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灯下漫笔]应如何理解和解析?

其实这事他用的一种讽刺手法，这是我学的时候说的o(∩_∩)o...

鲁迅是反对一切“瞒”与“骗”的，他还要我们正视，中国人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处于“下于奴隶”的状态的。他举例说，在中国历史中，老百姓经常受到“官兵”与“强盗”的双重“杀掠”，这时候，就很容易产生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制定出“奴隶规则”，以便遵循的心理，这与前文当了奴隶还“万分喜欢”的心理是一脉相承的，而且还有发展，身为奴隶，却希望建立稳定的“奴隶秩序”——鲁迅行文至此，发现(揭示)了这样的奴隶心理，他的心情不能不是沉重的，他的笔调也愈加严峻。

以此观照中国的历史，所看到的竟是中国人的悲惨命运：在五胡十六国、黄巢(唐末)、五代、宋末、元末与明末张献忠时代，“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百姓反不得安宁；“纷乱至极之后”，有人“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反而“叫做‘天下太平’”。由此而推出的自然是这样一个“直捷了当”的结论：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这是本文“跳跃性”思维的第三级跳，第三个重要发现。它是对中国历史的又一个意义重大的概括。看起来这好像讲的是历史循环，其实质意义是强调，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走出奴隶时代”，区别仅在于是“暂时做稳了奴隶”，还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始终是奴隶”这一本质是没有变的。这也就为下文作好了铺垫。

鲁迅的这一论断的另一个含意是，鲁迅赋予“先儒”(实际是孟子)所提出的“一治一乱”说以新的意义：不论是“乱世”还是“治世”，都是“主子”(少数统治者)对“臣民”(大多数老百姓)的奴役；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作乱人物”(例如前文所说的张献忠)，就其本质而言 ，都是给新的“主子”(例如取代明朝统治者的满清统治者)“清道辟路”的，或者他们自己成为新的统治者(例如历史上的刘邦、朱元璋)。鲁迅对中国历史上的“作乱人物”(其中有些是“农民起义”的领袖)的这一尖锐批判，虽不是本文的主要意旨，也是发人深省的。

以上这一大段，是本文的主体，通过三次思想的跳跃，提出了对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历史三个重要的概括与判断，充分显示了鲁迅思想与文章的批判锋芒。

“现在入了哪一时代”一问，把文笔转向了现实，也即本文的第三个层面。

鲁迅先以退为进，“我也不了然”；然后指明现实生活中尽管人们都“不满”于现状，但无论是知识分子(国学家、文学家、道学家)，还是普通百姓，所走的路却或是“复古”，或是“避难”，其实质都是在“神往”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言外之意是清楚的：“现在”正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且人们丝毫没有彻底“走出奴隶时代”的要求与愿望。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这样的国民，鲁迅无法掩饰内心的绝望与悲凉。

于是，又说出两个反诘句，向每一个读者，也即中国的知识分子与百姓，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不满于现在，难道就只能像古人与复古家那样，神往于过去吗?

这一反问，就逼出了新的回答，另一种选择：人们不满于现在，无须反顾过去，还可以向前看——“前面还有道路在”。

编制之别：捕快在古代属于衙役中之“贱业”，人员来源于“三教九流”的成分，并严格规定后代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以免有辱斯文；警察是行政编制，属于国家公务员，按照其职业分类明细化或专业化，其政审较为严格，但是公正程度比古代较为公开或透明

现状之别：州县大小决定其人数，依附于审案的地方官员，对官老爷唯命是从，无独立的职权，缉捕与取证等工作也完全按照官员的意思行事，使得社会上经常出现“冤假错案”，需要“青天大老爷”去维持或主持公道。捕快平日身着便装且腰挂表明身份的腰牌。侦破任务都是有时间限制的，超时后便要受到责打或顶罪；警察是统一式服装（特殊岗位除外），刑警的主要来源有三种（警校毕业生、社会招录和军队干部转业），选拔程序严格，文化素质较高。刑警在案件侦查阶段独立行使刑事侦查权，不受审判机关干预

综上所述，古代的捕快和当今的警察之最大区别是制度的环境之别（古代：人治社会；当今：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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