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孟子有什么不同

孔子和孟子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主张仁的思想，但他们之间也存在很多不同。那么孔子和孟子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首先，孔子和孟子的性格不一样。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嫉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是一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而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他把个人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解民倒悬为己任，百姓的苦痛便激起他的愤世嫉俗。

其次，二者对仁的思想贡献不同。孔子是仁的奠基者，孟子是仁的建立者和完善者。最后，二者的施政纲领不一样。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而孟子的施政纲领更详细具体。

关于孟子与庄子的人性论问题，陈鼓应先生在《孟子与庄子在人性问题上的讨论》一文中已经作出一番探讨，他认为，“在孟子性善的映衬下，庄子一方面以‘道之真’为形上基础，论证人性之真，另一方面又以‘道之美’为理论依据，演绎人性之美。进而，庄子更于诸子中率先凸显‘情’的议题。”孟子与庄子的人性观有相同之处：庄子提倡要回复内心的静，而孟子则是养护内心的本然之善。本然之静与本然之善，相差似远，实则可通。本文主要从他们的相似之处入手，探究他们有什么分别，以及造成这个差异的原因。一、“性善说”与“性静论”出现的背景陈鼓应先生说，孟子和庄子对于心的议题的关怀，体现了一种对生命的关怀。战国时代，他们对人的死亡表达出深切的悲痛。[1]在此背景下，孟子与庄子提出了不同的人性学说。（一）“性善说”的提出是出于政治教化的目的孟子的“性善说”论述主要集中在《告子》一篇，是最后一篇。而《孟子》第一篇则是政治学说，孟子告诉梁惠王，他有恻隐之心，具备施行仁政的可能性；《滕文公上》记载；“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的性善学说，总是和他的政治学说联系在一起。朱子认为，孟子提出“性善说”，是一种贡献。他使人有“人性本善”的自信，可以去做好事，对于社会也有利。这贡献是相对于政治而言的。出于政治教化的目的提出人性论说的，还有荀子，虽然荀子主张性恶，但是也是为了教人民学习礼仪，学习仁义的行为规范，使人提高自身的修养。荀子与孟子提出了不同的人性说，但其目的是一致的，都是指向社会，既引导个体主动地“克己复礼”，又引导君主以仁义为准则治理国家，使得社会处于一个和谐的状态。由此可见，人性论出现的，和圣贤想要施行政治教化有密切的联系。如果单纯地讲施行仁义，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为人们提供指导作用就够了，而人本性是善，还是恶，无论如何是不可改变的。人性论的重点，放在后天对人性的发展和养护上面。“性善论”是为孟子的政治学说服务的。（二）性静论得提出是出于返归自然的目的庄子的学说主要针对的不是政治教化，所以说并没有对人心是善还是恶做一个判定，而且，庄子对于是非善恶的态度是“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便不会对人性在善恶上做一个定性。众人天性优劣善恶各有不同，从平等的角度来说，每个人对于自己将接受什么样的天性没有决定的权力，所以，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天性不复合世俗标准而愧疚。仁义名利容易引人去追求，这些标准会导致人们“与接为_，日以心_。发若机栝，_如诅盟，杀若秋冬”，人心不安，社会混乱。庄子便对人性之善恶没有预期，这样，人就能坦诚直视自己内心，不去关注性分之外的事情，人心安宁，社会不会动荡。所以，庄子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不希望百姓因为这些外在的标准而去想性分之外的事情，而堕入是非_争当中。庄子追求返归自然，与物俱化。在《骈姆》一文中，庄子提出，仁义的旗帜是多余的，就像骈姆一样。他主张人返归自然，不要去追求性分之外的“善”与“美”。一旦出现了这种崇尚之心，就违反了真实，无论做得怎么好，也只是性伪的表现罢了。“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追求这些性分之外的“美”与“善”，则可能导致关乎己身性命的伤损之忧。返归自然，应摒弃人为的智性、情欲。回归到静的状态当中。庄子追求的是性之静，并不是说他认为人性通常情况下是静的。《在宥》当中，庄子论及人性：“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人性躁动，容易受人影响，容易妄想，自苦自乱。他没有直接提人性本然是静，但是他认为道德之质在于恬淡寂寞，虚静无为。人能够抛除外界的影响，恢复“静”的属性，心斋，把自己变成一个任气进出的通道。这是理想状态。也就是说，人具备恢复静性的可能性，人的躁动包含了回复静的可能性，而人应该追求的是人性的静，而不是放任人性的躁。因此，庄子对于人性的看法是“性静论”，而不是“性躁论”。庄子对自然、对“道”的信任，使他摈弃了对人为智慧的信任。任人性，不如任道性。人性与道性结合，就能达到最光辉的效用。庄子认为，人性只有被动地任道，才能和道相符合。所以，他主张恢复人性中的道性，任静，复性。来源：青年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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