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市的别称叫什么

南京城市的别称有建康、江宁、石头城、天京、应天、金陵、博爱之都、虎踞龙蟠等。

1、建康

建康是南京在六朝时期的名称，孙吴、东晋、刘宋、萧齐、萧梁、陈朝六代京师之地，是中国在六朝时期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中心，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建康城范围东西南北各40里，有宫墙三重，南拥秦淮、北倚后湖、钟山龙蟠、石城虎踞，苑囿主要分布于都城东北处，宫城北有华林园，覆舟山有乐游苑。

华林园、天渊池等宫苑点缀其中。西南有石头城、西州城，东南有东府城、丹阳郡城，宣阳门至朱雀门间五里御道两侧布置官署府寺，居住里巷主要分布在御道两侧和秦淮河畔。

城内外遍布佛寺，有大小寺庙五百余所。建康城是中国传统礼教制度与自然完美结合的典范，中国古代都城的杰出代表，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首开都城中轴对称布局的先例，其平面布局、建筑形制对后世影响深远，并深刻影响到东亚各国。六朝皇宫台城，宫殿壮丽巍峨，殿阁崇伟，为北魏都城以及东亚各国争相效仿。

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深远影响了后世都城建设的形制。衣冠南渡使汉民族在南京保存了华夏文化之正朔，被历代所传诵。

以建康为代表的南朝文化，与西方的古罗马被称为人类古典文明的两大中心，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2、江宁

江宁是南京的旧称之一，寓意为“江外无事，宁静于此”、“江南安宁”等，南京如今的简称”宁“便是取自于以前的名称”江宁“，即“江宁县”、“江宁郡”、“江宁府”等。

如今的南京设有江宁区（注：江宁区不等于江宁）。“江苏”的得名便取自于“江宁”与“苏州”之首字。西晋太康元年（280）析建邺县西南置临江县。

二年改江宁县。唐至德二年（757），于江宁县置江宁郡。五代十国时期，江宁为南唐国都，是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下辖上元县、江宁县、溧水县、溧阳县、句容县、广德县、当涂县、芜湖县、繁昌县、六合县、铜陵县、青阳县等县。

宋朝时期，江宁为江南东路的首府，是中国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下辖上元县、江宁县、句容县、溧水县、溧阳县等县。

清朝时期，江宁是统辖江南省（今江苏、安徽、上海）、江西省两（三）省的两江总督署驻地，两（三）省首府，是清代中国的军事重镇，两江经济中心，财政物资的重要供应地。

下辖上元县（今南京主城东部）、江宁县（今南京主城西部）、溧水县、句容县、溧阳县、江浦县、六合县、高淳县，治所位于江宁县和上元县。

3、石头城

有“东吴第一军事要塞”之称。吴国孙权迁至秣陵（今南京），在石头山金陵邑原址筑城，取名石头城。

是保障首都建康城西部安全的军事重镇，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石城虎踞”之称，广义上它是如今南京的别称。

4、天京

南京为复都制体系下“位于南方的京城”的意思。唐代以成都为南京不到三年时间。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建应天府（今商丘）为南京。

辽代，以北京为南京。金代，以开封为南京。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迁都，京师应天府（今南京）改称为南京，作为留都。

5、应天

应天府，或称京师，是南京在明朝时期的名称，为明朝前期首都，后永乐时期迁都顺天府，应天府作为留都。应天府下辖上元、江宁、句容、溧阳、溧水、高淳、江浦、六合八县。

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亲自带兵分三路用十天时间攻破集庆路（今南京），并改名应天府。三月，改集庆路名为应天府。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建为南京。洪武十一年（1378年）正月至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的25年间，应天府为明朝的京师。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北迁，以顺天府为京师，以南京应天府为留都。清初顺治二年（1645年），满清攻克应天府后改名为江宁府。?

百度百科-南京

就地域上讲，江南无疑是近世以来中国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但是，关于江南一词的定义及其运用，自古及今，就从未统一过。

一 历史上江南的地域范围

在历史上，江南一直是个不断变化、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

作为一个典型的历史地理概念，“江南”的含义在古代文献中是变化多样的。它往往是一个与“江北”、“中原”、“塞北”等区域概念相并立的词语，而且模糊不清。从历史上看，江南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区域。当然，民间所称的江南与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江南，差别就更大了。

在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的是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史记·秦本纪》中说：“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黔中郡在今天湖南西部，于此可见当时“江南”的范围之大；而据《史记·五帝本纪》所云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可知其南界则一直达到南岭一线。由于江南涵指了湖南、北之地，所以王莽时曾改夷道县（今湖北宜都县）为江南县。在汉代人的概念中，江南地域已经十分宽广，包括了豫章郡、丹阳郡及会稽郡北部，相当于今天的江西、安徽及江苏南部地区。以会稽郡北部为“江南”的概念由此产生。当然，在两汉时期，洞庭湖南北地区应是江南的主体，而这一地区又属荆州的范围，所以东汉人常以荆州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北距长江很远的襄阳，概指“江南”。《后汉书·刘表传》载“时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庄、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及降。江南悉平。”中的“江南”，说的就是这一地区。 据《水经注》卷三五“江水又东迳公安县北”条所载：“刘备之奔江陵，使筑而镇之。……杜预克定江南，置华容置之，谓之江安县南郡治矣。”这里的“江南”当指处长江中下游的东吴政权。又，《魏书》卷三五《崔浩传》云：“今国家亦未能一举而江南，宜遣人吊祭，……若此，则化被荆扬。”这里的“江南”似与“荆扬”等义。 至隋代，“江南”也被用于《禹贡》中“扬州”的同义词，但实际上“江南”还有江汉以南、江淮以北的意思。

因此，《史记·货殖列传》中关于“江南豫章、长沙”与“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描述，在清代人看来，都属湖广江西地区；而《项羽本纪》云“江东虽小，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中的“江东”，事实上就是清人心目中的“江南”。

较为明确的江南概念应当是从唐代开始的。贞观元年（627）分天下为十道，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自湖南西部以东直至海滨，是秦汉以来最为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显然，这个江南道的范围实在太过宽广，在开元二十一年（733），中央政府即将江南道细分为东、西两道和黔中道三个部分。唐代对于“江南”一语的用法，常常超出长江以南的范围。韩愈所谓“赋出江南而江南居十之八九”的“江南”，其实是指江淮以南、南岭以北的整个东南地区。江南东道（简称江东道），包括了浙江、福建二省以及江苏、安徽二省的南部地区。唐代中期，中央政府又将江南东道细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区。其中的浙西地区完全吻合了以后人们对于江南的印象，包括苏州（含明清时的松江、嘉兴二府地区）、湖州、常州的全部及润州、杭州的各一部分。所以明清时江南的核心地区，在唐代仍是用江东来表示的。当然，江南最准确的含义是指长江以南地区。该地区的繁盛富庶，在唐代就已出现了。北宋政府为了财政管理的方便，曾设置了转运使“路”。至道三年（997），天下就被分为十五路。唐代的江南东道在此时派分为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路。 这里的江南东路，已与后世所云的江南地区基本无涉；两浙路则包容了以后江南的核心地域，相当于今天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

从元代开始的官修地理志中，“江南”一词还有被用于行政区划的。如清代所谓的“江南”，主要指的是今天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两省地区。但经济意义上的“江南”越来越明确地转指传统的浙西、吴或三吴地区。明代已经将苏、松、常、嘉、湖五府列入了“江南”经常性的表述对象，因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已在全国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且备受国家依重。嘉靖年间的嘉兴府海盐县人郑晓，就是以这些地区来论述江南的。 所以后来有人就建议在最为富庶的苏南浙西地区设立专门的行政区，并置督抚专治，称作“江南腹心”。 在明清笔记小说中的江南，一般就是指这一地区。有的甚至明确地表示杭、嘉、湖、苏、松、常、镇七府就是所谓的“江南”。

当然，明清人对“江南”一词的运用还是相当随便的。在他们的意识中，只要与这些地方有关联的，就可指为“江南”，丝毫不会注意有什么界域存在。

二 中外学者关于江南的定义

有关江南地区的研究，现有的成果十分宏富。洪焕椿先生曾对历史上通称的“江南”作了一个总结性评价，认为“江南”主要是指长江三角洲地区，即明清时代的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所属的，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三角地带。 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江南的界定一直存在歧异。

从傅衣凌等学界前辈研究江南开始，一大批关于江南的论著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环境甚至地质构造等方面展开了详细的讨论。如傅衣凌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出版社（北京）1961年版）、《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包伟民主编的《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蒋兆武的《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范金民的《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严耀中的《江南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尽管所论各异，但都涉及到了江南的核心地区，即苏（清代析出了太仓州）、松、常、镇、嘉、湖、杭七府地区。

在外国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中，对江南的定义普遍倾向于“江南三角洲地区”一词。从行政区划看，它涉及到了今天的苏州、上海、常州、嘉兴、湖州地区。如黄宗智关于长江三角洲的研究，除了将长江北岸的通州地区纳入这一区域外，没有再作突破。 森正夫早期关于荒政与地主佃户关系的著名研究，其论述的地域范围完全限于江南的东部地区，即苏州、松江、太仓与嘉兴。 在他后来的研究中，范围有所扩展，以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作为探讨江南的主题 ；在江南市镇的研究方面，也未出这五府范围，不过冠之以“江南三角洲”之名。 滨岛敦俊关于江南农村社会的研究相当著名，对江南的定义十分明确。他认为，所谓“江南”，是指南直隶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与浙江的嘉兴、湖州二府，也就是太湖周边五府的领域。 其后，北田英人则是完全将江南称作“江南三角州”，范围与滨岛敦俊的定义相仿。 海津正伦的观点与此接近，也具有浓厚的地理学味道，在地域范围上有所扩大，加进了镇江府。 近来川胜守关于江南的研究，较为引人注目。他的新著《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空间と社会形成の歴史学》（汲古书院，1999年），所述“江南”包括了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镇江六府，在范围上也有所拓展。

从总体上看，日本学者对于江南的认识，基本上集中于苏、松、常、嘉、湖、太五府一州之地。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江南的核心，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江南。

中外学者对于江南的探讨，时段大多集中于明清时期，这不但体现了中外学者个人的学术兴趣，更体现了明清江南地区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他们的论著中，江南的地域概念是不统一的，涉及到江南地区时，或语焉不详，或论述各异，自然也不会有概念意义上的共识。

为此，李伯重对“江南”概念曾作过一个比较科学的界定。他指出，对江南的地域范围作界定，在标准上不但要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应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据此，江南的合理范围应当包括今天的苏南浙北，即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后来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直隶州；这八府一州之地不但在内部生态条件上具有统一性，同属于太湖水系，经济方面的相互联系也十分紧密，而且其外围有天然屏障与邻近地区形成了明显的分隔。 这与刘石吉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的界定，基本一致。但在另外一篇文章《“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一期）中，李伯重又回到了地理学中的江南概念，即江南平原或太湖平原地区，范围大致涵盖了宋代浙西路的苏州（平江府）、常州、嘉兴府（秀州）、湖州与江阴军。在后来学者们关于传统市场的探讨中，涉及江南的大多受到李伯重的影响，采用了他的观点，即将江南定义为上述八府一州之地。

李伯重对江南概念的界定，同样也为本文的界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三 “江南”的核心

实际上，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江南”的核心就是一个完整的太湖流域地区。

晚至明初，太湖流域的政区有了较大的调整。明洪武元年（1368），长春府被回改作常州府。江淮府在后来被改作镇江府，也直隶于京师。洪武十五年，又分江南行省的嘉兴、湖州二府隶于浙江行省。正统二年（1437），江南行省改为南京，苏州、常州、松江、镇江仍隶之。 至此，太湖流域的苏、松、常与嘉、湖五府，十分清楚地分辖于两个的独立行政实体。但明人所言“江南”，都是概指这些地区，尽管行政设置上的江南与此颇为不同。

在清顺治二年（1645），南京被改为江南省。雍正二年（1724），以苏州府所属太仓州直隶于江南省；八年又分江宁府所属溧阳县隶于镇江府。 由此，江南包容了江南省的苏州、常州、太仓的全部与镇江的大部分，以及浙江省的嘉兴、湖州二府的全部与杭州府的一部分。在乾隆二十五年（1769）江南省分作江苏、安徽二省后 ，江南地区即分属于江苏与浙江。

从区域的共同性上来讲，该地区的自然环境、风俗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强的一致性。所以，依照今天地理学界、自然科学界对太湖水系流域的界定，江南的核心地区覆盖了长江下游南岸的太湖及其周边地区，包括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与太仓直隶州的全部，以及镇江府的大部和杭州府的余杭、海宁 二县。这是传统所称的“狭义的江南”，亦即“江南的重心” 。从一个水系所涉的完整地域来界定江南地区，也是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显然，这样的界定，完全限于太湖流域，一方面顾及了中国古代关于江南的异说，考虑学术界的总体倾向，另一方面则可进一步考察真正的江南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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