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怎么样

诚如戴锦华老师所言： “在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女性主义或则是一种可笑的无稽之谈，一种女人的无事生非或奢侈之想，或则是一种极端危险、极度可疑的鼓噪，或二者兼有……” 事实上，不止是在民族、国家等“宏大”议题上，今天中国一切涉及“政治”和“非政治”的议题都在视女性主义为一种多余的、没事找事的、可笑的言谈，常听的一句话就是：“怎么什么事都能‘扯上’女性主义呢？”女性主义者的出现仿佛就是给那些“严肃”的讨论败坏兴致来的。似乎只有仅仅涉及“女人”的话题，女性主义者或许才能有一点发言权而不遭到质疑或嘲讽。 但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放眼当下，上至意识形态，下至经济基础和日常生活，性别无时无处不被建构和利用，是中国百年来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被结构化的重要环节之一。 而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又恰恰是与这个进程同步的。于是，我们常听到某些带路党如此说：“中国女人还要感谢‘帝国主义的侵略’呢，没有他们，你们现在可能还要缠小脚呢！” 这个论调，单从历史的表象来说倒也不错；不过，这个由列强侵略带来的现代化进程，究竟给女性带来多少好处或害处，我觉得似乎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只是我的疑问也正由此引发：为何在中国本土的历史进程中，未能形成强有力的对抗男权统治的力量？是否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女性争取独立的斗争注定要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同步？而明清时大量涌现的女作家、女诗人所透露出的朦胧的性别意识觉醒，如果没有遭遇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这一历史境遇，又将如何演进？是渐次湮没无声？还是逐渐向现实与实践层面扩散传递从而生发出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运动？ 然而历史没有假设。我们只能在既已发生的历史事实面前，做一番事后诸葛亮的分析。事实上，早有人批判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并非真正的“女性主义运动”，其理由是中国的女性主义运动被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独立运动所“收编”，而未能形成对男性统治即父权制的反叛，概言之，即认为中国（也包括其他与中国的情景类似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主义运动并非是由女性这一群体独立展开的、以谋求“女权”（women’s rights）为目标的运动。这一说法究竟源自何处，笔者暂不做考证，不过，反对的声音也随后发出，主要包括两点：一，所谓“女性”群体并不能涵盖全部女性，因为“女性”本身即是有差异的，不同的差异群体其诉求也不尽相同。也就是说，所谓“独立的”“女性主义运动”，从其参与者和诉求来看是要大打折扣的——说到底不过是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妇女试图分享相同阶级的男性所拥有的“权利”；二，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尚未形成或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民族国家”）首先是在被帝国主义殖民的背景下开展民族独立运动的，作为被殖民国家的成员，女性同男性一样面临被奴役、被欺凌、被侮辱的现实境遇（如“华人与狗”的提法），因此反殖反帝是不甘屈辱的殖民地男人女人自然而然的共同选择。 针对上面提到的第二点，又有新的论调冒出来，这种论调多以被殖民地人民的幸福生活（如香港）为例证，对反殖反帝运动本身提出质疑，尤其是针对女性提出的：“你更愿意裹小脚（作为悲惨的、受压迫的封建妇女的象征之一）还是像西方女性那样（拥有自由和权利）？”且不说西方女性至今也未能真正实现和男性平等的权利，即便西方女性真的实现了这些，但作为被殖民地国家的女性，果然便能拥有宗主国女性所拥有的一切？鬼才相信！ 既然只能是事后诸葛，那么，今天我们来审视中国的女性主义走过的历程，更应该既立足当下，也要兼顾历史。也就是说，中国的女性主义的讨论，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历史脉络和国际秩序的演变这一历时性与共时性交织而成的背景之下。从这个角度出发，回到关于我的问题中去，需要进一步疑问的是：前现代中国的父权制结构与当时周遭已经成型和成熟的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父权制结构有何同质性或异质性？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即是对一百年前中国女性所面临的境遇及其选择的解析。 首先，前现代中国父权制结构是怎样的？何以两千多年来女性都“安于”被统治的现实而未能生发出有成效的反抗力量？ 我暂时无力寻找具体的论据支撑，只是根据学界早有的研究成果，一个大致的概括即：前现代中国的等级秩序与性别秩序是合一的。但仍需进一步追问的是：等级秩序与性别秩序就其权力强度来说，是否有高下之别？是否等级秩序统治了性别秩序，抑或相反？一个可能的结论是：将性别秩序置于等级秩序之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两性之间的对立，继而瓦解了女性团结起来结成反抗父权制同盟的可能。 如果是这样，还需要继续追问的是：前现代中国“家天下”的社会结构其父权制是如何运作的？进一步说，它与现代民族国家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共同编织的社会结构下的父权制在实施对女性的统治方面有何异同？以及，女性在或许存在巨大差异的前现代中国与现代西方民族国家各自的父权社会结构下，其处境有何异同？ 所谓异同，需要在双方的碰撞下才能清晰呈现，因此，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妨回到一百年前中西碰撞时的情境中去。在2004年纪念“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的讨论中，高彦颐、刘禾、王政三人曾就金天翮所作的《女界钟》一文展开一次对话（），她们揭示出清末男性知识分子面对西方强国时所流露出的性别焦虑，这一焦虑伴随着民族自强、求富的进程逐渐放大，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里得到更为全面地呈现，李大钊对“主静”的东方文明的贬低同时对“主动”的西方文明不遗余力的鼓吹便是其中生动的一例： 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 如果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有所了解，你会发现李大钊这段话看起来如此眼熟——美国女性主义人类学者Sherry B. Ortner就曾写过这样一篇大作：“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只不过在她眼中，像“自然的”“安息的”“直觉的”这类描述是适用于女人的，而相反的特征则为男性所拥有。 应该考虑到的是，李大钊做上述区分时，他所描述的主体是男人，或由男人所构成的国家。李大钊当然没有读过Ortner的大作，假如读过恐怕他会更加羞赧惭愧、无地自容了。如果我们相信李大钊和Ortner在一定程度上都如实概括出了他/她们眼中的男性特征，那么，李大钊眼中的中国男性在西方文化中却原来是女性。 换言之，李大钊对前现代中国与现代西方国家的区分，恰恰应对了Ortner对现代西方国家内部男女两性的区分——前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与现代西方国家女性主义话语不期然相遇了。这一穿越时空而建立的前现代中国=女性VS现代西方国家=男性的等式，向我们展示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亦是一个性别重构的过程。进一步说，由前现代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进程，是一个男性化的进程，包括男人的男性化（性别气质上的）和国家的男性化（必仰仗男性化的男人来建立）。 从更远的历史来看，事实上西方现代国家的建立大概也同样经历过一次男性化的历程。希腊城邦，这个被称作现代民族国家及现代政治体制（民主制）之起源的地方，甚至通过男人占有男童来建构“纯粹的”男性气质；与此同时，女人不但被排除在所谓的“民主”政治之外，其地位简直可与奴隶相提并论了。 回到最初的问题上去，需要问的是：假如前现代中国的男性与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男性并非一类“男性”的话，那么，前现代中国的性别秩序又呈现为怎样的面貌？如果说前现代中国的男性实际上呈现为现代西方国家眼中的“女性”，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前现代中国的性别亦是合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前现代中国女性绝无可能是西方现代国家眼中的“男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前现代中国的性别分工、男婚女嫁等一系列维持性别差异的手段，又是通过什么建立和运作的呢？如果性别气质在维持两性差异的作用上并不像西方那么突出，是不是道德伦理观念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从中国本土的历史和文化脉络来看，前现代中国的男性并不具有统一的性别气质，书生有崇尚温文尔雅的气质，而农民或商人即便也崇拜这种气质，恐怕也不能学到全部；而在等级秩序之下，皇帝、官僚与一般平民的气质也不尽相同。在这里，我想武断一点地，将《礼记》不但视为等级秩序的基础，也将它视为等级化的男性气质的建构指南。 也就是说，假如前现代中国并不存在对立的两性之别，那么，所谓女性对男性的反抗大概无从谈起。而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是不是恰恰因为男女两性共同受制于等级制，从而女性被吸纳为男性民族主义者的同盟军？当然，除了同盟军的角色之外，如戴锦华所说：“妇女的悲惨命运与生存状况间或成为社会动员的有力方式之一，成为控诉前现代或殖民时代社会暴行的最佳例证，成为传播、印证现代性话语的成功途径。” 当事者很难预料未来的一切。当女性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同盟军而迎来了民族独立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之后，中国女性便从前现代的父权结构中落入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父权结构中。如果说“家国同构”的父权结构有其独特性，如女性通过其男性家长——父亲、丈夫和儿子——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地位流动的机会，那么，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特别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进程的全面铺开，中国的父权结构成为全球化的父权结构链条上的一环，女性所面临的困境更加复杂：既面临着本国等级化父权制传统及道德伦理观的遗留，又面临着资本主义金钱逻辑所建构的新的等级划分，而性别关系则在模仿西方女性主义逻辑进行“批判”的过程中进一步对立化，且在这种对立中，异性关系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而同性关系——三十年前依然还盛行的兄弟结拜和姊妹结盟——则被瓦解，又在个人主义的逻辑之下演变为仅仅存在于亲密恋人之间的同性恋关系。 女性主义的未来在哪里？既然女性所处的父权结构已经与现代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同步地全球化，那么，女性主义的议题也需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展开。无可否认，现代民族国家的全球化是最先兴起的帝国（西班牙、英国）向世界其他地方殖民和后起的帝国平衡掠夺秩序的结果，它们用新的殖民逻辑——国界来分割世界，并维持强权统治秩序。在女性主义看来，它的性质就是暴力。如果不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性别平等，李大钊所推崇的那种“男性化”的男人和国家必将继续施展其暴力，人类永无可能实现和平和自由。在今天中国的政治语境下，我不认为女性主义能够与左或右的任何一方势力结成同盟——民族主义分子如甘阳、自由主义分子如**（啊这些人名就太多了！）、将农民和女性排斥在外的中产小资“公民”主义者，等等，女性的出路依然是建立姐妹同盟；而且我深信，全球范围内姐妹同盟的形成，亦必然是世界大同实现的那一天。且用本书编者陈顺馨老师所引用的伍尔芙的话作为结尾： “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不要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就是整个世界。”

我们的封建社会是一部屈辱的历史。封建社会被许多国家欺凌。当然，随着清朝的灭亡，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也告一段落，随之而来的是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对中国历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这个原因，孙中山也被称为中国之父。事实上，进入民国以后，中国社会吸收了大量外来的精华和文化。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民国时期的女装。民国女性的着装是解放的象征吗？

民国时期，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条件的变化，妇女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妇女独立解放运动的兴起，使传统妇女的政治参与意识、婚姻家庭、服饰形象、风俗习惯的变化、职业选择等方面发生了全新的变化。新的社会时尚为女性服饰的变化创造了社会环境基础。因此，这一时期的女性服饰表现出

服装的变化是从解放身体开始的，缠足习惯的废除，服装的不断改进和完善，款式的多样化。这种变化不仅在于女性上衣和下装的变化，还创造了一种典型的中西礼服——旗袍，赋予了新女性礼服新的结构和内涵。旗袍的特点和变化满足了女性追求个性和美的强烈愿望。它反映了妇女在社会历史大潮中发展进步的历程，是妇女解放的标志之一。除了服装，当时女性的妆容和发型也随着服装的变化而显得自由、清新、多变。造成民国时期女性服饰变化的主要因素有很多。对比中西方女性服饰的变化，也可以看出，由于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女性穿着与传统服饰完全不同的文明新装，可以自由打扮，不用担心受到非议。女装的新颖、典雅、自然、清新的变化，在当时掀起了一股开朗、自信、活泼的新女性形象的新的审美观念，使女装逐渐去除了繁琐、矫饰、繁杂的装饰，取而代之的是简单自然的服装风格。旗袍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服装，从直而宽的长袍逐渐收回，以反映女性自然美丽的身体曲线。

民国时期，女性的缠足习惯不仅被废除，女性的服装样式也开始多样化和个性化，满足了女性参与社会工作的特点和要求。正式的女装裤子、制服、运动服、工作服等。出现了，复杂的头饰被从发饰上取下。简单发型**中包装时尚的角色逐渐走近大众，明星偶像们美丽、自信、独特的女性形象自然吸引了观众的关注和喜爱。成为广大女性崇拜和模仿的偶像，影视明星的服饰和现实生活中的服饰也被普通女性模仿。此外，国内的新文化运动，民国政府的相关制度，甚至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都会或多或少的影响服饰的变化。总之，中西文化和服饰风格的相互碰撞和交融，促进了民国时期女性服饰的不断发展和创新。而且发型、化妆等方面进一步自由多样，从而促进了民国不同历史阶段女性自身的进步和解放。中西方女性服饰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服饰特征，展现了服饰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西文化和服装风格相互融合，相互影响。从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来看，民国之前和民国初年中国大部分女性的思想变化和服饰变化都处于起步阶段。20世纪20年代，女装变得男性化。

随着新的审美观念的确立，旗袍开始流行。30年代，各种服装风格齐头并进，旗袍开始流行，不断改进，逐渐普及。在40年代，旗袍趋于简化。受战争影响，服装化妆品市场遭受沉重打击。透过民国时期女性服饰的变化，可以看到女性开始追求自由平等权利、个性自由和自我解放。

女性在传统生活中的历史地位和传统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从现实情况来看，民国时期女装的变化对现代女性的审美观念、现代传统服饰的流行、现代服饰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以及中西女装的流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现代女装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民国时期女性服饰的变化具有特殊的社会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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