色的作品。这是五四启蒙主义思想在现实生活中退潮之后，处于社会变革前夜的文学创作者的某种思想情绪的表现。对社会现实，人们普遍不满。但这种不满，在文学上已不再以强烈的激愤方式来表达，而是呈现出包括讽刺在内的多种表达方式。

另一方面，即便是讽刺方式，作家作品之间的差别也是很大的。如张天翼、沙汀的创作，明显带有左翼文学的特色，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而钱钟书的讽刺与这种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表述有所区别。他对那种立足于党派立场的讽刺不感兴趣，他力求超越这种意识形态的约束，而从人性立场来展示人性的不足、弱点和丑恶。我们看到，《围城》中的确没有一个人不存在问题，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方鸿渐有弱点，但不是一个反面人物，高校长之流就接近于反面人物了。至于李梅亭之流更是接近于丑角。这种文学人物的把握立场，是钱钟书特有的。大概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围城》在大陆和台湾都遭受了禁锢的命运。

有人由钱钟书的讽刺手法联想的鲁迅的讽刺手法，认为两者有着某种联系。但事实上，钱钟书的讽刺批判，不同于鲁迅的讽刺批判。

鲁迅先生的讽刺是对社会与文化的批判。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充满着愤怒，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抨击毫不留情。但鲁迅先生的批判饱含着激情和理想。因此,他的批判有时是低沉的，但总体上还是带有启蒙主义者的理想色彩，即使是绝望和怀疑，也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他相信未来是光明的。

钱钟书的讽刺不是对社会的批判，而是一种文化批评。作品对食古不化和全盘西化的旧式人物和新式人物，都给予了某种嘲弄。这种嘲弄从文化上掂量出这两种人物的狭隘和偏激。表面上似乎诗书礼仪、放眼世界，其实可笑得很。这种批判，是站在知识本位的立场上展开的。作为知识分子，他们首先在知识方面就有所欠缺。表面上个个挂着教授、学者的头衔，但真正要从知识上追问他们的学问，却一个个都露出了丑态。方鸿渐的博士文凭是买来的；与大学教授沾不上边的李梅亭，偏偏是中文系教授。

正是基于人性立场对人性的不足、弱点和丑恶的揭露，以及对文化的批判，《围城》的艺术价值更有其独特性。

三、与世界现代主义文艺创作同步的艺术探索。

二十世纪初叶，非理性主义在西方哲学、文学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受其影响，揭示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存的困境，成为了西方世界自十九世纪以来的现代哲学、心理学及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主题。

因受过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洗礼，钱钟书的作品透示出极其强烈的理性精神。《围城》不仅是旧中国一代灰色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写照，而且还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造成方鸿渐们文化性格的因素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堕落。其次，现实社会的黑暗，人与人之间的险恶关系，也是导致方鸿渐性格的社会基因。钱钟书在《围城》中对人生努力的徒劳、选择的偶然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互牵制与束缚都作了形象化的描述，与西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主旨一脉相承，《围城》的题旨在于反观人生的困境与人性的悲哀。

《围城》跳出了中国狭隘的文化主潮流，与时代、与世界是同步发展的。此外，《围城》反映的是一种人性的问题，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围城》不是中国的《围城》，而是世界的《围城》，是对整个人类困境的探讨。它的独特性既带有典型性，又具有普遍性

生活本就是围城——读《围城》有感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堪称中国近、当代小说中的经典之作，这是一部读来如嚼橄榄回味无穷的奇书。在妙趣横生、妙喻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着令过来人低徊轻叹、令少不更事者 然若失。因此，它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悲剧。 “围城”取自书中才女苏文纨的一句话，“城中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婚姻也罢、事业也罢，整个生活都似在一个围城之中，人永远逃不出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1947年写就的一部以爱情、婚姻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取意为“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围城》自1980年再版以来，赢得了读者的广泛赞誉，文中那些精妙绝伦的比喻和幽默辛辣的讽刺耐人寻味。小说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爱情婚姻遭遇和生存境遇深刻刻画了某些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根性，他们的懦弱、虚荣、自私、功利以及欺骗性被钱钟书一一嘲讽。

方鸿渐在恋爱婚姻上的失败和他自身性格的懦弱是分不开的，他的好虚荣、爱面子的心理特性直接导致了他事业上的连连受挫。当他留学归来，凭从一爱尔兰人手里买来的假博士文凭受到地方小报记者的夸赞时，他“感觉身心庞然膨胀，人格也伟大了好些”，方鸿渐对文凭极为“认真”的功利性态度伴随着他的生活和工作愈演愈烈，他去大学教书、做名教授的美梦也因博士文凭被校方怀疑而破灭了。方鸿渐图慕虚荣之心被钱钟书先生刻画得淋漓尽致。三闾大学的生存环境让这个听来才高学富的方鸿渐备感失落，在假博士文凭“光环”的笼罩下，方鸿渐在生活工作中处处遭遇尴尬，从回国后给学生演讲到三闾大学的任教，这位尚有一定正义感、良知未眠的方鸿渐一直在维护自尊心和欺骗与反欺骗的境遇中挣扎着。

方鸿渐无疑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钱钟书对方鸿渐的爱情遭遇和生存困惑的描述，究竟想告诉读者什么？钱钟书对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打量、审视背后隐含了什么内容？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孙郁“从方鸿渐看钱钟书”，敬请关注。

（全文）

《围城》为什么这么受读者的欢迎，这里有一个现象之谜，就是说它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文本，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自我生命的一种反顾、一种打量。那么它描绘了中国的读书人，特别是中国的文人的心理劣根状态和他们的生存困境，所以我说，这本书现在很多的高中生也非常非常愿意读它，因为他们在方鸿渐的身上，也看到了现在我们中国读书人的影子。现在的中学和大学的知识群落，这些文化人何尝不像当年那样，人们陷入在一种荒诞的文化困境里面。就是说钱钟书当年描述的文人的窘态，这种知识群落的思想的顾忌，在今天依然延续着，这是这本书畅销不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围城》主要描写了方鸿渐这个人，他从27岁那年从法国留学，从欧洲留学回到国内，然后两年之内的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这样的一段生活。

那么方鸿渐他从欧洲回国以后，他开始是失业，没有什么职业，后来就是在他丈人家居住，原来他属于父母给他找的爱人，还没有结婚就去世了，所以他住在丈人家，后来在银行里工作，在银行的工作过程当中他和几个女性就产生了恋爱的关系。钱钟书在描述方鸿渐在上海做职员的过程当中，那一段爱情的故事，写得非常地精妙，深切地展示了这样一个文化青年，他在恋爱场上、在情场上如何地受挫、如何地陷入了一种茫然的困境，这样一个过程。

比如小说刚开始的时候，写从在巴黎到上海的船上，他和一个鲍**那个爱情，他追求鲍**，鲍**也对他眉来眼去，但最后到了岸上，他就被鲍**甩掉了。他被人骗，所以钱钟书眼里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温情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之少的。最后呢，无意中他和孙柔嘉**，孙**结婚了，他那个结婚，本来对孙**印象非常非常之好的，是一个很文静的知识女性，但是结婚以后他们不断地产生冲突，他陷入了家庭的无边无际的矛盾之中，所以方鸿渐这个人，不论是在学业上、在家庭上、在社会上他几乎没有一个有亮点的地方，他陷入了一种悖论、一种荒唐的陷阱里边。比如他跟孙**结婚之后，他说的话。他说：“结婚以后，你总会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谈恋爱的时候，双方本相全收敛起来，到结婚后，还没有彼此认清，倒是老是婚姻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识谁”。方鸿渐这个人他在谈吐当中给人感觉非常儒雅，像一个读书人，但是钱钟书在描写的过程当中，觉得他呢，他其实是一个没有生活自理的人，是一个在高校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信心和学术地位的一个人。而在生活上、在婚姻上又一塌糊涂的人。

他想要追求的他得不到，他不要的呢，偏偏要来，来了以后呢，本来以为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但其实又是一个悲剧的开始。所以我觉得钱钟书在《围城》里面对婚姻我觉得表现的是一种很悲观的态度，但是他自身的婚姻是很幸福的。

钱钟书觉得人是无法预料自己的未来的，人必定要受到命运的一种捉弄。比如恋爱之前，他觉得他那么美好，最美好的东西，他想追求，但他得不到，反而你不想要的东西他倒来了，你追求到手以后，你突然发现你在一个尴尬的泥潭里边。方鸿渐这个人开始是想要追求什么，想要寻找什么，想要企盼什么，但最后你就感觉到，这种寻找、追求和企盼呢，慢慢地被一种麻木、痛苦、绝望所代替。最后我们读完之后，你就会感觉到方鸿渐这个人物其实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典型，他跟阿Q、跟觉新、跟好多作家笔下重要的一些形象一样，他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典型形象。我们在读他的时候，在看方鸿渐的命运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钱钟书他自己，他的生活态度和他的美学追求。

我们在分析方鸿渐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中国的读书人，往往他们是带着一种外套，就是学人身上穿的一个外套。就是说，没有真正地才学，但是呢，他们要炫耀自己的思想、炫耀自己的知识、炫耀自己的智慧，讲话经常讲一些哲理的语言，有一些对话是非常精彩的，但是这些对话又不是像方鸿渐这种人自己发明的，他不过是贩卖西方有些人的一些想法。你比如说，他和赵辛楣有一次对话就谈教育，他经常说一些非常精彩的话。觉得这个人很有思想，感觉到他好像是很有水平，比如他说：“从前的愚民政策，是不允许人民受教育，现代的愚民政策呢，是只许人们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那么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他经常说这样一些很有意思的话。

方鸿渐他是在欧洲留学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学到更多的专业，钱钟书认为他是一个无用的人。所以在钱钟书的小说开始就说：“他是一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就转到了哲学系，最后又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呢，没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国外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国外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的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向中国的官吏和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成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中国当下很多到欧洲、到国外去留学的人，我们看他们写的文章，我们也能感觉到，当年钱钟书笔下的一些影子，很多留学的人，在外面不是真正的学习，而是在镀金。那么方鸿渐就是一个在欧洲几个国家留学镀金的一个文化人，他也没有学到一个真正的专业，可以说是万金油的这样一个人物。

由于他没有真才实学，而且在恋爱上又不断地陷入到一种陷阱里边。所以最后在友人赵辛楣梅的推荐之下，就去了三闾大学。三闾大学在湖南省的一座国立的大学，那么到了这个大学以后，他因为也学无所长，所以他只是做了一个副教授，他做了一个副教授。他在国外因为没有拿到学位嘛，他当时为了满足他的家人的虚荣心，他就用了一个假文凭。到三闾学校以后呢，他也没敢说自己有假文凭，所以他当时只得到一个副教授，他本来想在这个学校好好工作，想做点事情，但是呢，这个学校教授们，从校长到普通的系主任、到一般的教员，种种行为跟官场和商界的那些人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钱钟书他是一个书斋中人，他一生当中除了在大学，就是在研究室工作，后来搞过一段翻译，他没有更深入的社会底层人的这种体验。但是他的敏锐性，他对人性的洞悉力，使他具有了一种超凡的目光。他在感知周围人的生活的时候，他常常能够从细节，从人们的日常的一些生活里面，能够发现人性那些病态的、丑陋的东西。你比如钱钟书在写对话，写方鸿渐和这几个女性，他在希望引起别的女性注意的时候，写他的微妙的心理，都写得入木三分。这很像欧洲的一些讽刺小说家的一些作品，我想他也可能是受到了西方的一些东西的影响。赵辛楣和方鸿渐一起和高松年校长对白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内心不同的感受，他们的失落感，他们的吃醋，他们的狡诈，他都勾勒出来。所以给人感觉到钱钟书他是通过日常的生活细节，而不是通过曲折的情节，通过离奇的故事来展现人的。所以这是《围城》这部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比如从上海到三闾大学那一段漫长地旅途当中，那一段描写是相当精彩的。那一段描写，钱钟书在《围城》当中，他通过这些衣食住行这个描述，来写这些文人的脆弱、文人的无聊、文人的荒唐。在整个旅途过程当中呢，他写了几个人，比如说赵辛楣，李梅亭，大学教授拿着自己的名片到处炫耀，比如他们坐不了车了，他拿这个名片他最后能坐上车了。李梅亭看到了很漂亮的一个寡妇，眉来眼去，互相斗情。在钱钟书眼里，这些人表面上他们不过是挂着一个学者的招牌，其实和市井上那些混混和流氓气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们在读《围城》的时候，能够感觉到，钱钟书他是把他内心的大的哀凉，深深地隐含在嘲讽画面的背后。他在画面上他以那样嬉笑怒骂的文风，他的文笔，来勾勒形形色色的人物。但是你读完后，你会觉得中国的读书人，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群落。就是你会有一种非常无奈和悲哀的感觉，这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常讲，鲁迅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那种思想。像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苏**、汪处厚、高松年、韩学愈等等这些人物形象呢，都像他笔下一个玩偶，他可以任意揉捏，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思想的一个符号、一个观念的载体。所以他用的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笔法，是用象牙塔里的很有意思的这样一种很幽默的，这样的一种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说像中国的读书人，中国的读书人，钱钟书认为是无用的，特别是学了文的，文科的，就像我们这个专业的人，很多是无用的。鲁迅晚年也是说，希望自己的孩子，如果有本事的话，千万不要做空头的艺术家和文学家、美术家，要去找一点实事，干一点实事。因为鲁迅深深地觉得中国的文人无用，他们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就是商的奴才，他们要么是依附于统治者，要么就是依附于老板和一个利益集团。那么在《围城》里面知识分子依附的什么呢？你们感觉到《围城》三闾大学，三闾大学是个官气很浓的一个大学，这个大学校长聘任系主任，哪个系、哪个系主任的时候，他要考虑到教育部官员的关系。而且教授们为了升官他要拍马溜须，要依附于什么。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他没有自己一个独立的立场。

方鸿渐的性格，其实看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个人一点也恨不起来，甚至有很多同情。因为钱钟书也发现他内心的一些善良的一面，比如说他其实本不想骗人，他也有自尊心，他也有羞愧感，他看到别的大学教授在追逐名利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无耻的时候，他也有蔑视的那一面，他心里他有一种良知在里面。但是钱钟书在描述他的良知的时候，只是一闪而过，他并不把他自己的目光停留在这个地方，他只是更多地来描写他生活当中尴尬的那一面。比如钱钟书描写他吃相，他吃饭，吃饭，就没有那个按照一般的中国所谓高贵的贵族，留过洋吃饭是很典雅的。但是他吃饭，他的吃相就受到了小说里其他一些人物的嘲讽。比如说他到故乡，从欧洲刚回来演讲，他第一次演讲，人家叫他讲东西方文化，他其实没有那种很深切地体验，完全因为他镀金，所以他在谈到东西方文化的时候，他大谈鸦片、梅毒。其实学生是愿意听的，但是对那些士大夫们，那些正襟危坐的人，觉得他是胡闹，那么对于真正的学者来看，等于非常浅薄的皮毛之谈。所以钱钟书在描述这个人物的时候，处处让他表现出他那种尴尬和他的窘态，我们用普通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出丑的地方。比如说像那些教授，三闾大学也有个教授，他叫韩学愈，他也在克莱登大学弄了个假文凭，他骗人。方鸿渐在备课的时候，他那种心理，他就写道，钱钟书就写道：“有人肯这样提拔，还不自振作，那真是器物了，所以鸿渐预备功课，特别加料，渐渐做名教授的好梦，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教书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鸿渐当年没哄过先生，所以未得学位，现在要哄学生不免欠缺依傍，教授成为名教授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是讲义当著作，第二，著作当讲义，好比粗学的理发匠，先把傻子和穷人的头作为练习本领的试验品，所以讲义在课堂上适用，没出乱子就作为著作出版，出版以后，当然是指定教本，鸿渐既然格外卖力，不免也起名利双收的妄想。” 钱钟书写道：“撒谎骗人该像韩学愈那样才行，要有勇气、坚持到底，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假如索性大胆老练，至少高松年的欺骗可以避免，老实人吃的亏，骗子被揭破的耻辱，这两种相反的痛苦，自己居然一箭双雕地兼备了。”

我觉得钱钟书写这些人呢，跟五四时期的很多作家不一样，鲁迅和巴金他们写读书人往往这些读书人具有深切的精神的痛感，他们痛不欲生，对现实处于一种不满的状态，他们要寻找出路、寻找民族和自我的出路，但是恰恰没有出路，于是呢，就陷入了一种苦难和绝望的大泽里边。但是钱钟书不是这样，钱钟书写知识分子呢，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些混混，他们既没有对民族的使命感，也没有文化的责任感，他们不过是借着留洋、借着知识分子这个招牌来吃饭。用鲁迅的话讲，就叫“啖饭之道”，就是吃饭之道，所以这些是一些没有什么节操，没有什么操守，没有什么信念的一个群落。所以钱钟书他更多的是关注的是，他认为中国的读书人，更多的是这样的一些混混，一些混混。所以在读他的小说的时候，我就经常在想，钱钟书这个人，他在审视人生、他审视周围世界的时候，他是缺少鲁迅和巴金那样的作家的温情的，他过于残酷，他甚至于把人的那种人性当中最丑陋的东西，他都全面地还原了出来。比如说家庭，他写方鸿渐的家庭，方鸿渐家里父母还有妯娌之间，你感觉到每个人的形象都不是可爱的。他写大学的老师，他的同事，也没有几个可爱的，包括佣人，也写得面目可憎。就说他是对人性是非常失望的一个人，钱钟书，他不像有一些作家，他希望能够在人的身上打捞一种闪光的东西，比如像孙梨这种作家，孙梨他是一个内心很痛苦的人，但是他在写中国的乡间百姓的时候，他发现他们美的一面，发现他们身上那些迷人的、具有人性力量的东西。但是在钱钟书，包括他的夫人杨降他们的作品当中，你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形象。所以他们用一种很残酷的笔法来嘲讽了周围的世界，他认为，钱钟书认为人是陷入在一种二律悖反，是在一种荒唐的这样一种境地里边生存的，在这样荒唐的环境里面选择着、挣扎着。

钱钟书他在书的前言里面写，他说：“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人能够反讽自己，能够嘲笑自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作家能够在小说当中，那么如此从容地来反讽自己的生活呢，其实也就表现了他的一种自省力和他文化情怀，所以我经常在想，钱钟书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他是用的一种游戏的笔法，他写的不像有些作家那么累，有一些作家写完一部长篇小说以后，就觉得心力交瘁。他尽管也是在忧患之中写的这本书，但是你会觉得他写得很从容。就是说他在整个的写作当中呢，表现出他与当时主流的、流行的这种叙述模式呢，完全不同的这样一种风格。当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左翼文学，左翼文学主要是通过广阔的社会生活，通过阶级的斗争，不同的阶级矛盾和斗争，通过这个斗争来展示中国社会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但是，钱钟书回避了这些，钱钟书似乎不相信仅仅用这种泛道德化和泛意识形态的这种叙述方式，就能够真正地表现出人的这种普遍性的东西，他不相信。所以钱钟书他开始，他就避开了流行色，避开了一切鲜艳的理念，他凭着自己的直觉，他生命的直觉和他的学识来展现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人的生活。钱钟书这个文本，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因为他超越了时代，他超越了意识形态，也超越了自身的一些有限性，他相信人是有限的，也恰恰因为他注重了这种有限，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有限，那么也使他这个小说呢，获得了一种无限的阅读的可能性，获得了无限的读者。

在钱钟书的眼里呢，中国的文人是缺少创造性的，科举时代，中国文人依附的是八股，中国开化以后，留洋以后，中国人渐渐有了洋奴的一种心理，所以读书人真正地能够，他们的心灵深处能够感知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又能够从中国东方文化当中能提炼出一种新的文化元素的这样的学者非常非常之少。我们举个例子，当年鲁迅他到日本留学，当时他们有二百多人，其实当时回来以后，也就是只有几个人非常非常优秀，大部分都是非常平凡、非常普通、非常平庸，甚至于非常荒唐的一些人。那么就是说，普普通通的没有专业知识而有沾染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恶习的这样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文人非常非常之多。那么钱钟书也就恰恰是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人物的群落，来分析来形象地展示他们内心的世界，以此来透视我们国内内心的一些基本元素，就是劣根性的一些东西。钱钟书描写的三闾大学的各种各样的教授，他们的嘴脸都带有漫画式的，带有嘲讽的口吻。所以这个小说呢，它总体来讲，它就展示了无用、无力、精神无缘这么样的一个人物的形象，一个读书人的形象。在钱钟书的眼里，像方鸿渐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被社会所遗弃、没有任何用处的一个人，是一个知识上的废人、是一种精神上的垃圾。

方鸿渐这个形象我觉得他至少他表现了钱钟书的这样的几个想法：第一，就是说钱钟书通过方鸿渐这个命运，尴尬的命运，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失落、失业、失恋、失态、失宠，他展示一个什么道理呢？第一我想他展示了人的有限性。中国五四以后的很多作家，他们在描写一个很动人的形象的时候，他们要把他写得非常圆满、非常感人、非常崇高、非常伟岸。但是钱钟书不相信圆满，方鸿渐我们就会感觉，他在学生面前，他是个老师，但是他是一个不称职的老师，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第二点呢，钱钟书我觉得他在方鸿渐这个形象上，他通过方鸿渐命运的苦运的出现，他表现了人性恶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钱钟书似乎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一句话，所以他在《管锥编》和《谈艺录》里边，他经常揭露那些我们所认为那些很伟大很重要的一些学者和作家的短处，他看到了他们的丑陋的一面。

钱钟书其实他在他的学术著作里边，也容下了他的这些思想。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钱钟书经常讲，他不相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他不相信纯粹的东西。他说真理是存在的，但是真理要想实现必须附之于庶地，用很庸俗的办法才能操作，很美好的东西你不能用很美好的方法来操作，你必须用非常庸俗的方法来操作，才能够成功。这个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况且不美好的东西用什么办法来操作的呢，所以钱钟书在小说里面他不断地发现知识界的奥妙。比如在报馆里、在银行里、在大学里边都是这样，特别是在大学里面，他写的这几个读书人，这几个教授，从国外回来的，就是说在国内的土生土长的教授，写他们都是这样。在五四以后呢，可以说鲁迅、钱钟书他们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鲁迅呢，他是以战士的、战斗的，反抗黑暗、反抗绝望的加上一种反讽和幽默的口吻，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叙述语言和叙述语码。那么钱钟书呢，是靠着自己的聪慧，他的才识，为我们编织了一个虚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就会感觉到，尽管他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他却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反映。第三个呢，在人物身上他处处展示了人存在的二律悖反，就是同样一个命题，也会有一个相反的命题和它相对，就是说人无往不在一种枷锁当中。当你获得了什么的时候，同时你就失去了什么，所以《围城》这个书名它本身就有一种哲学的意向，就是说城里的人想要出去，城外的人想要冲进来。人呢不断地在选择，但是不断地进入一种陷阱，不断地进入一种灾难。开始人们所想像的，和最后收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方鸿渐这个人物形象，那么在这几点上呢，就使我们感觉到钱钟书他的精神世界，他内在的悲凉感和孤独感。钱钟书晚年几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拒绝媒体的采访，电视台要找他去录像，他坚决不出现的，因为他也知道人一说话一表现，上帝就会发笑，说不定也就变成方鸿渐，骗骗人或者怎么样，因为人都是有限的。他处处看到了人的有限性和尴尬性，他对人的这一点他是非常绝望的。我觉得钱钟书他表现了这样的一种思想。

方鸿渐最根本的意义，预示着我们现代教育的一种失败，现代某种文化的一种失败。他在看似神秘艰深的外表的背后，他隐含着一种空虚，无力、灰色、荒诞这样的一种深切的隐含，隐含这样一种意义。中国所谓的文化人，很多的文化人他们现在被名利所驱使，他们远离了学问，他们也是在做一些和学术没有关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就经常想，如果鲁迅和钱钟书他们现在很年轻的话，他们可能还会写出更精彩的文章来嘲讽这样的一些现象，所以一个民族最可怕的腐败是文化和教育的腐败，因为只有大学才能够生长精神，才是纯洁的精神的园地，才是思想的源力。你看很多西方的国家，很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重要的一些思想，他是在大学里面产生的，因为这个大学里面应当是一种超功利的，它是不应当有功利理念的，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外在的什么东西，它是一种自由，一种完全是心灵和上苍进行交流，才会产生一种学说。你比如古希腊，古希腊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呢？因为当时古希腊的人，他们是处在一种游戏的状态，他们强调文化的无功利，那么无功利他就会想到心灵和上苍直接进行交流。想到月亮为什么是这样的，星星为什么是这样的，大海的浪潮怎么产生的，然后他就出现了逻辑学，出现了自然科学，各种各样学说都出现了。但是我们中国呢，是从孔夫子开始，我们开始的文化，孔夫子告诉我们一切要有用，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为统治者服务，要为谁谁服务。中国的文化人一直是依附在别人身上，为谁谁服务的，而不是独立的思考，不是独立的思想。所以钱钟书在《围城》里面就写了一些没有思想、浑浑噩噩的一些文化人，一些丑陋的文化人。他们根本没有独立之精神和独立之人格，没有那种超功利的文化情怀，哪怕对我们民族文化的那种忧患，对当下生活的这种感怀、伤世都没有。所以三闾大学呢，其实就是中国当时现代教育腐败和黑暗的一个缩影。我觉得它的警示意义非常之大，因为当中国的大学都像三闾大学这样存在的时候，中国是不会产生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哲学家，和伟大的科学家的。所以我想钱钟书之所以我们说他伟大，就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些问题。他用自己那种反讽的语言，那种颠覆性的、叙述语序，他描述了这个生活，他把这种可怕性，和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黑暗性展示给读者，使我们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洗心革面，就是说要进行思想上的革命，要改造国民性，要从根本上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谈到中国文化悲剧的时候，经常讲到社会，讲到民众，其实社会民众的叙述者是文人，那么文人自身不能够解放，成为一个很委琐的，非常奴性的这样的人物的时候，那不可能产生一个健康的文化。所以《围城》给我们的启示实在是太巨大和深远了。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重新来看《围城》，我想它一方面使我们可以还原到历史，重新回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道那一段人的生活，同时我们也可以重新来反省我们当下的知识界和读书界的情况。我们就会感觉到，中国文人的劣根性，它的存在，它是有它的一段历史，它是有自己的源头的，它有流脉的。所以它具有了很深刻的文化标本的意义。所以我想我们通过方鸿渐，通过《围城》，通过钱钟书，我们可以深深地来反省我们人类自己，反省我们今天人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也在以虚幻的以一种欺骗人的、或者被别人骗的方式，存在一种尴尬的文化境界里边。我们是不是成为了社会上一个多余的、无力的、无援的、无助的一个孤苦的存在，我们是不是一个充满了幻想而又实际上永远是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的一个可怜的人物，它给我们带来的联想，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都是非常非常之深远的。

鹏仔微信 15129739599 鹏仔QQ344225443 鹏仔前端 pjxi.com 共享博客 sharedb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