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地名蕴含着文化知识？

太多了!

拉萨(圣地---藏语)

邯郸(邯郸学步)

浅谈中国地名

从猿到人，由野蛮到文明，造就了人类以语言、文字命名事物的禀性。试看：天上地下，宏观微观，似乎找不到已被人类认识而没有名称的事物，连古代不可能涉足的月球也被富于想象的中国人虚拟出一座“广寒宫”。

人类把许多地理实体标记为一个地名，用来识别不同地域的符号，它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交往的工具，也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文化宝藏。而我国存在着大量古地名和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地名。它们遍布在山岭、溪渠、湖塘、风景名胜、文物古迹、纪念场所、古遗址、古建筑及街巷等处，它是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名人辈出的地理标志和生动写照。有的古遗存虽在历史沧桑中湮没了，只留下名称，但后人能凭借这些名称，勾起对历史的记忆而寻觅其踪迹。它是古老的地理座标。大量古老地名的存在，剖视了中国不同时空的文化层面，是展示中华历史的漫漫长卷，也是活生生的时空民生画卷，理应作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这是联合国第5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对地名的物质性、社会性和文化意义的定位。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不仅是世界上地名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且其文化底蕴之深厚也非一般国家所能比拟，是一座地名文化资源的“富矿”。而文化的基本结构可以分为四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为物质文化，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生产、生活的器具及其相关的技术；其二为精神文化，包括人们的思想、信念、价值观以及心态等；其三为行为文化，指人闷在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行文模式；其四为制度文化，表现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确立的社会规范。地名的起因和分类，一般也都从这四个方面谈起。

地名的分类和起源

地名种类繁多，意义各异。在这里只能列举一些比较常见的种类。而且部分地名分类的界限也比较模糊，既可以说是以姓氏分，也可以说是以地貌分，所以在本文中就不细抠其类别了。

一、以地貌特征或地物命名。

如黑龙江、大横沟、青崖头、石崖只、窑子门、中岔口、岭底、坡头、沙凹、红土坡、苌池、红崖底、窄门只、车箱、磁盆水、宽坪、白石、黑石窑、黄龙头、岑峰等。有典型性的是“四龙村”，它是以背着一条南北走向如龙的山貌与村落所处的地形而命名为黄龙头（龙王头）、黄龙凹、龙潮湾和青龙坡。还有桂林的象鼻山等等。

还有一种格式，是姓氏与地名的结合，为第一种和第二种格式的综合部分。在人口密集、地貌各异的地方，这样的名称不胜枚举。如*家*，一般第一个*是姓氏，第二个*一般说的是地貌，如沟、梁、峪、陵、丘、阜、畈、墩、乡、亭、聚、坞、壁、垒、戍、堡、镇、铺、集、市、场、务、平、坪、门、砭、碱、寺、塔、咀、店、渠、岭、湾、汇、垴、川、场、窑、城、台、池、坳、屯坎、坟等等。具体如：亢家沟、李家梁、戚家庄、马家砭、肖家汇、梁家寨、蔡家坪、郭村、贺村、路家村、牛家村、傅家垴、贾家峪、郑家沟、刘家坡、赵家岔、郭家坪、苏家岭、袁家梁、王家湾、朱家坟等。

其中如 “岳各庄”这种名称，是由于发音的变化演变过来的。岳各庄其实就是岳家庄而已，这些都是由于汉语语音的发展变化而来的。

先秦时代，华北平原以“丘”、“陵”、“阜”命名的地名很多，这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环境――地貌起伏不平，人们择高地而居以避洪水，“丘”的消逝则说明它们日后被黄河等河水漫流所挟泥沙淤平；两汉时，以“乡”、“亭”、“聚”命名地方，表现了当时的地方基层行政制度；六朝时；坞、壁、垒、戍、堡等地名用字的出现，应与当时豪族大土地所有制以及社会动乱需要防御有关；唐中叶以后，内地出现的“镇”、“集”、“市”反映小商业城市的兴起，“场”、“务”表明了官营手工业的发达。 “不而”、“不夜”、“不其”等沿海地名常带“不”字，可以认为是“不”这一古代东北滨海民族的发语音造成的，这些凝聚民族、语言史料的地名，对于了解古代的部族迁徙有很大帮助。有些是姓氏+地貌词+子这种格式的，如：牛寨子，郝窑子等。还有如八王坟、公主坟等格式的地名。与地貌和姓氏有关的地名种类繁多，是最常见的，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河北邯郸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名最早出现于古本《竹书纪年》。邯郸地名之由来，现一般以《汉书·地理志》中三国时魏国人张晏的注释为源：“邯郸山，在东城下，单，尽也，城廓从邑，故加邑云。”意思是说，邯郸的地名源于邯郸山，在邯郸的东城下，有一座山，名叫邯山，单，是山脉的尽头，邯山至此而尽，因此得名邯单，因为城廓从邑，故单旁加邑( 阝)而成为邯郸。邯郸二字作为地名，三千年沿用不改，是中国地名文化的一个特例。

我国的很多地名中都带个“洲”或“州”字，在这里也有必要特别说明一下。

古人在制作了“川”字的基础上，为表达“川”中的小岛，才制作出“州”字。“州”的本义是河道中的小岛（或称沙洲）、水中陆地。我国最早的诗集《诗经·周南·关睢》篇中有“关关睢鸠，在河之州”句。《说文解字》：“州，水中可居曰州。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在上古洪荒时代，人们还没有建立行政区划的概念和区划单位，帝尧曾经把“水中高土”“州”划分为九个区域（九州）来进行管理。这就是后人把“州”作为一种行政区划的雏型。但秦、汉前“州”的范围很不确定，有“九州”和“十二州”之说，还有“大九州”之说`。皆传说中的地方行政区划制度实际上并不存在。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始于京师附近地区外，分境内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为十三州，置刺史巡视境内。东汉末“州”始成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后世“州”作为行政区划或存或废，范围或大或小，但仍沿用至今。当“州”被用作为行政区划名称来表示“赤县神州”之后，再用它表“水中陆地”似有欠妥，于是古代文人又在“州”字前面加上一个“氵”部首，用“洲”来替代“州”，让“洲”拥有了“州”原来的涵义，而“州”在现代汉语言中只局限于作地方行政区划名，城市地名。在我国县级以上带“州”或“洲”的城市名称中，除了“株洲市”和“满洲里市”用“洲”以外，其他一般皆用“州”。

二、以家族或族群姓氏命名。

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模式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根基，决定了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以及其意识形态。孟子也曾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因此，以姓氏或族群姓氏命名的村落或城市在中国地名中是最多、最常见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宗法社会的人们往往按姓氏聚居，姓氏便成为地名中最富区别意义的亮点。其格式一般*村（乡、县）。如河南省的卢氏县，还有部分村名如姜家、韩家、弥家、李村等。此外还有诸如秦村刘家、秦店张家等格式的村名。

但是，也有地方是反过来的，以居住地为姓氏，如齐国公族大夫分别住在东郭、南郭、西郭、北郭，这四郭便成了姓氏。

三、以方位命名。

如北坡、北社、北娄、北沟、北崖湾；东寨、东垴、东坪、东园、东坡、东山、东拦；南村、南沟、南河、南岭、南社、南流、南峪、南咀、南贝子；西村、西杜、西社、西湾、西峪、西掌、西坡、西垴、西山头；中兰、中庄、中社、中兴道、中心梁等。方位常常还与姓氏相结合，这个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与“州”一样，“阴”“阳”也是地名中常出现的。在中学语文课本中我们都知道“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中国古代根据《易经》等发端出来的风水堪舆学大有讲究（并非完全迷信，参看《中国国家地理》2006年第一期）。因此将地势的起伏等都采用阴阳五行的方式加以描述。

因此，山的南方因为能照到太阳，称为阳，山北称为阴；而水（河）正相反，水北为阳，而水南为阴。但也有例外，湖北汉阳却在汉江的南面，其原因是历史上汉水改道，由汉阳城的南面改到北面，而城市名称未变，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特例。

四、以植物命名。

如苹果园、枣林沟、榆林垴、麻地沟、杨林窑、香草坪、柏石、芦芽沟、椿树底、檀山沟、杳树坡等。

五、以动物命名。

有鹿峪、马乡、熊坪、鹤山、猫铺、豹川、羊泉、鳌头、骆驼道、獐儿坪、绵羊坡、虾蟆垴、狮子坪等。

六、以神话命名。

有仙人、神泉、石佛、普贤、寺坪、禅房、佛堂、泥河、石牛、神头、观音堂、罗汉堂、降香坪、狮子神、老石神、玉女峰、望夫台等。这些地名的起源都跟某个古老的传说有关，如：

山西神池县——因明代在境内建有神地堡，并在堡西门外有池水，相传其水“出无源、去无迹，旱不涸，雨不盈。名曰神池”而得名。

陕西凤翔县——相传秦穆公之女弄玉善于吹笛，引来善于吹簘的华山隐士簘史，知音相遇，终成眷属，后乘凤凰飞翔而去，唐时取此意更名凤翔。

狮子神村——传说，一少女路经此地遇虎，呼救，突然跳出雄狮咬死老虎，女得救，狮无踪。村民立狮神庙供奉，易村名为狮子神村。

寺底村——在昔日此地无水，一日忽见白鹿刨乱石，泉水涌出滔滔不绝。故村名曰神泉村。又因村落处于北寨坡“当里寺”之下故俗称“寺底村”。

罗汉堂村——传说，五台山文殊寺运送100尊铁罗汉经此遗失一尊，化人借宿未留而坐化原形，村民建崖堂置其中供奉祭祀，随即更村名为罗汉堂村。

七、源于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地名。

即以历史人物或与其相关的历史活动为背景而生成的地名和以一定的历史事件以及某一历史史实为背景形成的地名。如：长仙门、通远门、迎恩门等。

祁县，因春秋时晋国大夫祁奚食邑于此，而得名。

介休（市），因相传春秋时期晋国贵族介子推偕田隐居并死于境内之绵山而。

稷山（县），相传后稷曾于县境南陲的山中教民稼稿，后称为此山为稷王山，此地又因其山而得名“稷山”。

左权（县），古称僚阳，后几经改名。1942年9月，为纪念左权将军在此殉国，改名左权县。

闻喜（县），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原名左邑县，因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经此地时，听到官军破南粤(今广东)的喜讯，遂改县为为闻喜。

灵石（县），因隋文帝开皇十年挖河道时发现的古代陨石而得名。

八、含有寓意的地名。

这些地名要么是有史料记载、要么有时引诗为名。一般来说都为城市的名称。山西有个繁峙（县），因“城于山麓，群山环而拱之，而得名”。因此，“繁峙”，实际上就是对该县境内高山环绕的地势特征的一种概括性描述。

举例如：

成都：最早对成都二字作出解释的是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卷七二)。乐史认为成都的得名是“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曰“成都”。宋人祝穆《方舆胜览》成都府路郡名条认为“盖取《史记》所谓三年成都之义，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影响较大。还有一说是望帝杜宇新营过这座都城，所以取名‘成都’，是取成功、成就、完成的意义”。再有就是根据《山海经》有“成都载天”之山、“成侯之山”的文字记载，认为成都的“成”是古族名或国名，其字形为戊与丁的合体，戊是斧钺的形象，丁象箭或箭中靶形，成侯就是以这个字来作为部落酋王的权力的象征。“都”字在藏语中指两条河的交汇处 。按照这样的的解释，成都二字的含义就应是成侯居住的(两河交汇的)地方。也有人则认为成都二字“不过是用中原华夏文字对蜀语‘成都’这两个音的一种对译罢了”。这种起源饱含争议的地名，在中国也是比较多的。

长春：关于长春地名的由来，从一些地理资料记载，有如下说法：一说是，长春之名是以长春花而命名的。此种说法，《满洲地名考》中略加提到：即“长春之意，是蔷薇的异名”；二说是：据《长春县志》记载：长春厅“设治地点，原在长春堡较东偏数里，命名放由此起。而建置之处，土人更名之日，新立城云。”由此得出长春之名，是因厅设于长春堡附近，而故名。然而长春堡之名由何而来呢，据1982年《长春地名》资料记载：长春堡是由新迁居此地的汉族人命名的，是吉祥之意；另则，长春堡是沿用了辽金时代的长春州的旧名，因此地原属于长春州辖境。三说，乾隆几次在夏季到长白山祭祖路过这里时都发现这里的气候比盛京凉爽很多，而且风景宜人，便顺口说出“长白山下春常在，伊通河畔人人爱”的诗句，于是嘉庆5年（1800年）开始在此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取其中第一句的两字设“长春厅”。

无锡：“无锡”这一地名的由来，现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即现在流行的说法，认为周、秦间锡山产锡，至汉朝锡尽，故名“无锡”。另一种说法认为“无锡”是古越语地名之一。“无”是发语词，无实义，“锡”的原义因古越语佚亡已久，无从考证。有些人认为，“无锡”和江浙地区其它许多地名，如夫椒、余杭、句容、姑苏等一样，都是属于齐头式地名，冠首字虽然写法不同，但古音相合或相近，都是古越语的发语词，无实义。这些地名随着古代吴越地区的氏族迁徙、流散和与华夏族的融合，原义渐至湮没，但一部分却因用汉字记录同样的音而保存下来，后人不知道所由来，往往望文生义，妄加解释。又有学者认为，“无锡”是因为生活在无锡的一个古越人部落以一种“治鸟”为图腾而得名，其本义应上“神”。

甘肃：以甘州、肃州各取一字得名。唐属关内道和陇右道；宋时东部属宋秦凤路，西部属西夏；金分秦凤路为秦凤、临洮、庆原三路；元初以甘州置甘肃路(不久即改甘州路)，为甘肃得名的开始，后改宁夏行省为甘肃行省；明为陕西行都司；清分陕西省恢复甘肃省，省名至今未变。

山西：以在太行山之西而行名。唐大部分属河东道；宋设河东路；金分河东北、南路；元设山西河东道，为山西得名的开始；明置山西省，后改山西布政使司；清改山西省，省名至今未变。

湖南：以在洞庭湖之南而得名。唐属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后设湖南观察使，为湖南得名的开始；宋称湖南路；元设岭北湖南道；明属湖广省，后改省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分湖广省置湖南省，省名至今未变。

九、合并或更改的地名。

主要是指在建制变更中，因两地名合并而成的新地名。如：

山西临猗（县）：临猗（县）因1954年由原临晋、猗氏两县合并而成，而得名。

陕西的醴泉（县）：因有泉水甘甜的醴泉得名，表明该县拥有丰富的优质矿泉水资源。而1964年为简化“醴”字改作“礼泉”。

内蒙古乌海市：乌达市、海勃湾市合并。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县、博山县合称，后设特区，辖有两县；后建制名屡变化，最后为地级淄博市。

辽宁省盘锦市：锦州市盘山县升格，取盘山、锦州各一字。

通过对地名起源研究，可以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以及民俗风情、特色等。四川安乐县有个“卧佛沟”，人们沿着这个耐人寻味的地名，果真发现了一尊巨大的石佛及盛唐时期释迦牟尼涅磐的岩刻画像，还发现古人埋藏的40多万字的佛经，为佛学研究和唐代文化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资料。夏、商、周是我国上古时期三个相继的朝代，然而长期找不到夏朝的物证。1977年，考古学家以河南登封县一个叫“王城岗”的古地名为线索，在那里挖掘出城墙基槽，经C—14测定为夏朝遗址。

地名的简称

随着汉语语汇的日益丰富，由若干单词联合表达复杂意思的词组大量涌现，影响了人们书写、口述的便捷，于是许许多多地名的“简称”油然而生……

京、津、冀、晋、内蒙古、辽、吉、黑、沪、苏、浙、皖、闽、赣、鲁、豫、鄂、湘、粤、桂、琼、渝、川或蜀、贵或黔、云或滇、藏、陕或秦、甘或陇、青、宁、新、港、澳、台――这是沿袭多年的全国现行34个省级政区的“简称”，但其中也有可探讨、可商榷的之处。其中冀、晋、沪、皖、闽、赣、鲁、豫、鄂、湘、粤、桂、琼、渝等14个只能算作是“别称”而已，因为都不在其政区全称的用字范围之内。部分大、中城市也有自己的简称或者别称。南京市～宁，广州市～穗，宁波市～甬，福州市～榕，成都市～蓉，太原市～并，开封市～汴，九江市～浔。

难读、易读错的地名

据说在80年前，冯玉祥手下的一个参谋在书写作战命令的时候，把部队集结的地点沁阳随手写成泌阳。沁阳在河南北部的焦作地区，而泌阳在河南南部的驻马店地区。只多了一笔，部队瞎跑了几百公里，整个战役也就完全失败了。

在我国的地名中有着许多易读错和难读的地名。像福建厦门、广东番禺、安徽蚌埠，虽然也含有异音字，但因为知名度高，被误读的几率相对比较低。

读错山东东阿的比较少，感谢关于阿胶的广告；读错涪陵的比较少，感谢来自涪陵的榨菜；读错山西洪洞的也比较少，主要还是那句“苏三离了洪洞县”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浙江的丽水（Lí离）被误读成丽（Lì立）水，台州（Tāi）被误读成台(Tái抬)州；

安徽的亳（Bó驳）州，几乎经常被读作多了一横的毫（Háo）州；

湖北的监利（Jiàn见）被误读成监(Jiān尖)利；

河南的浚县（Xùn训）被误读成浚（Jùn俊）县；

湖南的耒阳(Lěi垒) 被误读成来阳，而真正的莱阳在山东；

郴州(Chēn抻)被误读成彬（Bīn宾）州；

新疆的巴音郭楞（Léng）被误读成愣(Lèng)；

内蒙古的巴彦淖尔(Nào闹)被误读成卓(Zhuó)；

河北的蔚县，正确读音是Yù（玉）；

安徽的歙县，正确读音是Shè（社）；六安，正确读音是Lù（路）；

山西的繁峙县，正确读音是Shì（是）；长子县，正确读音是Zhǎng（掌）；

山东莘（Shēn深）县，学生们一般读不错，因为有莘莘学子之说；但上海有个莘庄(Xīn新)。

江西铅山（Yán盐）,误读率很高,“铅”还是多音字而且是地名专用的字音。

还有很多难读的地名：

山西的隰县（Xí），山东的莒县（Jǔ），茌（Chí）平，河北的井陉（Xíng），蠡县（Lǐ），四川的郫县（Pí），珙县（Gǒng），犍为（Qián前），安徽的黟县（Yī），枞阳（Zōng），湖北的郧县（Yún），江西的婺源（Wù）；浙江的鄞县(Yín)，江苏的盱眙（XūYí），邗江（Hán），邳州（Pī），河南的柘城（Zhè），武陟（Zhì）；

湴bàn，方言指“烂泥”，江西萍乡市的源湴乡以地处山间多烂泥田得名；

luó，瑶语指“茅草”，湖南洞口县溪瑶族乡的名称起源，相传是明代有瑶族在溪边盖茅草屋定居。

还有特定含义的自造字。例如：氵鵣chí,用于浙江永嘉县五氵鵣乡，相传猎人在此发现水边有五只美丽的水鸟鸂鶒（xī chì），后人为此地取名五“氵鵣”――因“鸂鶒”二字书写复杂，每字取一部分组合而成；石太tài，广东英德市民间用以指称一边高一边低的石山，高处称上石太，下石太镇座落低的一边，故名。曾深入探索我国古代地名学理论并颇有建树的金祖孟先生谈到：“中国最古的地名，往往同一字包括专名、通名两部，如‘嵩’字，上半‘山’字为通名，下半‘高’字为专名；‘汾’字，左旁‘水’为通名，右旁‘分’字为专名；‘郿 ’字，左旁‘眉’字为专名，右旁‘邑’字为通名。此外，如岐、岢、岱、崤、岷、崞、峄诸山名，汝、江、汶、沁、沂、沅、河、泌、沭、泗、洛、洙、洧、浙、淮、淝、济、淄、渭、湘、汉诸水名，邠、邢、邲、邳、邰、邽、郫、郢、郓、郑诸地域名，都是古代地名。这种古地名的产生，不仅是‘用字命名’，而且是‘造字命名’。”

淼miǎo，形容水大，江苏常熟市淼泉镇以境内河道纵横、水网密布得名，而其正体字“渺”却有微小意；甽zhèn，“山下根之受山上流水处曰甽”（《释名，释山》），浙江宁海县深甽镇起名于千年前的宋代，且“甽”原是本字，而今之正体字“圳”却是岭南俗写；tún，同“坉、屯”，意为寨子，在贵州省兴仁县脚镇则形象表现其“建村于土台之上”的地理特征。

当然，语言是流动的，是液态的，今天的错误有些或许就成为明天的正音了，这一切都是人逐渐造就的，字典只是一个特定时代的语音规范。但是，读对一个地方的地名，是对别人的起码的尊重。

地名文化中的奇葩：北京胡同文化

在中国地名中，最具特色的，当属北京胡同了。北京地名的以胡同相称的居多，而且大多集中在城区，郊区的数量较少。可以说胡同是北京最具特色的地名，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景观和文化景观。老北京就是由胡同组成的，胡同是北京的精髓。所以有关胡同的研究也就成为北京地名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几百来，有关胡同的著述数不胜数，从不同角度对胡同的起源、形成、命名、变化及文化内涵进行深层次的考证和研究，逐步形成了独具北京特色的“胡同文化”。

对“胡同”这一地名的起源主要有以下六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也是最通常的说法，是说“胡同”一词的本意为蒙古语“水井”的意思，其最初的发音为“忽洞”。现在内蒙古地区用“井”做地名的也很多，“赛因忽洞”(好的井)、“哈业忽洞”(双井)。因为城镇居民生存离不开水井，所以有人居住的地方就必有水井，于是“井”便成为人们居住地的代称。蒙古人建立元朝后，也将此语带入中原，于是人们将“忽洞”逐步谐音为“胡同”。

第二种说法是说“胡同”的原意为“浩特”。蒙古语中称城镇为“浩特”，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将北京作为大都城，于是便按照他们的习惯，将中原城镇街巷也称为“浩特”，后被京城的汉族人讹成了“胡同”。

第三种说法是说金、元时期，中原汉人将北方少数民族称为“胡人”。蒙古人建立元朝后，京城的汉族人仍私下里叫他们“胡人”，并把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胡同”，为“胡人大同”之意。

第四种说法与第一种说法完全不同，认为“胡同”一词的起源与水井无关，而是与火有密切的关系，即与汉语中的“火巷”有直接关系。这种“火巷”就是南宋时期人们在城市中设置的防火隔离带。因为城市中人员密集，房屋鳞次栉比，水源缺乏，一旦失火就会延烧百家，为了防止火灾的蔓延，便设置了防火的隔离带——“火巷”。“火巷”一词本是汉语，但从蒙古人口中读出，再由其读音转译成汉语，就成了“胡同”了。

第五种说法是说“胡同”两个字的正写是“胡衕”，它是从蒙古语而来的。在蒙古人居住地，比村落稍大的部落叫“胡衕”。元朝在建大都时，最初是按片建设居民区的，每一片就是一个比村落小的居民聚落，于是便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将其称为“胡衕”。因“胡衕”书写繁琐，于是就简写成“胡同”。

第六种说法是说元朝初期，蒙古人开始兴建元大都，当时城内居民的住房都是按片建设的，中间辟有通道等，这种通道在蒙古语中读音为“火疃”，后来北京人便将那些居住区之间相通的小通道、小过通、横街、小巷等通称为“火疃”，以后被谐音为“胡同”。

北京的大小胡同星罗棋布，数目达到7000余条，每条都有一段掌故传说。胡同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以人物命名，如文丞相胡同；有的以市场、商品命名，如金鱼胡同；有的以北京土语命名，如闷葫芦罐胡同等。如司礼监胡同、恭俭胡同（内宫监变音而来）、织染局胡同、酒醋局胡同、钟鼓司胡同、惜薪司胡同、蜡库胡同、瓷器库胡同等等，都是历代内府太监的监、局、司、库，各衙门所在地，显示了当时皇城的范围。从前众多的衙署也遗留下不少胡同地名，如东厂胡同是明代有名的锦衣卫所在地，是太监残害忠良的地方。南、北太常胡同，是以太常寺而取名。贡院胡同，为明清的考场。许多权贵第宅所在地，也成了胡同名字，如李阁老胡同，《长安客话》说李东阳的居住所在武定侯胡同，为永乐年间功臣郭英的住宅所在。汪家胡同原清雍正、乾隆时宠臣汪由郭的居住所在。同时，手艺好的手工业者、买卖公道的商贩，也因居所被人叫熟，慢慢形成了胡同。如刘兰塑胡同、磨刀儿胡同、粉房刘胡同、豆腐陈胡同、沙锅刘胡同等。甚至一般老百姓名字也成了胡同的名称，如王老胡同、石老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等等，据说这类以贫贱者命名的胡同大大超过权贵者命名的胡同，这是北京胡同名称值得称道的地方。

地名文化源源流长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情感、思想与道德、智慧与价值，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层面，地名正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层面。地名是各个历史时代人类活动的产物。它记录了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辉煌，记录了战争、疾病、浩劫与磨难，记录了民族的变迁与融合，记录了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丰富的历史、地理、语言、经济、民族、社会等科学内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不仅要了解自己祖国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还要对一些逐渐消失的地名加以保护，才能够更好的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为使古老的地名更好地为当今、为后世服务，必须增强对地名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从我们身边做起……

少林五祖是清朝的事，是一个民间演绎的故事。其实不是真实的。楼上介绍了少林五祖，我不在赘述了。我说一下其他的：禅宗是达磨创立的。达磨是印度人，按辈分他是印度的第28祖，在中国是禅宗初祖。　达磨［《神僧传》卷第四］菩提达磨。南天竺婆罗门种。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梁武帝普通初至广州。刺史表闻。武帝遣使诏迎至金陵。帝亲问曰。朕即位以来造寺舍经度僧不可胜数。有何功德。师曰。并无功德。帝曰。何以并无功德。师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师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曰。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师曰。不识。帝不省玄旨。师知机不契。十九日遂去梁。折芦一枝渡江。二十三日北趋魏境。寻至雒邑。初止嵩山少林寺。终日面壁而坐九年。遂逝焉。葬熊耳山。魏宋云奉使西域回。遇师于葱岭。见手携只履翩翩独逝。云问何去。曰西天去。又谓云曰。汝主已厌世。云闻之茫然别师。东迈暨复命明帝已登遐矣。迨孝庄即位。云具奏其事。帝令起圹。惟空棺一只革履存焉。

禅宗　中国佛教宗派。主张修习禅定，故名。又因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主旨，亦称佛心宗。传说创始人为菩提达摩，下传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下分为南宗惠能，北宗神秀，时称“南能北秀”。　　史略　　佛教传入中国后，禅学或修禅思想一直获得广泛的流传，在东汉至南北朝时曾译出多种禅经，禅学成为相当重要的流派。相传菩提达摩于六朝齐、梁间从印度渡海东来，梁普通（520～526）前后到洛阳弘扬禅法。因其禅法不为当时佛教界所重，乃入少林寺安心壁观，以“二入四行”禅法教导弟子慧可、道育等。慧可从达摩6年，达摩授以《楞伽经》4卷。后隐居于舒州皖公山（今安微潜山东北），传法于僧璨。僧璨受法后又隐于舒州司空山（今安微太湖北），萧然静坐，不出文记，秘不传法。唯有道信侍璨9年，得其衣法。后至吉州（治所在今江西吉安）传法，尝劝道俗依《文殊说般若经 》一行三昧，可见其除依《楞伽经》外，还以《般若经》为依据。后住湖北黄梅双峰山（一名破头山）30多年，主张“坐禅守一”，并传法于弘忍。其另一弟子法融在金陵（今江苏南京）牛头山传牛头禅。　　弘忍得法后即至双峰山东冯茂山（一作冯墓山）另建道场，名东山寺，时称其禅学为“东山法门”。其“萧然静坐，不出文记，口说玄理，默授与人”的作风，开中国佛教特有的禅风，对后来禅宗发展影响甚大。著名弟子有神秀、慧能、惠安、智诜等。相传弘忍为选嗣法弟子，命大家各作一偈，时神秀作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弘忍认为“未见本性”。慧能也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认可，并秘密传以衣法，为第六代祖。慧能得法后南归，隐居15年，继至曹溪住宝林寺。后应请在韶州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并传授无相戒。嗣法弟子有行思、怀让、神会、玄觉、慧忠、法海等40余人。法海集其言行为《六祖坛经》，是为南宗。神秀于弘忍寂后至荆州当阳山玉泉寺弘禅，20余年中门人云集，是为北宗。神会先后在南阳、洛阳大弘禅法，南宗遂成禅宗正统，慧能宗风独尊于下。神秀北宗则门庭寂寞，传不数代即衰亡。

经典　　该宗所依经典，先是《楞伽经》，后为《金刚经》，《六祖坛经》是其代表作。

理论　　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见性成佛。主要依据是达摩的“二入”、“四行”学说。“二入”指“理入”和“行入”。理入是凭借经教的启示，深信众生同一真如本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盖，不能显露，所以要令其舍妄归真，修一种心如墙壁坚定不移的观法，扫荡一切差别相，与真如本性之理相符，寂然无为。这是该宗的理论基础。行入即“四行”：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与称法行，属于修行实践部分。慧能继承这一学说，在《六祖坛经》里主张舍离文字义解，直彻心源。认为“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一切般若智慧，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若识自性，“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提出了“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指“定”，“生其心”即“慧”。慧能从“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经文中，悟出了定慧等学微旨。禅宗的一切思想，皆从此义引申扩充而来。　　发展和演变　　慧能著名的弟子有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形成禅宗的主流，其中以南岳、青原两家弘传最盛。南岳下数传形成沩仰、临济两宗；青原下数传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世称“五家”。其中临济、曹洞两宗流传时间最长。临济宗在宋代开成黄龙、扬岐两派。合称“五家七宗”。　　沩仰宗。沩山灵祐及其弟子仰山慧寂创立。其修行理论继承和发扬道一、怀海“理事如如”的精神，认为万物有情皆有佛性、人若明心见性，即可成佛。　　临济宗。义玄创立。因义玄住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临济院而得名。提出“三玄”（三种原则）、“三要”（三种要点）、“四料简”（四种简别）、“四照用”（四种方法）等接引学人。因其机锋峭峻，别成一家。　　曹洞宗。洞山良价及其弟子曹山本寂创立。其教法“五位君臣”说，从理事、体用关系上说明事理不二、体用无碍的道理。　　云门宗。文偃创立。因文偃住韶州云门山（在今广东乳源县北）光泰禅院而得名。其禅风被称为云门三句：“函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常用“顾”、“鉴”、“咦”三种表示，接引学人，表现出“刚劲”的宗风。　　法眼宗。文益创立。南唐中主李璟赐谥其为“大法眼禅师”而得名。提出“理事不二，贵在圆融”和“不著他求，尽由心造”的主张。以“对病施药，相身裁缝，随其器量，扫除情解”，概括其宗风。　　黄龙派。慧南创立。因其住黄龙山（在今江西南昌市）而得名。法门为“道不假修，但莫污染；禅不假学，贵在息心”。　　杨岐派。创始人方会。因住杨岐山（治所在今江西萍乡县北）而得名。时人称其兼百丈怀海、黄檗希运之长，得马祖道一大机、大用，浑无圭角，宗风如龙。　　禅宗五派的思想，相差无几，仅是门庭施设不同，接引学人方法有所区别，以致形成不同宗风。法眼宗文益在他所著《宗门十规论》中指出：“曹洞则敲唱为用，临济则互换为机，韶阳（指云门——引者）则函盖截流，沩仰则方圆默契”，指出四派不同之点。法眼宗的宗风则为“一切现成”。　　禅宗在五家七宗以后，禅风有所改变，有“颂古”、“评唱”等一类禅门偈颂行世。后有克勤作《碧岩集》，影响很大。从此禅宗机用变成逢场作戏。后克勤弟子大慧宗杲销毁《碧岩集》刻版，想杜绝不明根本、专尚语言的禅病。但不久又有刻版重出，宗杲的预定目的未能达到。后来他提倡“看话头禅”，将“敲门砖”给发心参禅者，深受士大夫们欢迎。这种佛儒合流倾向，影响到宋明理学的形成。宗杲又反对正觉所倡导的“默照禅”，称之为“邪禅”，认为是不求妙语，只以默照。实际上看话头禅应用慧能定慧等学中的“慧学”，默照禅应用其中的“定学”，两家只是方法上的不同。这两家禅学，自宋以后，经元明清三代，至今不绝。　　正值禅宗流弊严重，临济、曹洞互争短长时，法眼宗延寿编《宗镜录》100卷，对各派宗旨分歧持调和态度，目的是扶衰救弊。但此书在100年后才刻版流通，不久又被增改，至明代才恢复旧观。清雍正年间曾被推崇一时，但始终未在禅门中发挥应用。以后金元间有曹洞宗行秀，元有临济宗明本，明末清初有临济宗圆悟、曹洞宗元贤等宗师，继续弘扬禅法，都未能换回颓势，并陆续出现三种情况：（1）宋初，不断有人提倡禅净合一；（2）为争夺法统，临济宗后人歪曲云门宗的传承，把云门、法眼两宗归属于南岳怀让一系，而将青原行思一系说成只有曹洞一宗；（3）清帝雍正撰写《拣魔辨异录》，以政治威力干涉禅宗内部纠纷，迫使被压制的派系所属各大禅寺，如杭州灵隐寺等，改换门庭。禅宗至此奄奄一息。清代中叶后净土信仰普遍，禅宗已成强弩之末，不穿鲁缟。近代以来的禅寺，实际都已成为禅净合一的寺院。　　禅宗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流传时间最长，至今仍延绵不绝。它在中国哲学思想上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如周敦颐、朱熹、程颐、程颢、陆九渊、王守仁都从禅宗中汲取营养。禅宗思想也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如谭嗣同、章太炎建立他们思想体系的渊源之一。对外传播亦甚广。8世纪，新罗僧信行入唐从神秀受法，将北宗禅传至朝鲜。道义从马祖弟子智藏受法，回国传入南宗禅，称禅寂宗，后改称曹溪宗，为朝鲜禅宗主流。12世纪末，日僧荣西入宋，受法于临济宗黄龙派虚庵怀敞，将此宗传入日本，称千光派。俊荷受杨岐派禅法，回国弘传。南宋末年中国禅僧多人渡日，传杨岐派禅法。13世纪初，日僧道元入宋，从洞山第十三代弟子天童如净受法，将曹洞宗传入日本。17世纪，福建黄檗山万福寺隐元隆琦应邀赴日弘法，设坛传授禅戒，成为与曹洞、临济并列的黄檗宗，至今不衰。禅

是梵语dhyana（禅那）的省略，意译为“静虑”、“思惟修”等。禅的本义是伏除欲界烦恼的色界“四禅”，意谓心中寂静，没有杂念，能如实了别一切境界。《大智度论》卷十七：“诸定功德都是思惟修。禅，秦言思惟修。”通常习惯与“定”合称为“禅定”。讲到“禅”，很容易联想到“禅宗”。禅宗的“禅”即达摩来华所传的“祖师禅”，亦称“涅槃妙心”（参见《禅源都序》卷一），包括“定”、“慧”两方面，与“禅定”之“禅”是有区别的。如清·梁章钜《归田琐记·庆城寺碑》：“暇日，至庆城寺，与僧滋亭谈禅。”随着禅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许多与“禅”有关的用语，如禅房、禅杖、禅林等。又如：因禅而得轻安，谓之“禅悦”；懒于修道，谓之“逃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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