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票号

票号

票号－－清代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亦称票庄、汇号或汇兑庄。明末清初汇票作为汇兑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

票号多为合伙组织，也有独资经营。每号创始资本自数万两至二三十万两不等。其后，由盈利转化有护本、倍本等名目，实有资本不断扩大。票号资本存储于总号，总号一般设于原籍，因而山西票号又因总号所在地不同而分为平遥、祁县、太谷三帮。在各大城市设立分号，不另拨给资本。总、分号间可直接通汇或调度资金。三年或四年结帐一次，盈利按股分配。按资本分配的称银股；另有人股，俗称顶身股，用以奖励高级职员之用，根据其职位高低和年资定其分配份额。

山西票号经营的业务首先是汇兑，活动范围遍及全国。营业重心在北方，但也兼及南方。最盛时山西有总号三十余家，全国各省区设分号四百余所。国外如日本东京、俄国莫斯科、印度加尔各答以及新加坡等地也设有分号。汇兑的收入为汇费，亦称汇水，收费标准根据各地银两平色高低、路途远近和银根松紧而定。票号在收付款项时，往往借口银色不足或压低份量，取得额外利润。营业对象最初主要是商人。太平天国期间及以后，因以代清政府汇解各处税收协款、领发军队饷银、衙署薪金为业务重点，票号并经营存款、放款，其往来对象则以清政府和贵族、官僚为主体。

当时票号信誉卓著，且内部组织严密，能严守秘密，虽存款利息较低，贵族、官僚也乐意将私蓄寄存。放款对象除官吏外，主要是钱庄、典当和富商，不与一般商人发生借贷关系。此外还替人代捐官衔爵位和垫款谋缺，从中获利。其收入主要来源，原是汇水和银两平色的换算盈余；后来，存放款利率上的差额和代办捐官、谋缺等活动也成为重要利源。

在钱庄兴盛以前，票号一度是封建经济的重要金融支柱。有关对外贸易的内汇也统由票号经营。鸦片战争后，外国在华银行相继建立，钱庄势力日益扩大，票号与外商银行、钱庄形成互相联络的三角关系。票号集中经营地区间往来的汇兑，并以吸收的官款对钱庄予以贷款支持；接受钱庄的托付，承办有关外贸资金的汇拨，一般不与外国银行或外商发生直接联系。由于票号得到官府和大官僚的直接扶助，地位优越，在全国金融市场上曾煊赫一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到高峰，其总资力按资本、存款、发行小票三项估计约达二亿两。但为时不久，外国银行势力迅速扩张，钱庄业务范围扩大，夺去不少票号营业。光绪末年，各省自设官银钱号，以及中国自办银行相继成立，公款存汇业务逐渐丧失。辛亥革命后，票号失去靠山，存款被提，放款一时无法收回，周转困难，多数票号相继倒闭，终归没落。

票号虽为山西商人垄断的事业，同治以后，与封建官僚有密切关系的江浙商人也有设立票号参与竞争的，称为南帮票号。如严信厚设有源丰润票号，李鸿章家族经营义善源票号，规模都很大。它们在南方也称银号或钱庄，有的还参加上海钱业公所，为汇划钱庄之一，但先后因倒帐破产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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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的发展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到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这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山西商人纷纷效尤投资票号。如介休侯氏聘原任日升昌票号副经理的毛鸿（岁羽）为蔚泰厚绸布庄经理，毛氏到任后，协助财东侯氏将其所开办的蔚泰厚绸布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蔚丰厚绸缎庄均改组为票号，并形成以蔚泰厚为首的“蔚”字五联号，不数年，大获其利。自是，凡长江各埠茶庄、典当、绸缎、丝布业，及京津一带皮毛杂货业之晋人，群起仿办，往往于本号附设票庄。票号的发展，大致在道光年间为兴起之时，时有票号仅十家，即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广泰兴、合盛元、志成信。咸丰时由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受战争的影响，票号发展受挫。同治年起，票号又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光绪时达到鼎盛，请看下列山西票号家数统计：

咸丰十年（1861）14家

咸丰十二年到同治十三年（1862——1874）26家

光绪元年到光绪八年（1875——1882）28家

光绪五年（1879）29家

光绪九年（1883）30家

光绪十九年（1893）28家

山西票号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时虽有损失，但尚未伤元气。韩业芳《山西票庄皮行商务记》载：“庚子之乱，虽在内地，而受伤者不过直鲁二省，肢体之伤，仍非心腹之害。”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说：“庚子内乱，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滞，而票商之持券兑现者，上海、汉口、山西各处云会雾急，幸赖各埠同心，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货，首推票商银券最是取信，分布遍放通国，名誉著放全球。”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上海为商务总汇之地，一日出入值银钱千百万，票号之业务因是特盛。其重要票号皆是山西商人开办，如大德通、合盛元、中兴和、蔚泰厚、百川通、志成信、大德恒、日升昌、存义公、蔚长厚、新泰厚、三晋源、协成乾、蔚丰厚、协同庆、大德玉、蔚盛长等。与此同时，山西票号在国内设立的分号已由20多家增加到80多家。山西票号设立的城市计有：北京、张家口、天津、奉天、济南、扬州、江宁、苏州、芜湖、屯溪、河口（在江西）、广州、长沙、常德、湘潭、汉口、沙市、重庆、成都、西安、三原、开封、周家口、上海、杭州、福州、厦门、汕头、营口、南昌、九江、桂林、梧州、昆明、贵阳、镇江、巴塘、里塘、打箭炉、自流井、迪化、甘州、南宁、解县、新绛、介休、曲沃、烟台、包头、兰州、肃州、归化、周村、张兰、宁夏、潮州、文水、汾阳、万县、雅安、康定、正阳关、通州、赊旗、兴化镇、禹县、博爱、清化、怀庆、寿阳、交城、喇嘛庙、凉州、盂县、库伦、吉林、长春、黑龙江、锦州、安东、安庆、运城、徐州、毫州、道口、济宁、获鹿、承德、多伦、赤峰、香港等。

山西商帮除在国内设立票号外，还在国外如朝鲜新义州、韩国仁川和日本大贩、神户、横滨、东京等地设立了票号。

随着山西票号业务的发展，在山西票号内部，还出现了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这种帮是以总号的所在地来区别，即总号设在平遥县的为平帮，总号设在祁县的为祁帮，总号设在太谷县的为太帮或谷帮。平、祁、太三帮里面，以平遥帮最早，票庄的先锋日升昌、蔚泰厚总号都在平遥。兹将平、祁、太三帮票号情况统计如下：

票 号 票 帮 财 东 经 理 资本：两 前 身 创立年代

日升昌 平 遥 李正华 雷履泰 32万 颜 料 道光初年

蔚泰厚 平 遥 侯 癸 毛鸿岁羽 24万 － 道光初年

蔚丰厚 平 遥 侯 姓 范凝静 20万 － 道光初年

天成亨 平 遥 侯 姓 侯王宾 20万 细 布 道光初年

蔚盛长 平 遥 侯 姓 李梦庚 16万 绸 缎 道光初年

新泰厚 平 遥 侯 姓 侯王敬 16万 绸 缎 道光初年

蔚长厚 平 遥 － 范光晋 15万 茶 叶 道光初年

协同庆 平 遥 米、王 刘清和 12万 － 光绪初年

协和信 平 遥 王 姓 李清芳 10万 － 光绪初年

汇源永 平 遥 渠 姓 殷启祥 14万 － 光绪初年

百川通 平 遥 渠 姓 庞凝山 16万 － 光绪初年

宝丰隆 平 遥 － 乔世杰 20万 － 光绪初年

大德通 祁 县 乔 姓 － 24万 茶 叶 道光初年

大德恒 祁 县 乔 姓 － 24万 － 道光初年

三晋源 祁 县 渠 姓 － 30万 － 道光初年

存义公 祁 县 渠 姓 － 20万 布 庄 道光初年

合盛元 祁 县 郭 姓 － 20万 － 道光初年

中兴和 祁 县 戴 姓 － 16万 － 道光初年

大盛川 祁 县 张 姓 － 20万 － 道光初年

长盛川 祁 县 渠 姓 － 20万 － 光绪初年

元丰玖 祁 县 孙 姓 王封晋 14万 － 光绪初年

志成信 太 谷 员、孔 － 26万 － 道光初年

协成乾 太 谷 员、孔 － 24万 － 道光初年

大德玉 太 谷 常 姓 － 20万 － 道光初年

锦生润 太 谷 常 姓 － 20万 － 光绪初年

世义信 太 谷 杨 姓 － 30万 － 光绪初年

大德川 太 谷 常 姓 － 20万 － 光绪初年

平遥、祁县、太谷三帮票号，营业活动区域大体上呈分合演进状况，所谓“平帮的营业在正西、西北和长江；祁帮在平津和东北；太帮在广东和长江”之说，反映了初期发展状况，后来随着业务发展，有利益的码头，各号竞设分号，上述活动范围也渐被打破。

在票号汇兑网点发展，汇兑通天下的情况下，票号汇兑明显增加，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升昌票号的14家分号收交汇兑银32225204两，平均每家达 2310800两；光绪三十三年（1907）蔚长厚汉口分号收支汇兑银 3385260两。随着业务的发展，山西票号盈利相当可观。如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四年（1888）资本银一万两，当年盈利24700两，每股分红850两，以十年为一账期，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这一账期资本积累达22万两，获利银743000两，每股分红银17000两。又如锦生润票号，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资本银32000两，当年盈利银7380两，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资本银增为 64000两，当年盈利银51948两。

在山西票号的影响下，从同治年起，江浙人也开始建立票号，如人称“红顶商人”的浙江钱塘人胡光墉在同治二年（1863）建立了阜康票号。云南人李氏（一说王氏）在光绪初建立了天顺祥票号。江苏洞庭商人严信厚在光绪九年（1883）建立了源丰润票号，时人把江南人开办的票号称为“南帮票号”。

票号是现代银行的前身。我国古代对银行的命名，则是按其业务特征和历史习惯，分别称它们为钱铺、账局和票号。票号产生以后，经历了一个兴盛至衰落的过程。自从山西第一家票号开办以后，票号呈遍地开花之势。随着客观环境的种种影响，最终使盛极一时的票号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山西票号一整套管理方法和业务经营模式，仍影响着我国现代的金融业，其成功的经营之道和衰败的历史教训，至今仍为现代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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