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和联系是：商品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方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要通过等价交换来实现。商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而言的。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或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起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格机制〉来引导和调节企业和居民的行为。市场经济是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的。

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必然过渡到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产生和存在的一般条件有两个：一是社会分工；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属于不同的物质利益主体所有。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是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曾有过的三次社会大分工，使生产具有单一性，生产的单一性与需求的多样性发生了矛盾，为了解决矛盾，互通有无成为必要。但社会分工并不能决定相互交换的产品必须采取商品形式，因而也不能决定商品经济的存在。

互市贸易是历代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进行经济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所谓“互市”，也称“关市”，即中原王朝在缘边地区开辟交易市场，保护官府或私人与边疆民族进行互通有无的交换活动，尤其是让边疆民族以买卖、交换的方式获得所需的生活、生产必需品，以减少其对边境地区的袭扰。

与边疆民族进行互市贸易的主张最早是由汉朝的贾谊提出的。贾谊认为，可以利用匈奴“乐关市，嗜汉财物”的心理，通过贸易交流，互通有无，从而以汉族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去感召和影响匈奴。这一主张得到朝廷的重视。汉文帝时，开始出现了由政府主办的互市制度，内地人员可以在指定地点与匈奴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因为这—制度满足了双方的需要，结果汉、匈双方的关市贸易发展很快，同时，“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长久以来边境的紧张状态也得以缓和。于是，汉朝又将这一制度推行于其他边疆地区，如汉朝对割据岭南的赵佗政权以及西域各国，都采取了允许互市的政策。

汉代以后，历代中原王朝基本上都将互市贸易作为安定边疆的一个有效手段，而且商业贸易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如隋炀帝时，隋朝政府就对西域各国采取了积极的通商政策。前来朝贡、经商的大致有30余国。宋朝时，除在河北等地设“榷场”供宋、辽两国百姓交易之外，还在西北、西南边疆地区设立“市易务”——官营经商机构，“置坊列肆，使蕃汉官私两利”。当然，在发展互市贸易方面，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还要算唐宋以后实施近700年的“茶马贸易”，以及明代的“马市”。

历史上，我国北方、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食肉饮酪”，对中原王朝的茶叶和粮食需求极大，有所谓“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说。当然，需求是双向的，施惠与受益成正比。对中原王朝来说，边疆地区的马匹也必不可少。即使日常生活可以没有畜产品，但军队却不能没有战马，因为在冷兵器时代，战场的主要突击力量是骑兵，所谓“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而多数产马区恰恰就在边疆地区。因此，以茶叶和粮食来交换边疆民族地区战马的“茶马交易”，就成为双方互市贸易的主要内容。

据历史记载，唐肃宗时，唐朝政府曾出于笼络边疆民族以及军事需要，开始与回纥族进行以茶易马的贸易，从而开“茶马贸易”之先河。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4年)，宋朝政府采纳大臣王韶的建议，正式设立“提举茶马司”，负责茶叶的收购和买马的工作，并在陕、甘、川多处设置“卖茶场”和“买马场”。虽然宋朝用茶换来的马，绝大多数都是短小瘦弱的马，难以用于战争。但“茶马贸易”的实施，增加了边民的收入，对稳定边疆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后明、清两朝，“茶马贸易”或称“茶马互市”绵延不绝。

明朝的“马市”则是中原王朝与边疆进行互市贸易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据《明史·食货志》载：“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驿边省戍守费。”陈设立开原南关马市、开原城东五里马市、广宁马市、大同马市等大的交易市场外，明朝还在甘州、凉州、兰州、宁夏等处开设了不定期的“马市”。“马市”中最为著名的是大同马市。明朝为了缓和与大漠南北的蒙古族的矛盾，于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在大同正式开设“马市”，允许军民用公平的价格购买蒙古的马、骡、驼、羊等。当时的“马市”又分为“官市”和“民市”两种。在“官市”里，蒙古族送来的马匹，由明朝政府出资收购，“官市”完毕后，也允许前来贸易者用剩余物品进行民间交易。“民市”则允许双方军民百姓自由交易，换取各种生产、生活必需品。

对历代中原王朝来说，互市贸易的开展和长期存在，首先是出于稳定边疆的政治需要。互市贸易核心在于运用中原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边疆民族进行“笼络”和影响，这就在军事征伐之外又找到了一种安定边疆的办法，有利于建立起和谐的中央和边疆的政治关系。如宋朝通过“茶马贸易”使得西蕃接受了宋王朝的统治，并与宋朝联手共同对抗西夏进犯。在宋与西夏对峙时，因“茶马互市”中断，西夏人民曾一度迫使其首领与宋朝议和。明朝实行“马市贸易”后，蒙古“诸酋感德日深，赴市日众，市马日多”。就深层原因论，历史上，因为自然和社会的原因，边疆民族一般来说经济结构单一，也比较脆弱。在这种情况下，边疆民族迫切需要加强与中原的贸易关系，以换取各种生活、生产必需品，而中原人民也需要边疆地区的各种畜产品，军队打仗所需的战马更要依赖边疆。因此，满足各民族进行经济交流的需要，开展互惠互利、互通有无的经济贸易，毫无疑问是适应经济规律的。

互市贸易的开展，对中国历代的边疆经营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频繁的经济贸易，加强了内地和边疆各阶层人民的交往。比如，大同属明代九个边防重镇之一，是拱卫首都北京的军事重镇，“马市”开设前，市场两边的各族人民因为军事原因被强制性地分隔，而“马市”开设后，原来战马嘶鸣、刀光剑影、硝烟弥漫的沙场，成了贡使络绎于道、商队接踵而至的蒙汉各族物资贸易的中心。尤其是，历朝历代前来内地贸易的，既有官员、僧侣，也有平民百姓，他们通过与内地各阶层人士的长期广泛接触与交往，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信任和团结，从而加深了民族之间的感情，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稳定。另一方面，开展互市贸易也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的繁荣，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生活。物资的交流产生的巨大利润，推动着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经贸活动的开展还带动了边疆地区城镇和交通的发展，而内地先进工具和手工业技术的传播，更对边疆的开发有着深入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边疆地区的经济不断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边疆各民族与中原的联系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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