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论点并且论证中国古典小说与中国近现代小说的差异

我以为金庸与古龙的小说，有六个大不同。

首先，小说的背景不同。金庸的小说既有历史的影子，又有新的艺术创造，他的《书剑恩仇录》写到乾隆与陈阁老，在《鹿鼎记》中写到康熙与鳌拜，在《倚天屠龙记》中写到朱元璋与徐达，都是有史可查的名人，他用了三分历史七分小说的艺术手法，半真半假，假中有真。而古龙写小说，则撇开历史不谈，他设置的小说环境几乎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既驰骋想象，又合情合理。

第二，对社会环境与风俗人情的描写不同。金庸在作景物描写时，大抵有明确的地理位置，写江南、写塞北、写少林、写武当，都有详尽具体的描绘，给人以历史知识的熏陶。而古龙写小镇、写山庄、写山峦、写流水，都是信手拈来，无中生有，尽情发挥。一个靠写实而兼以艺术加工，一个靠激情来构思理想中的社会；在金庸的小说中能领略社会风情，而古龙的小说则是人情世界的坦露。

第三，两人小说的结构不同。金庸既摆脱了旧武侠小说陈旧的写法，又继承了传统文学的严谨结构，因为他写过**剧本，又不时运用西方心理描写手段，来充实结构的多层次与多视角，他的小说，放得开，收得拢，前后呼应，一气呵成。写历史又不呆板、拘泥。《笑傲江湖》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金庸有些小说，长达五卷，有一百多万字，可自始至终主题鲜明，构思严密。可见其扎实的艺术功力。相比之下，古龙则不太讲究结构，他有意识地引入西欧文学的表现方法，一路写来，奇峰突起，设置悬念，扑朔迷离，但由于一味追求情节的离奇，难免有顾首不顾尾的毛病。幸亏古龙才气横溢，尽管结构上时有破绽，但由于写法新颖，想象奇特，兼有如珠妙语，也令读者大开眼界，爱不释手，自成一种武侠小说的新文体。

第四，在故事衔接上，也各有各的高明手法。金庸依靠环环相扣的情节来组织故事；而古龙则以制造悬念来吸引读者，前者叫人越读越感受到作者的想象奇突，后者则令读者进入一个扑朔迷离的艺术天地。

第五，在人物典型塑造上，也各有自己对艺术典型的偏爱。金庸笔下，芸芸众生，除韦小宝外，他最擅长塑造朴实无华的英雄人物，如郭靖、乔峰，都显得厚道、忠诚、大度，甚至有点鲁钝而谦恭；古龙则不同，他更善于描摹英雄人物的机智、潇洒、豪放和不拘小节，如陆小凤、楚留香、李寻欢、江小鱼。相比之下，金庸写机智的人物，未免逊色；古龙笔下的铁中棠、沈浪，也不如陆小风、楚留香写得精彩而感人。

第六，金庸与古龙最大的差别，还是在两人的语言表达上。金庸的文体，在梁羽生新派武侠小说的基础上，为之一变，他的语言老练沉着，博大精深，既成功地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语言，又融入新文艺的笔触，由于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使老读者不致生厌，新读者又击掌叫好。古龙则追求武侠小说的语言欧化，他擅长写短句与分行式，对话中多警句，交代事情来龙去脉，多段落、多层次，他力求把句子写得很美，很可玩味，很有哲理，给人一种面目一新的格局。古龙在语言上的创新，当然不是说绝对成功，他的某些小说，如《天涯·明月·刀》就有过分追求散文诗的倾向，读来太雅，令读者困惑。但古龙的新文体毕竟突破了武侠小说的原有文体，并形成了一种自己的新的语言艺术风格。

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主要区别

文学的范畴很大的，小说、戏剧、诗歌 全都是可以说是文学，文学其实说白了其实就是说写的很好的有价值的小说、戏剧、诗歌等内容。

你可以设置文学类，然后下面设置小说类，戏剧类等分类。

现代 当代的区别就是时间的不同，当代就是指离我们很近的 那种，现代的就比当代的远一些 大概是白话文刚兴起的时候的

个人见解 望采纳

一、文学发展的世界性规律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间的文学发展的不同规律，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从宏观的角度看，世界上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学发展虽然各有其异，但确确实实存在着某些共同性的规律，如在文明史初期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神话、史诗，后来都有一个诗歌盛世，再后来又都有一个戏剧的勃兴期，而小说这种形式都出现得比较晚……文学作品最初使用的就是当时人们的口语，后来又大体都有一个趋向于脱离当代口语而书面化的“文言”时期，而到近代，则又都先后重新复归到“白话”……在“比较文学”研究者笔下，不是已经爬剔出了许许多多从内容到形式上都“不谋而合”的例子了吗？所以，我们必得承认：整个世界的文学发展，是有它的某种客观规律的，过去存在着，现在也存在着。因此，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包括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它们各自的最好的文学是可以并且应当互相交流、借鉴的，它们作为全人类总文化积累的一部分，是具有同等价值的。

然而，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间的文学发展，又有着鲜明而强烈的不同之处，即使社会制度大体相同，但由于经济发展状况、作家的构成状况不同、读者受教育程度不同、印刷出版的能力和水平不同等等因素的存在，也会使得各自的文学发展被各自特有的规律所左右。坦率地说，由于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文学发展必须在“四个坚持”的前提下行进，以及我国目前作家的构成状况、读者的构成状况以及整个国家的经济、教育和社会生活结构等等因素，都使得我国文学的发展，在现代更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

我总的感觉，是你过分地从宏观角度——即世界文学发展的总规律上去看问题，而未能充分地从相对而言的微观角度——即制约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规律上来看问题。

比如说，中国农村的面貌虽然在近一二年内有了一个很可喜的变化，就是农民普遍富裕起来了，但农村读者的文化水平和哲学习惯还很难说有了多大的改变，因此，中国的作家为他们写作品时，尽管也无妨从高行健小册子所分析的现代小说技巧中汲取营养，但毕竟还不能一律跌入“现代派”范畴中。不仅农村状况如此，就是一般的城镇居民中、许多工厂矿山和解放军部队中的工人、服务行业的各类服务员、战士，他们的文化教育程度和作为审美主体的哲学趣味和哲学习惯，恐怕也还很难消化“现代派”的文学作品。

热烈地欢迎中国“现代派”文学作品，为之欢呼，为之倾倒，或为之争论，为之褒贬，乃至为之不满足而有更高渴望者，大体上还是城市中少数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特别是中青年，又特别是大学生。我当然同你一样，赞成有的作家——包括我们，包括我——有时候为他们创作，因为他们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中他们作出的贡献甚至将比一般人更多更大，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确需要“现代派”！并且，经过一段发展，前面说过的那些工、农、兵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有所提高、欣赏趣味有所变化之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注：不是全部！）也有可能加入到欣赏“现代派”文学的读者行列中来，从而又促进“现代派”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不过，不被称为“现代派”而也随着时代前进的作家们，一定仍然拥有最多数的读者，这些读者的文化教育水平提高后不是倾向于欣赏“现代派”作品，而很可能是更倾向于对传统的文学形式提出更高的技巧要求。

二、文学艺术的形式美的总规律与不同门类的形式美的特殊规律，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又究竟如何？你在给李陀的信中，似乎过多地从文学艺术的形式美的总规律出发，强调形式本身的独立性到了一种近乎绝对化的程度。不错，在文学艺术的某些门类中，特别是你所举出的建筑艺术、工艺设计（如汽车外型设计）等等领域里，有时的确很难说它的形式同它的内容有多少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透过形式本身所体现出的哲学倾向、政治倾向、伦理道德倾向……如果说不是近乎没有，也是曲折而又曲折、微渺而微渺的。在大多数工艺美术设计中、某些题材的造型艺术中、书法艺术中、园林艺术中，乃至某些无标题音乐中，形式美也往往（当然不是全部）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然而一到文学领域，特别是一到小说这一品类，似乎就很难把内容与形式这么清爽地分开了。显然，小说这一诉诸读者第二信号系统的东西，在体现形式美上有着它的特殊规律，这一规律的特殊性，是必须加以仔细研究的。

我以为高行健在他的小册子中，是比较注意细致地研究这一规律的。他很少像你那样在肯定西方现代派作品时，因为欣赏其形式的奇突诡丽，便禁不住过多地去肯定它们的内容，他似乎是尽量把那形式美拆卸为诸种技巧元素，加以考察，这样就让人觉得他是学到了斯大林研究语言学的启发。语言本身不是上层建筑，没有阶级性，只有当使用语言的主体（人）把字词句联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时，才有可能体现出一定的政治倾向、阶级情感或道德观念，因而对于任何一个阶级的人来说，掌握好语言都是必要的，在这过程当中无妨互相学习、借鉴。现代小说技巧（不是整个形式本身）也应当看作是没有阶级性的，因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任何政治信仰和美学趣味的作家来说，他都无妨懂得更多的现代技巧，从而在储藏最丰的武器库中从容选择最新的优良武器，去丰富和发展他征服读者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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