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翻译

表3显示了各个制度主义模型，其中的假设是当地或是地方层面的指标如同公式4所描述的一样是恒量，且不同层次指标间（当地计划质量与政策习惯、民众参与度、地方中介等）有影响，影响关系如公式7。我们的预期是当地层次指标能有所效果，指标间的相互关联有积极作用。

这些制度模型（比如Burby和Dalton的模型）显示，当地计划指标的作用非常大。在社会学制度模型A中，我们观察了地方层面的政策习惯的作用。但在数字层面的各夸层次指标的相互作用却并不那么明显。在历史制度主义模型B中，我们发现当地层面的民众参与度有着巨大作用。在05层次上的影响很大且统计学意义明显。同样，当地计划中介行为与民众参与度之间的跨层次相互作用 成反比，二者在01层次上的统计学意义明显。似乎当地计划行为的效果取决于民众参与。在理性制度选择模型C中，我们发现在地方层面的地方机构预测指标（实在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词组）有着重大作用。该指标在01层次作用明显且统计学意义突出。同样，当地计划机构行为与当地中介间存在反比关系，二者在01层次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当地计划行为的效果会受地区中介的影响。

考虑到可能出现的随机结果，地方层面的分析模型A/B/C中的变量组成必须仔细选取。意思是潜在的变量也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政策习惯指标、民众参与指标、地区中介指标并不能代表这个层次的所有变量。我们认为有必要研究一下地区层次指标下 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正常习惯与地区中介角色的共同影响），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地区层面的剩余变量。在比较各模型的合适度的时候，模型C的不一致度要低于模型A/B，后者的AIC和BIC要高于前者。原因是，在一般情况下，拥有少量信息标准的模型往往更加“合适”，因而模型C被认为是一个更好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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