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政治信仰是不是比宗教信仰更加强烈

西方人长期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这是非常错误的。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几乎都是在相同条件下开始的发展，只是进入了封建时代以后，中国新的“文化”替代了旧“文化”导致了这样的现象发生。并且，中国引发这样的变革比西方世界早了太多，所以，感觉中国文化没有宗教；但事实并非如此。

自三千年前的周朝开始，中国就已经从用于缔结社会契约的文化中剔除了宗教的成分，改用“阶级”作为划分人们身份的标准。从此，中国开始从“神权”时代进入了“人权”时代。而春秋时期孔子的儒家的出现，使得一个比“阶级”更加先进的文化出现了。那就是“行为”文化。这种文化以“道德”作为判断一个人身份地位合法性的标准，从而可以团结到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

下面就来具体解释一下我上面说的这些观点。

人类最早的宗教无不拥有政治性，对于任何文明来说，都有源发地，随着发展导致扩大，并且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这样人与人的接触和交流就开始了。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源发民族”就是公族。而后来加入的，以及战败投降、被俘而来的“后进民族”就是旁族，当一个国家出现不同的民族混居现象发生以后，就需要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而所有文化和制度的根本，都是一种处理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方法。

正是因为不同的方法和风俗造成了文明的差异，而对“宗教”文化来说他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保护王权和公族的利益，这就使得王权和公族要建立起来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

“宗教”文化使得公族和王权相信，王权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上天，并且自己是神之子，由神之子统治公族，这种关系一旦建立，那么就可以使得两者团结在一起。

国家发展得越大，那么控制和管理的难度就越大，所以公族需要向王权宣誓效忠。反过来说，王权也需要向公族宣誓，也就是王权要敬神祭天，表明自己是神之子，降临人间是要为公族创造利益，使得公族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

宗教文化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我们”关系的构建，最大的缺点同样是在“我们”关系的构建——如果一个社会只强调“我们”和“他们”，那么就会使得交流能力降低，因为重视“我们”和压榨“他们”就成了必然，这样一来社会的交流和文化的交流能力就降低了。

并且长期对于“我们”的优待和“他们”的压制，使得旁族积聚怨气，也将引起连绵不休的暴乱和叛乱。

甚至在外敌入侵的时候，公族不但无法得到旁族的补充，还有可能造成旁族的叛乱和通敌。所以，宗教文化一方面使得公族占据大量的社会资源同时，也限制了社会的发展。

更要命的是，宗教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异教徒问题，也就是说宗教与宗教之间，宗教与无神论者之间的关系一定是难以弥合的，打个比方，说白了：如果说一个佛教徒或者无神论者也能上基督教的天堂，那谁还信教呢？所以“天堂”只能留给“我们”，“他们”只好下地狱罢了。

所以宗教文化是比较落后的一种文化，它注定只能团结到少数人也就是“源发民族”或者“主体民族”，却无法达成与其它民族和宗教信徒的契约。

讲过了公族与王权相互宣誓的情况，也就是宗教的作用，那么中国的周公制《周礼》，发展出阶级文化，拔除了宗教的作用会怎么样呢？

那么王权与公族甚至旁族之间就只剩下赤裸裸的控制力关系了。那么事情的发展方向就必然转变为，“阶级”保护自己，不再保护王权，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中国的“春秋时代”出现。

也就是说，春秋时代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不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玩出来的，相反是从周公创造了周礼，创造了“阶级”思想和封建制度那一天开始，就必然出现的问题。

因为周公剔除了“宗教”，只保留着“阶级”思想。那么请问，公族和旁族与王权之间还有什么可以保证他们存在联系么？

失去了相互效忠的必要，就意味着双方必然向着追求控制力的方向发展，那么王权保护王权的控制力，诸侯保护诸侯的控制力，这不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么？

这样一来，中国封建制度马上就要面临崩溃状态了。因为没有了文化思想的支持，封建制度仅仅是一个制度，在这一点上它与后来的秦王朝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周王朝如果只有制度的支持，没有了文化的保护，那么结局就是《周礼》不但不能保护周王朝，相反，它正在摧残着周王朝的存在。

周王朝面积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这就使得，单纯地强调“我们”和“你们”是不行的。

因为人多了，假如只强调压制，那么内部会离心离德。并且就当时的情况看，殷商势力还保存着非常大的实力，周武克商表面上是打败了商朝，实际上是因为殷商的公族已经抛弃了商纣王。所以，周武王只打赢了旁族和一些散兵游勇，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

如果不改变，周朝继续沿用氏族时代的制度和文化，表面上是可以的，但是一件事让周公很害怕，就是在周人要如何对待殷人的这个问题上，吕尚（姜子牙）曾表示要杀光殷人，就是“爱屋及乌”这个成语的由来：“武王克殷，召太公而问曰：‘将奈其士众何？’太公对曰：‘臣闻爱其人者，兼爱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余胥。咸刘厥敌，使靡有余，何如？’”

前面说如果爱这个人，就连他屋檐下（国家里）的乌鸦（人民）一起爱。接下来的话却饱含杀机：如果恨这个人，那连他家中的胥吏家奴也该一起憎恨，不如把他们杀光，一个不剩，如何？

对于周公来说，今日的胜利看起来是“白”战胜了“黑”，那么有没有一天，自己也会变成“黑”，被别的“白”战胜呢？

到了那个时候，周人会不会同样面临被敌人讨论是否要全部杀光的绝境呢？

所以，我认为，周公看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如果不改革，周只能强大一段时间，到了一定的时候注定要失败；如果以牺牲周王室为前提，可以进行改革，那么就可以进行试验，如果试验成功了，“易”的哲学开始实际在社会中运作了，那么即便周王朝失败了，周人也就可以活下去了。

而如果试验失败了，那不过也只是提早地招至了不改革导致的败亡结果，所以在别人不能深刻理解周公的时候，他果断创造了《周礼》。

《周礼》一出，就再没有回头路走，周公赌就赌在周礼的出现能够使得一个伟大的新文化诞生。如果这个文化没有诞生，那么周朝和中华文明就将面临巨大的危机。这个危机一出现，那么周人连同整个中华文明，就将重蹈殷人的覆辙，总有一天会被新的征服者讨论到底是要杀光，还是不杀光。

随后，果然礼乐崩坏，周天子权力皆无，沦为一个小诸侯，其他大诸侯相互攻伐，相互比拼控制力，这就是《周礼》造成的必然结果。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生在鲁国的孔子诞生了。

孔子的“行为论”认为，一个人的地位保障，并不是看他的“身份”和他的“血统”，而是要看他的“行为”，这就违反了族权对于追求“控制力”的追求。

因为对于族权来说，自己拥有了控制力才是地位的保障，在“宗教”和“阶级”中都是如此，地位的保障来源于控制力，但是追求控制力本身会造成一些恶行诞生。

孔子认为天下之所以礼乐崩坏，是因为人去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假如一个君王可以去做一个贤明的君王，可以礼贤下士，重用人才，那么好臣子就会来投奔，并且尽心尽力的辅佐君王治国。有了好的臣子和君王，那么人们就会安居乐业，这样一个国家就会强大，天下就会太平。

然而这一段看起来是“假、大、空”的理论背后，却真正戳中了族权的弱点。那就是，不管是“宗教”还是“阶级”都强调一个压制。

也就是在宗教视野里“我们”压榨“他们”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比如一个人在平时可以非常善良，但是遇到与异族的战争时候，可以做到视敌人如猪狗，任意屠戮。

这就是压制和排他的思想在起作用，在这个人的眼里，对于“我们”是要善良的，但是对于“他们”就根本不把他们看做是人了。

而对于“阶级”来说，“阶级”本身维护自己利益的不变性是“阶级”的最大的愿望，也就是王权要保护王权的“阶级”，贵族要保护贵族的“阶级”，他们希望“阶级”本身是在相互之间流动的，上下是不能流动的。因为一旦上下流动，“阶级”思想就会崩溃。所以为了让“阶级”不流动，制造了礼法制度。

也就是，不同“阶级”的人之间形成了严密的堡垒，难以相互移动。

而“行为”却不是这样，一个人的“行为”不受任何外在条件的约束。不管是王侯将相还是贫民百姓，他们是善还是恶很容易分别。

“行为”不但不受外力控制，并且行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易变性，也就是说，一个人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所以，“阶级”通常难以改变，但是“行为”就极具易变性。

它使得一个社会的所有人，都时刻处于一种思想和文化的制约之中，这就是“道德”。

道德可以无视“阶级”来监督所有人。

所以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是善人还是恶人，他们都得被道德约束着。这就改变了“阶级”为纲的封建制度，最终礼法就被道德杀死了。

也就是说，孔子创造出的行为论文化，对人只有一点要求那就是遵守道德——不管他是什么信仰、什么民族、什么出身、什么国籍、高矮美丑、男女老幼……只要遵守道德，都可以被视为“我们”。这样就能团结到全社会中绝大多数人。

从这里开始，世界出现了两种盟誓关系，一种是外国的神权时代的“宗教”，一种是中国的人权时代“行为”。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宗教“只能使得王权和公族保持盟誓，但是“行为”却能使得王权和国家内部的任何人达成盟誓。

所以与其说中国人的政治信仰比宗教信仰强烈，不如说中国人的道德信仰比宗教信仰强烈，且先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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