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互市详细资料大全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时期，是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实际上是朝廷在西部游牧民族中尚不具备征税条件的地区实行的一种财政措施。

基本介绍 中文名 ：茶马互市 外文名 ：Tea ma hu 出自 ：《封氏闻见记》 起源 ：起源于唐、宋时期 简介,起源,形成,政策,变化,历史演变,盛行中原,请求和市,宋代茶马贸易,形成原因,组织机构,实施办法,历史意义,洞市茶路,路线,由来, 简介 据封演《封氏闻见记》谓：“（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可知以茶与外蕃易马，不始于宋，实始于唐，亦可见中国茶叶输人外蕃，开始于唐。外蕃嗜好中国之茶盖亦有故。《宋史·职官志》云：“（宋哲宗）元符末，程元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茶而病于难得，专以蜀易上乘。”《明史·食货志》谓：“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与此正同。而陆游《南唐书》提及：契丹虽通商南唐，徒持虚辞，利南方茶叶珠贝而已。确系实情。北蕃好食肉，必饮茶，因茶可清肉之浓味。今蒙古人好饮茶，可为例证，不饮茶，多困于病，无怪其常以名马与汉人易茶也。唐宋者名之团茶，蕃人尤嗜之，常以重价买之，宋·张舜民《画漫录》云：“熙宁中苏子容使辽姚鳞为副，曰:‘盖载些小团茶乎。’子容曰:‘此乃上供之物。’俦敢与北人，未几有贵公子使辽，广贮团茶，自尔北人非团茶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彼以二团易蕃罗一匹。” 似此唐代之回鹊，宋代之契丹，以至夏金国之藏古，食肉饮酪之民，亦莫不好茶。故至明代，对于洮河西宁一带之西蕃，皆以茶马为羁縻。 据黄现璠《古书解读初探》谓：“明代对于茶之贸易，虽不行专制，但禁止私茶出境，犯者斩，并立茶马司，以便与西蕃交茶易马。同时，又于产茶之地，十株取一，无主茶树，十分取八，其对于茶之需要，可为尽心而为之，而要不外为“制服西戎之术”。由此可知，中国茶叶传于外蕃，一方面因由于外蕃生活上之要求，他方面亦由于中国无力平蕃，或需要外蕃马，不得不投其所好，用茶与之交易或为之羁摩。故茶自唐课税之后，对内既为国库所关，对外复为安危所系。 起源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是中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 唐宋时期茶马互市安化古道图 茶马互市雏形大约起源于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唐代时逐渐形成了规则，宋朝时进一步完善，甚至设定了“检举茶监司”这样的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明朝基本上沿袭了宋朝的做法，在交易的地方设定“茶马司”。 湟源--茶马互市湟源县西邻藏地，是古代汉地西面最边缘的地区，这个地理位置使它自古以来就是汉藏通商的“口岸”，是一处著名的“茶马互市”故地。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实际上是朝廷在西部游牧民族中尚不具备征税条件的地区实行的一种财政措施。 形成 茶马交易，最早出现于唐代，但直到宋朝才成为定制。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宋朝的边疆安全。宋朝初年，内地用铜钱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这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宋朝的边疆安全，因此，宋朝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这就是茶马互市的源起。而且，茶马互市也是制约藏族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藏族对茶叶十分依赖，茶能解毒去病，可以解油腻、助消化，因此，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等于控制了藏族人的生活，所以，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藏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茶马互市” 对维护了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是两宋王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治边政策。其次，通过茶马贸易，还满足了封建王朝对战马的需要，又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解决军费之需。 政策 政策确立 中国古代以官茶换取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地少数民族马匹的政策和贸易制度。1074年（宋神宗熙宁七年）行茶马法，于成都置都大提举茶马司主其政。1371年（明洪武四年），户部确定以陕西、四川茶叶易番马，于是在各产茶地设定茶课司，定有课额。又特设茶马司于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专门管理茶马贸易事宜。明代的茶马政策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清代茶马政策是明代茶马政策的延续。雍正十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以茶马互市控制云南边疆土司以及边境诸国战马数量，最后成功平叛并顺利推行改土归流就是一个著名案例。由于茶是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明统治者严格控制茶叶的生产和运销，并严禁私贩。以茶易马，在满足国家军事需求的同时，也以此作为加强控制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和巩固边防、安定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策略。后来随着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交流的发展，民间往往突破明朝 *** 的禁令进行贸易。后茶马贸易制度崩坏日甚，虽时下禁私茶之令，但民间茶马贸易愈益兴盛。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王朝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藏区的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有更大需求。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则益加繁荣。直到清文宗，地方马场奉命裁撤，各地军队所需马匹统归自购，官府设定的茶马交易随之停废，延续400余年的茶马互市交易自此终止。 变化 历史演变 隋唐时期，互市有专门的 *** 机构，如隋代设有“交市监”机构管理包括民族间贸易之事宜。唐代初期沿用隋代的“交市监”互市管理机构，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将交市监改名为“互市监”。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曾经一度改称为“通市监”，但是不久又恢复为“互市监”。机构的多次调整，表明最高决策者对民族互市的重视以及对理顺互市管理渠道的积极态度。 在唐代茶马互市出现之前，中原王朝或农耕民族主要用金银、绢帛及各种手工业品来交换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及其它畜产品，历史上将这种互通有无的民族贸易称之为“绢马贸易”。绢马贸易在历史上维持的时间比较长，它曾经是中原王朝或农耕民族同周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联系和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国有关茶叶的记载比较早，而茶叶作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必需品，则是唐代或准确说是中唐以后的事。 盛行中原 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713－756年）之间，稍稍有之，至德大历（756－779年）遂多，建中（780－783年）以后盛矣。 陆羽《茶经》 据《封氏闻见记》载：唐代除南方盛产茶叶并普及饮茶外，中原地区也无处不卖茶和饮茶。不仅如此，当时饮茶已经到了“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的程度，唐代就有“因南临茶山，县以为名”的例子。有唐一代，“荼”去一划，始有“茶”字；陆羽撰写经典著作《茶经》而标志著出现了茶学；茶始征收税，意味着有了比较系统的茶政；茶叶开始销边，开始了茶马互市。唐代中国的茶叶生产进一步扩大、饮茶之风更加盛行，饮茶习俗已经从南方地区扩大到广大北方地区，甚至连周边少数民族也以饮茶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唐代茶叶专家陆羽撰写的不朽著作《茶经》，不仅仅在内地广为流传，而且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请求和市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突厥、吐谷浑等西北少数民族请求和市，百废待兴的唐王朝下令批准了这一要求。唐朝同意在承风戍（今青海省贵德境内）互市。唐朝曾经派遣使者李远等人出使吐谷浑，“与敦和好”。有的学者指出，这次吐谷浑与唐朝的互市，实际上首先是由唐朝主动提出的，与其说是吐谷浑请求互市，不如说是唐朝主动要求互市，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恢复和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是唐王朝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另外对战马和畜力的迫切需求，以及缓和与强大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唐朝及时恢复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市”，在较短时期内就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出现了“杂畜被野”的盛况。我们今天已经难能确定当时双方用何物进行互市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这就是内地所产的丝织品和茶叶是唐王朝用于互市的基本内容，而牲畜则是少数民族用于互市的主要商品。唐玄宗开元（713～741年）年间，长安 *** 曾经“发使及典缣等，大赉缯锦，将于石国和市犬马”。这里已经明显地具有官方组织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互市的性质，而不是政治色彩浓厚的贡赐贸易。当时互市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愿望和要求，少数民族方面同样也有这一方面的需求。如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时期，突厥突骑施可汗苏禄，就曾经派遣牙官送马1，000匹到安西互市。虽然因具体环节出问题而没有成功，但却反映各族之间要求互市的强烈要求。 对正常的民族贸易有了深度认识 唐代前期，最高统治者已经对正常的民族贸易有了比较深度的认识，清楚这是和平年代互惠互利的经济活动，正如唐玄宗在开元九年（721年）所指出的：“国家旧与突厥和好之时，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将国家彩帛，彼此丰足，皆有便利”。实际上，按唐玄宗所言，当时已经认识到民族互市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经济意义。即是如此，唐代中央 *** 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贸易――诸如绢马贸易――只能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才能使中央王朝的财政负担接受，如果出现逆差，则必然会成为经济上的一种压力。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就对与突厥之间的绢马逆差表示不满和担忧： 往者先（毗伽）可汗在日，每年纳马不过三四千匹，马既无多，物亦易办。此度所纳，前后一万四千，缘儿初立可汗，朕又结为父子，恩义相及，不可却回，所以总留，计物五十万匹，兼属国家大礼，并放天下租调，用度无穷，非特和市，缘此马价，通容稍迟，处罗达干未还，不是故为留滞，念悉此意，当复宽心。今见续续市易，不久望了，即当发遣，回日非赊，在此还如当家，去住亦何异也。此后将马来纳，必不可多，还如先可汗时，约有定准，来使交易，发遣易为，事须长久，不是限隔。 按唐玄宗的看法，当时唐朝与突厥的绢马贸易中以年3，000－4，000匹马数为宜，如果年交易额达14，000匹马，则须花费绢帛达50万匹，这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唐王朝正常的承受能力。当然，也能从唐玄宗的这道敕书中看出，唐代前期中央 *** 与突厥的绢马贸易是相当活跃的。 宋代茶马贸易 形成原因 1 . 宋代茶叶生产的大发展，为朝廷开拓茶马互市贸易提供了丰宫的物质基础。宋代东南地区的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诸路植茶在唐代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东南9路产茶遍及60个州242个县。福建的建州，不但产区集中，产量较多，而且品质优异，引起朝廷的关注.因而设定规格宏大，管理严密，专造贡茶的“北苑龙焙”，以代替顾渚贡茶院。每到采茶季节，“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伟砚”。同时北宋王朝继唐朝开发江南广袤土地之后，继续向岭南开发。在广东、广西开辟了很多新茶园。如广东的南雄、循州，广西的静江府及融、浔、宾、昭等州。东南地区的茶叶产量，在北未嘉祐四年(1059)，已达到两干多万斤，成为全国茶业经济中心，因此北宋 *** 规定专榷东南茶。大祖乾德三年(965)，茶利“岁人百余万绪”。景德元年(1004)，茶岁课“五百六十九万贯”，茶利直线上升，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对筹措军响起了关键性作用。 2. 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 3. 以茶易马是诸物资中最佳选择。宋初以铜钱、绢、茶等易马。以铜钱买马，存在三个问题，据史载，综合平衡计算马价，平均每匹约30贯钱，以每年买马二万五千匹计算，耗资七十五万贯，非国家财力所能负担，此其一。北宋初年。铜饯大量流往宋朝统治以外地区。导致钱荒，影响货币流通与市场繁荣。此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是，“戌人得钱，悉销铸为(兵)器”，这就等于为对方输送武器，增强了他门进攻的能力。从而削弱了本身的抵御能力，在军事上造成极大的危害，此其三。所以不能以铜钱买马。 再看以绢买马。太宗、真宗时，宋中央 *** 二税收入的绸绢每年不足二百万匹。一匹绢值一贯，一匹马值三十贯，则需三十匹绢买一匹马，绢贱马贵。平均每年买马二万五千匹，则中央财政绢的支出几乎占全年二税收入的三分之一多，也是宋 *** 财力无法承受的。只有茶货源充足，牧民又喜爱，故以茶易马是中央财政最佳方案，从而推动了茶马互市贸易的发展。 组织机构 买卖茶机构，在成都府路八个州设定24个买茶场。在陕西设定50个卖茶场。卖茶场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全部收购茶农的茶叶，茶商必须向茶场买茶，不能和茶农直接交易。官、商、民一律禁止私贩，许人告捕、治予重罪。买茶场属茶马司直接领导，但“茶场所在，州委都监，县委令佐兼监”，各级地方长官，均有义不容辞的监督之责。各买茶场并设有专典、库秤、牙人等办理买茶和征税事宜。并制定了各场收购定额和超额奖励欠额惩罚条例。卖茶场主要任务是把四川运去的茶叶按官价出卖或易马，同样属茶马司领导，地方长官也有监督之责，同样制定了销售定额和奖惩条例。 买马机构：熙宁八年，在熙河路设定六个买马场，后又在秦风及四川的黎州、雅州、沪州等地增设。茶马管理机构的设定与调整，组织的严密，奖励和惩罚诸措施，对保证茶马贸易政策的贯彻执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实施办法 茶马比价 ：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比价是否公平合理，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宋 *** 确定“随市增减，价例不定”的原则，是符合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是深谋熟虑的结果。元丰间，马源充裕，一百斤茶可换一匹马。后以茶价格下滑，要二百五十斤茶才能换一匹马。崇宁年间，“马价分为九等(良马三等，纲马六等).良马上等者每匹折茶250斤，中等者220斤，下等者200斤。纲马六等，每匹分别折茶176斤、169斤、164斤、154斤、149 斤、132斤”。南宋时，马源锐减，马价上涨十多倍，要千斤茶才能换一匹马。可以看出，茶马比价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和马质优劣来确定的，可说是既公平又合理。 为了鼓励吐蕃以马易茶，宋 *** 还规定易马的茶价低于专卖的价格，这种削价政策，既 *** 了战马的来源，又“马来既众，则售茶亦多”，薄利多销，同样获得厚刊。同时又规定好茶专用易马，不得商卖，雅州名山茶是川茶中的上等茶，“蕃戎性嗜名山茶，日不可阙”，用名山茶易马，最受少数民族欢迎。 宋代买马分 两种，其一曰良马，用于 战争 ，主要来自今甘肃，青海地区的吐著等少数民族，其二曰“羁縻马，产于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买这种马的意图有二，一是从羁縻马中挑选一部份良健的为战马，以补充战马来源的不足。二是安抚西南少数民族，使他们不致反抗宋 *** 。在当时政治、经济中产上了很大的影响。 历史意义 宋代茶马贸易政策已臻完善，各种举措也很有力。如易马数额与价格“随市增减，价例不定”；“马价分九等”，各等按马骏驾折茶不一；买马的茶价低于专卖的价格，“马来既众，财售茶亦多”有利多销；又规定品质好的雅州名山茶专用于博马，在博马任务没有完成之前，禁止商人贩运等等。所有这些规定都是符合商品交换原则和商品经济市场客观规律的，赢得了少数民族的欢迎和拥护，使茶马贸易得以持续开展，所以笔者认为茶马互市贸易是双方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物资上的余缺调剂，是互惠互利的，是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的。 宋代与吐蕃等少数民族通过茶马互市贸易促进了经济的紧荣。首先扩大了茶和马的市场，推动了畜牧业和茶业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其他商品的交换，高寒草原地区的牛，羊、兽皮、药材和其他农副上特产大量流入汉族地区，而汉族地区的绢、布、陶瓷、食盐及其他手工业品和农副土特产也大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不但促进了当地手工等产业的发展，同时频繁的经济贸易活动，也促进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交流，对推动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社会进步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茶马贸易在政治上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统一。吐蕃驱马来买茶，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既有官员，也有百姓，与汉族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的联系和接触，这就有利于促进双方的沟通，增进理解与友谊。西北地区的吐蕃就是通过茶马交往而愿意接受宋王朝的统治，边疆地区也比较安宁，并共同抵抗西夏的进攻。西夏与宋对峙，茶无来源，也引起了人民的不满，迫使与宋一度议和，购进茶叶。而宋孝宗时，四川黎州青塘羌族就是因为宋朝一度中断茶马贸易而聚众扰边，要求恢复互市。所以茶马贸易对增强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宋王朝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洞市茶路 路线 自湖南长沙府安化牛田保上中下三区，脚挑马驮集中于牛田驿今洞市，用竹排木排顺麻溪于麻溪口入资水，然后用船顺资水，经益阳，经湘阴，一百二十里入洞庭湖；一百三十里，经岳阳府巴陵入长江，经临湘，湖北武昌府嘉鱼，江夏，四百二十五里达汉阳府汉阳县汉口镇。计一千一百里许。 洞市-安化-恰克图万里茶路地图 或自湖南长沙府安化牛田上中下三区，脚挑马驮集中于牛田驿今洞市 ，用竹排木排顺麻溪于麻溪口入资水，然后用船顺资水，经益阳，经湘阴，一百二十里入洞庭湖；过洞庭四百二十五里集中于长沙靖港入湘江 另有陆路2线经新化至宝庆 经梅城，宁乡至长沙万里茶路地图。 麻溪洞市茶集中到汉口后，再由汉口水运到襄樊及河南唐河、社旗；而后上岸以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过晋城、长治、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从玉右的杀虎口入内蒙古的归化，再用驼队在荒原沙漠中跋涉1000多公里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 然后由恰克图销往欧洲和远东地区。并走西口经包头、哈萨克斯坦供应当地的牧民。 然后从俄国输入的货物主要是皮毛、哈喇、呢子、毛毯、哔叽、钟表、金沙、皮毛、五金、玻璃器具等。 由洞市茶农和晋商家族共同开辟。 由来 晋商是明清商帮中重要一支，其中的茶商以明茶马互市为发端，至清代日渐兴盛，成为国内主要茶叶商帮之一。湖南是著名茶叶产区，晋商在湖南安化采茶、制茶，并将加工后的茶叶运销到西北茶市，实现了一体化的经营方式，促进了国内及国际茶叶贸易的发展。随着茶叶贸易的兴盛，安化当地形成了以茶叶生产、加工及包装一体化的地区生产格局，极大地促进了湖南及安化当地经济的发展，晋帮茶商也因此获利，二者在茶叶贸易中形成了良性的互动机制 山西茶商来安化收购黑茶，首选乔口设庄，时安化黑茶以高马二溪及六洞茶最好，即田庄乡的高家溪、马家溪及思贤溪之火烧洞、竹林溪之条鱼洞、大酉溪之漂水洞、檀香洞、黄沙溪之深水洞、竹坪溪之仙缸洞。其次是资江北岸的香炉山、黄茅冲、白岩山、黄标界、任家坪、云皮溪、湖南坡等处，质量也很有名，产量比较集中，都距乔口较近。同时，乔口地处资江江边，茶叶输出极为方便，说明晋商已具商业行销的战略眼光。步晋商之后，是陕、甘等省茶商，再后是鄂及省内商贩。　茶庄经营黑茶，开始比较简单。明朝规定茶商先向朝廷纳税，领取“引票”，凭引票来安化采购，按规定重量压成包，再运往西北销售，所以称为“引茶”，又称官茶。按制每引正茶100斤（当时1斤合596.82克，即56.68公斤）可带损耗10斤，称为“附茶”或副茶，总计110斤（65.65公斤）。运至陕西茶马司。清顺治年间（1644-1661）附茶增至14斤，雍正七年（1729）更增加到28斤，连同正茶共128斤（合76.39 公斤）。以后茶商借口茶农交售的茶叶水分，灰分过多，任意增加附茶，最后竟每引高达90公斤。左宗棠早年曾在安化小淹陶澍家中作家庭教师多年，对茶区生产、生活及茶市情况洞悉一切。同治末年（1773）出任陕甘总督以后，改以票代引，每票40引，正附茶为3205.5公斤，比雍正年间的引票，茶农少交茶10%左右。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茶农利益。 引茶分“陕引”、“甘引”，“陕引”色黑，叶质较嫩；“甘引”色黄，叶质较粗。清顺治时，茶商将“甘引”运至陕西泾阳委托当地茶坊加工成茯砖，数量占引茶的四分之三以上。茯砖运输、边民收藏、饮用更加方便。过去那种每包90公斤重的引茶遂成历史。乾隆时（18世纪）晋、陕茶商在安化采办“陕引”，就地加工成散茶成品，分“芽尖、白毛尖、天尖、贡尖、乡尖（即生尖）、捆尖”几种。芽尖、白毛尖为高档礼品茶。天尖以下各茶为商品茶，清末以后，只产天、贡、生尖三种。 道光元年（1821）以前，陕商托人下乡采办“陕引”，踩捆成包，叫“澧河茶”，后改称“百两茶”，踩成小圆柱形。同治年间（1862）晋商的《三和公》茶行在“百两茶”的基础上选用较佳原料，增加重量，用棕片与篾篓捆压而成花卷茶，每支净重1000两（含37.27公斤），又称“千两茶”，以边江为主要产地，在边区用骆驼运输极为方便，与砖茶一样，愈陈质量愈好，产品问世以后，深受销区欢迎。 洞市老街座子坳碑刻文字内容可以充分反映这段茶叶贸易的历史。

“商市”一词最早出自《韩非子·难二》，其中写道：“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商市意思不难理解，就是买卖物品的地方，这样一个场所也是从古流传至今，没有发生过太大改变。其实研究一个朝代的商市就能从中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说商市是城镇最早的雏形，而且还给人们带来了和平。关于商市的功劳可能很多人并没有细想过这个问题，那今天借此机会，就让我们了解下商市的历史吧。

1、何为“商”?

从字面了解来看，《汉书》解释的甚为通透，即“作巧成器为工，通财鬻货曰商”。《白虎通义》更进一步解释曰：“商之为言章者，章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也。”也就是说“商”作为字就是“章”的意思，明了其远近，揣度其有无，沟通四方物资，故而叫“商”。

最初的商人是谁，恐怕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但以商品交换来看，远在尧舜时期便有了专门进行的商业行为，但大部分都是由部落领袖掌握的。如《淮南子》记载：“尧之治天下也……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掘。”再如《尚书》记载“舜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又如舜“散其邑粟与财物，以市虎豹之皮”，等等，这些记载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商品交换情况，更反映了当时还是以物物交换为主。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不顾“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奔走四方，经营商业，甚至开始脱离了“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物物交换阶段，专门居间行商，获利谋生，涌现出一大批有名的商人，如春秋末期的范蠡、子贡，战国时期的吕不韦、白圭、巴青等。

商人真正成为一种职业是在汉代。汉朝统一后“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得各地自由往来，商业活动更加频繁，商业活动范围也更加广泛。为方便管理，汉朝政府在各大城市设立“市廛(chán)”，俗称为“市”，自此商人成为一个职业，甚至一个阶级，真正诞生出来。

2、何为“市”?

所谓“市”，即市场，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男耕女织，皆有富余，于是交易就出现了，《易经·系辞》解释得很清楚：

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所需。

这就是“市”之起源。

最原始所谓的“市”，与后世所说之“市”有着大不同。所谓“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将货物于井边售卖，故曰市井”。以此推断，当时货物交换地应该是田野上进行的，故而不能真正称为“市”。

到了汉代，才有了专门供商业活动的“市”，但在初期仍然与“城”有着区别，“城”是住所，“市”是交易场所，到了后期，虽然“市”设在城内，但仍然被政府筑起围墙，与住宅隔离，方便管理。

以汉朝的长安城为例，城内外有东西九市，城内圈起来的“市”被称之为“阛”，其中除了商店摊贩外，还住着专门做买卖的商贾，整个部分由市吏管理，对各商人实行登记，注明“市籍”，这套管理制度，从汉朝经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都被沿用。

然而再严格的市场管制也阻挡不了商品经济本身发展的冲力，六朝时期，宫廷皇城固然还是被分割开来的，可是坊间与市廛已全非泾渭分明。大唐盛世，外来商贾云集，民坊、市廛界限更加模糊，至唐朝中晚期，已不只是“日中而市”，夜市也出现在长安城中。六朝时期出现的“草市”较唐时更加活跃，最终因“草市”聚拢人口，发展成一个个新生的民坊和市廛混合在一起的商业小城镇。

到了宋朝，“市”完全冲破了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东京梦华录》形容当时市场的繁荣景象：“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这样的景象与后世几乎无异，虽然明清对市场的控制有所加强，但在一些大城市如南京、苏州、扬州等地，市场还是如同宋朝一样，不避时间不避地点，任由商业行为的发展。

3、商市之功贯穿于整个历史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业自从汉朝立市以来，便很快从贩夫走卒成为立国大计。

早在汉武帝时期，随着北击匈奴的脚步，商人们也开始拓展商路，他们用驼队将中国的丝绸带往西域贩卖，开辟出一条人类前所未有的商路，为了稳定这条商路，汉朝政府甚至沿路设置驿站来为商贾们提供服务，最终西域七十二国向大汉臣服，与其像传统说其是仰慕中原文化所致，不如说这份开疆拓地之功，商贾手段才是真正利器。

除了对外贸易以外，汉朝内部的市场商业行为也开展得如火如荼，有城之市、夜市、草市，还有互市，可以说汉代以商业拓地，各朝沿用以商业定边，“商市”在这里，成了王朝靖边宁边的法宝，这是有史实可查的。汉朝应劭《鲜卑胡市议》中提到：“以为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庐落之居，又其天性，贪而无信。”言下之意是说胡人犯边，实为生计，道德教化对其无意义，所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唯至互市，乃来靡服。”

互市始于汉朝，中唐以后，不唯北疆，西南更有“茶马互市”，东南则海运大盛，出现了泉州、交州、广州等重要商港。宋、辽、金、元更曾在边疆设“榷场”互市，海外通商更加重要。明朝一边修筑长城，设“九边”，一边与边族修好。到了清代，西北少数民族及俄国贸易，专门有设置的理藩院和当地将军、大臣及各旗札萨克管理稽查，内地商人有理藩院票或当地监管衙门的执照，皆可前往贸易，这种方法其实还是利用商贾实行的一种宁边政策。

但是互市一途，真的就这么轻松惬意就能开疆拓土，真的就这么容易宁边靖边吗?其实远不是此番写来得这般顺畅。

以明朝为例

中国的统一，向来是北方统一南方。三国由晋统一，南北朝由隋统一，五代十国由宋统一，宋金对峙由元统一，这种现象一直到了明朝才有所改变。1368年，朱元璋的大军将元帝逐出北京城，元朝灭亡，明朝统一中原，实现了有史以来首次南方统一北方的壮举，辉煌一时的蒙古政权败退至漠北，虽然蒙古人退出中原，但与明朝各种各样的对峙和争斗却从未停止。

明宪宗成化年间，东部蒙古势力再次兴起，达延汗完成了对蒙古三大部落的统一，然后和平分封了诸子的势力范围，这就是后世蒙古各部分立的起源。本来“互市”对明、蒙双方皆有好处，实施得也一度很顺畅，但在达延汗后期，随着蒙古各部南下劫掠，明朝中止与蒙古的商业活动，并设“九边”重镇对抗蒙古入侵，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

嘉靖二十二年(1522年)，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况在蒙古首先发生了转变。达延汗死后，其第三子俺答汗势力日盛，成为蒙古各部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俺答汗是“互市”最坚定的支持者，自1541年到1547年间，先后向明王朝派遣使者几十次，表示愿意臣服明廷，承诺每年进贡，只求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当时整个河套地区都是俺答汗的势力范围，蒙古兵东压宣大，南控榆林、固原，西则虎视宁夏，以此形势之优而愿行臣服之礼，足见其诚意。但嘉靖帝却以“寇情多诈”的理由拒绝了俺答汗的“互市”要求。

于是打了和，和了再打，直到隆庆四年(1570年)，戏剧性的变化出现了。俺答汗的一个孙子因家庭纠纷跑到大同投靠了明朝，这个机会被当时的宣大总督王崇古抓住了，他奏请朝廷“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这个主张得到了当时的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张四维的支持，于是一切水到渠成。

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二十八日，隆庆帝下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其子弟各有封赏，并从宣府到甘肃向蒙古开放十一处马市，商市宁边的功效再次体现出来。与蒙古接壤的几千里边境很快出现了一派安定、祥和、繁荣的景象。史书中对此评价曰：“朝廷无此后顾之忧，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师旅无调遣之劳。”明蒙边境数十年相安无事。

清朝又是另一番光景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清雍正五年(1728年)中俄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这两个条约，开启了中俄间的国际贸易。与1840年之后签订的条约不同，中俄间这两个条约是通过谈判而签订的对等条约，通过这两个条约的缔结，清朝以商市安定了疆土，消除了外患，为北方赢得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安定的国际环境。而俄国看重的则是“准其贸易互市”，条约签订之后，俄国以国家垄断之力，展开了对华贸易，两个世纪中俄国把持了中国商品在西方的销售，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和国家税收。

这一现象，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国际经济事件，就连马克思都专门著文论述。不言而喻，俄国从对华贸易中得到的是国库的充实、国力军力的增强，为其跻身于列强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这桩长达两百年的贸易中，俄国是作为国家级的大事来对待与处理的，就拿俄方“市圈”的规划建造者来说，就是参与《恰克图条约》的俄国全权大使瓦萨伯爵。而在清朝统治者看来，这只是政治行为的衍生产品，更多的是出于“安外靖边”的目的而给予俄国的“恩赐”，所以官方的所作所为，就是防范俄国来华商队“窥探枢机”，故而两百年间，能将出口俄国的商品贩卖到恰克图的，全部是清一色的“晋商”。

有商人的地方就能成城镇，晋商靠着他们的勤劳实干，伐木建铺，连绵不绝，自名为“买卖城”，与毗邻的俄国“市圈”仅以木栏相隔，宛若一城，其间“百商云集，万货云囤，市肆喧闹，居然都会也”。这一地方本为内陆腹地，荒僻无比，但因有了商市，就有了自己的机缘，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商业都会之一，全球最繁忙的外贸口岸之一。

当然，因商市繁荣起来的不仅仅是恰克图此一地，晋商行经处，城镇鹊起。张家口、归化城、哈密、库伦、乌里雅苏台、伊犁、多伦诺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地，无一不是因商市而兴起的重镇。

结语

尽管历代王朝对待“商市”的态度不一而论，但自汉朝以来将“商市”作为一种手段来安抚便民、消除外患从未真正变过。但客观来看，“商市”之功并非全然就是安边抚民，更多的表现的是对城镇化的推进，还有民族融合的促进。所以，“无商不活、无市不兴”，从这个角度来看，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何尝又不是一部商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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