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人诗的文学史意义

汉代文人诗的文学史意义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及其史料价值与文学史意义

内容提要先秦两汉时期，崇尚侠风，养士与游侠活动盛行。除正史文献外，民间歌谣时谚与史相依,广泛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游侠活动的生动内容。这些谣谚从社会生活史的视角，保存、补充或拓展了正史的相关内容记载，与正史相得益彰，提供了当时任侠风尚和游侠生活的真实画面。同时，也为古代咏侠诗的创作发展提供了现实素材、文学形象和审美指向，成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咏侠题材类型诗歌的直接源头,哺育启迪了古代文人咏侠诗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 先秦两汉 咏侠谣谚 咏侠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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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任侠风尚和咏侠诗的创作发展看，中国古代咏侠诗的创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文学——文化现象。因为中国咏侠诗中侠的文学形象及其人格精神并不仅仅是一个典型形象及其自然形成过程，而是社会大众、史家、文人的文化共建。

纵观这一过程，侠义传统的影响与历代任侠风气的新变、现实政治、边塞战争与侠义传统的互动、文人任侠与建功立业的时代追求、创作主客体的相互融合以及侠自身的复杂人格等等，都为咏侠诗的创作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积极的现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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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众的英雄拯救心理和文人理想的正义依据。因此，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古代咏侠诗的创作所关涉的层面非常丰富。从历史积淀看，先秦时期的养士之风与侠义实践，两汉时的《史记﹒游侠列传》、《汉书﹒游侠传》等正史记载，奠定了侠义传统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念，深深影响着每个时代；从社会关系看，时代任侠风气所关涉的对象既有统治阶层之崇侠尚义者，又有士之仗义者及民间广泛的大众侠义践行者。从创作主体看，先秦两汉的辞赋和民间歌谣有广泛的歌咏对象与侠义内容。这些史传记载与民间歌谣时谚，不但保存了先秦两汉时期丰富多彩的游侠生活史，而且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咏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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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开拓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开启了源头活水，提供了人格精神，确立了基本的审美规范。这说明游侠活动与任侠风尚不但引起了史家的重视，亦成为当时文人与民间社会关注的审美对象。从创作客体看，先秦两汉的咏侠歌谣，展现了当时社会的任侠风尚和大众的侠义崇拜、英雄理想，为古代咏侠诗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和广泛的创作动力。这一切，都为咏侠诗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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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随着史学观念的变化和领域拓展，传统史学已不能满足对“社会下层”的研究，一些研究者开始重视对“另类历史”的研究利用。葛剑雄指出：“所谓‘另类历史’，是指某些作品本身不是严格的历史著作或史料，但其中包含着某种历史信息，间接地反映了历史的内容。”

葛剑雄，周筱贇《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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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的咏侠歌谣时谚就是这种“另类历史”。这些谣谚作为社会文化的表征，根植于现实生活土壤，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自可成为正史的佐证和研究这一时期游侠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而在历史研究中，文史往往可以互证。钱钟书先生说：“诗者，文之一体，而其用则不胜数。先民草昧，词章未有专门。于是声歌雅颂，施之于祭祀、军旅、昏媾、宴会，以收兴观群怨之效。记事传人，特其一端，且成文每在抒情言志之后……然诗体而具记事作用，谓古诗即史，史之本质即是诗，亦何不可。”如能对先秦两汉的咏侠谣谚加以审视，就会发现，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在反映当时的任侠风气和游侠生活方面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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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足以补充拓展游侠史料的现实生动性和生活的丰富性。

本文试图通过对先秦两汉咏侠歌谣时谚的广泛搜集整理和整体审视，进一步挖掘古代咏侠诗创作的现实基础和文学渊源，勾勒出我国先秦两汉咏侠谣谚的史料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一

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及其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

从古代游侠发展史看，先秦两汉是侠现实存在的重要历史时期，尚武任侠作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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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普遍性的社会风气，其在春秋战国、秦汉之间相沿发展，涉及的社会层面、造成的社会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这时的任侠风气及游侠群像，是伴随着社会大变迁出现的特殊社会现象。作为历史实录阶段的侠，个性鲜明，有自我的价值追求。而先秦两汉崇尚古朴的原始遗风和以复仇相尚的社会风习，进一步点燃了游侠者的血性和野性，使其表现出绝异之姿，甚至因对正常社会秩序造成影响而受打击。此时游侠虽是大众追慕的对象，但还未引文人的审美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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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时期，任侠养士之风炽盛，游侠阶层也随之不断壮大，反映游侠生活的歌谣时谚开始繁荣。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看，先秦两汉是中国古代咏侠诗的滥觞期，作为咏侠主题雏型的作品，一是表现简单直白、形式多为歌谣与时谚；二是文体特征尚未成熟，多与史传、辞赋等其他文学形式相混。如陈山认为，“咏侠诗潮滥觞于东汉大赋。”如班固的《西都赋》、《东都赋》，张衡的《西京赋》都在描写都市生活中展现了侠者风采，虽然有关游侠的描写只是其中的点缀而已。这些流传于都市乡曲的歌谣时谚，多是未经乐府采集而不曾入乐的徒歌和谣谚，但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先秦两汉游侠风貌和游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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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真实状况，不仅有着较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而且作为咏侠诗的滥觞，在传唱中为咏侠诗的产生积累着必要的文学素材和审美要素，成为中国古代咏侠诗的直接源头。

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38页。

陈山《中国武侠史》，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12月第1版，第136页。

如刘飞滨认为汉代游侠歌谣是“后世游侠诗的基本母题，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游侠诗的发展。”（刘飞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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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游侠与游侠歌谣》，《唐都学刊》2004年第3期。）刘怀荣认为“诗歌中的游侠形象滥觞于汉

魏乐府。”（刘怀荣《中国史学论稿》，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蔡佑启认为战国时期

荆轲的《易水歌》“当属游侠诗鼻祖。”（蔡佑启《易水萧萧风气，引来壮歌绵绵——古代游侠诗的滥

觞暨流域初探》，《语文学刊》1999年的1期。）

就先秦两汉咏侠歌谣时谚来看，一是数量较少。笔者依据《史记》、《列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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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谣言》、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统计，先秦咏侠歌谣时谚包括《弹铗歌》、《河激歌》、《徐人歌》、《荆轲歌》、《渔父歌》、《鲁孝义保颂》、《鲁义姑姊颂》、《齐义继母颂》、《魏节乳母颂》、《梁节姑姊颂》、《合阳友娣颂》、《京师节女颂》、《伍子胥歌》等共计13首。汉代有关咏侠的歌谣时谚流传下来的笔者依据《史记》、《汉书》、《古谣言》、《乐府诗集》、《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统计，包括《颍川儿歌》、《长安为尹赏歌》、《长安百姓为王氏五侯歌》、《闾里为楼护歌》、《刘圣公宾客醉歌》、《曹邱生引楚人谚》、《关东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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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号》、《太史公引鄙语论游侠》、《太史公又引谚语论游侠》、《诸儒为朱云语》、《长安为谷永楼护号》、《时人为戴遵语》、《临淮吏人为朱晖歌》、《并州歌》、《顺阳吏民为刘陶歌》、《时人为杨阿若号》、《蜀中为费贻歌》、《益都民为王忳谣》共计18首。二是这些歌谣所咏人与事都与侠义有关。他们以自己的侠义行为，为游侠精神灌注了极其生动的人格魅力。

就先秦两汉咏侠谣谚反映的内容看，先秦咏侠谣谚，反映着作为实录阶段游侠的自由流动、野性张扬和道义价值观念，以及他们更看重的超越实利的个人荣誉和气节。而汉代咏侠谣谚反映游侠行为直接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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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有的放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就具体内容而言，约有如下数端：

有的表现侠义之士借躯报仇的牺牲精神。如《荆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此歌表现的是荆轲为燕太子刺杀秦王义无反顾的侠义精神。《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曰：

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

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

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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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荆轲歌》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的惨烈。

有的表现侠义之士冀知重诺。如《徐人歌》。其云：“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带丘墓。”这首歌谣，刘向《新序》卷七列为《节士篇》，亦见《史记·吴太伯世家》，写的是延陵季子与徐君重诺感知己侠义事。《新序》卷七云：

延陵季子将西聘晋，带宝剑以过徐君。徐君观剑，不言而色欲之。延陵

季子为有上国之使，未献也。然其心已许之矣。致使于晋，顾反，则徐君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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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楚。于是脱剑致之嗣君。从者止之曰：“此吴国之宝，非所以赠也。”延

陵季子曰：“吾非赠之也，先日吾来，徐君观吾剑，不言而其色欲之，吾为

《乐府诗集》卷五十八“琴曲歌辞二”，题作《渡易水》，作者题燕荆轲。并云：“一曰《荆轲歌》。

《史记》曰：‘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丹送之至于易水之上，轲使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

之声。又前而为此歌，复为羽声慷慨，于是就车而去。’《乐府广题》曰：‘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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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琴中曲。’按《琴

操》商调有《易水曲》，荆轲所作，亦曰《渡易水》是也。”（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849页。）

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34页。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先秦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24页。

有上国之使，未献也。虽然，吾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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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廉者不为也。”遂脱剑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无命，孤不敢受剑。”

于是季子以剑带徐君墓树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

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有的表现着民间侠义之士重诺轻生的侠义精神。如《渔父歌》、《伍子胥歌》等。《渔父歌》云：

日月昭昭乎寝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

不渡为，事浸急兮将奈何？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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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父歌》描写的是渔父渡伍子胥逃难及为绝其信息而投江自沉事，赞扬的是民间侠义之士的扶危济困、重诺轻生的侠义精神。据《吴越春秋》卷三载，伍子胥逃楚，与楚太子建奔郑。晋顷公欲因太子谋郑，郑知之，杀太子建。伍员奔吴，追者在后。

至江，江中有渔父,乘船从下方溯水而上。子胥呼之，谓曰：“渔父渡

我！”如是者再。渔父欲渡之，适会旁有人窥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

寝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子胥即止芦之漪。渔父又歌曰：“日已夕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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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浸急兮，当奈何？”子胥入船。渔父知

其意也，乃渡之千浔之津。子胥既渡，渔父乃视之有其饥色。乃谓曰：“子

俟我此树下，为子取饷。”渔父去后，子胥疑之，乃潜身于深苇之中。有顷，

父来，持麦饭、鲍鱼羹、盎浆，求之树下，不见，因歌而呼之，曰：“芦中

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芦中而应。渔父曰：“吾

见子有饥色，为子取饷，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属天，今属丈人，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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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有嫌哉？”二人饮食毕，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剑以与渔者：“此吾前君之

剑，中有七星，价直百金，以此相答。”渔父曰：“吾闻楚之法令：得伍胥

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岂图取百金之剑乎？”遂辞不受。谓子胥曰：“子

司马迁著《史记》，有游侠列传，班固因袭之，而《汉书》之游侠徒有其表，与《史记》相比，多了儒者之礼仪、贵族之骄、官宦之浊，而失“游侠”之本义：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任侠仗义、一诺千金。《汉书》所载之游侠，有宦学者，有为官者，无非个性比较奇异，遇事辄循法守礼，既不“游”，也不“侠”。

陈寿撰《三国志》，没有为游侠专门立传，盖经两汉长期的社会稳定，游侠的概念已由班固时的名不副实，变为名实俱亡了。然而“侠”的称呼仍存，并且较之《汉书》的游侠，《三国志》中被指为侠的，确有一分桀骜之气，亦不乏敢于蔑视法纪常理者。观《三国志》一书，许多英雄人物的少年时代都好侠、任侠；而能招侠之人，往往成大事，如董卓、曹操、袁绍、刘备等。侠作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恰是汉末乱世所需之才。比之春秋战国，《三国志》中没有以侠为职业的人；然而较之两汉，这个时代的侠风是有所复起的。

以《三国志》所载之人观之，汉末三国时代的侠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 豪侠：聚众作恶、为害一方的坞堡渠帅

“侠”在汉末并不是一个好字眼，《三国志?魏书六?董二袁刘传》的裴注中记载了袁绍讨曹操时发的檄文，上举赵高吕后，下至曹操父祖，全都恶言一遍，言及曹操本人，则曰：“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可见“侠”字有对人鄙视之意。

因此聚众作恶，为害一方的坞堡渠帅被称为“侠”，意指贬义。

《三国志》所载之豪侠，有“高密孙氏素豪侠，人客数犯法。民有相劫者，贼入孙氏，吏不能执。”

及“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

的记载，比如高密孙氏藏贼，“（王）修将吏民围之，孙氏拒守，吏民畏惮不敢近。”而最终孙氏被长官王修压服后，出现“豪强慑服”的光景，可见这些豪侠，本人为一地之大地主，或兼为官宦亲属，与“豪强”属同一类。关于汉末魏晋豪强的论述有很多，于此盖不赘述。

“豪侠”与“豪强”的通用显示，“侠”的字义在汉末三国偏于对社会的破坏性，且常常是聚众的为非作歹。

二、 轻侠：轻薄不驯、重利轻生的勇者死士

《三国志》言“扬士多轻侠狡桀” ，观全书凡有“轻侠”者，竟全出于扬州。如吴郡余杭之凌操 、会稽之斯从 、鲁肃的部众 、诸葛诞之扬州轻侠者数千人 、及郑宝、张多、许乾等 。轻侠的特点在于“轻”，有轻薄、轻率、轻生之意。

轻薄者，如斯从及郑宝、张多、许乾等，其人性质与“豪侠”同，而用武中透着一股轻浮桀纣之气。郑宝“才力过人，一方所惮。欲驱略百姓越赴江表……”、又有“郑宝者，今在巢湖，拥众万余，处地肥饶，庐江间人多依就之”

；斯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其众被斩，则“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比起藏贼而最终妥协的豪侠，轻侠的作风更为不可一世。

轻率者，如凌操、鲁肃的部众。凌操作战“常冠军履锋”，是个勇猛而冒进的人，终于“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锋，轻舟独近，中流矢死。”身为校尉

不好好领兵，自己一人跑在前面，凌操之死，即死于一个“轻”字。至于鲁肃的部众：当时鲁肃从临淮“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瑜”，这么些轻侠居然愿意跟着鲁肃路过“一方所惮”的郑宝的势力范围，投靠当时处于起家阶段的周瑜，鲁肃本人虽然识英雄，而他的部众则属于盲目跟风了。

轻生者如诸葛诞之扬州轻侠者数千人。诸葛诞厚养扬州轻侠，是将之作为死士用的，此是为轻侠之重利轻生。

轻侠有一种肆意妄为的作风，不谈其豪强的社会危害的话，其不顾左右、不知死生的行为方式是汉末三国侠士中最为率性的。

三、 游侠：放浪不羁、不守常规的富家子弟

春秋战国时游侠多有出身下贫者，而《三国志》中的“游侠”只表示个人爱好，并且是富家子弟的爱好。全《三国志》出现“游侠”字样仅二例，一为袁绍，一为甘宁。

《三国志?魏书六?董二袁刘传》裴注载：绍……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绍叔父隗闻之，责数绍曰：“汝且破我家！”绍于是乃起应大将军之命。

同书程黄韩蒋周陈董甘淩徐潘丁传载：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也。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驽，负毦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尔，即放所将夺其资货，于长吏界中有所贼害，作其发负。至二十余年。止不攻劫，颇读诸子。乃往依刘表，因居南阳，不见进用，后转托黄祖，祖又以凡人畜之。

这时的“游侠”，就是到处游走作乐，或无事生非的纨绔子弟罢了。游侠是他们少年时代的意气用事，透着一股疏狂，而当年龄稍长，认为该务正业之时，便或为大将军，或读书求仕了。

四、 好侠之人：招才纳士、胸怀天地的乱世英雄

“侠”都是不安太平之人，而其中不乏目无纲纪的勇猛率性者，对于汉末乱世中有志于成为一世之杰的英雄们，侠的支持往往是最初举事时的中坚力量。观《三国志》，诸路豪杰中多有善于招纳侠士之人。以董卓、袁绍、曹操、刘备为代表。

董卓的发迹是自他领三千羌胡兵入洛阳而始，其后迅速窜红，没有手下故将的力量士不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董卓确实在发迹前结交了不少侠士，其人“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董卓所结交的侠，多为羌族首领或为凉州猾强如李傕郭汜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寡于学术”。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董卓因为他所结交的人而不容于关东名流，他本人在洛阳时虽然极力交结名士，如《后汉书?董卓传》载董卓擢拔党人名士时有言：“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但最终还是没能得到关东名士的支持。可见好侠也要有所选择（虽然董卓的交友是受制于他的所处）。

袁绍一门四世三公，是当时的名门望族。袁绍少时“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与交焉……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这时他是按个人喜好结交侠士，因此曹操虽然出身不好，但“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故也在他的交友圈之内。举事以后，则“豪侠多附绍，皆思为之报，州郡窎起，莫不假其名。”这时他的“好侠”，则是为其英雄事业服务的了。

与袁绍的好豪侠不同的是，曹操好侠而“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曹操门下没有袁绍那么多名流，他所依仗的，多是和他一样出身下级地主之人。如曹氏、夏侯氏兄弟，许褚典韦李典于禁等，文官如程昱郭嘉等也不是名声很响之人（曹操起家时麾下有名声的只有荀彧荀攸）。然而日后就是这些无名小子打败了袁绍的全明星阵容，就其缘由，恐怕可归于袁曹二人对“侠”的不同理解。袁绍好名（“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流于侠之表面，故有贪财之侠许攸、宗族强横之侠审配；曹操务实，是有许褚、典韦等质朴之人。正如曹操所言“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

对“侠”的不同爱好，成就了袁曹二人不同的历史。以汉末观之，曹操所好之侠由于出身不掌权的下级地主，更具有造反精神，这正是时代所要求的。

刘备是个混合体。他有高贵的祖宗贫寒的家门（中山靖王之后+贩履织席为业），其人“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刘备好交结豪侠，但他并不好名，比如日后在新野就长期不曾听说“卧龙凤雏”，就其原因，还是在他的出身上。高贵祖宗让生逢乱世的他易生不为人臣之志，贫寒家门让他不能像袁曹那样轻财纳士。他要起家，所以要结交豪侠，因为他们有钱并且肯出钱。《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在“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后曰：“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是由得用合徒众”，是为证。刘备因为实力太小，在用人方面显得饥不择食，他的班子里，有亡命的关羽，也有巨富糜竺，有名士诸葛亮，也有无名猛士张飞。刘备集团内部人员庞杂，唯一的共同点，大概多是些不得志之人，如关张等，皆颇有草莽英雄之气。

董卓、袁绍、曹操、刘备，此四人的起家都是依仗侠士之力，而各有不同。董卓的家底多西凉寡学，袁绍则多名门子弟，曹操善于团结无权地主，刘备是收罗亡命失意之人。而无论结局如何，此四人皆堪称一世之雄。

五、 任侠风气

《三国志》中有侠士不少，如前所述之各种，好侠之人本身也可归为侠士。此外尚有一些有侠气的人，如河内太守王匡“轻财好施，以任侠闻”、袁术“以侠气闻”、张邈“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太祖、袁绍皆与邈友。”、李通“以侠闻于江、汝之间”、典韦“有志节任侠”、徐庶“少好任侠击剑”等。此时之侠虽不可与春秋战国之侠同日而语，亦确有仗义任侠之人，如典韦“襄邑刘氏与睢阳李永为仇，韦为报之。永故富春长，备卫甚谨。韦乘车载鸡酒，伪为候者，门开，怀匕首入杀永，并杀其妻，徐出，取车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尽骇。追者数百，莫敢近。”

如徐庶“尝为人报仇，白垩涂面，被发而走。”比之《汉书》所载，汉末三国时代，侠风的确是有所复起，豪侠、轻侠、游侠纷纷登场，呈现出与乱世相合的景象。而善于招纳侠士的人，则往往乘雷而起，成就一番伟业。

司马迁引韩非子言：“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即便经过两汉的长期稳定，至汉末乱世，侠也无疑是社会秩序的威胁和抵触者。侠风的复起正是由于世道混乱，同时加剧了乱世纷争。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汉末三国是侠士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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