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有哪些分类？有没有一定的格式？

文体名。“赋”的含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左传》里多有某人赋某篇的记载。“赋”是诵说的意思，不指文体。《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也是指这个涵义。《周礼·春官宗伯·大师》中有“六诗”的提法,《毛诗序》称之为“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据郑玄的注解,“赋”是铺的意思，即“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也不指文体。不过《诗经》中铺陈言志的手法，对于赋体的形成是有影响的。所以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赋用作文体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篇》，其中分别铺写了云、蚕、礼、知、箴五种事物，可以说是由铺陈发展到以赋名篇的肇始。

但是，赋作为文学体制，则可追溯到楚辞。战国中期屈原的《离骚》、《九歌》等篇章，当时并不曾以赋题称，到西汉刘向、刘歆领校秘阁图书时，为屈原编集，始称之为“屈原赋”25篇，《汉书·艺文志》予以著录，同时还著录有“宋玉赋”16篇、“唐勒赋”4篇。楚辞与赋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后代文体分类常以辞赋合称，并认屈原为辞赋之祖。但楚辞与汉以后的正宗大赋在精神和体貌上又有所不同，所以后人也有将辞与赋加以区分的。要而言之,赋体以楚辞为滥觞,至荀况始有定名，它出现于战国后期，到汉代才形成确定的体制，这就是赋的渊源。

关于赋的特点,《《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体物写志，指赋的内容；铺采□文,指赋的形貌。与“诗言志”的传统相比较,赋的特点首先在于“体物”，即摹写事物。《诗经》里只有很简要的景物描写，到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作品中，写景的成分和技巧都有了很大的进展。汉代大赋更多模山范水、叙写宫苑游猎之作，大量地罗列各种珍禽奇兽、名花异木、虫鱼水族、车旗仪仗，名目繁多。所以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鲜明地区划了两种文体在表现内容上的不同。然而，赋在侧重“体物”的同时,也注意到“写志”,这与“诗言志”的传统又是一致的。《汉书·艺文志》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魏晋间皇甫谧《三都赋序》也说:“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寝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可见辞赋的起源也是同讽谏述志相联系的。汉代大赋中铺张摹写物态的趋势虽发展到极点,“劝百而讽一”,但结尾仍不无讽谏之义。所以《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史记·司马相如传赞》也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通过摹写事物来达到抒发情志的目的，这是对赋体在内容方面的要求。

赋在内容上既然要通过“体物”以“写志”，在艺术表现上就必然注重铺陈，形容事物的外象和内理。由于注重铺叙和形容，在语言上就不免要使用华美的词藻，着上绚丽的色彩。这也就是“铺采□文”的意思。另外，赋也很讲究声韵的美，它把散文的章法、句式与诗歌的韵律、节奏结合在一起，借助于长短错落的句子、灵活多变的韵脚以及排比、对偶的调式，形成一种自由而又谨严、流动而又凝滞的文体，既适合于散文式的铺陈事理，又能保存一定的诗意。这是赋这种文体的重要特征。

赋体（辞赋）的流变大致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各个阶段。

骚赋指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以及后世模仿楚辞的作品。其特点在于抒情浓郁,意象瑰玮，声调绵邈,句中或句尾各用“兮”、“些”、“只”等语助词调节音韵。它还不象汉以后的赋那样注重铺陈事物，也没有形成很固定的体制。

汉赋主要指汉代流行的大赋，由枚乘《七发》开其端，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汉赋的特点在于极力摹写各类事物，一般都是长篇巨制，结体严密，气象壮阔，文辞富丽，好用典故难字，表现出一种典雅堂皇、肃穆凝重的风格，被视为赋的正宗。章法上多采用问难对答的形式,句式参差明显,韵文中夹杂散文，诗的气息大为减弱。

骈赋也叫俳赋，孕育于汉魏之际，而流行于两晋南北朝。它是汉赋的变体,所谓“三国两晋,征引俳词；宋齐梁陈，加以四六，则古赋之变矣”(《汉文典》)。骈赋的特点，一是骈四俪六，全篇均由四言六言的对仗组成，句式整齐；二是丽藻雅辞，络绎奔会，写得花团锦簇；三是两句一韵，依照章节内容的变换而转韵，格式较为固定；四是逐渐讲求平仄协调，富有音乐美；五是篇幅一般比较短小，失去了汉赋的宏廓气象。总的说来，骈赋由于注重形式华美，趋向绮丽，辞藻益茂，而体格渐卑，内容上的意义相对地削弱了。

到唐代，科举制度盛行，赋列入国家考试科目，于是产生了考试专用的试帖赋，叫做律赋。律赋在骈赋的基础上更注重对仗与声律的工整严密，并对全篇字句数和韵式作了严格的限制。如王□《沛父老留汉高祖赋》，限用“愿止前驱得申深意”八字为韵,即全篇分八段,各段依次分用此八韵中的字押韵。这样矫揉造作的作品，显然已失去了文学的真实生命，而作为利禄之途的敲门砖，其形式却一直沿袭至清末。

与此同时，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影响下，一部分赋又呈现出由骈俪返回散体的倾向，不讲求对偶、音律、藻采、典故，章法开放流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也比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畅快的气势，称作文赋。杜牧《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等，都是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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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辞赋的定义是什么？它与骈文有什么区别？

解析:

骈文曾经流行于中国文坛一千八百年，有过辉煌的业绩，也遭到众多的责难，可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然而五四以后似乎消声匿迹了。很少有人写作和研究，一般文学史避而不谈，即使提到亦多谥为“ *** ”、“唯美文学”，几乎毫无价值，人们渐渐把它淡忘了。但近一二十年来，骈文逐渐又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1〕。 虽然比不上古代散文和辞赋研究之盛，总算在学术论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了。正因为长期不受重视，研究者对骈文的认识自然难于一致，某些概念理解和使用不同，有些新的观点尚待深入。为此，笔者不揣冒昧，拟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引起学界对骈文的关注。

一、骈文的名称

究竟什么叫骈文？张仁青《中国骈文发展史》罗列出二十五种，莫道才《骈文通论》归纳为十三项。我以为，其中使用比较普遍而且比较恰当的是骈体文和四六文。骈文是骈体文或骈俪文的简称，四六文可简化为“四六”。

有不少人把“丽辞”、“丽语”、“偶语”、“俳语”当作骈文的代词。准确地讲，它们是指对仗、对偶，属于句式和修辞方法，并非专指骈文。有人认为，《文心雕龙·丽辞》篇是讨论骈文的。其实该篇主要从修辞角度立论，所举对偶句例，有诗，有赋，有文，并不属于文体论。有人称骈文为“美文”、“贵族文学”、“庙堂文学”，那是对其性质的评估，而非科学的定义。

骈文在梁陈时叫做“今文”，唐宋时叫做“时文”，皆相对于古文而言，意思是时下流行的文体。有的古人称之为“六朝文”，未免以偏盖全，无视当时还有非骈体文存在。

如果下定义，可否说，骈文是以对偶句为主介乎散文与韵文之间的一种美文。这句话包括三点：一、以对偶句为主，这是骈文本质所在，舍此不成其为骈文；二、对音律的要求在散韵之间；三、讲究辞藻华丽的美学效果。

从文体角度考察，骈文、散文都是就其语言方式的大致概括，古人并没有当作具体的文章类别来使用，它们的名称出现都比较晚。“散文”一词最早使用于南宋，与之相对的是“四六文”〔2〕。 “骈文”一词使用于清代，与之相对的是“散文”或“散体”。以“四六”作为骈文专集之名始于唐末李商隐的《樊南四六》，继后，北宋欧阳修、夏竦等人亦将其所作骈文列为专集以四六名之。南宋始有专论骈文的著作如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 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与诗话词话同列。然而，四六文并不完全等于骈文。六朝前期，骈文多用四言单句对。梁陈以后，多用四六言隔句对。唐代骈文以四六为正宗，宋骈爱用三句以上长联，清人也有学魏晋之四言骈体者。所以，后来的“四六文”实际上是骈文的概称。

明代以前，有骈文别集而无总集。明代出现不少四六选本〔3〕，多为公私应酬文字。以王志坚《四六法海》较有学术价值，该书起魏晋止南宋，名取四六法式汇编之意，但并不限于四六对偶之文。清代骈文总集有：李兆洛《骈体文钞》（起李斯止隋陈，编者主骈散合一，故所选并不都是骈体）、许梿《六朝文絜》（专收南北朝短篇骈文）、王先谦《骈文类纂》（起屈原止清末，历代皆选，是目前收文最系统的选本）。此外有：陈均《唐骈体文钞》、彭元瑞《宋四六选》、曾燠《国朝骈体正宗》、张鸣轲《国朝骈体正宗续编》等等。清代仍有人以“四六”命名骈文专著，如陈维崧《四六金针》、孙梅《四六丛话》、李渔《四六初征》、陈云程《四六清丽集》等。五四以后，学界通称骈文。

有人认为，骈文最早的名称是连珠。连珠是一种微型文体，始于汉，盛于魏晋，绵延于唐宋明清，有其独立的发展历史。它对骈文形成有所启发，但并不等于骈文，也不是骈文的源头。西晋傅玄《连珠叙》说：“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彻悟，合于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连珠与骈文相似之处在于对仗和用典。不同之处是，连珠尚不成其为文章，每首仅几句话，表述一个简单的命题，只能算文章片断。是当时文人为模拟奏章而作的练习，故每首皆以“臣闻”开头。常常许多首连在一起，但意义互不连贯。若比之现代文体，颇接近散文诗。至于真正代表骈文初始的文章，如蔡邕《郭有道碑》，仲长统《乐志论》，与连珠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

二、骈文的界定

清代骈文号称中兴。骈文家为了与古文家争地盘，极力主张骈文自古有之，一些骈文选本把入选范围搞得很宽，以壮大骈文声势。有的现代学者承袭清人，竟主张，“凡不涉（唐宋）八家藩篱者，皆不得不归之骈文之列。……古文既不足以概散文，则骈文当包括汉魏赋家，以迄于宋四六，乃至近代似骈非骈之应用文字，亦皆在其中。”〔4 〕这种说法，从文体学看并不科学，必须加以厘清。

1、骈文和散文

如前所述，以对偶句（骈句）为主的文章叫做骈文。与之相对，以非对偶句（散句）为主的文章叫做散文。作为句式来讲，骈散自来并存，往往互相搭配，自由组合。散文中可以有少量骈句，骈文中可以有少量骈句。散文骈文之分不在骈偶对仗之有无，而在其数量多少。说骈句自古有之是对的，说骈文古已存在则不妥，因为句子不等于文章。

某些清代学者（如阮元）从《尚书》《周易》《诗经》等先秦古籍中搜集一些对偶句子，就认为那即是骈文了。他们是混淆了文体与句式这两个不同的范畴。现当代研究者有时也没有区别清楚。于景祥《唐宋骈文史》把相当一批以散句为主的文章，如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袁家渴记》，范仲俺《岳阳楼记》、《严先生祠堂记》，李纲《议国是》，岳飞《五岳祠盟记》，皆当成骈文。这些作品，不但当代选家视为散文代表作，清代各种骈文选本亦未见收录。于先生也许是看中里面有少量对偶句子。倘若有对偶即为骈文，恐怕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文章皆可算作骈文了。

应该指出，骈文和散文的区别，不仅在于对偶句的多少，还在于文章风格的追求。明王志坚《四六法海》“总论”说：“古文如写意山水，俪体如工画楼台。”现代学者钱基博指出：“主气韵勿尚才气，则安雅而不流于驰骋，与散文殊科。崇散朗勿矜才藻，则疏逸而无伤于板滞，与四六分疆。”（《骈文通义》）台湾学者张仁青说：“散文主气势旺盛，则言无不达，辞无不举。骈文主气韵曼妙，则情致婉约，摇曳生姿。”这些见解相当精辟。张氏又说：“散文得之于阳刚之美，即今世所谓壮美者也；而骈文得之于阴柔之美，即今世所谓优美者也。”“散文家认为文章所以明道，故其态度是认真的，严肃的，盖以文章为经世致用之工具也。……骈文家之见解则以文章本身之美即为文章之价值，故其态度是淡泊的，超然的，盖以文章为抒写性灵之工具也。 ”〔5〕如此概括恐未必尽然。骈文中并不乏阳刚柔之美如骆宾王《讨武氏檄》，散文中也有擅阴柔之美如晚明小品。骈文亦可经世致用如陆贽，散文亦宜抒写性灵如公安竟陵派。究竟如何从美学上探究骈文与散文的不同，是一个有待开拓的新课题。

2、骈文与辞赋

研究者大致有三种意见：一、骈文包括辞赋，二、不包括，三、包括骈赋而不包括其他赋体文学。

我认为，辞赋与骈文是并存的两种文体，各自有其独具的特色和产生、发展、变化的历史。在古代文体分类中，赋从来自成一家。在当代赋学研究著作中，辞赋并不隶属于骈文，骈文亦不被视为赋体。二者有交叉关系，那就是六朝骈赋。至于汉晋大赋和抒情小赋，唐之律赋，宋之文赋，都不宜算作骈文。

骈文与辞赋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从修辞看，骈文以对仗为主，辞赋以铺陈为主；从句法看，骈文以对偶句为主，辞赋以排比句为主；从音律看，骈文有时要求平仄而不求押韵，辞赋除平仄外还要求句尾押韵；从题目看，绝大多数的赋以赋命题，骈文则没有固定的文体标志；从功用看，辞赋用于描写与抒情，骈文除此二者还可议论并充当应用文。

铺陈是指对事物或现象的方方面面作周详的描绘陈述。排比是指三个以上句型相同句意相近的句子连续使用，是实现铺陈的手法之一。如果只有两个句型相同句意相近的句子，那往往是对仗或曰骈偶，而不能叫排比。排比是对仗的增加，对仗有时是排比的组成部分。辞赋以排比为主，也不乏对偶句；骈文以对偶句为主，也可用排比句。

姜书阁《骈文史论》认为“汉赋尚未成为骈体，只是骈之初始而已。”这是对的。但又主张律赋应归骈文，似欠斟酌。于景祥《唐宋骈文史》把散体赋（即文赋）的代表作《秋声赋》、《赤壁赋》等当作骈文，未免过宽。不但当代各家骈文选本没有先例，古代骈文选本亦罕见。

骈文和赋的界限，古代骈文家在写作中是意识到了的。如陆机《豪士赋》、庾信《哀江南赋》，前有序，为骈文，序之后才是赋的本体。只要读过这类文章，就不难发现其间的区别。序不押韵而赋押韵，序句参差而赋句整齐。如果说序是骈文，赋也是骈文，无视二者的界限，无论解释古代作品或是面对今天的读者恐怕都讲不清楚。

清代及台湾有些骈文选本往往兼收骈赋，那属于“从宽处理”。如同清代古文选本以散文为主也往往收少量骈文及散体赋一样。这表明古今选家文体概念有时可以适当放宽而不拘泥，并不能证明骈文、散文和赋之间没有确定的界限。古人若主张“从严处理”，骈文亦可不收赋，如王志坚《四六法海》、李兆洛《骈体文钞》、陈均《唐骈体文钞》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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