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成书

《庄子》约成书于先秦时期。《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二篇，今本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全书以“寓言”、“重言”、“卮言”为主要表现形式，继承老子学说而倡导相对主义，蔑视礼法权贵而倡言逍遥自由，内篇的《齐物论》、《逍遥游》和《大宗师》集中反映了此种哲学思想。行文汪洋恣肆，瑰丽诡谲，意出尘外，乃先秦诸子文章的典范之作。成玄英云：庄子“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明于理事。内篇虽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虽明事迹，甚有妙理。”故王叔岷先生认为，研习庄子当“破除内外杂篇观念 。”

庄子的生活年代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前369年—前286年。庄子逝世的时候，宋国已经覆亡。《庄子》中有“旧国旧都，望之畅然”，显然宋亡以后才称呼“旧国旧都”。

庄子属于道家，从《庄子》中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司马迁评价：“庄子著书十万余言”，而今本《庄子》仅33篇6万5千多字，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五十二篇”，可能是在晋代郭象注《庄子》删去了《天下篇》后半部分极其之后内容。至于唐以前，有完本五十二篇与残本三十三篇并行。原来学者认为《庄子》全部为庄子所著。从宋代起，竟成问题，认为内篇为庄子本人所著，而外篇和杂篇是后人托名。近代出土《庄子》秦汉竹简残篇，证明各篇为先秦古书。总的来说，《庄子》一书其思想还是统一的。庄子写书风格独特，自己称（《杂篇·寓言》）以不拘一格的寓言写作。《庄子》在元初遭到禁毁，其各家注本也大多由此亡轶或缺散。 所谓内篇，乃是郭象所定，故王叔岷认为，研习庄子当破除内外杂篇观念。一般认为应是庄子所著，是庄子思想核心，七篇可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内七篇篇目都为三字，与外、杂篇取各篇篇首两字为题不同，内篇篇目皆标明题旨。

《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

《逍遥游》为庄子哲学总纲，展现庄子思想的境界与理想。“逍遥”原是联绵词。篇中点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与儒家、墨家乃至老子的理想生命型态做出分判，同时展现“庄学”的修养境界与工夫进路，以“无己”、“无功”、“无名”的工夫，消解形躯与世俗的羁锁，达到超越的逍遥境界。 而所谓“逍遥”的境界，即是“无待”，庄子透过“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于无穷者，彼且恶待之”加以豁显，而托寓“藐姑射之山之神人”呈现这样的高远形象。

篇首以大荒无稽的寓言“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开始，透过鹏鸟与蜩、学鸠的对比，点出生命境界的不同，大鹏鸟可以“抟扶摇羊角而直上者九万里”，飞到南冥。而像斥鴳之类的小鸟，所能飞到的不过数仞之间而已。借此点出“小知不如大知，小年不如大年”的“小大之辨”。而其中小与大的境界差别，正在于“有待”与“无待”，亦即能否超脱外在事物的负累，甚至进而超越大与小的差别。

庄子在篇中还借由尧要让位给许由的寓言，指出“圣人无名”的观点。须知，此处的圣人指许由而非尧。庄子推崇的是许由无视名位辞而不受的态度，暗中批判了作为儒家精神偶像的尧以名位为重、用最高的名位来匹配最有德之人的思想。最后透过魏王赠给惠施的大瓠瓜，点出世俗之人都受困于有用无用的刻板思考，反而无法见到生命的真实样貌，彰显生命最适切的“大用”。

《庄子·内篇·齐物论第二》

《齐物论》有两种意涵，有学者认为是“齐物”之“论”，也有认为指“齐”诸“物论”。历来皆认为本篇是《庄子》思想最丰富而精微的一篇，因而也最难掌握。历代对于〈齐物论〉的注释、说解在庄学之中最为可观。

庄子透过〈齐物论〉意图消解人类对于世俗价值的盲从与执著，解开“儒墨之是非”等各种是非对立的学说论辨。庄子并不对各种价值高低或学说议论重作衡定、厘清，认为如此反而治丝益棼，所谓是非更无终止。庄子认为止辩之关键，在于“照之以天”，洞澈价值与学说彼此之间相异却又相生的道理，进而消辩、忘辩。因为所有辩论的争端，都来自于人类对自我的“成心”，各学说都对其终极价值有所执著与默认，难以去除，根本无从建立论辩各方共同承认的前提，因而所有的辩论也无从解决任何争端。所以庄子透过忘言忘辩的进路，超越彼此相非相生的对立 ，依顺着万物天生的自然，达到“道通为一”的境界。

人类对于万物的指称，并非确定不变的，所有对于“指称”、“名相”的执著或否定，总会陷入无穷无尽的回旋之中。而所有的指称、名相，都不是所指称的“物”自身。所以庄子认为应让所有的“彼”、“此”，所有的万物各自依顺本性，才能保持心灵真实的虚明与自由。

〈齐物论〉首段透过南郭子綦与子游问答，提出“天籁”、“地籁”、“人籁”的不同，所谓“天籁”乃是“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谁也！”，也就是让万物能全幅展现自身，所谓的“天”就是“天然”，就是天生万物的自然面目。南郭子綦说“吾丧我”，就是指透过主体工夫的修养，不让心思外驰，无止尽地追求，而体察内在“真君”。所谓的“我”是指人的“成心”，会随着言语，不断往外追索。而“吾”是人的“超越主体”，庄子称为“真君”、“真宰”，人心应回复最自然的虚灵状态。这就是〈齐物论〉的工夫与境界。

《庄子·内篇·养生主第三》

这是一篇谈养生之道的文章。“养生主”意思就是养生的要领。庄子认为，养生之道重在顺应自然，忘却情感，不为外物所滞。

全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至“可以尽年”，是全篇的总纲，指出养生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缘督以为经”，即秉承事物中虚之道，顺应自然的变化与发展。第二部分至“得养生焉”，以厨工分解牛体比喻人之养生，说明处世、生活都要“因其固然”、“依乎天理”，而且要取其中虚“有间”，方能“游刃有余”，从而避开是非和矛盾的纠缠。余下为第三部分，进一步说明圣人不凝滞于事物，与世推移，以游其心，顺应自然，安时而处顺，穷天理、尽道性,以至于命的生活态度。这就是文惠君基本理解到的东西。但是，庄子想要表达的可不止这些。

庄子思想的中心，一是无所依凭自由自在，一是反对人为顺其自然，本文字里行间虽是在谈论养生，实际上是在体现作者的哲学思想和生活旨趣。

《庄子·内篇·人间世第四》

庄子以为人要有慈悲心和责任感，而又能“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所以颜回想拯救卫国人民；而子之爱亲与臣之事君，二“大戒”也无可逃避。但是，一味直接求取“大用”，必遭横祸；一味退隐自愿“无用”，又白来这一趟，都不圆满。必须知道要“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尽人事而“自事其心”、“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因无用而大用。“因无用而大用”就是人间世合情合理的人生真实与态度。

《庄子·内篇·德充符第五》

“道德内全之无形符显”就是庄子所说的“德充符”。《文始经》说：“圣人终不能出道以示人。”“道德内全”之人，外表是看不出来的。所以，《金刚经》也说：“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德充符第五〉中，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等人，都是残障或貌丑之人，可是他们都是“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实而归”、“不言而教，无形而心成”之才德内全的圣人。虽然五体残障或面貌丑陋，只要道德内全，自有无形的符显，使他们成为比身体健壮、面貌美好的人更尊贵的圣人。“道不在五形或肉身”，这是〈德充符第五〉的要义。

《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 大宗师就是道德与能力都达到顶点的真人或师者。他们已经“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而且“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利泽施于万物，不为爱人。”〈大宗师第六〉中，真人境界的描述很多，例如：“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颡頯，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

但是真人不必“驾鹤飞升”，就能自由出入于仙境与人间，他们的言行心境是如何？〈大宗师第六〉说：“吾师乎！吾师乎！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所游已。”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所以，入于“游戏三昧”，“同于大通”，才是真正庄子所说的大宗师。

《庄子·内篇·应帝王第七》 〈应帝王第七〉谈的是君主治理国家应该采用的方法。道家治国的理念是“民主自由，无为而治”，〈应帝王第七〉的见解当然也是一样。所以，“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道家视宇宙万物为一体，所以有“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的说法。因此，庄子对万事万物的态度，也一样采取不干预的方法。对民心民情、万事万物，若“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就能胜物而不伤。否则，（寓言）对浑沌“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就大大不美矣！ 《庄子·外篇·骈拇第八》

《庄子·外篇·马蹄第九》

《庄子·外篇·胠箧第十》

《庄子·外篇·在宥第十一》

《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庄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庄子·外篇·天运第十四》

《庄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庄子·外篇·缮性第十六》

《庄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庄子·外篇·至乐第十八》

《庄子·外篇·达生第十九》

《庄子·外篇·山木第二十》

《庄子·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庄子·外篇·知北游第二十二》 《庄子·杂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庄子·杂篇·徐无鬼第二十四》

《庄子·杂篇·则阳第二十五》

《庄子·杂篇·外物第二十六》

《庄子·杂篇·寓言第二十七》

《庄子·杂篇·让王第二十八》

《庄子·杂篇·盗跖第二十九》

《庄子·杂篇·说剑第三十》

《庄子·杂篇·渔父第三十一》

《庄子·杂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庄子·杂篇·天下第三十三》 至于《南华经》所亡佚的19篇，除解说3篇外，还有16篇，其中有篇目可考者9篇，据关锋考证，认为是《阏奕》、《意修》、《危言》《游凫》、《子胥》（《释文·序录》）、《惠施》（《北齐书·杜弼传》）、《畏垒虚》（《史记·老庄列传》）、《马捶》（《南史、文学传》）、《淮南王庄子要略》（清人俞正燮《癸已类稿》）等篇。其中以王叔岷《庄子校释》辑佚佚文最全最多。

　 当然是史记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嘛

《史记》的诞生，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受到当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的历史观是唯上唯心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内容的历史真实性与全面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 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 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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