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大学与中国同时期的书院在组织管理上有何异同

我国书院制度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与官学平行交叉发展的一种教育制度，它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改制于清末，是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它不是官学，但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吸收私学长处的新的教育制度，它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自书院出现以后，我国古代教育便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即出现了官学、私学和书院相平行发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势，直到清朝末年，它们之间具有排斥，但更多的是互相渗透与融合，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

（一）中国古代书院发展之轨迹

1、书院制度的起源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分官私两类，但都不是聚徒讲学的教育组织。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国家由强盛走向衰落，政治腐败，民生凋敝，文教事业也受到严重冲击，官学废驰，礼义衰亡。于是一些宿学鸿儒受佛教禅林的启发，纷纷到一些清静、优美的名胜之地读书治学。此后，归隐山林、论道修身，聚徒讲学之风逐渐兴起。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至五代末期也基本形成，北宋初年才发展成为较完备的书院制度，成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2、书院制度的确立

到了宋代，国家重归统一，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相对稳定，士心开始向学，由于统治者忙于拓疆守土，无暇顾及兴学建校之事，只重科举对现有人才的选拔和吸收，以满足立国之初的一时之需。因此在建国近百年的时间里，官学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正是在此背景下，书院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获得较大的发展，并确立了自己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的地位。宋代书院的发展轨迹，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

1）宋初的勃兴 宋立国后，暂时无力顾及振兴官学，因而对著名私学采取“赎买”政策，始为官私联营的学校模式出现。宋初的六大著名书院即为代表。

2）中期的消沉 北宋三次兴学期间，官学空前兴盛；且重在改革的实践理性成为主流，纯学术的研究日渐消沉，因而书院不彰，连著名的六大书院也破败停办或改为官学。

3）南宋的大盛 外族的入侵，内部的倾轧和科举的腐败，致使南宋的官学形同虚设。更由于朱熹等人对书院卓有成效的复办和理学的流行，书院又日渐昌炽。

宋代书院普遍订立了比较完备的条规，这是书院制度化的重要标志，其中朱熹亲自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书院学规的典范。

3、书院制度的官学化

到了元代，统治者为缓和蒙汉民族的矛盾，笼络汉族士心，对书院采取保护提倡的政策，同时也逐渐加以控制，使元代书院日益呈官学化趋势。元政府还对书院的招生、考试、毕业后的出路等方面严格控制。元政府采取这些措施，逐渐使书院失去了其自由讲学的特质，最后与官学无异。它赖以生存，饮誉于世的学术特色逐渐由淡化到消失，最后沦为科举的附庸。

4、书院制度的勃兴与毁禁

明代书院的发展“经历了沉寂——勃兴——禁毁的曲折道路”。

1）明初的沉寂

明初因政府重视发展官学，提倡科举取士，使官学兴极一时，书院备受冷落，近百年不兴。

2）中期的复兴

明中叶以后，因官学空疏，科举腐化，书院教育由此复苏，嘉靖以后，发展到极盛。

3）后期的沉沦

由于书院研究学术特质的复归，书院讲学的政治色彩愈来愈浓，“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统治者深感“摇撼朝廷”。明代后期，当权者先后四次禁毁书院，严重地戕害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尤其是，“洞学科举”的创设，使书院、官学、科举逐渐融为一体。

5、书院特质的消失与改制

清初，统治者为压制舆论，消除南明的复国情绪，对书院严加限制，但禁而不绝，不过这时的书院已经同官学没有什么区别，从元代开始的书院官学化倾向，到清代达到极致。清代书院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八股文制艺，目的是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完全丧失了书院原有的教学风格与学术研究的性质，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已所剩无几。

鸦片战争之后，闭关锁国百余年的“天朝大国”的大门终于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打破。在“师夷制夷”的洋务运动中，洋务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改革旧式书院就成为大势所趋。在此情形下，清政府终于采纳了张之洞、刘坤一的建议，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下诏将各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至此书院制度走完了近千年的曲折历程之后，最终汇入了近代学校教育的洪流之中。

（二）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之评价

1、办学特质

书院是介于私学与官学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它具有“非官非私”、“既官既私”的特征。具体而论，其办学特质可以归纳为：

1）官方的认可、扶助

2）注重藏书、读书

3）自由讲学，研讨学术

书院是“三教”鼎立和兼容的产物之一，书院大多选址于名山大川、风景优美之地，与佛、道的影响不无联系。

2、教学方式

1）讲演辩论

中国书院十分重视学术讲演，其形式有“升堂讲说”、“学术会讲”等。书院大师除了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外，还十分重视不同学术观点的论辩交流。明代后期的顾宪成、高攀龙就特别制订了书院会讲制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并订有“会约”、“会规”，以道义相磋磨，学术相珍重。

2）自修问难

除学术讲演外，书院教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学生自修研究和质疑问难。书院藏书丰富，这为学生自由读书和独立钻研提供了方便。朱熹认为，除集体讲演外，书院的老师的职责就是指导学生自修读书，强调读书须有疑，有疑而又深思未得者即当请教大师，这就叫做“质疑问难”。朱熹创造的读书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3）研究探讨

书院以学术探究和理智训练为根本。无论是大师讲演，还是学生自修，都十分明显地体现了注重学术探讨的研究精神。书院作为知识分子求知问学的精神家园，努力将学术研究与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他们一方面通过学术研究深化学理探讨，促进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教学和学术研究培养人才，扩大学派影响。正是这样交互递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和学术的发展。

4、组织管理

在组织管理上、书院也与普遍学校有所不同：

1）管理机构精简化

与私学一样，书院只有一位明确的主持人。其名称有洞主、山长、堂长、院长等，主持人往往是学派宗师，讲学释难为主要职责，而管理实为兼领。有些规模较大的书院，虽增设副讲、管干等职，但专职人员极为有限，往往由书院学生轮流分任，相较于官学，书院冗员极少，且有吸收学生参与管理的特点，或称“高足弟子代管制”。

2）管理原则民主化

与普通私学一样，书院师生均可来去自由，较少专制性的处罚。书院主持人的产生，多为公推，而非官委。有些书院曾明文规定。主持者“不称职则更易”，还有“按季更易”的条例，不搞终身制。

3）管理方式学规化

由于书院的管理人员少，而师生又朝夕相处，所以制订一套共同遵守的学规来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教育实属必要。书院的学规大体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指出为学的方向；二是为学、修养和待人处事的准则、方法；三是规定犯过的惩治。

最负盛名的学规有：朱熹所订《白鹿洞书院教条》和吕祖谦所订《丽泽书院学规》。

(三)书院与官、私学之比较分析

由于书院具有“非官非私”和“既官既私”的特点，因而书院与官学相比，多有不同；与私学相较，也有所别。

1、与官学之比较

与官学相比，书院从以下几个方面与官学多有不同：

1)从教师来看 官学的教师都是由朝廷任命，属封建王朝的官吏；书院的教师则由地方聘请推荐，多为德才兼备的学者、士大夫，有的虽是朝廷命官，但作书院教师仅为兼职。

2)从学生来看 官学学生来源多为官宦子弟，等级性强，且需严格考试方能入学；书院的学生则来去自由，没有等级尊卑之别，入学也无须什么考试。

3)从教育内容来看 官学教授的内容多为朝廷核定的教材，内容较为固定、单一；书院教学内容取决于该书院的特点及山长，主讲教师的所长，一般山长或主讲教师的讲授内容，决定于书院传授知识及学术的主流，因而教学内容较为灵活、宽泛。

4)从教学组织形式来看 官学的教学比较呆板、单调；书院教学比较灵活、多种多样。特别是书院的“讲会”制度，成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形式，这也是书院区别于官学的重要标志。

2、与私学之比较

书院自产生之日起，便与私学有天然的联系，其共通点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它同私学一样，是由民间集资创办的，不属官方之列，具有很强的独立自主性；其二，同私学一样，书院是向下层社会开放，面向乡间的；其三，同私学一样，书院是以平民子弟为培养和教育对象；其四，与私学一样，书院主要是一种素质教育，不以科举仕进为办学目的。

在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书院与私学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书院是从私学脱胎而来，但书院又不是一般的私学，这已不是对私学经验的直接搬用，而是对私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是一种独立于官学和私学两大教育系统之外的另一种新的教育系统。

诚如前述，作为一般的私学，基本上都处于一种自发性的状态，它还未形成一套长期稳定的完备的教育规则，具体表现为：其一，没有固定的校舍和教育设施；其二，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其三，没有专门的图书藏所，更不具备印刷图书、讲义的条件；其四，没有相应的教学计划和规章制度；其五，是一种手工业式的办学方式，因此不可能像官学那样进行分班教学；其六，没有任何形式的考核体系，缺乏强有力的教育管理制度，学校处于一种无组织的松散状态等等。而书院则不同，它站在当时历史的高度上，对官学和私学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并进而对这两种教育制度进行了综合与改造，从而形成了一种既非私学又非官学的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形式。

书院与一般私学不大相同的是：

1)书院既有固定的校舍和教学设施，又有专门的图书藏所，不仅校舍宏伟，而且藏书极为丰富，这是一般私学所难以达到的。

2)书院有固定的教育经费作保障，建立了类似于官学的以学田为中心的教育经费体系。书院获取学田的渠道有二：一是民间捐献，二是政府拔赐。这是书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这也是一般私学所不具备的。

3)书院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建立了类似于官学人员编制和岗位。每人根据自己的岗位职责，分别负责学生的授课、考核，生活和书院的经费、祭祀、保卫安全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书院的学生也参与管理，如直接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堂长、管干、学长、斋长等，都由学生担任。

除此之外，书院还制定了一系列独有的颇具特色的教条、学规、学训等，把得之于管理实践的一系列经验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这是书院走上了制度化的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书院虽与私学有着天然联系，但又与私学有别；它既与官学有质的区别，但又吸取了官学中的许多积极成分，与官学有一定联系，书院正是在广泛吸取了私学和官学的有益经验基础上进行成功的改造之后，才形成的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教育制度，它是中国生活发展紧密古代社会近千年来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它在教育中所起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始终是官学和一般私学所不能达到，也是它们所不能取代的。

(四)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

就在东方古国中国书院制度日趋成熟，空前兴盛之时，在遥远的西方世界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机构—近代大学，就其产生的特点来说，欧洲中世纪大学与中国古代书院不无相同之处，但却与书院有着明显有别的历史命运，为此，笔者将从文化的层面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文化在最普遍意义上是指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状态的全部事物，通常可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层次。就文化与书院和大学的关系而言，两者主要受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1、制度文化

从制度文化层面来说，中国古代与欧洲中世纪相比，在政治体制和宗教势力两个方面大有差异。

1)政治体制

中国古代自秦以来建立的中央统治政权，其政治体制始终是高度集权。与中央封建集权保持一致就成为书院延续的必要条件，当书院的自由研究、论辨讲学没有触犯统治阶段利益和动摇其政治秩序时，或者中央政权无力顾及书院的越轨行为时，书院方显自己本色；一旦书院的自由化程度超越了封建王朝的容忍的上限，等待书院的只能是或被禁毁或者屈从权势而走上官学化的道路。中世纪的欧洲与中国同一时期的政治状况不同，当时的欧洲可能更近似于我国春秋战国诸侯分立的时代，许多民族国家和世俗政权并立，这才使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办学的自主成为可能；从历史上看，欧洲中世纪大学较小受到世俗政权的干涉和干扰，中国书院却很少有那么幸运。

2)宗教势力

中国文化素以非宗教化为荣，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演化而来的道教充其量仅是一种准宗教，外来的佛教也没能发展到与王权抗衡的程度，世俗权威始终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书院的存在和发展既有利又有弊。前者表现为书院教学与研究与社会政治联系，对于消除社会弊端，促进社会进步有益。后者主要表现在由于缺乏宗教文化的天职观念，使书院难以抗拒世俗的功利诱惑，从而走上学而优则仕的老路，这必然影响到书院学术的范围、质量和深度。

中世纪的欧洲宗教势力强大，宗教对大学的影响远远大于世俗政权。这种影响也是利弊兼有，使中世纪大学的教学内容带有浓厚蒙昧色彩，但宗教为论证教义的合理性而主张广涉博览各个学科的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同时也陶冶了人们的敬业钻研的职业情趣，锻炼了人们的思维的严密性，从而为科学文化的发展积累了深厚的智力资源。

2、观念文化

从观念文化的角度看，中西文化差异更为巨大。笔者再从文化取向和学术自主这两个方面，对书院和大学进行比较分析。

1)文化取向

文化取向问题在中西教学思想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在西方，主智主义可以说是贯穿西方教学价值观思想历史的一条主线，源远流长，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在中国，伦理本位和极端实用主义备受尊崇，自然科学知识长期被正统教育所排斥，单纯为政治服务，视学问为晋身之阶，求仕成为求学的唯一目的。综观中国书院制度将近1000年的历史中作为封建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注重人伦纲常之道的教育，把伦理道德当作人类生活决定性因素的价值取向，从而限制了实证科学的发展。儒家主张自省，而不主张向外探索宇宙的奥秘，反映在教育内容上就是教育与自然科学知识分离，教育内容排斥科学知识。中国书院虽然注重相互争鸣的学术研究，但书院大师们在维护宗法封建社会这个根本问题上则是一致的。虽然它存在了近千年，但只有形式上数量上的变化，而无实质性的变革。中近代的落后与重德轻智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是西欧社会开始走向繁荣昌盛在文化上的初步表现，中国世纪大学不仅为当时各领域的学者提供了活动的舞台，而且成为培育新一代学者的园地，学者们不仅担负起保存文化，传递文化的责任，而且担负起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天职，虽然他们没有冲破封建教会的控制，但在时代需要的推动下，他们注重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科技文化知识的传递，这是对传统基督教神学教育独霸讲坛的一大突破，客观上为促进西方近代科技革命的兴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学术自主

学术自主意味着学术要从政治怀抱中自由出来，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外界的压力。

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教育必须受政治权力的摆布，中国古代书院也如此，它始终未形成独立的教育体制，学术无自主性，由于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利禄的引诱，丧失了书院淡泊名利，专志于学术研究，志在治学修身而不事科举的初衷，最后逐渐官学化，成为科举的附庸。当近代革命在欧洲发生时各国都从科技成果中获得巨大的利益时，而中国的童生士子却长年累月地蠕动在应试赶考的黄土路上，在考场上比试如何写好八股文，如何代圣人立言。正因为书院缺乏学术自主性，在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时兴时衰，时浮时沉，随着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没落，书院制度及其优秀传统又被封建社会所埋没。

中世纪大学享有较高程度的自治，大学可以拒绝来自外部的各类干预，并为独立生存和自由研究争取了一定的“特权”，这对科学研究和学术繁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学术自主，使中世纪大学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对西方文化进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大学不仅成为民族的灵魂，而且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文化渊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由于大学的产生和发展，才使西方文化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地积累、冶炼、更新和升华，构筑起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大厦和开放性的知识系统。也正是在这个进程中，西方的大学制度也不断地完善，因而能够从容自由地应付新的文化挑战，历久而不衰。

由此可见，相同的时间，相同的机构，却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而造成不同的历史命运，很是值得深思体味的。

古代中西方教育体制之比较

西方中世纪教育体制结构是多元化的，主要以教会、王权与世俗多元为主要特色。中国中世纪教育体制是一元化结构，以国家官府办学为主导，私学作为附庸。在课程内容、思想价值、教育成果诸方面，都存在差异，最后西方突破教会的控制，转向人文主义，大学逐渐成为当时自由思想的根据地，培养出一大批有独立个性的文化人，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而中国的教育体制始终徘徊在专制的阴影之下，主要培养了一批御用文人，无法走出传统的怪圈。中世纪中西方教育体制对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比较考察之中，给人耐人寻味的启示，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从中找出许多历史的教训。

一、教育结构系统的考察

中世纪初期，基督教几乎垄断了当时的教育。6世纪起，基督教教育逐渐超出家庭的范围而走向学校。主要有两类：一是修道院附设的学校，二是由教会和政府主办的学校。789年，查理大帝发布公告，要求各地教会设立学校，删订有关书籍，使教区内儿童学习。该公告被称为“中世纪教育的第一个总纲”。之后，教会在各地办起各类学校。

7-8世纪，西欧世俗教育逐渐兴起，尤其在爱尔兰和英格兰较为发达。随着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发展市民教育的城市学校应运而生。城市学校分二种：一是为上层市民即工商业经营者设立的学校，如文法学校之类，服务于自由市民的生活情趣和读写需要。二是为下层市民主要是手工业者子弟而设立的学校，如行会学校之类，以培养技术工人。世俗化的市民教育是中世纪后半期教育的重要方面，它为教育近代化打下了基础。

文艺复兴开始后，市民阶级重新发现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和古罗马的法律科学为了与教会学校相抗衡，市民阶级仿照古希腊的“学园”创办了许多学院，讲授和研习哲学、神学、医学和法学，这种兼具教学和科研职能的机构后来发展成近代意义上的大学。11世纪后期，第1所大学是意大利的萨勒诺大学，其最初是一所医科学校。其后意大利的波尼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等著名大学创办。13世纪，各大城市纷纷创办大学，教会也或参与创设。

大学最初是作为一种行会组织而被特许的，“大学”这个词的原义是“融合为一”、“会社”、“协会”，最初的全名为“教师与学生的联合”，即教师与学生组织的一种社会团体。其最初不过是私人间的一种结合，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自由团体，后来才渐渐成为正式的教育机关。也是一个为学习服务的联合体，如书贩、信差、药商、抄写人，甚至旅店老板，都可算是大学的成员。他们象其他行会一样，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许多大学成为一个自治的组织，对地方当局和教会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也有一些大学为教会创设，如巴黎大学由巴黎圣母院的神学院发展而来。其管理模式也可分两类：波尼亚大学的学生主体模式，由学生组成委员会，选出校长，制定章程，雇佣和监督教师，安排教学计划。巴黎大学的教师主体模式，由教师组成行会，选出校长，制定章程，安排教学工作。14世纪后，学生与教师的组织开始联合。

大学独立自治的特权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赢来的，欧洲所有古老的大学，没有哪一所不曾经历过相关的卓绝斗争。如巴黎大学处在教会和世俗势力双重的夹击下，其争取自治的道路艰苦而漫长，甚至付出流血的代价。1231年，教皇格利哥里九世出面调停，这位法学家出身的教皇发布了有大学“独立宪章”之称的教谕令《知识之父》，确认了大学的法权自治，肯定了巴黎大学有教学、罢课、结社、授予学位等的自决权。这份由教皇亲自授予的独立宪章，使巴黎大学最终摆脱主教的控制而取得自治团体的法律地位，这一地位也得到国王的认可。此后，有关斗争还时有发生，而独立自治的传统延续至今，巴黎大学成为法国的生命之树，它吸收着欧洲各国最优秀的教师和最好的学生。

各大学在这几个世纪中，虽然道路都颇为坎坷，它们既反抗教会，又要反对国王，但最终都摆脱教权与王权的控制，其在中世纪或可看成是与宗教、世俗权力并驾齐驱的文化力量，成为独立自治、自由思想的根据地，作为西方文艺复兴的摇蓝，是西方教育现代化的先声。

综上所述，西方中世纪教育形成的是多元化结构，其中以教会、王权与世俗多元对立为主要特色。前期以教会办学为主导，后期以城市世俗办学为主导。大学在欧洲成为与教会和王权并驾齐驱的三大势力。关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权力格局，人们常以“上帝的事归上帝，凯撒的事归凯撒”的名句来描述。其实还可加上一句：“亚里士多德的事归亚里士多德”。体现出其民间自主教育模式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于战国、秦代开始设置博士制度（中央官学体制）。汉代太学的建立，以公元前124年汉武帝置博士弟子员为标志，从数十人增加到成帝时的三千人。隋在中央设国子监，总管国家各级各类官学。唐初大力发展官学体系，国子监下辖六学二馆（弘文馆、崇文馆），并在太医署下设医学、礼部的祠部下设崇玄学、秘书外省下设小学。北宋经庆历兴学、熙丰兴学、崇宁兴学，官学体制进一步完备，太学扩建规模，更增加了武学、画学等专科教育。明代建立相对独立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中央官学系统有两京国子监、宗学，及武学、阴阳学、医学等。清代因袭明代的中央官学体制，国子监有六堂二厅，并隶设算学、旗学、俄罗斯学、琉球学。宗人府隶设宗学、觉罗学。内务府隶设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回缅官学。此外，理藩院有唐古忒学，钦天监有天文学，太医院有医学，乐都有教坊司。中央官学教育体系已非常庞杂。

地方官府办学，汉代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王莽执政时，要求按地方行政系统设置学校：郡设“学”，县、道、邑设“校”，乡设“庠”，聚设“序”，各配备经师1人。东汉前期地方教育相当昌盛。北魏天安元年（466年）制定出第一个地方郡国学制模式，规定了学校的规模与学官设置，教师与学生的录用标准等，标志着中国古代地方官学教育制度规范的建立。隋唐地方官学有府学、州学、县学。宋代设置诸路学官，以加强地方教育管理，经历次兴学运动，形成遍布全国各地的官学网络，其规模与数量超过汉、唐。明、清代地方官学更是遍布各地，重点突出。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虽一度兴旺，但战国后期法家改革开始取缔。秦、汉至明、清，民间私学一般只相对官学起一些辅助性补充作用，以历代私塾的蒙学教育最为典型。而汉代的私家学术传授，主要补充当时官府地方教育的薄弱。魏晋南北朝时私学的消长与官学的盛衰对应，乃出于世道的动荡，而非私学真正的发展成长。唐代允许民间基层设立私学，也为补地方官学的不足。私人书院在北宋初期的兴起与南宋的恢复，也是地方官学薄弱所致。宋末，书院开始受制于政府而开始官学化，元代官府进一步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一些书院演变为地方官学，官府更新建许多书院，都成为国家科举考试的附庸。明中叶至清初，私学书院再次勃兴，原因是原有的官学体制不能有效地完成培养经世致用人材的任务，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因而需要借助私学书院这种形式。至乾嘉时期，其学风转向训诂考证方面。同时，我们从书院教育的主体内容、教育思想诸方面，可知道其并不能形成独立的私学文化教育体系。

所以，中国古代教育完成的是一元化结构，以国家官府办学为主导，私学书院为辅助的教育体系，为专制政治的强化服务。其特点是，表面上看也存在官学与私学的二元体制，然而实质上，私学始终是官学的附庸，民间办学没有产生突破的思想，更没有与官学对抗的力量，私学并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从上述特点而言，中国的古代教育完成的是一种封闭式的一元化结构系统，且在千年的运作中没有质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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