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的魏晋隋唐

自汉献帝元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凡393年，为中国扰乱分裂之时，魏晋南北朝即在此间。或谓，汉末以来，虽政治教育仍多沿古代之法而继续演进，且社会事物，亦时有创造发明，然就全体观之，则政教大纲不能出古之范围，种族衰弱，时呈分割之状。虽中国亦能以固有之文化，使异族同化于华夏，要其发荣滋长之精神，较之太古及三代、秦、汉相去太远。

中国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东来，究其原因，兹举数端，后世亦可为鉴：

（一）坏于盗贼无赖。秦以前，创业开国者多圣哲；秦以后，起事革命者多盗贼。盗贼无赖之徒，成则为帝王，固不识治国御世之道；败则肆焚掠，尤不解保护文化之谊。

（二）坏于科举利禄。科举之制，发源于汉，大备于唐。虽科举考试可以泯贵族平民之阶级，然以利禄诱人，大损人格，实与古代教育之大义相反。

（三）宗教信仰之缺乏。中国国民脱离初民之迷信最早。唐、虞、三代之圣哲，专以人事言天道，即殷人尚鬼，有似于宗教性质，然其祭祀仍专重人鬼，无宗教家荒诞之说。后之立国者，于政治教育不能尽餍人望，又无宗教以资其维系，则人心之饥渴，乃甚于原有宗教之国家。

战国以来，神仙方士之说，因之以盛，而其效不可睹。要其为术，足以惑下愚而足以启上智。而佛教当时流入中国，正合于中国人心渴仰宗教之潮流。又有五胡乱华，外族政权治中原初以多种缘由而推显释教。然而，以中国人吸收之力，使印度文化变为中国文化，传播发扬，且盛于发源之地。此时期，谓异族蹂躏中夏之时期可，谓异族同化于中夏之时期亦可。惟汉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夏族，而他族则以被治者而同化。汉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夏族，而他族则或以征服夏族者而同化。后汉之季，由朴学而趋游谈。汉末魏际天下大乱，乘时趋势者，不以道义为重。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凤。清谈所标，皆为玄理。稽其理论，多与释氏相通，故自晋以来，释子多治老、庄，清谈者亦往往与释子周旋，佛教于是与中国学说融合；或以佛与儒、道诸书并称，渐为儒释道之沟通融会。 从东汉后期到隋代五百多年的时间是一个乱世的时代，也是中原文化和周边胡族交流最密切的时代。华北是中华文化发源地之一，也是受草原游牧民族侵扰最多的地区。沿中国东北至西南边界，在西晋时有鲜卑、匈奴、羌、氐、羯五大外族，合称“五胡”。这五大民族在魏晋时先后有部分族群内徙。汉末中国大乱，原有内附民族开始侵扰华人社会，另外又有更多塞外游牧部落联盟迁入华北地区。而居住在华北地区的华夏民族沾染了胡人风俗，也引进了装备有马镫的骑兵。华北地区在五胡乱华一百三十年的纷乱期，胡人进行侵扰式内徙；到北魏逐渐兼并华北，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的改革之后才开始逐渐恢复社会经济生产。

这种情况在隋唐时得到了延续，中亚等地民族大量内徙的情况屡见不鲜，隋唐朝廷则划地予以安顿，任其自由生活。而胡人的大量移入与活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大量的胡人高僧也成为中国佛教的栋梁。胡人在北方长期处于统治者的地位，但最终还是趋于汉化。胡人统治者的政治形态多模仿汉人，北魏孝文帝更有孝文汉化运动，易胡服、胡俗、胡名为汉服、汉俗、汉名，并鼓励胡汉通婚。另一方面，在北方长期居住的汉人在习俗方面也习染了胡风，呈现华人胡化的现象。入侵华北的胡人经常与当地汉族大士族通婚，遂产生了半开化的混血新贵族，他们成为了新的统治者并统一了中国。胡人与汉人的混容不仅产生了新的民族，生活习惯上也呈现了不同的风貌。而隋唐二朝更把这种趋势带到了塞外地区。隋朝为了交好中国西方与北方的游牧民族，先后把公主嫁到吐谷浑、突厥和高昌的君主；唐太宗进而把公主嫁往吐蕃王，国际通婚进一步带动了文化交流。

长江流域虽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文明，但直到汉朝初期，仍未完全融入中华文化体系。西汉末年，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依然人口稀少。但到了东汉与三国时期时，为躲避中原地区的战乱，大批汉人开始移民长江流域。四世纪初，华北汉人地区的西晋政权被胡人灭亡时，更大批的北方汉人大举移民到江南地区避难，此举带动了江南地区原有住民与汉文化的融合。唐朝在八世纪中叶发生的安史之乱，带动汉人第三次的南向移民，江南渐成汉人聚集的重心。而东晋与南朝时期，是江南开发最为快速的时期。由于北方大族举家南迁，人丁兴旺，耕作面积快速增加。隋朝的统一，虽然在军事上是北方统一南方，文化上却是南方向北方传播。而安史之乱后，南方在经济条件上亦超过了北方。

门第社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影响不亚于周朝时期的宗法制度。不同的是宗法制度的影响是从政治扩散到民间，而门第社会正好相反。门第在东汉时期已经形成，原因之一是当时学习条件困难，入仕只限于经济与文化条件优良的少数家族，形成这些家族累世为官，积久渐成门第。东汉覆亡后，平民失去了保护，纷纷依附到大族以求庇荫，这些大族乃组织自卫的团体，筑城自守。门第更有了军事与经济的影响力。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根基不稳，往往仰赖门第支持。由于士族不需负役，平民争相依附，门第更趋发展。门第由法制化发展到法统化，以至于国家政权只有受到大门第的认可才得以延续。门第的形成与发展不是在短期内完成的，而是因应社会的客观条件，结合形成广泛的文化生态，士族门第生命力不绝达数百年之久。士族门第为了维持其地位，一方面掌握政府人才进用管道的九品中正制，一方面选取门户相当的家族通婚，借此维护门第的尊贵。士族门第的庄园提供各种农业经济资源，并且拥有手工业作坊。东汉末年以降，由于汉人国运不振以及胡人政权当道，逐渐养成门第不屑过问政治的风气，门第中人之间盛行清谈的风潮。结果江南门第士族以不问政治而标榜，最终也因此而消失。而北方汉人门第因混血而开始重视国力关心政治，并赖此统一南北。到隋朝推行科举考试制度，平民得以通过科举考试任官，士族无法通过人才选拔以壮大门第，到了唐代门第社会终趋于没落消失。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与文化的交流和隋唐时的完全确立，使得华夏文明重新走上正轨和恢复发展，隋唐五代宋时成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文化交流最繁盛的朝代之一。国家呈现统一、上升、自信、开放的特质。由于糅合了南北、胡汉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与意识形态，隋唐时代的文化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隋唐时代的文化经济基础是奠定在成功的土地政策上的。均田制将荒地与部分门第私地分配于天下农户，来自于孟子的儒家思想终于实现。 自从印度的佛教透过中亚传入中国之后，与佛教相关的艺术形式也随之进入中国，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是佛像壁画和佛像雕塑。由于印度佛像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国佛像造像艺术融合了汉文化、印度文化与希腊文化。印度在早期的五百年内并没有制造佛像的习惯，人们认为佛的至高完美不是可以用人的相貌来描绘，因此早期的佛教艺术家是以佛的脚印或释迦佛悟道所在的“菩提树”作为佛的标记。后来由于希腊文化影响印度地区长达两百年之久，将古希腊人对人体美的崇尚观念植入印度，开启了印度的佛像雕塑，希腊文化亦对佛像雕刻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自南北朝佛教兴起后，中国的佛僧即袭印度的佛僧风尚，大举在深山之中，凿崖为窟修行，在窟内饰以佛像绘画与雕塑。中国的佛教重要石窟，现今主要有两大区域，一是华北地区，长期统治华北的北魏政权，在先后建都的大同与洛阳，分别开辟了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第二个重要石窟群分布在西北地区，包括位为甘肃永靖县的炳灵寺石窟、丝路东端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以及丝路西陲的敦煌莫高窟。此外还有克孜尔千佛洞、大足石窟等位置孤立的石窟。

随着佛教信仰的盛行与石窟造像的发展，从南北朝到隋唐，成为宗教艺术盛行的时代。佛像彩绘与立体造像拓展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新领域，各种与佛教相关的装饰图案也普遍深入民间，佛画敷彩技巧补充了中国传统线描绘画的特质，佛塔佛寺建筑则丰富了中国原有的建筑风格。南北朝时期的宗教艺术由于西域及印度工人而使得艺术风格带有印度、希腊、波斯的色彩，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艺术最具异国情调的时期。而与后代相比，北魏又显得异国情调特别浓重，后期的西魏则已有汉化的情形。在南北朝时期，除了佛教彩绘与雕塑外，工艺装饰方面亦由于佛教的兴起，铜器、石雕、织绣等均充满宗教色彩。作为佛教象征的莲花与忍冬成为此期的特色。绘画技巧方面，南北朝中期，佛画注重色彩晕染浸润的风格大为流行，对传统绘画的线描法造成巨大冲击。至南北朝晚期，敷彩的技法已远胜过白描，南朝梁画家张僧繇吸收此技，进一步舍弃线描，开创无骨的画法。而到了隋唐时期，宗教艺术不仅在形式上汉化，而且在精神意境上也有改变。隋唐的统一与经济上的繁荣太平促使宗教壁画风格由北魏时期舍身救世的悲惨气氛转为气势恢宏、情绪欢愉。原本来自印度表现释迦牟尼前生苦难的场景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欢乐和幸服的幻想画面。而唐代的佛像雕塑以健康丰满替代北魏的秀骨清相；以慈祥和蔼、关怀现实取代北魏的超凡绝尘。 南北朝时期的工艺美术，在题材上多为佛教成分，但在风格上与汉魏仍较接近。而唐代的工艺美术脱离了商、周和汉、魏六朝时期古朴的特色，开启了新的装饰风貌。

唐朝的工艺普遍具有博大清新，华丽丰满的特点，各种工艺的造型设计，多运用较大弧度的外向曲线，给人以圆润丰满之质感。色彩多表现深浅层次的多彩色阶，有富丽、华美的艺术效果。唐代的工艺制作中最卓著的是陶俑塑像，尤以唐三彩陶俑为出名，其造型栩栩如生，呈现出盛唐社会的精神气蕴。尽管唐朝的陶俑偏重动物造型，但日用工艺的装饰却一反商周至六朝以动物纹为主的传统，开启往后千余年以植物花草为装饰主流的新风格，更加反映了生活风貌而摆脱了威严冷静的气氛，使人感到自由、舒展、活泼、亲切。在制镜工艺上，汉魏六朝以来铜镜装饰图案主要是格律体，而唐镜多采用自由体，显得生动活泼，富有变化。中国在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画家是在魏晋时期，当时文人风气尚音律、书画，好玄远清雅，追求个人性情的解放，带动绘画对个人个性和特征的精致描绘。在唐之前，传统绘画大多为壁画，并体现政治及宗教色彩。自唐开始，转为以欣赏为主要目的。隋唐五代时期，也是中国绘画的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三大类别走向分科独立的时代。自中晚唐以降，山水画成为中国文人绘画的主流，绵延一千余年。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旧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已经崩溃。社会的新秩序仍在重建。其时，富于思想的知识分子致力摆脱两汉以来经学传统的束缚，转而注重内在人格的觉醒与追求。他们运用哲学论辩的方式，对一些高度抽象的理论进行探索，因而产生了当时主要学术思想——玄学。

玄学的影响是全面性的，在玄学的风气之下，个人的自觉是这一时期思想界的独特精神。由此树立了一种与前代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种思想与两汉时期完全不同，而较接近于战国时期的道家思想，故玄学思想家很推崇先秦道家的《老子》、《庄子》二书，以及道家精神密切相关的《周易》一书，他们把这三本书奉为研究玄学的主要经典，名之为“三玄”。南北朝时期佛教为了扩大在本土的影响力逐附会玄学,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传教，由此佛教大为盛行，因此玄学也融合了不少佛家与儒家的观点。

玄学流行时期也是政治动荡的时期，相对的，政治对学术思想的束缚也大为减少，在没有皇家钦定的学术标准下，当时的思想界相当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清谈”是这时期玄学讨论的主要活动。讨论纯粹以理取证，不论资历与辈分。这一时期思想活跃性堪比战国，与战国时代不同的是，战国时期关心的是治国之道，魏晋则关心个人的人格自觉。玄学家善于辨名析理，围绕着有无、本末、体用、言意、动静等命题展开热烈讨论，各学派争论都十分激烈，形成中国历史上对宇宙理论探讨最活跃的时期。而论辩这种形式对促使中国产生了理性的哲学。这种哲学的理论性与成就也是空前的。

这个时代，玄学家所探讨的许多领域都是从前未曾思考过的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不讲究学术辈分，强调思想的活泼性与创造性，因此，透过清谈的形式，年青人在思想论坛上获得盛誉者不乏其人，是中国古代诞生青少年思想家最多的时代。钟会、王弼、王戎、向秀、魏玠等等许多著名思想家都是在二十岁前已经成名。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与先秦时代呈现出不同的方向。此时汉民族外在的事功虽有限，但内在的思想创建成就却很可观。

北方原本亦十分流行玄学，晋室南渡后，玄学风潮迅速扩散到江南，而留在北方的世族，转而崇本务实，好尚经史。而被北方视为文化正朔的南朝，其思想家一旦来北，往往倍加推崇。由此可见，政治版图的变迁影响到思想版图的变化，也看到了政治强权与文化优势不相同处的事实。

玄学流行时期，人们意识到短促的人生总充满生离死别、哀伤与不幸。这种对生离死别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魏晋直至南朝中期；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一直是整个时代的典型社会气氛。但玄学也并非一味的哀伤，玄学所指导的人生方向依然是要抓紧生活、珍重生命，要有意义自觉地充份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玄学追求一种绝对自由而又无限超越的人格。理想的人格是拥有感情而又不被感情牵累，拥有喜怒哀乐而与宇宙自然融为一体。达到玄学的境界之后，人的精神成就取代外在的行为节操，成了最高的生命意义与指标。这种无形精神超越有形躯体的现象处处可见。东汉时代对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尚好与品评，降及魏晋，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性分、能力成为新的品评重点所在。魏晋“人品”要求，以漂亮外在风貌表达出高超的内在人格，要求通过有限的、可穷尽的外在言语形像，传达和表现出某种无限的、不可穷尽的内在神情。

玄学是汉唐两个盛世之间四百年动乱期的主流思想。玄学思想的主要思想家和重要典籍也都出现于这个时期。玄学最重要的人物包括嵇康、阮籍、何晏、王弼四人。何晏与王弼致力于融合礼教与玄学，使礼教玄学化。而阮籍与嵇康则带头形成一股抛弃礼教、解放个性的风气，带动了历史上第一个个体解放的反传统运动，在当时及往后数百年成为一股潮流，许多士人仿效他们过著放浪形骸的生活。

由于自由放任的社会风气，文学在这个时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人有自觉从事艺术创作的开端。抒情文学也在这个时期开始成熟。在魏晋之前，并没有明确的文学概念，一般人只把文章作为一种表达工具，因此文学并无独立的艺术地位，直到魏晋时期才有改变。由于文学创作被魏文帝提倡并成为士人的重心，文人地位日益提高，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对文学风气的重视，首先萌芽于南方，到南北朝后期更普及到北方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出现了纯文学著作，其的主要风潮为“唯美主义”，文人写作普遍讲求声律之美与修辞之美。自曹植开始，文人讲求文章的造词炼句，形成讲求辞藻华丽、雕琢字句、声律藻饰的“骈体文”。从此之后，文人将汉字修辞的特性研究发挥到了极致，其最大的成就在于“声律”。南朝的齐代，沈约等人据佛经梵音拼法，创汉字四声发音，正式建立起声律论，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声律来写诗，有意识地交互安排平仄声，从而形成一种高低长短交替的节奏。这是中国“格律诗”的开端。

唐代留给后世最伟大的艺术遗产当属文学艺术，诗又为其中翘楚，唐诗传今有五万首。唐初的诗歌仍然传承了六朝时期华丽柔美的风格。诗歌题材多以宫廷生活为主。唐开国约半世纪后，诗歌开始反映新时代的大气象，诗歌题材从宫廷转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语言风格也脱去六朝时期的柔媚气质，转向汉魏诗歌的雄健风格。开元、天宝年间，唐代社会达到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的顶点，号称“开元盛世”，唐诗的发展也进入高潮。盛唐气象为此期名称。这一时期，诗歌多内容丰富、气势壮阔、形象鲜明、多具浪漫主义色彩。这一时期最出色的诗人是李白，其豪迈奔放的诗风将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推向高峰。盛唐时期另一位与诗仙李白齐名的是诗圣杜甫。杜诗讲究排比声韵，每句立奇字为眼、炼字锻句、刻意求工，在每字每句上反复推敲。中国诗歌的形式，到了盛唐律诗的成熟，便告大备。唐代也因此达到中国诗歌成就的最高峰，后人的创作已无法超越唐代，其要得到新的成功，只有另辟蹊径，向词曲方面发展了。安史之乱，过去的盛世不再，新的繁荣更多呈现一种平民化与多元化的趋势。诗歌也与此相呼应。

魏晋、隋唐时期的洛阳有怎样的兴衰和变迁历史？

中国古代爵位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等级制度之一。先秦爵制，与世袭的宗法、分封等制度互为表里，爵位往往就是政治权力的标志。秦以后的爵制（分赐爵与封爵），与先秦爵制的性质有所不同。爵不具备行政职能，主要用来确定皇亲、功臣世袭的政治名位和经济权利。

先秦文献中有关爵制的记载，主要见于《孟子·万章下》。所举周代爵称，有天子、公、侯、伯、子男五等。年代稍晚的《礼记·王制》，则将天子除外，子男分列，即所谓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文献反映的先秦爵制是否准确，学者尚存异议。但参照甲骨、金文资料，可以肯定的是：夏爵制不详，商制细节难明，只有西周至战国时期的爵制尚可大致判明其爵称与爵序。

商制，文献所记有侯、甸、男、卫、邦伯，均属地处王畿之外的“外服诸侯”。殷墟甲骨资料表明：殷邦境外的“多方”或“多邦方”，常常是商王国征伐的敌国。它们的君长被称为“方伯”或“邦伯”，如人方伯、羌方伯、盂方伯、周方伯等。殷邦边境和邦境内的君长，被分别称为侯、伯，如杞侯、犬侯和井伯、宋伯等。它们是商王国的屏藩，常受商王之命征伐多方，商王亦往往派兵助征。方伯和侯、伯称号的不同，反映了这些君长与商王关系的亲疏差别。

有的学者认为，商代甲骨文（或金文）中的“田”和“子”、“男”也是爵称，目前尚无定论。

西周春秋爵称，可大致分为王、公、侯、伯、子、男六级：

王。在周王朝辖区内，王是指周天子而言。另有个别并非天子的王者，如■王、吕王、丰王等，都属戎狄首领。春秋金文中的称王诸侯，仍限于同周室关系较疏的蛮夷君长，即徐、楚、吴、越四国。

公。身居高位的天子重臣称公，所见有周公、召公、毕公、明公、井公、毛公、芮公等。可以肯定的称公诸侯，有宋公戌（宋平公）、宋公差（宋元公）、宋公■（宋景公）、宋公得（宋昭公）。

侯。西周春秋时代行用最普遍的爵称是侯。金文所见主要是周初始封的周姓诸侯，如■（燕）侯、鲁侯、康侯、邢侯、蔡侯、滕侯、虞侯、荀侯、曾侯等。称侯的异姓国君，除与周室关系非同寻常的姜齐以及取而代之的田齐外，大都是周初褒封的前代帝王之后，或者早已存在的“先封”之国，有铸、陈、纪等。

伯。西周时代称伯的诸侯，多为文献记载较少的小国之君，有的是畿内封君，如荣伯、井伯、杜伯、单伯、散伯、徵伯、过伯、夷伯等。春秋时代明确称伯的国君，主要有郑伯和曹伯。

子。金文中的子明确属于爵称的，主要有北子和沈子。文献中其他诸子，尚无金文印证。

男。《春秋》所见男爵仅有许国。1967年陕西长安县马王村出土一件西周晚期的■（许）男所作铜鼎，证实许国国君的爵称确为男爵。

战国时期除楚国和越国早已称王外，魏、齐、赵、韩、燕、中山等国也在战国中期相继称王，突破了西周以来的诸侯爵称。各国又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并推行与之适应的爵制。三晋和燕、齐的爵秩等级，大体仍为卿和大夫。楚的最高爵位叫执■，情况较为特殊。秦则从商鞅变法以后，实行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公士、上造、簪■、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秦二十等军功爵，累积爵级至关内侯（十九级）、彻侯（二十级），即可食租税或食邑；自大庶长以下至公士十八等爵，“则如吏职”。

两汉汉初，在二十等爵外，又先后分封异姓、同姓为王。诸王封爵，带有浓厚的分封制色彩，与中央集权制相■格。文帝、景帝，特别是武帝奉行削藩政策，限制并削弱诸王权力，诸王遂不得领民亲政，惟衣食租税。同时，列侯（原名彻侯，避汉武帝刘彻讳改）也与二十等爵相分离，与王爵共同构成封爵制度。自关内侯以下，为赐爵制度。封爵优于赐爵的主要权益是：享有封国或食邑；置官属；爵位世袭；衣食租税；具备崇高的政治地位。

两汉封爵的爵级主要是王、列侯两等，此外还有公主汤沐食邑。王、列侯官属数量因爵之高低而多少不等，但任用权却在中央。汉初定制，“非刘勿王”（后演变为非皇子不王）、“非功不侯”。王的封授对象是皇子，列侯主要封授异姓功臣，诸王庶子所受推恩爵亦是列侯。诸皇子王初以区域立国，跨州连城，形成尾大之势。汉武帝推行推恩析国政策，诸王遂以郡立国。东汉初，汉光武帝刘秀曾废王爵，封九皇子为国公，旋即复旧。两汉除王莽、曹操以权臣称王外，异姓功臣只能封为列侯。列侯，西汉时多以县立国，也有食乡亭者，但并无乡侯、亭侯之称。至东汉，列侯正式分为县、乡、亭侯。功大者食县，功小者食乡亭。东汉中期以后，政治腐败，遂出现大量的外戚侯、宦者侯、恩泽侯，虽有悖于“非功不侯”的原则，但县、乡、亭侯的爵称爵序并未因此发生变化。

封爵传袭，采取嫡长子继承制。庶子、庶孙一般不具备袭爵权。无嫡子袭爵，则削除封国，这就是所谓的“无子国除”。皇亲和重要功臣“国绝”时，为示优宠殊遇，也可由庶子庶孙袭爵，这就是所谓的“绍封继绝”。绍封者权益低于正常袭爵，仅食国之半租。此外，公主汤沐食邑也可由公主之子承袭，但并不普遍。

汉代封爵制度，对后世影响颇大。诸如诸侯不与政事、惟得衣食租税，非皇子不王，非功不侯，无子国除，绍封继绝等重要原则，均在不同程度上为以后的王朝所沿用。

两汉十九等赐爵，爵称与秦同。凡赐爵皆可“有罪以减”，无爵者则为士伍。十九级爵中第九级（五大夫）以上为高爵，亦称吏爵，具有免役特权。获得吏爵的主要途径是凭借军功吏■。第八级（公乘）以下至第一级（公士）为低爵，又称民爵，获得民爵的主要途径是因特典、灾异而诏赐天下民爵。法制规定，民爵高于第八级时须转让亲属，故除非有特殊原因，民爵一般不能升至吏爵。获得吏爵、民爵的另一途径是买爵。汉文帝刘恒实行入粟拜爵，开卖爵先例。汉武帝特设武功爵十一级，标价出售，以缓解财政困难。以后屡有卖爵诏令，赐爵趋于猥滥。东汉末年，赐爵已成“空设文书”，不再为时人所重。魏晋南北朝时期，赐爵制遂废弃。

魏晋南北朝魏晋之际，设置五等封爵，东汉以来的王、列侯二等封爵，变为王、五等封爵、列侯三大层次封爵。北朝取消列侯，王、五等封爵成为主要的封爵爵称。

诸王封爵。西晋设国王、郡王（分大、次、小）、县王，各有多少不等的食邑户数。东晋南朝，仅禅代前期的异姓篡代者封国王，如刘裕封宋王，萧道成封齐王。一般情况下，皇子才能封郡王（亦分大、次、小三级）。北魏前期，异姓多封王，但袭爵者即降为公。孝文改制，唯宗室封王，并按亲疏远近分为一藩王、二藩王、三藩王，亦为郡王。北周末年，在郡王之上，又设国王，封授对象是皇子。诸王政治权益，因王朝而异。西晋王国按大、次、小可分别置三军、二军、一军，自选官属。其他王朝，则无置军和自选官属权。但诸王可参政入仕、领兵出镇，却是这一时期各王朝的普遍现象。骨肉相残因此时有发生，构成诸王干政、乱政的政治格局。

五等封爵。曹魏有乡公、亭伯等爵称。咸熙元年（264），即将代魏的司马氏设立五等封爵。五等封爵，采《周礼》中公、侯、伯、子、男之名，每等又分大、次二级，共五等十级。每级封爵都有封疆里数和户邑数，以方五里和邑二百户为差，井然有序。五等封爵官品在第二以上，名位低于诸王，却有高于列侯的“禄奉礼秩”，其中公、侯可置一军。东晋南北朝，五等封爵不再划定封疆里数，大、次两级合二而一，皆以郡或县立国，并在爵称前冠以“开国”字样。伯、子、男三级封爵，品秩也由第二分别降至第三、四、五。北周后期，滥封无度，遂在郡公之上常设国公，以封柱国大将军等重要功臣。时五等封爵的爵序是：国公、郡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

列侯。魏晋有县、乡、亭侯，品秩在五等封爵之下。东晋南朝，县侯与五等封爵中的“侯”合一，仅存乡、亭侯。北朝无列侯爵。

列侯之下，尚有属于赐爵的关内侯、关中侯、关外侯等爵。

就创新而言，这一时期有“分食制”和“虚封制”。“分食制”指诸侯按一定食租率提取食邑户的租税。如西晋诸侯三分食一；东晋南朝九分食一；北魏王二分食一，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虚封制”，是指无封国食邑、不食租税的封爵。它与赐爵制的区别就在于可以世袭。典型的虚封制是北朝的散爵，如散公、散侯、散伯等等。北周初年，因租税有限，开国封爵“虽锡以茅土，而未给租赋”。保定二年（562），周武帝诏令诸国公（邑万户），可寄食他县，收其租赋。寄食户数仅是原食邑户数的十分之一。这种封户为虚、寄食户为实之例，为以后的虚实相结合的食租税方式提供了借鉴。

隋唐隋唐爵制与北周末年之制略同。国王更名为亲王（正一品），以封皇子；郡王（从一品）封授宗室，唐中期以后异姓功臣亦有封郡王者。废县王。王以下是国公（从一品），开国郡公（隋从一品，唐正二品），开国县公（隋从一品，唐从二品），开国县侯（隋正二品，唐正三品），开国县伯（隋正三品，唐正四品），开国县子（隋正四品，唐正五品），开国县男（隋正五品，唐从五品），共九级，主要封授异姓功臣。

九级封爵，并“设爵无土，署官不职”，较之汉魏，其政治、经济功能明显削弱。各级封爵的食邑户数“率多虚名，其言食实封者，乃得真户”。真食实封的方式，也是“分食诸郡”，不再直接从封国内征收租税。封爵的主要经济权益是凭爵品获得永业田，数额为：亲王一百顷，郡王五十顷，国公四十顷，郡公三十五顷，县公二十五顷，县伯十顷，县子八顷，县男五顷。均田制瓦解后，诸侯亦不再受永业田。

宋宋承唐制，但略有变化。爵称是亲王、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开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共十二等。后嗣王、开国郡公、开国县公不再封授。郡公以上，主要是皇亲宗室封爵，其中郡王、国公也封授重要功臣。开国郡公以下，是异姓封爵。爵名随食邑户数而定：二千户以上封公，一千户以上封侯，七百户以上封伯，五百户以上封子，三百户以上封男。邑过其爵，则进爵号，但止于开国郡公。每次增食邑户数，自二百户至千户；实封户数，自百户至六百户。而亲王、重臣特加食邑者，往往有逾千户者，以至有郡公食邑累加至万余，实封至数千户者。

宋代封爵颇滥，文官少监、少卿以上，武官副率以上，内职崇班以上，皆有封爵；丞、郎、学士、刺史、大将军、诸司使以上，则有实封。封爵系于官位，与功勋关系不大。

元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之初，曾实行分封制度。功臣、亲属、贵族皆有封地食邑。爵称是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十户长等，并可世袭。各级“户长”在封地内有征发徭役、征收赋税的权利。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初，亦曾在占领区内实行分封制，对社会经济造成较大破坏，后不得不废止而实行封爵制度。

元封爵为八等：王（正一品）、郡王（从一品）、国公（正二品）、郡公（从二品）、郡侯（有正从三品之别）、郡伯（有正从四品之别）、县子（正五品）、县男（从五品），实为八等十级。其中只有郡王、国公封授在世的皇系、功臣，其余爵称均用于封赠。

明代封爵虽仍分为宗室和异姓两类，但具体爵称有较大变动。

宗亲封爵除嫡长子外，皇帝诸子封亲王；亲王诸子封郡王；郡王诸子为镇国将军，孙为辅国将军，曾孙为奉国将军，玄孙为镇国中尉，五世孙为辅国中尉，六世孙以下皆授奉国中尉，并世袭，永远有别于齐民。自亲王以下，不再食租税而领取岁支禄米。洪武九年（1376），规定亲王禄米五万石，郡王一万石；镇国将军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免除租税。洪武二十八年，重定岁支禄米数额，亲王一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此外，国家还为宗室修建宫邸、坟墓，提供随从官员、仆役以及其他待遇。

明初，宗室封爵中亲王名高位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洪武年间，朱元璋授予亲王以兵权。特别是分封在北方沿边的藩王，不仅拥有直属的护卫军，还经常统率大军出征，称为塞王。其中的燕王朱棣，在朱元璋死后不久，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朱棣即位后，逐步解除藩王兵权，加强对宗室的限制和监视，从而形成了“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局面。

明中期，宗室受封人数不断增加，禄米成为明政府的沉重负担。藩王也竞相非法占田，少者几千顷，多者数万顷，减少了明政府的赋税收入，激化了社会矛盾。万历以后，为解决这些矛盾，朝廷被迫开放宗室出仕的禁令，允许镇国将军以下参加科举考试，以期宗室自养，而不再寄生食禄，但收效甚微。

晋武帝司马炎建都洛阳，有了一些建设，但不久内乱外患，如“八王之乱”、“五胡乱华”，频仍相继。永嘉五年(311)匈奴人攻克洛阳，皇室和官僚集团聚族南逃，西晋洛阳只有短短的四十六年，又被夷作一片废墟，史称“永嘉之变”。

南北朝时期，拓跋氏集团建立北魏，也定都洛阳。这时的洛阳城，位于近洛阳市东约十五里的孟津、偃师附近。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北倚邙山，南临洛河，自然条件极好。北魏都城洛阳与以前汉魏时代的都城营建方式不同。此城分外廓、内城、宫城三层相套的形式。在内城的东、西、南三面兴建外廓。最里面的宫城，则是整个洛阳都城的中心了。

北魏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但多已汉化，魏孝文帝(467～499)对汉文化十分崇拜，因此都城规制还是比较规范的。内城基本上是原来的。宫城之北有皇家苑囿，即华林园。内城之西北有三座小城，叫金镛城，精工细筑，可谓固若金汤，是洛阳都城的军事要地。北魏大兴佛教，故洛阳都城里佛寺浮屠(塔)相当多。最多时寺院达一千余座，而且有的规模十分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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