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立志当坚,有始有终?
牢记一句话:“世上没有什么轻易就能达成的理想。就算有,也是坚持的结果。”最后的胜利永远属于执着追求,永不放弃的人。
功成名就是众多人对人生的期盼,自古以来都是如此。想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必须要先有立志的心,并且心志坚定,不朝令夕改。
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能够进入统治阶级上层,凭借的是科举考试这张通行证,经过十载寒窗苦读终成名臣。可以说,他苦读之时,做官就是他的志向,不过这个志向是为了达成终极目标而做的其中一个步骤而已。
在以后的仕途生涯中,曾国藩名声大噪,十年七迁,在当时也实属罕见。
对于生长于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变化如此之快,连曾国藩也感到有些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祖父说:“六月初二日孙厚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晶骤升二晶,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地位的显赫并没有使曾国藩沾沾自喜,反而更激发了他锐意进取的精神。他知道自己的远大志向还远远没有达成。
曾国藩经常借诗文抒发自己的志趣,他自比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在未及第的时候,他就幻想变成伟人巨才,成为国家的栋梁。在诗中,他经常表露自己的这种情绪,他相信终究有一天,自己能做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对自己的才能深信不疑,对自己的志向也坚定不移,而这种自信和坚持是很多人所不能及的。
曾国藩一生推崇孔子,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他认为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方向,越是混乱的时候越要有~颗宁静的心。鸿鹄之志不能因为不顺心的小事而轻易放弃,否则是见识短浅的表现。
在曾国藩看来,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能做圣人,做豪杰。古语说:
“吾欲仁,斯仁至矣。”即使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只要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学问,又何尝不能够成为孔孟那样的人物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就是天天与尧、舜、禹这样的圣人在一起,自己也不会有什么长进。
曾国藩认为既然要立志就应该立大志,这样才能有所作为。他说:君子立志,要有包容世界一切人和一切物的情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老师的教诲,不愧为顶天立地的男儿。因此,君子应该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要能做到“先天下人之忧而忧”,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当列强入侵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当道,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所有这一切都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自己的饥饱、荣辱、贵贱等等私利,从来就无暇顾及。
为了坚定志向,曾国藩曾两次改名。曾国藩乳名宽一,名子诚,字伯涵。
进入弱冠之年,曾国藩自己改号“涤生”,这抒发了曾国藩弃旧图新,发奋自强的理想与信念。新名新气象,他希望自己的志向也有新的发展。
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不停地磨砺自己的志向,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强烈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的猛烈抨击者,同时这也是他在乱世之中的保身之道。他所取得的伟大功业,不在于他的道德,也不在于他的文章,而在于他对自己肉体和心灵的永无休止的洗涤和更新,在于他对功名的淡泊,对成就的谦虚,对己身过错的严与狠。
曾国藩在得到翰林的职位后,又一次改名励志,他将名字“子诚”改为“国藩”。在他为自励所做的五旬箴言中,第一句就是要立志,他要荷道以躬;要与之以言,就是要以一己之身,担当中国的道统。他认为,在人生的进程中,不论遭遇何种危险困难,只要有矢志不渝的精神,就一定能够克服。
为了对得起自己的名字所含的深意,曾国藩抓住可以利用的时光,奋发苦读。许多人进入仕途以后,便把书本当作自家书房里的装饰品,同时自己要么整天酒肉穿肠,要么整日得过且过。像曾国藩这样的人,进入翰林院任侍郎后还拼命读书,并自立课程十二条全力攻读,这实在是少见。他对自己的修身箴言,后人读来获益良多,我们若能身体力行,必定获益无穷。
一个位居高官的人,还能自己规定功课,这种自律精神不仅在古人中很少见到,就是今人也很难做到。这种立志有恒、勇于进取的精神,是曾国藩成功的基本条件。
所以,人无论地位高低,处境如何,遭遇几许,都要志存高远,自强不息。立志可以使人有所追求,生活有了方向,人才会变得充实。既然立志就要去坚守,否则立而不守,又有何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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