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知道佛教中供香有什么意义与功德吗

1、戒定慧之“心香”：

佛教认为，通过“身口意”的修行，让自己身心俱得清净，获得觉悟和智慧。也就是指通过修行“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这五种功德，就有可能成佛，因此叫做“五分香”。以此来供佛，叫做“理供佛”，也叫“心香供佛”。我们现在也常说“心香一瓣”，其实起源也在于此。

佛教信众在焚香时，一般伴唱 “香赞”，也是焚香供佛的一种象征意义。在香烟缭绕中佛号呢喃，也平添几分庄严肃穆之感。据说，香严童子就是因为闻到比丘焚烧沉香而悟道，并证得阿罗汉果；佛教甚至还认为有一个“众香佛国”，那里的一切都是用“香”作成的，而“香气”就如同我们说话的声音。

2、香为佛使：

香在梵语里叫做“健达”。在古印度传说里也有“香神”，又叫“乾闼婆”。这个香神不吃酒肉，只以香味为食，对于香神而言，“香味”能资长他的阴身。因为它的阴身散发出香味的缘故，所以被叫做“香神”。再后来，被佛教引入，成为佛教的“护法八部”之一。

据说释迦牟尼当年住在孤独园时，有个叫“富奇那”的信徒修建了一座旃檀堂，准备请释迦牟尼去讲法。富奇那手持香炉，对着孤独园的方向遥遥焚香礼拜。那香烟飘到孤独园，竟然萦绕在释迦牟尼的头上，久久不曾散去，形成一顶“香云盖”

在佛教的供养里，有以香、花供养的。据说释迦牟尼说法的时候，有“香如须弥”的境况；同时，一般来说，“香”和“烛”通常同时供养。后来，人们对因学佛、信佛而发生的交往，称之为“香火因缘”，把拜佛的人叫做“香客”；世俗人也把友善的交集叫做“香火之情”。

3、行香走法：

所谓“行香”，就是持香行走。关于这个还有一个小故事。据说很久以前，有一个生性贪婪的人，积蓄了七瓶金子，便挖了一个很深的坑埋藏起来。后来患病不幸身故，变作一条毒蛇守着金子。过了很多年，毒蛇守得厌倦了，恳请一个行人把金子代为捐给了寺庙，和尚们为感谢而讲经说法，毒蛇因此而升到了“忉利天”。这就是“行香”的起源。

在我国，“行香”大致开始于晋代的道安法师。本来是道安法师登座讲法时一种仪式，听众为他焚香礼敬，同时也有“燃香、上香、拈香”等多种说法，其意思都是一样。再后来，“行香”就专指佛事斋会的时候，由主持的人持香炉绕行、或者引导仪仗巡行的做法。

所谓居士佛教或‘白衣佛教’，是相对于僧伽佛教而言，指佛教的在家信众、信众团体及其领袖人物所影响的或所体现的佛教。其实这种提法是不大严密的。大家知道，佛教徒由出家信众和在家信众两大部分构成。在我国，通常将在家信众称为居士，即所谓居家修道之士。当年，释迦牟尼成道后即广收僧俗男女弟子，并根据当时的实际和佛教发展的需要，对僧伽和居士的地位、职责等作了相应的规定。概括而言，僧伽为三宝之一，具有住持佛教，摄受、教化居士之责，居士则具有礼敬、供养三宝，护持佛教之责。这种自然的定位和分工，总体来说是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实际，又符合宗教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一般来说，居士既是僧团教化、引导的对象，又是僧团的僧源所在和生存、发展的支柱。僧伽和居士的互补与良性互动，促进了佛教的全面发展，由此构成佛教的整体形象。古代的佛教教团即包括出家的僧尼和在家的男女居士，这其中原无所谓僧伽佛教和居士佛教之分的。

第一条：寺庙内的一针一线，不得取用

第二条：不得摘取寺庙山上之水果

进入佛堂内，应赤足入；穿一般鞋子进堂，当污秽佛堂清洁

第四条：进佛寺，不得由中门入，当从旁门入

第五条：进入佛堂内，不得高视佛面，当即低头即作礼拜，更不得蹓跶作观赏态，东张西望

第六条：于佛堂内不得大声谈话喊叫、或躺、或卧、或跑跳

第七条：于佛寺内勿随地吐痰或随地擤鼻涕

第八条：入佛堂拜佛绕佛可得五种福德

第九条：寺庙内用食，当得捐献

第十条：一枝法杖倚壁，证果全失

第十一条：佛堂中央，不得站立或礼拜

第十二条：入寺庙，服装要整洁朴素

第十二条：入寺庙，服装要整洁朴素

第十三条：勿让小孩在佛堂内奔跑嘻戏

第十四条：入佛寺不可大声说话

所谓居士佛教或‘白衣佛教’，是相对于僧伽佛教而言，指佛教的在家信众、信众团体及其领袖人物所影响的或所体现的佛教。其实这种提法是不大严密的。大家知道，佛教徒由出家信众和在家信众两大部分构成。在我国，通常将在家信众称为居士，即所谓居家修道之士。当年，释迦牟尼成道后即广收僧俗男女弟子，并根据当时的实际和佛教发展的需要，对僧伽和居士的地位、职责等作了相应的规定。概括而言，僧伽为三宝之一，具有住持佛教，摄受、教化居士之责，居士则具有礼敬、供养三宝，护持佛教之责。这种自然的定位和分工，总体来说是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实际，又符合宗教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一般来说，居士既是僧团教化、引导的对象，又是僧团的僧源所在和生存、发展的支柱。僧伽和居士的互补与良性互动，促进了佛教的全面发展，由此构成佛教的整体形象。古代的佛教教团即包括出家的僧尼和在家的男女居士，这其中原无所谓僧伽佛教和居士佛教之分的。

不过，随著佛教的广泛传播和社会的发展演化，居士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佛教界对居士的地位及其作用的认识与态度也产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概括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古以来，居士即占佛教徒的绝大多数。尤其在佛教信仰盛行的国家和地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中都有居士，其中包括众多有权势、有财富、有学识、有能力的人物，诸如帝王将相、富商巨贾、硕学鸿儒、能工巧匠等等。虽然他们在佛教界一般不居领导地位，但他们往往比僧人的影响力更大。

（2）佛教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面对各种异质文化和不断发展的社会文明，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乘佛教三期佛教的形成，由此也使僧伽与居士的关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部派佛教中，从《阿含经》及有关律典不难看到许多长者居士行善积德、修行证果的事例，从中也反映出佛教界适应时代、适应社会、入世度生的倾向，表明居士的作用和影响增强；而在从大众部发展起来的大乘佛教中，反映以居士身行菩萨道、成圣成贤的内容就更多了，如《维摩诘经》、《胜鬘经》、《华严经》、《法华经》等经中的维摩居士、胜鬘夫人、善财童子、龙女等都是备受称道的‘居士’典型，他们的地位似乎远在作为僧伽象征的舍利弗等十大弟子之上，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居士积极修证佛法、弘法利生的热忱。这一方面是大乘佛教重视心法、积极入世、超然于形式和教条的思想境界的体现，同时也是现实生活中居士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强的反映；至于密乘佛教则进一步在修法实践上圆融世出世法，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形式上都打破了僧俗的界限，从而给传统的僧伽与居士的定位和分工带来极大的冲击。

（3）随著佛教在各国各地区的传播和社会的不断演进，僧人在持戒、求学、修法、管理寺院乃至日常生活等等方面经常会遇到与他们的先辈们大异其趣的境况，尤其是在中世纪以至近代，许多僧人越来越难于保持戒律上的完美、学识上的权威，难于避免修法上的走样、日常生活的俗化，因而自信心降低，或屈从于王权和世俗势力，或遁入山林不问世事。而自身修养的不足及与社会和广大民众的疏远，又使这些僧人对社会问题及民众的疾苦缺乏了解，变得冷漠，很少能给信众做出表率并予以积极的适当的指导。与此同时，广大民众的知识日开，自我意识增强，对佛教和僧人的神秘感及盲目信仰减少，对僧人的修养、学识与处世能力要求却越来越高。这一切都使僧人的社会地位下降，影响力日形减弱。明清以至近代这种情况更加凸显。这样一来，居士界纷纷起来弘扬佛法，在进行自我教育的同时，还以不同方式帮助和促进寺院及僧团的自身建设，纠正其种种弊端，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正是由于居士的地位与作用的不断增强，‘居士佛教’的观念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至少在近代我国就已有了‘居士佛教’的提法。其实，在历史上，每当僧人素质趋于低下或过于世俗化、僧团变得日益腐败之际，佛教必然处于衰微或外强中干的状态，一遇变故便岌岌可危。此时社会上常会出现一些大心居士联合某些高僧奔走呼吁，采取各种补救措施以挽救法运，往往效果十分显著，令人们对居士的作用不能不刮目相看。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近现代佛教的复兴和恢复，一些正信的大心居士的确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例如在晚清，我国寺院众多，僧人队伍庞大，但素质普遍低下，毫无生气。在西风东渐、国难当头之时，僧界几乎成了众矢之的，寺庙往往成为鱼肉的对象，佛教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幸有杨仁山为代表的居士界精英大量刻印流通佛经，创办新式的佛教教育，宣讲佛学，提出革新佛教的种种方案，在政界、学界、教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一支独立于佛教传统僧团之外的令人瞩目的居士弘法队伍，一些人藉此提出了居士也能住持佛教的主张，‘居士佛教’这种比较时髦的提法亦应运而生。对此，当年在教界还引起过一番论战。有趣的是，时隔半个多世纪，佛教事业获得全面发展，各级佛学院遍地开花，开办已有十几年，培养出了大批僧才，僧伽素质已非昔日可比的今天，仍有人提出中国佛教应走居士化道路的主张，这本身就值得教界同仁的深思!

（二）我国‘居士佛教’的一般特点。

在佛典中，一般将闻法向善的僧俗弟子统称为‘善男子’、‘善女人’，其中归依佛法僧三宝的在家信徒称为优婆塞或优婆夷。这是梵语的译音，翻译过来就是‘近事男’或‘近事女’，意思是亲近事奉三宝的人。在我国，这种称呼一是比较抽象，二是给人感觉地位‘低下’，因此多用于书面文字中。而在日常生活中用得最多的称谓是‘居士’，意思是居家修道之‘士’。这同‘和尚’一词一样，是一个令人起敬的称谓，然而用得滥了便失去了其应有的尊严。不过这倒颇能反映汉族地区在家信众的实际，即无论是受过三归或五戒、八关斋戒、菩萨戒的还是未受过任何戒的，只要于佛教中行善积德的往往都被称为居士。因此佛教中居士的对象是比较广的，存在很大的差异，值得研究。当然本文所说的居士特指至少受过三归的在家佛教徒。

要认识我国的‘居士佛教’，首先须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汉传佛教的一些特点：早在佛教传入我国之前，华夏社会就已具有高度的文明，是一个比较专制的社会。人们重视人伦道德，崇尚自然，具有现世主义倾向；敬祖先，祀鬼神，对于宗教多抱有实用主义态度。佛教虽然本质上是出世的，但作为一种宗教，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信仰），还是一种文化，一种社会实体，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因此上述的国情(因缘）都极大地影响了佛教在我国的发展状态及所扮演的角色：大乘佛教思想理论受推崇，却未能成为国教；译经著述汗牛充栋，八宗并峙，然禅净二宗独盛；山林佛教和鬼神信仰并存；精英佛教与民俗佛教并行。与此相对应，我国的‘居士佛教’表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1）人数众多，分布领域广泛。在我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中，佛教信众占绝大多数，即从当代的五大宗教来看，佛教徒也是最多的，其中又以居士占多数，各行各业都有。在中国佛教近二千年的传播过程中，他们恭敬、供养、护持三宝，出资出力，在建寺度僧、塑像印经、兴办慈善公益事业、实践并弘扬佛法乃至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等方面默默无闻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社会影响极大。

（2）信仰虔诚，但追求各不相同。中国人朴实善良，面对频繁的天灾人祸和长期的封建压迫，内在的宗教需求十分强烈，佛教的弘传给了他们很大的精神满足。就大多数在家信众尤其是人数较多的女居士来说，信仰是相当虔诚的，但相当多的人信佛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迷信色彩，不少人抱有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倾向。

（3）社会精英人士较多，如政界、学界、文化界乃至商界的居士，一般文化程度较高，对社会比较了解，有各自所在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对佛教界的贡献和影响较大。

（4）整体素质不高。多数居士对佛教的教理缺乏必要的认识，许多人学佛往往停留在烧香磕头、吃素念佛、参加法事、做功德的层面上，感情色彩甚至迷信成分较浓。这一方面缘于中华民族强烈的现世主义心理因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佛教文化的确博大精深，而僧人们在宣讲弘扬方面的工作做得太少的缘故。

（5）居士间的各种差异极大。佛教是提倡众生平等的，所收弟子来自方方面面，因而居士间的各种差异极大，如广泛存在的身份差异、文化差异、贫富差异、城乡差异等等。这些差异不仅影响到他们对佛教认识上和需求上的差异，还多少关系到他们在佛教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发挥，于是出现了精英佛教和民俗佛教并行的局面。当然上述各种差异在僧伽中也大量存在，但毕竟小得多。

（6）自身缺乏约束机制，对僧伽不能实行有效的监督。佛教是一种强调自我觉悟的宗教，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因此对于背景极不相同的作为佛教外护的在家信众的要求并不高，何况相对于家庭和谋生来说，信佛及弘法通常只是许多居士的业余‘爱好’。居士与僧伽不同，他们至少在外在的表现上与非佛教徒没有明显的差别，居士团体的结合一般也比较松散，相互间缺乏约束激励机制。从这些方面来说，居士是很难代表和住持佛教的。另外，我国是一个存在多元文化的国家，民众乃至国家对僧伽和寺院的认识、态度和要求存在较大的差异。在这种背景下，居士不可能像一些南传佛教国家的居士那样，一方面对僧伽礼敬供养有加，同时对僧伽的行为规范实施有效的监督，以促进其信仰对象的纯洁完善。不仅如此，由于一些居士素质不高，往往不自觉地做了一些不利于僧团建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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