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古文经学

　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学术流派。与“今文经学”相对。古文经，指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如景帝时，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以及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诸王等先后献给朝廷，藏于秘府。今文经，则指汉初由老儒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解释，由弟子用当时的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经典。至哀帝时，刘歆领校秘书，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立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而且有的博士本定为今文经。他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焚书之余，残阙不全。基于此，刘歆请立古文经《毛诗》、《左传》、逸《礼》于学官。因遭到太常博士群起反对，刘歆离开京都。西汉末，王莽欲篡权，提出“王田”的主张，要将土地收归国有，利用《周礼》关于井田制的说法，以为现论依据。《周礼》属古文经，古文经学地位因得以提高。平帝时，立五个古文博士，以与今文经学对抗。东汉初，刘秀利用谶语巩固政权，即位后，倡今文，废古文。谶纬之风影响了东汉经学的今古两派。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压倒今文经学，著名古文经学大师如大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以学术取高官。或有门弟子几千人，势力极盛。古文经学斥责今文经学附会谶纬的妖妄，强调文字训诂对于治经的重要性。为了准确解释儒家经书，古文经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作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撰为著述，如齐歆认为“六书”是汉字造字的基本法则，扬雄著《方言》，许慎著《说文解字》等，皆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至今仍为理解古代文化典籍的钥匙，受到学者的重视。至东汉末，儒学大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两派，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唐代，太宗诏使国子祭酒孔颖达统一异说纷纭的南北经说，撰定《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使明经取学者屏弃今古文的门户之见，自出亲意，宋人抛开旧注，直接往经文中寻求义理，敢于怀疑和独立思考，遂成为“宋学”。明代经学衰弱，少有建树。直至清代，乾嘉学者所用方法，称为“汉学”、“朴学”，无论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皆与古文经学为近。惟常州学派上承汉代的今文经学，依据《公羊传》及董仲舒、何休等人著作，借阐发孔子“微言大义”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态度，影响及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思想家。古人以后，经学今古文之争遂告结束。然作为不同的治学方法与对待古代思想文化典籍的不同态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影响并未结束。

两汉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历经秦火战乱，汉初儒家经典大都无先秦旧本。今文经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

籀文字写成的经籍。

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以董仲舒、何休等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传》。而古文经学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训诂，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以刘歆、贾逵等为代表，最重《周礼》。

汉武帝所立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学，今文经学长期垄断汉代官学。后今文经学逐渐陷入了僵化和烦琐，且又与谶纬结合，流于妄诞，西汉后期见衰。同时，古文经学却不断发展壮大，王莽当政时一度得立学官，东汉后期逐成压倒今文经学之势。

迨汉末，古文经学家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之说，今、古文之争遂息。至清代，今、古文经学之争再起，古文经学的治学路数为乾嘉学派和章太炎等所发扬，今文经学则为常州学派所复兴，并最终成为康有为推动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

在司马迁时代，整个思想界还是一片朦胧的认识，司马迁本人也没有直接提出“史学”的概念。但是，在司马谈和司马迁的头脑中，早已孕育成熟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史学思想体系，并且父子两代都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司马谈为此耗尽了一生，司马迁继承父志为太史令，接力修史。当太初历颁布之时，汉兴已历百年，封建国家出现了空前的统一，封禅改历，举国欢庆。这年司马迁四十二岁。他在激动之中，深感修史责任重大，岁月蹉跎，一种紧迫感也在催促自己要奋力写作。这时司马迁再次想到了父亲的遗言：“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先人，即指父亲司马谈。司马谈认为周公卒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应该有人继承孔子，宣扬清明盛世的教化，依据《诗》《书》《礼》《乐》来衡量一切。他发凡起例，功业未就而与世长辞。如今这副担子落在了司马迁的肩上，司马迁要实现父亲的遗愿而不敢推辞。司马迁也耗尽了一生，最终完成了《史记》，并将《史记》的主题升华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言”即议论、理想和主张。“成一家之言”，就是要独创一个思想体系，具有划时代的内容，能启迪后人，影响社会。“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一个首创。这表明，司马迁作史，并不是历史资料的汇抄和事实的堆积，而是要阐明自己的思想和理想，这就把历史记述与历史研究融合起来，从而写出了具有理论体系的真正的历史著作，也开创了史学研究的先河。司马迁自觉述史的创造，既为士大夫开辟了一条治史做学问的新路，同时也使史学研究从经学附庸中脱颖而出，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班彪即“专心史籍之间”，撰写《史记后传》。其子班固继承父业，潜精研思，改《史记后传》为独立的断代史书《汉书》。班固初为私撰，惊动朝廷，汉明帝批准，班固名正言顺奉诏修史，这正是士大夫受《史记》影响热衷治史，而统治者亦重视治史的例证。《汉书》问世，被目为五经之亚。从此史学“正统”地位确立，治史成为统治者的行政要务，也是士大夫的学问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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